美國記者葛蘭恒在煙臺解放區留下的光輝足跡

璜山書院

白蒂·葛蘭恒（注1）（1916年～1951年2月），女，美國西雅圖人，其英文名字叫Betty Graham。她的中文名字除了常用的白蒂·葛蘭恒外，還有多種稱呼，如貝蒂·葛蘭恒、葛蘭痕、葛蘭、貝蒂·格蘭姆、貝蒂·格瑞漢姆以及蓓蒂·葛蘭恒等。她對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十分關切，同情和愛戴中國人民，是第一位深入華東戰場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膠東解放區進行正面報道的為數不多的外國戰地記者之一（見圖1）。下面按解放戰爭時期葛蘭恒進行采訪報道的先后時間，介紹她在膠東解放區采訪報道時所留下的光輝足跡，以及發表的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文章。 圖1 葛蘭恒在山東解放區采訪（注2) 一、在《膠東大眾》發表《訪陳毅將軍》 　　美國記者白蒂·葛蘭恒于1946年11月在中共 (南方) 工作委員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聯絡處負責人陳家康（注3)（英文名 Ch'en Chia-k'ang）的陪同下由上海乘船來到山東解放區。1947年1月13日，山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在魯南前線指揮部接受了葛蘭恒的專訪。這次采訪葛蘭恒以《訪陳毅將軍》為標題，1947年3月31日發表在膠東區黨委領導下的膠東文協主編、膠東新華書店發行的《膠東大眾》（半月刊，第五十四期）上（注4），并配發了陳毅將軍的木版雕刻像，見圖2。 圖2 在《膠東大眾》上發表的《訪陳毅將軍》 　　在《訪陳毅將軍》這篇報道中，陳毅將軍分析了嶧縣和臺兒莊兩次戰役勝利的主要原因：“國民黨部隊放下武器之迅速及俘虜參加中共軍隊之極大數量。”并指出，“目前戰爭之性質……已成為民族戰爭，成為爭取獨立的戰爭。”關于兩次戰役勝利的戰略意義，陳毅將軍認為是“局部反攻性質，而非全面反攻的開始”，也是“對延安前線的一個援助。”文中結尾寫道：“陳將軍的意見以為最有用的新繳獲的武器是榴彈炮、坦克和電料器材。”最后他說道：“如蔣想再送一些來，我是愿意打收條給他的。”彰顯了陳毅將軍不畏強敵，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和豪邁性格。 二、MAO TSE-TUNG ON LITERATURE AND ART 在The CHEFOO NEWS 發表 　　1946年夏季，葛蘭恒在上海逗留期間與中共 (南方) 工作委員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陳家康將毛澤東主席重要著作《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翻譯成英文版MAO TSE-TUNG ON LITERATURE AND ART，但未公開發表。由于國民黨軍的大舉進攻，1947年4月，葛蘭恒隨大眾日報社從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濱海區(今臨沂市莒南縣)撤到了較為安全的膠東解放區煙臺，將在上海就已譯好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英文稿MAO TSE-TUNG ON LITERATURE AND ART交由The CHEFOO NEWS（注5）（中文名《煙臺新聞報》）正式出版發行，成為國際上首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英文版圖書，見圖3。這部書在膠東解放區廣為發行，并通過香港向國內外發行，對于國際社會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文藝方針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及實踐意義。 圖3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英譯版MAO TSE-TUNG ON LITERATURE AND ART?由The CHEFOO NEWS出版發行 三、全程采訪“楊祿奎事件” 　　1947年5月23日下午5點30分左右，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駐煙臺辦事處（簡稱“聯總辦事處”）的美籍工作人員阿力克·斯魯列維奇，在煙臺東山腳下大馬路東頭南邊的森林路上超速駕駛敞篷中型吉普車，碾軋死45歲黃包車夫楊祿奎，妄圖駕車逃逸，被目睹慘案發生的大眾日報社社長匡亞明的勤務員李萬槐持槍逼停吉普車并控制肇事者。此時的煙臺為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煙臺市人民政府為民做主，決不容忍外人逞兇、草菅人命，市長姚仲明要求煙臺市地方法院以膠東解放區的司法制度公開審理此次交通肇事慘案，并親自出庭為受害者申冤。葛蘭恒意識到此事件的重大歷史意義和新聞價值，全程參加了公祭和審判，并采訪了姚仲明市長、地方法院院長林蔚以及楊祿奎的家屬，也采訪了肇事者斯魯列維奇及被告方的代表李·普爾。最終，煙臺地方法院按照膠東解放區的司法制度和訴訟程序，做出如下判決：判處阿力克·斯魯列維奇兩年監禁，聯總辦事處支付楊祿奎家屬三千四百六十美元的賠償，以及三百三十三美元的喪葬費和四十美元的人力車損失費等。 圖4是1947年5月26日楊祿奎出殯時的情景，軍樂隊開道，持槍警察護衛，煙臺市姚仲明市長和聯總辦事處的代表李·普爾及夫人，胸佩白花、臂戴黑紗、手執白紼引導靈車。罪犯斯魯列維奇按照膠東民俗穿戴白色的孝袍孝帽，與死者楊祿奎的長子楊聚田一起披麻戴孝。 1947年6月19日葛蘭恒發自煙臺的文章《解放區的司法》（注6)中就楊祿奎事件的司法審判，寫到“這是在解放區第一次審判一個外國人”，“這次法庭開審，向解放區人民第一次具體證明他們已經真正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枷鎖，掃除了外國人享受的特權——換句話說，山東解放區已經不再是任何別的國家的半殖民地，或者被奴役的隨從。” 圖4 楊祿奎出殯時的情景 四、采訪昆崳山無染寺“解放軍官招待所”戰俘 　　無染寺是始建于東漢桓帝永康年間的膠東第一古剎，坐落于中國道教名山昆崳山主峰泰礴頂南麓，曾盛極一時，是道教全真派發祥地。早在 1935 年無染寺也曾是中共膠東特委組織的“一一·四”革命暴動指揮中心。 1947年7月，山清水秀的昆崳山無染寺已成為爭取改造被俘國民黨軍高級將領的訓練營，對外稱為膠東軍區東海軍分區“解放軍官招待所”或“解放軍官訓練團”。根據葛蘭恒的理解，“解放軍官招待所”“解放軍官訓練團”的真正含義就是英文的Prisoner of War Camp，因此在隨后發表的文章中直接使用了“戰俘營”這個詞。但出于保密原因，當時沒有報道這個戰俘營的真實地點。有一天經煙臺市市長姚仲明的安排，葛蘭恒乘坐吉普車走公路行至距戰俘營最近地點下車后，再經過半天多的長途跋涉來到昆崳山無染寺東海軍分區“解放軍官招待所”，并在此住了九天，其中八天大雨傾盆。她采用訪談和問卷調查方法，對被俘的 50名國民黨高級將領進行了深度采訪（注6）（注：被俘人員統稱為“解放軍官”，其中包括六名中將，有李仙洲、馬勵武和韓浚等，以及三十五名少將和九名其它級別的軍官。把他們被俘日期說成“被解放”日期）。戰俘營主任林力對葛蘭恒介紹說：“只要這些將領不搗亂，不逃跑，他們會受到尊重，而且有充分的言論和集會的自由。他們還有權管理這個戰俘營的事務。” 葛蘭恒以表格形式設計了24道問卷調查題，其中第一道題是“你的部隊被打敗的原因是什么？（用數字表明原因主次的順序）”，就有12條之多的原因供這些被“解放”的國民黨軍官選擇。這些“解放軍官”以不記名和打勾的方式回答問卷調查表。采訪中，葛蘭恒是用英文記錄訪談內容。1947年8月18日的《大眾日報》發表了葛蘭恒的問卷調查部分。如調查表有題“你是否認為國民黨不應侵犯解放區，而應遵守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解放軍官”回答“是”的三十二人，“否”的九人，無意見的九人。又如問“一個沒有共產黨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是否能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回答“是”的三人，回答“否”的四十三人，無意見的四人。 五、在《書店通訊》上介紹美國的書業 　　1948 年 7 月 31 日葛蘭恒在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的《書店通訊》（第二期）雜志上，發表了《美國的書業》一文。該篇文章把美國的書業境況進行了正反兩方面客觀報道，一方面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美國書業唯利是圖的商業競爭環境如何扼殺真正好的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對美國讀書會推銷書報方法、版稅制度等給與了充分肯定，認為可供解放區書業借鑒參考。 圖 5 在《書店通訊》上發表《美國的書業》 六、后? ? ? ?記 　　1948年8月，葛蘭恒與警衛員一起從山東益都出發，騎自行車奔波十幾天到達河北太行山麓獲鹿縣的南海山村，成為我中央外事學校（現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的一名外籍教員，同期的外籍教員還有國際友人馬海德（美國）、柯魯克（英國）和伊莎白（美國）等。新中國成立后，葛蘭恒在北京新華通訊社工作過很短的一段時間。 1951年2月12日，年僅34歲的葛蘭恒在北京不幸逝世。2月15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發消息“美籍進步新聞工作者貝蒂·葛蘭恒在京逝世”。在華的葛蘭恒朋友得知噩耗后，都對她過早地與世長辭，感到惋惜和痛心。葛蘭恒安葬在北京萬安公墓（見圖5），墓碑正面的中文寫著： “美國進步記者中國之友葛蘭恒之墓 一九一六——一九五一” 最后，無限感激葛蘭恒無私奉獻的國際主義精神，中國人民永遠懷念她。 圖 6 位于北京萬安公墓的葛蘭恒墓地 注：（1）Betty Graham（1916年～1951年 2 月），中文名為白蒂·葛蘭恒，也有譯為“白蒂·葛蘭恒”，出生在美國西部城市西雅圖一個富裕家庭，是一個美麗活潑、求知欲強的孩子，后來進入華盛頓大學學習心理學。她的父親是一名建筑師，他的公司1936年時在上海開了一個事務所，葛蘭恒隨父親來到中國度假，愛上了這個東方古國，決定留下來，在上海擔任《大美晚報》的記者。1937年她到韓國旅行時被當作間諜抓到日本人管轄的監獄里。被釋放后她回到西雅圖，然而西雅圖的生活對她來說太死氣沉沉、太無趣。在1939年她再次來到中國，于是在日軍轟炸后的重慶街頭或者是宜昌抗戰前線，都可以看到這位充滿活力的金發女記者的身影。她的采訪報道讓西方人民更好地了解到中國抗日戰爭的實況。在這期間，葛蘭恒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種好奇逐漸轉變為熱愛。1942年作為尼赫魯的私人客人訪問了印度之后，葛蘭恒回到美國，來到首都華盛頓特區擔任國際新聞社在美國國務院的特派記者。她經常談到她所了解的“紅色中國”，常常與友人們進行激烈的政治討論直到深夜。1944年10月美國戰爭情報局招募她成為遠東專家，來到舊金山。然而幾個月后葛蘭恒就辭掉了這份工作，她告訴朋友，辭職的原因是美國戰爭情報局對“紅色中國”不友好。1946年葛蘭恒回到中國，成為美聯社的自由記者，結識并采訪了周恩來等許多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后來她辭去了美聯社的記者工作，加入在山東的新四軍，成為一名外籍記者。1949年在解放軍進入北京城的隊伍里，美國《生活》雜志駐中國的記者詹姆斯·伯克看到了一個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穿著解放軍軍服的葛蘭恒走在隊伍中間，唯一與眾不同的是她那梳理得非常整齊的金發和鮮艷的口紅。1951年 2 月，年僅34歲的葛蘭恒在北京因情不幸自殺。她的朋友馬海德醫生通過電報告知她美國家人這個噩耗。葛蘭恒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離她墳墓不遠處是史沫特萊的安息地。（2）圖出自2019年12月14日《大眾日報》。（3）陳家康（Ch’en Chia-k’ang，1913年1月～1970年7月7日），湖北省廣濟縣（今武穴市）人。原名陳寬，曾用名陳有容，民族資本家家庭出身，先后在武漢大學預科、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習。1938年1月調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黨員培訓班主任。3月任長江局負責人周恩來的秘書兼英文翻譯。1939年4月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組副組長、黨派組成員。1940年12月后任南方局對外宣傳組副組長。1944年4月奉調回到延安，參加接待中外記者參觀團的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外事組科長，參加接待到延安考察的美軍觀察組。1945年4月以秘書身份隨中國代表團成員、中共代表董必武到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憲章會議。參與撰寫3萬余字的《中國解放區實錄》譯成英文發表，向全世界介紹中國解放區的真實情況。同年11月赴倫敦出席世界青年大會，被選為世界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陳家康曾任聯合國憲章會議中國代表團共產黨代表董必武秘書，建國后歷任青年團中央委員、團中央聯絡部副部長，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部長助理，駐埃及大使兼駐也門公使，外交部副部長等職。（4）《訪陳毅將軍》初稿是葛蘭恒用英文寫的，中文譯者是《大眾日報》女記者汪溪。（5）The CHEFOO NEWS（中文名《煙臺新聞報》）是一份英文報紙，4開2版，周刊，每期發5000份，由膠東行署外事特派員辦公廳主辦。1946年7月1日創刊于煙臺，1947年7月1日停刊。1946年7月15日，《大眾日報》刊發報道介紹《煙臺新聞報》：“煙臺11日電：英文版煙臺新聞報（The CHEFOO NEWS）于偉大的‘七一’紀念日出刊了。該報宗旨為供給旅煙外僑了解目前形勢，一致團結共同爭取世界和平，每逢星期一出版，內容除介紹國內外與地方重要新聞，凡外僑及外界捎來的論著、通訊及其他稿件，無不盡量采用。現該報除銷售本市外，并推銷至威海、龍口、石島、萊陽等地，每份售價一元。”《煙臺新聞報》出版后，還隨“聯合國救濟總署”的船只運往香港，對于宣傳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政治主張，介紹解放區的真實情況，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促進作用。（6）葛蘭恒等著《解放區見聞》，1993 年 2 月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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