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的長女 ——我的同父異母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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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紅二”一說，有人炫耀，有人不屑。我這里之所以用“紅二”是指一個歷史時期的一類生人。 我的同父異母姐姐走了。我想寫些文字紀念她，可是心里慌慌亂亂無法下筆，我愛她，她是我在世上最親的人之一。記得是我三、四歲的時候，幼兒園放假了，我父親把我帶到人民大學，讓我對著一位成年人叫姐姐，我毫不猶豫地叫了聲“姐姐”，這一叫就叫了一輩子，姐姐也就呵護了我一輩子。 姐姐出生于1929年，姐姐在童年時從來沒見過父親。她常年跟著母親住娘家，家里沒有人對她提起過爹在那里，爹是干什么的，大人們都刻意回避這個話題。姐姐見母親經常暗自垂淚。 姐姐生平第一次見到父親是在七、八歲的時候。那是在一個冬天，曾祖父去世了，全家人守在靈前。突然見門外匍匐著進來一個人，撲到靈柩旁便放聲大哭。旁邊的大人告訴姐姐，這人就是你爹，你爹回來了。 這次父親回來沒有住多久，就又走了，大約是在七七事變前。父親這次離家的一幕，深深地刻印在姐姐幼時的腦海里。父親要出遠門了，沒有通知叔叔伯伯左鄰右舍，所以沒有人相送。那天清晨天剛蒙蒙亮，街上靜悄悄的，奶奶一人站在院子里，父親走到奶奶面前雙膝跪地磕了個頭，然后站起來轉身向大門口走去。奶奶以衣襟拭淚，姐姐沖出屋門追趕父親，但見他沒帶行李包裹，頭也不回，走得很快，漸行漸遠。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了，全國青年同仇敵愾，尤其是在北方廣大的農村中，由鄉紳帶頭紛紛組織起游擊隊。這些五花八門的游擊隊后來有的隸屬國民黨，有的被共產黨收編，有的自生自滅。當時的年輕人參加哪黨哪派都是為了抗日，他們那里能預知后面的國共戰爭？他們又怎會知道人生榮辱如抽簽押寶？ 后來我父親的老鄉和戰友告訴我們，他們縣成立了游擊隊，但是沒人會打仗，就把我父親請去當他們的參謀長。其時我父親已經隨東北軍進入冀中。 姐姐說她再次見到父親就是一身戎裝佩帶著槍支的軍人了。 ‘七七事變’后，縣城成立了抗日政府，抗日政府組織訓練抗日青年。在縣城西郊一個舊式書院里住著抗戰學院的師生，父親就在那里當教官。一天姐姐跟著自己的舅舅到抗戰學院看望父親。院子很大，里面非常干凈，院子里有一座座氣派的大瓦房，還有很多樹。只見大操場上的學員們正在操練，歌聲、口號聲、伴隨遠處的軍號聲此起彼伏。姐姐來到父親住的小屋，迎面放著一排槍架，上面架滿槍支。除了槍架就是一張單人床，床邊有一個書桌，桌上有一些書。事后多年，我姐姐和姐夫結婚后才知道他也是我父親訓練隊中的學員。 我在臺灣作家王鼎鈞的回憶錄中讀到當時的青年們參加軍訓的可感畫面，也看到他細致地描寫了他們的三位教官的生動細節。 父親在縣城工作期間，可以常回家看看，但住的時間很短，主要是招募青年入伍。當時父親任冀中軍分區六分區教導大隊長，他每次回家都是身著軍裝佩戴著武器，他的短槍摘下來就放在堂屋的桌子上。門外候著一群青年，被他一個個叫進去談話。人來人往，亂亂哄哄，熱熱鬧鬧的。后來有二、三十名本村的青年人被父親帶著或介紹參軍，到抗日前線去打鬼子了。大概是1938末或1939年初，父親在趙承金部的南下支隊，到冀南開辟抗日根據地，活動在河南滑縣、濮陽一帶。 因為敵人的割據，冀南、冀中被分割為兩大根據地，父親在冀南抗日，老家父母妻女在冀中的淪陷區。中間有敵人的封鎖線，崗樓林立，南北音信斷絕。整整八年，親人互不知生死。 王鼎鈞的回憶中說：小日本軍隊軍人的年齡越來越小，很猥瑣，以放火燒村子為樂事，以機槍點射老百姓為“游戲”。抗日根據地人民在日寇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下，過著非人的生活。 中國人民八年抗日戰爭終于勝利了。姐姐與父親久別重逢，是她永生難忘的記憶。那是1945年的8月，日本宣布投降。苦撐苦熬終于盼到了勝利的一天，男女老幼無不歡欣鼓舞。全家人沉浸在歡慶勝利之中，又聽說共產黨南方的部隊正在北上，緊接著，村子里天天就有部隊經過。看到戰士們苦戰八年后衣著雖然顯得破舊，但個個精神煥發。戰士們荷槍實彈，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隊伍中有男有女。姐姐追著女兵看，心中很是羨慕。當人們看到隊伍中有馬隊出現時，就知道是部隊中當官的過來了。他們來到村子后，騎馬的軍官一般都要下馬和鄉親們打招呼。爺爺奶奶天天都到街上去看，去打聽。 我們的爺爺也是中共黨員，這一天，爺爺經多次打問后得知：趙承金的部隊快過來了。趙承金是冀南一個軍分區司令員，父親是軍分區參謀長。這個喜訊對全家人來說甚至勝過日本投降的消息，盼著這支大軍早日到來。爺爺和奶奶天不亮就在村頭去等，盼望著兒子的歸來。有一天下午，趙承金的隊伍進村了，街上站滿了士兵和馬匹，就聽街上有人喊說，“玉堂回來了！” 八年來，父親在前方浴血奮戰，終于等到了全家人團圓的一天。悲喜交集的姐姐想見父親，又怕見父親，姐姐不敢上街去迎接，她一個人躲在屋子里，緊張得神經都是繃緊的。 這時，只見父親全副戎裝，帶著警衛員、馬夫、炊事員走進院子，接著邁進屋來。姐姐撲上去在父親懷里放聲大哭。姐姐的母親是區抗日干部，1941年患病后因環境惡劣，不能得到及時治療去世了。這些年姐姐就是一個孤兒跟著爺爺奶奶。沒有父母的姐姐，被村里的小孩說成是垃圾堆里撿來的孩子，姐姐小小年紀受盡屈辱和磨難。而父親在冀南對家庭的變故全然不知。現在父親回來了，姐姐卻沒有了母親，真是悲從中來，父親撫摸著姐姐的頭也流下了眼淚。 父親隨部隊由冀南北上，路過家鄉看望父母女兒，在家稍事逗留了幾天，即隨大部隊去參加東北解放戰爭，這一別又是四年。? 　　命運使我的姐姐成為“紅二代”的長女。 由于父親的關系，組織上送姐姐去辛集中學上學，姐姐是村子里同齡的女孩中唯一出村上學的。1946年姐姐在老家河北深縣的一所簡易的為期半年的師范結業后，教導主任推薦姐姐去讀辛集中學，并且寫了封推薦信。姐姐高興地拿著推薦信，跟隨一位深縣縣委的同志，步行70多里地到了辛集。那時石家莊還沒有解放。辛集就算是冀中最大的城市了，這里道路寬闊，店鋪林立，街景繁華。辛集是16歲的姐姐第一次所見到的大城市。 辛集中學的陳校長個子不高，白皙的臉龐，戴著近視鏡，文質彬彬的樣子。陳校長看過介紹信，很和氣地說招生期已過但你可以作為插班生入校學習。 姐姐興沖沖地一個人沿著已遭到破壞的滄石公路，風塵仆仆回到家里取行李，爺爺奶奶聽說孫女要去那么遠的地方上學很不放心。奶奶邊嘮叨著邊忙著為姐姐準備衣物。恰好本村的一位老鄉趕著馬車去辦事順路過辛集。姐姐把自己的行李放上了馬車。 陳校長安排姐姐插入三班也就是三隊，學校沿襲了戰爭時期的叫法，班稱為隊，當時學校已有三個班近百位學生。幾個女生親熱地幫著拿行李，問寒問暖。姐姐新奇地四處觀望，這里曾是一個有錢人的大莊園。一座座完整漂亮的大四合院，大院套小院，院院相通，據說共有幾十個院落。學校里還有一個大場院，是學生們的操場和集會的場所。 女生宿舍屋內四壁空空，靠北墻是谷秸鋪成的大通鋪。同學們把自己的衣物整齊地碼放在墻根下。前邊有用磚壘成的多個小平臺，權當書桌，上面擺放著每個人的書本及洗漱用具。 辛集中學在抗戰期間沒有固定的校址，師生們像部隊一樣過著動蕩的、游擊式的學習生活。抗戰勝利后，辛集中學把校址設在 “都當營”。顯然是剛剛安營，一切都是那么簡陋，但是學校的教學和課程設置是嚴肅和完整的，這里設有初中的教育：語文、數學、歷史、地理、生物、體育和音樂課。 學校的領導和師生們都憋著一股勁兒，老師們兢兢業業教書育人，學生刻苦學習如饑似渴（讓我想到文革后期的工農兵學員）。 語文老師要求每人每周交一篇作文。他會逐一閱讀批改，糾錯字改病句，寫批語，朗讀范文，使同學們的文字水平迅速得到了提高。姐姐由于基礎差，對數學課感到有壓力。生物課讓姐姐第一次了解到人體結構這樣新鮮的知識。 同學們大多來自貧苦的農民子女，同學中年齡相差很大，有二十多歲的，也有十六、七的（又讓我想到文革后恢復高考的學生），同學們相處得如兄弟姐妹。姐姐雖然年齡小，還被選為班干部。 每天吃飯的鈴聲一響，同學們帶上碗筷，跑到廣場上排好隊開始大聲唱歌。食堂的大師傅把熱氣騰騰的菜飯在地上一盆盆擺好。然后揮著菜勺，指揮大家一唱再唱。直到隊長喊“開動” ！同學們這才分成小組，圍著一盆菜蹲成圈，小米餅子自取管飽。隔一段時間會改善伙食，有肉菜和饅頭吃。 當時河北省會石家莊市還在敵占區，為防止從石家莊方向來的敵人沿石德鐵路線進攻解放區。每到周日，學校都組織學生們和當地的群眾一起，卸鐵軌、拆枕木、挖地溝，破壞交通干線。 入冬后，學校加緊組織戰備演習。經常選在嚴寒的早晨或漆黑的夜晚，緊急集合的鐘聲一響，同學們立即掀起自己的熱被窩，手腳忙亂地把衣被、碗筷、書本一股腦打成背包，全副武裝跑出宿舍，急行軍幾里路后，再返回學校。（這也讓我想起插隊時的基干民兵訓練專門挑冬天的夜半時分去爬山） 1947年春內戰爆發，蔣介石軍隊進攻解放區，中共撤出延安。同學們紛紛報名參軍上前線。姐姐年齡小留在校內參加支前活動。由師生組成工作隊，到附近的農村訪貧問苦，宣傳斗爭形勢，動員鄉親們參加支前活動。當地的土改剛剛開始，她們就向老鄉們講解土地改革的政策。 到了這年的夏天，戰事更加緊張，學校組織學生們到軍隊醫院，做護理工作當衛生員，給傷員送水送飯。 1947年冬，石家莊臨近解放，學校里組織起文工團，很快排練出 “白毛女”、 “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劇目。姐姐參加合唱、當群眾演員、管理服裝道具，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文工團還到前線慰問解放軍，到石家莊街頭做宣傳活動，受到了辛集軍分區領導的贊譽。直到1948年的春節，他們才返回學校。遇到軍區來招考速記員，姐姐和幾個同學考取了，準備去晉察冀軍區報到。 陳校長在歡送學生參軍會上的致辭說：同學們離開學校，即將走上戰斗的崗位。每個青年人都要有遠大的理想，確立自己的人生奮斗目標。今后，你們將接受戰爭的考驗。你們將作為戰士，希望你們在困難面前勇往直前，生死關頭挺身而出。經得起考驗，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做一個戰爭時代的好軍人。 陳校長的一席話說得姐姐們熱血沸騰，從此姐姐們樹立了革命的人生觀，堅定地走上了這條道路。在辛集中學兩年多的學習生活，是姐姐青少年時期一段最美好的時光！她從一個不諳世事的農村女孩，長見識，學文化，心身迅速成長起來。 我們老家經過土改分到了田地，祖父母雖然年老但身體硬朗還能參加勞動，家里生活大大改善。1949年，姐姐已經是華北人民政府的一名黨員干部，隨著機關由河北平山遷往北京，在前門旁邊的銀行工會的大樓里辦公。由于東北已經解放，姐姐和父親經常可以通信聯系了。姐姐接到父親的來信說他將要調到北京工作，她高興地期盼著。一天傳達室通知姐姐，樓下會客室里有人找。姐姐急忙跑進會客室，見到父親和繼母坐在沙發上，姐姐快步走上去和父親與繼母握手，一時激動得都不知說什么好。看上去父親身體很好，脫掉戎裝，他穿著一身藍色制服，容光煥發，顯得年輕不少。這次見面是自1945年與父親在家鄉別后的第5個年頭了，四年前父親離家去東北時，姐姐15歲，到1948年姐姐參軍并入黨，成長為一名革命干部，父親自然欣慰。 之后父親到了天津任鐵道部下屬的鋼鐵廠廠長。姐姐在假期往返于北京和天津之間。坐小車，住洋房，姐姐體驗到了干部子女的優越。? 姐姐和我，我出生于天津。 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姐姐作為調干生入法律系學習。姐夫是人民大學的第一任法律系主任。姐姐的幸福人生開掛了。 50年代初，父親在北京某高校當總務主任。姐夫時任人民大學法律系主任，姐姐正在人大法律系讀研。他們翁婿、父女三人在人大會堂召開的高校干部大會上相遇。大會聽取了伍修權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講。我父親跟姐姐說，這個伍修權我認識。當年正是這位東北軍區參謀長伍修權，親自給我父親交代任務，讓他帶領一個小分隊開著一輛小火車進山剿匪。父親把自己衣兜里的所有東西都掏出來，并提前交了黨費。伍修權與他雙手相握。父親說，他那時已做好了犧牲的準備，沒有想著這趟任務能活著回來。 會后父親請女兒女婿在王府井吃飯，真是一段幸福時光。 記得姐姐對我說過這樣的一件事，那天劉少奇要來人大做報告，姐姐作為又漂亮又被信任的孩子，分派她給劉少奇端茶送水。姐姐說保安工作十分嚴密，實際上講臺地下已經埋了一圈地雷。 姐姐也有遺憾的事兒，人民大學向蘇聯選派留學生，品學兼優的姐姐被同學們敲鑼打鼓地送出了學校。可是在入蘇聯之前的集訓班上，姐姐被查出患有肺結核，留學泡了湯，修養了幾個月后，姐姐尷尬地又回到人大的同學們之間。 那時我還在上小學，我在姐姐家時曾聽到過姐姐和姐夫的討論：黨大還是法大？到年紀稍長時我才明白這種討論的深意和危險性。姐姐在人大留校工作后先當教師后到了黨委會工作。 時間來到文革，姐夫被揪出來了，說他是“叛徒、變節分子”。起因是他在抗戰時遇到一隊小日本，但自己人只有兩三個，為了保存實力，他們趕忙鉆進青紗帳，把手槍埋起來，換成老鄉的服裝。學生們把大字報貼到樓門口，拉他去挨斗做“飛機”。我問姐夫挨斗時什么感覺？他卻說，低著頭看各位的腳，突然發現怎么自己的腳比別人的都小呢？哈哈。姐姐在一旁賭氣：你們當時為什么不挺身而出？就那么貪生怕死嗎？如果那樣，你就是烈士，不是叛徒！ 之后，人民大學作為唯一的文科大學被解散了。姐姐帶著三個孩子隨姐夫去沙洋農場勞動改造。沙洋農場本就是勞改農場，每天在大街上有許多帶著“罪犯”黒牌的勞改犯閃過來兇狠的目光。這下可好了，法官和罪犯一起勞改了。姐姐、姐夫穿著大長膠靴，踩著爛泥，挑著豬食或者豬糞。湖北的夏天又悶又熱，小咬甚多，一家人住在一間小平房里還是泥地面。孩子們在當地上小學，姐姐很不放心她的幾個女孩，擔心“黑牌”會不會對法官的孩子施行報復。 幾年后姐夫結束勞動回到最高法院，但是姐姐工作的人民大學還沒恢復，姐姐一個人呆在農場。我從插隊的地方去看她，她以淚洗面說：自己正當中年，韶華易逝，怎么是好？你姐夫連自己的老婆都不管，也不幫忙找個單位，我真想工作呀！ 我也親眼見到姐夫漲紅著臉說：如果我有權制定法律，我要定一個“走后門法”。姐夫是法律界的老人，幾任最高法院的院長都曾是他的學生，雖然那時他還當著最高法院的民廳廳長和法律委員會委員。我想，各個學界不是沒有正義的官員和學者，只是他們不做主。 文革后姐姐回到人民大學的監委會工作。在胡耀邦的領導下開展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姐姐又是沒白沒黑地忙開了，她整天查材料，奔各地出差，趕火車然后經常徒步，因為那些冤屈者往往被貶到窮山僻壤的地方不會通交通工具。姐姐采訪、整理，為人家寫申訴材料。替文革中受迫害的同志們平反，姐姐不愿意落掉一個人。 在這里我又要感嘆一下：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英明！可是如果沒有千千萬萬我姐姐這樣的善良的勤懇的工作人員，平反冤家錯案就是一句空話。姐姐說，她在工作中遇到許多人和事令她感動，有人受到多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們卻說：你們來找我我已領情啦，我不給組織上找麻煩，我什么也不要啦。 姐姐他們落實政策，糾正冤假錯案。不但為人大知名經濟學家，被國家授予優秀教師稱號的衛興華教授落實政策。還為保衛處的職工糾正冤假錯案，為他們的子女落實戶口和工作問題。把她接到家里和孩子們一起住。 姐姐沒有對自己的工作成績津津樂道，事后反而總結她一生的工作。即感慨又沮喪。她說：你看我一輩子都干了什么事呀？我在校黨委時先是積極地做工作把人家打成各種“分子”，然后又到監委會，認認真真地又一個個給人家平反。負正得零，我一輩子干的工作就是零！各種運動把多少人的人生也化為零啊！ 由此可見姐姐的為人：善良，正直，樸實和誠懇。 姐姐、姐夫工作繁忙，常年請保姆照顧三個孩子。我姐姐拿年長的保姆當成自己的老人，拿年輕的保姆當自己的姊妹，而她卻要求自己的三個孩子必須分擔保姆的家務：掃地，擦桌子，幫廚。凡是到姐姐家的保姆都干得很長，有一位老阿姨干到八十歲，全家為她送行時，姐夫說：我把你當成我的老人，以后讓你的孩子常來走親戚吧。? 我和姐姐 我和姐姐相差二十二歲，姐姐是我一生的朋友，知心人。姐姐最愛和我聊天，我對姐姐也是無話不談。只有一次，姐姐火了，直接把我從家里趕到大街上。我不知深淺地告訴她說：我們去日本旅游時參觀了靖國神社。我本不想告訴她，連去日本旅游事先都不敢說的。我媽也恨日本人，在她們面前不能提小日本。她們的童年和青少年在淪陷區長大（我媽小時候在東北日本統治區）。受盡侵略者的欺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是非和榮辱觀，好比如果現在的年輕人在我們面前說：文革挺好玩的。我們能不怒發沖冠拍案而起，抽他一個嘴巴嗎？? 　　姐姐是我一生中見到的最善良的人，她接濟親戚，幫助朋友。惦記這個關心那個。我都這么老了，她還問我缺錢不？不論是她的下屬還是她的后輩，她是一片真心對人如己。她常說，是我們的爺爺和父親教會了她怎么做人。這個傳統不能丟！ 姐姐走完了她“紅二”長女的一生。人們不應該對“紅二”抱著什么成見，“紅二”只是在她們那代人中的一種人生類型而已，“紅二”中具有我姐姐這種品德的大有人在。勤懇工作，不貪、不沾，兩袖清風。 據說四九年時，有人被問：你當時為什么不參加共產黨這邊？那人無語。歷史、社會、選擇決定人的命運。但是我們老知青這一代連選擇的余地都沒有，所以我們都有著上山下鄉的共同經歷。 即使說有選擇也可以讓你抽簽，即使說你押對了寶，跟對了什么人走對了什么路，但是，沒有什么是永遠正確的，更沒有永遠的政治正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無論順逆，無論是“紅二”還是非紅二，個人的努力和品德最重要，做人最重要。 邢儀2024年初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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