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和“文藝周刊” ?鄒彤鄒緋緋李丹丹?2024/11/5

Tong

《天津日報·文藝周刊》歷經75年，出到3000期。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這塊文藝園地經歷了冰雹、雷電。它有過雜草叢生，甚至荒蕪。但是，云銷雨霽，“文藝周刊”還是以它特有的“淡淡妝，天然樣”，走到讀者的面前。 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將要來臨之際，報社文藝副刊的編輯同志，約我們寫寫父母早年編輯“文藝周刊”的情況，這給了我們一個集中回憶父母的機會。這些天，我們一直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恍惚間，父母又來到我們身邊，他們還都年輕，就是上世紀80年代的樣子。他們默默地望著我們，不做聲…… 一　　父親，鄒明；母親，李牧歌。他們青年時，愛好文藝。1948年，他們在冀東負責《后勤報》的編輯工作。1949年初，天津解放，他們進城后，分配到天津日報副刊科工作。郭小川、方紀和孫犁是“文藝周刊”的創始人。沒有多久，郭小川、方紀都因工作需要而調離，孫犁隨后升任編委，仍審閱“文藝周刊”稿件，父親則具體負責“文藝周刊”的編輯工作。 在孫犁的領導下，“文藝周刊”很快形成了自已的藝術風格，組織起一支頗具規模的作者隊伍，發表了大量的反映現實生活的優秀作品，在國內獨樹一幟，產生了廣泛影響。副刊編輯工作的嚴肅與認真，得到了孫犁的充分信賴和廣大讀者的喜愛。 上世紀50年代，我們尚年幼，只記得父母經常加班。他們匆匆吃過晚飯，給保姆撂下一句：“讓他們早點睡覺吧。” 就又去報社了。往往是我們已經入睡，他們才回來。一次，我聽到父親上樓梯的“噔噔噔”腳步聲，我趕緊裝睡。他一進門，就問保姆姚大姨：“今天，小彤的咳嗽好些了嗎？” 保姆馬上回答：“好了，明天送她去幼兒園吧。” 話音剛落，我突然嗓子發癢，咳嗽起來。” 父親見狀，說：“明天不要去了。” 他走后，保姆對此大為不滿，說我：“就會裝事兒。” 我感到很委屈。母親后來告訴我，我得的是百日咳，咳嗽起來臉憋得通紅，她為當時沒有很好地照顧我，而感到歉疚。那時的家長，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另一個很深的印象是，父母在家里經常為什么事兒發生爭執，中間總是會說到“孫犁同志”。于是，我們知道，他們是為工作上的事兒爭吵，而且，孫犁很重要。 二 1959年，父親受反“右傾“的牽連，調離了報社。 1980年，孫犁向報社總編輯石堅建議，將父親調回天津日報社，主編《文藝》（雙月刊）。父親終于又回到闊別二十年之久的報社編輯部。弟弟在回憶父親的工作時寫道：“爸編輯這個刊物，也不容易。《文藝》雖然也是在報社印刷，實際已經走向市場，得有人買、有人訂，達到一定的份數才能保底。改革開放之后，文學期刊，蜂擁而起，大型的有《收獲》、《十月》等，《文藝》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談何容易。一些知名作家都愿意把稿子，投到影響力更大的刊物。” 1982年初春，父親來北京組稿。粉碎“四人幫“后，家里發生很大變化。我考上北京的一所學校，弟弟從吉林調回天津。特別是父母，又回到他們熟悉的工作崗位，父親的心情尤其舒暢。他先去看望了劉紹棠，從維熙等老朋友。他們之間有長談，有暢飲，充溢著劫后重生的喜悅，同時也有稿件的落實。 　　父親在臨走前一天的下午，去韋君宜家約稿，我陪同。韋君宜家寬敞，廳的正中有一張很大的桌子，上面堆滿了稿件、雜志。父親彬彬有禮地作了自我介紹，說明來意：“我們正在搞一期京、津新老作者的特刊，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您是前輩，字數不限，可長可短……” 只見韋皺著眉頭，一臉的不耐煩，沒等父親把話說完，她就火了：“你們地方刊物，為什么跑到北京來約稿，各地的編輯都來找我，我還做不做自己的工作？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她說個不停，父親根本插不上話。一走出她家，我忿忿不平。父親只是平靜地說：“人家是大刊物、老作家，老革命……” 這個情景我一直都記著，第一次發現, 父親的忍耐和寬厚的一面，同時也體會到，做編輯工作也有很多尷尬、無奈之處。 母親也常來京組稿，我陪她到過陳荒煤、冰心，還有從維熙的家。他們待人親切、尊重，沒有一點架子。在從維熙家，他還熱情地留我們吃午飯，講到他的母親時，富有感情。父親去世時，從維熙寫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二十多年后，我無意中讀到《王蒙自傳》，其中有一段寫到韋君宜。在1977年前后，他和他妻分別在韋那兒遭到冷遇。我相信他記錄的真實。再后來，見到韋女兒的文字，寫韋患腦栓塞，她盡心竭力地幫助母親康復，也有母女深情。 三 父親清瘦、儒雅。上世紀80年代初，我的婆婆柏生，第一次見到父親時，就說：“鄒明長得很像鄧拓，他也是福建人。” 婆婆曾在鄧拓手下工作多年。對此，我并沒有放在心上，對一般人來說，長得像誰沒有多少意義。有意思的是，今年5月的一天，我隨意翻看家里的老書柜，見到一本《人民新聞家鄧拓》。書是1991年出版的，收集了與他一起工作過的同志的回憶。盡管書的紙黑、字小、行密，我還是揀出來，撣掉灰塵，讀了起來。其中有石堅的一篇文章，他記述了1958年，在津接待鄧拓的情景。鄧拓來參觀，他去火車站接人，但他們之前未見過面。石堅寫道：“市委書記王亢之同志告訴我鄧拓的特征：身體瘦弱，文質彬彬，就像天津日報社一位編輯鄒明那樣。” 石堅按照這個特征，順利接到了鄧拓。我把這個巧合，告訴弟弟。他調出鄧拓的照片，看了看，說：“有點像，但還是爸年輕時精神。” 父親與孫犁既是上下級關系，又是非常親近的朋友。在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他們的友誼得到考驗。父親對孫犁始終很尊重，佩服他的學識、文筆，敬重他的為人。而孫犁對父親，則是信任他的為人正派和編輯水平。在《記鄒明》一文，字里行間充滿他對父親的理解和感情。 1984年，我到南方出差，在雨花臺，精心挑選了一些雨花石。它們紅白相間，紋理細膩，在清水浸泡和陽光的輝映下，各個顯得精神抖擻，靈動可愛。父親看到帶回的雨花石和蘇州的精巧甜點，為了使孫犁在孤獨的生活中高興一下，他挑選了幾枚雨花石和甜點送給孫犁，他說：“孫犁腸胃不好，不能多吃。” 我家離孫犁家很近，父親經常到他家里小坐。每次回來，他臉上都掛著欣喜。一天，他回來后顯得格外高興。在孫犁家，他又讀到了孫犁的新作。我隨口問道：“怎么樣？” 父親非常佩服地說： “那還用說，孫犁就是孫犁，一出口就是作家的語言。” 父親為人質樸，很重友情。1989年夏，父親已經感到身體不適，正趕上曾任文藝組負責人的勞榮去世，他堅持抱病參加告別儀式。那天，下著小雨，父親一早就做好了出門準備，穿著整齊，一絲不茍，他要見老朋友最后一面。不知何故，報社的車隊突然說不能派車了。父親很是遺憾。沒過多久，8月初，他又帶病趕往北京，參加舒群的追悼會。那竟是父親最后一次外出。 四　　在我們姐弟中，丹丹與孫犁伯伯最親近。在她純樸的感情里，孫犁永遠是和藹可親、正直高尚的人。2021年，她在一篇回憶中寫道： 上世紀50年代初，孫犁伯伯與我們住一個大院，我家住樓上，他家住樓下。我每天到院子里去玩耍，路過他家，我都看看他，他也總是親切地跟我說幾句話。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其實，那時他只有四十出頭兒。后來，他搬家到多倫道，見面的機會少了。 1974年夏天，我從西北兵團回家探親。一天傍晚，我和姐姐一起去看望孫犁伯伯。他坐在陽臺的一張藤椅上，女兒曉玲在他身邊，他見到我們很高興。他對我說：“你的照片，擺在兄弟照相館的櫥窗里，我看到了，照得很好。” 1992年，我和母親一起去看望孫犁。當時，他看上去顯得有些消瘦，穿一件銀灰色條絨夾克，很有風度，舉止瀟灑，聲音洪亮，笑聲朗朗，說話從不重復。 2000年，聽說孫犁伯伯已經住院兩年了。一天，我帶著兩盆花和保姆小改，來到總醫院看望他。孫犁伯伯靜靜地躺在病床上，比以前枯瘦了很多，曉玲守候在旁。曉玲低聲告訴我：“他知道你來了”。我看到昔日那么高大、談笑風生、富有神采的孫犁伯伯，現在被禁錮在一張病床上，那么無能為力、無可奈何。我頓時感到無比凄愴，淚珠止不住地滾落下來。我走上前去，雙手輕輕撫摸著他的臉頰，傳遞著我多少年來，對孫犁伯伯的崇敬和親近的感情。在回來的路上，我心里默默地與孫犁伯伯告別。 五 除了中間十年多的停頓，母親先后編輯“文藝周刊”長達二十六年。1979年，她重新回到報社。石堅總編輯找她談話，希望她能把文藝部的工作全面負責起來。但母親考慮到身體狀況和年齡，還是愿意把精力完全放在“文藝周刊”上。這確實是一份很不輕松的工作。每周出刊一期，要從眾多的稿件中選出好稿并加以修改，一環扣一環，如果終審時稿件通不過，一切需推倒重來。直到晚年，有一天夜里，母親還夢見分管“文藝周刊”的編委肖元找她，說哪篇文章有問題。她一下子就驚醒了。 弟弟回憶說：“媽看稿比較慢，但很仔細。她審閱作者的稿件就是一遍，有什么差錯就都改好了。有一次，在報社食堂的飯桌上，媽和我，還有文藝部副主任亞方。她們談的還是工作，關于正在修改并準備發表的一篇稿件，媽說：‘前邊寫了六億神州，后邊又寫七億……，這個應該統一。’亞方笑了笑，也沒說什么。這件事，至少過去五六十年了，我還有印象。” 他還說：“家里原來有一本紀念王亢之的文集，厚厚一大本，很多人都寫了文章。其中有李夫同志的一篇：‘有一次，王亢之要下鄉調查，讓報社派一名女記者（可能與婦女問題有關）。報社女同志中，就是周沱和李牧歌比較能寫，最后還是周沱去了。’當時的報社人才濟濟，可見咱媽是較為突出的。后來，我讀孫犁的《書衣文錄》，寫在1975年，周沱去世時，孫犁用了‘才女薄命’一詞，也是嘆為可惜。” 母親在“文藝周刊”發表過對新人新作的推薦和評論，也寫了兩篇以我們為原型的兒童作品。她對我說，曾有一位《兒童文學》的編輯，讀了她的文章，還特意跑來向她約稿。然而，在她負責“文藝周刊”期間，個人發表得極少，她堅持將有限的版面留給投稿作者的原則。 2004年秋天，在我們的鼓勵下，母親又拿起筆來，寫了一篇回憶孫犁的散文。文章發表后，一些老友紛紛打來電話，說她寫得好。之后，她又寫了方紀、舒群、祖母等六篇散文，都發表在“文藝周刊”上。她把散落塵封的回憶，像珍珠一樣一顆顆尋找、連綴起來。在寫舒群時，她需要一些相關資料，請《文藝》編輯部的田曉明幫忙。他很快到圖書館查找、復印，送來，母親對曉明的幫助，一直念念不忘。她對宋曙光的支持，也心存感激。 “文藝周刊”從1000期到現在，雖然已過去了41年，但那天的版面，仍然清晰地保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它有作家致賀的文章；它有華君武的漫畫，標題為“碩果累累”，畫面生動；它還有孫犁對如果辦好“周刊”而寫的指導性文章《我與“文藝周刊”》。 記得父親還特意到百貨大樓，買了一條質地松軟，顏色淡雅的拉毛圍巾，他說：“你媽媽辦這個‘周刊’不容易，值得慶祝一下。” 那天，母親像過節一樣高興。2024、11、5、感謝關注！ 1988年8月，父母去赤峰市開會，來到當年他們駐扎的解放區村落，見到思念已久的老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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