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國寶面對面一一國家博物館

人在旅途

中國國家博物館簡稱國博。 國博有藏品143萬余件，不僅是國家一級博物館，也是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 國家博物館有很多展區，但是參觀人數最多的就是古代中國展。 走進古代展，展出從遠古走來。 遠古時期 鸛魚石斧圖彩陶缸1978年河南出土，距今大概6000多年，新石器時代前期用來裝人骨的葬具。它的珍貴之處在于上面的彩繪，鸛鳥嘴巴里叼了一條魚，旁邊一把斧子，鸛和魚分別代表著兩個部落，在爭斗中鸛族取得了勝利，而斧子就是權力的標志。 紅山玉龍這是中國古代龍形象的鼻祖，由墨綠色的釉巖玉雕琢而成，距今已有5000年以上的歷史。它的發現直接把中華文明出現的時間又推前了2000年，有中華第一龍的美譽。1971年出土于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遺址。當地農民挖地時發現了它，用繩子綁上當玩具，后露出了玉的墨綠色，農民將這件寶物送給旗文化館。 鷹形陶鼎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代表。是原始藝術與實用功能完美結合的典范，是古代敬神的禮器。1957年太平莊農民殷思義在犁地時意外發現了它，帶回家做了雞食盆。后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師生發現了泉護村仰韶文化遺址，殷思義主動向考古隊員講述了自己挖出的這件陶器。 人面魚紋淘彩盆仰韶文化的代表文物，盆中有奇特的人魚合體圖，于1955年出土于陜西省西安市半坡。這種彩盆多作為兒童甕棺的棺蓋來使用，是一種特制的葬具。 舞蹈紋彩陶盆新石器時代陶盆，1995年7月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縣為水器。舞蹈者五人一組手拉著手踏歌而舞，步調一致翩翩起舞。人物發辮狀頭飾與身下飄動飾物分別向左右兩邊飄起，造型優美。 玉琮是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當中最重要的一種禮器，古人用來溝通天地的法器。內圓的結構象征天，外方的結構象征地，外面的神人獸面紋，體現了當時巫術的活動情況。 新石器時期裸體浮雕彩陶壺，又稱“彩陶堆塑人形壺”1974年青海樂都柳灣出土。這件陶壺最大的亮點是它外壁上的堆塑人像——男女復合體浮雕。這是一件表達兩性特征即兩性人的陶器作品，既像男又像女的性具特征，表明是一個男女合為一身的兩性人。特殊的圖案裝飾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禮器或專門制作的葬具。一般認為這是男女同體的崇拜物，與遠古時期的薩滿有關。 鏤雕旋紋象牙梳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距今5000年，山東泰安大汶口出土。此梳材質為象牙，邊緣刻有溝槽似為鑲嵌之用，主體鏤雕出由三行條孔組成的旋紋圖案，并內填“ T ”形花紋，下端共17個細密的梳齒，是迄今為止中國遠古時期保存最完好的梳子。 夏商周時期 后母戊（WU）青銅方鼎這是目前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銅器，重832.84千克。1939年在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出土，村民擔心被日軍發現，重新埋入地下。1946年6月被重新挖出，運送南京并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存。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后母戊鼎從南京調往北京存于國家博物館。 商后期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母親（即商王武丁之妻）鑄鼎。 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偉莊嚴工藝精巧；鼎身四周鑄有精巧的盤龍紋和饕餮紋。 耳朵上是浮雕式魚紋，還有兩只老虎吃了一個人頭的圖案，所以叫做雙虎食人首紋。 足上鑄的蟬紋，圖案表現蟬體，線條清晰。 腹內壁鑄“后母戊”三個字，20世紀70年代，學術界對商后母戊鼎的銘文提出了新的考釋：將“司”改釋為“后”。 商代子龍青銅鼎因內壁一側鑄有銘文“子龍”而得名。它是商代所有青銅圓鼎中最大的一件，也是帶有龍字最早的青銅。它與后母戊一圓一方，堪稱青銅器國寶中的絕世雙璧。 20世紀30年代，日本一公司將子龍鼎倒賣到日本。2004年6月，日本大阪展出了子龍鼎后，被一位香港文物收藏家購得，中國文物專家奔赴香港對子龍鼎進行實物鑒定，2006年4月子龍鼎被國家運作回國。 四羊青銅方尊商朝青銅器，祭祀酒器用品，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寧鄉縣。 方尊肩部四隅是四個卷角羊頭，尊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于高圖足上。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 據考古學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即先將羊角與龍頭單個鑄好，然后將其分別配置在外范內，再進行整體澆鑄。整個器物用塊范法澆鑄，一氣呵成，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線雕、浮雕、圓雕于一身。 1938年，湖南寧鄉縣農民姜景舒兩兄弟種紅薯時，發現了已在地下3000多年的四羊方尊，古董商張萬利購得方尊，在長沙被當時的政府沒收，1938年方尊在日軍空襲中被炸碎成了20多塊。1952年，湖南省文物專家蔡季襄在湖南銀行的倉庫中找到四羊方尊，由文物修復家張欣如修復，但尊的口緣部分始終還缺一塊殘片。原來姜景舒在賣尊時，鋤掉了一塊碎片作紀念，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館原館長高至喜發現，高找到姜景舒兩兄弟，尊口上的云雷紋殘片才終于完璧歸趙。　　 利青銅簋(gui)，簡稱利簋：簋：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滅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銅器，1976年出土于陜西臨潼縣零口鎮。利簋上圓下方，著有銘文四行33字，記述了武王伐紂的歷史事件，力壓所有青銅器。 商周時期青銅被稱為“金”，商軍潰敗之后，身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賞賜給他的青銅，并鑄造了一件銅簋。因利所鑄造，所以稱它為利簋。 關于牧野之戰的具體日期，史學界多有紛爭，利簋銘文的出現，這一戰役有了一個絕對年代，把武王克商的年代確定在公元前1046年的1月20號。利簋見證了武王伐紂的重大歷史事件，它為商周兩代的劃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據 大盂鼎西周的炊事用于烹羹。1849年出土于陜西眉縣長興鎮李家村。 它的非凡之處在于其銘文291字，講的是戒酒，吸取商朝滅亡的經驗，不要喝那么多的酒。 虢季子白青銅盤這件銅盤是為了紀念一場戰爭的勝利。周宣王年間發生了一場周王室針對玁（xiǎn）狁（yǔn）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虢國的國君“子白”帶領軍隊斬殺五百敵人，俘虜五十人并獻俘于天子，周宣王嘉獎了子白，子白回國后命人制作青銅盤以作紀念，這就是虢季子白盤的由來。 銅盤底部有銘文111個字，描述了虢季氏子白奉命出戰，榮立戰功，受周宣王褒獎，也是西周金文書法中的絕品。實際上這就是一個盛水器。 春秋戰國時期 戰國鎏金鑲玉銀帶鉤此件帶鉤由白銀制成，通體鎏金，鉤身鑄浮雕式的獸首和長尾鳥，獸首分列鉤前后兩端，長尾鳥居鉤左右兩側。鉤身正面嵌飾白玉玦3枚，玉玦中心各鑲一粒半球形琉璃珠，鉤身前端鑲白玉琢成的雁首形鉤首，從側面看猶如一只曲頸高歌的鴻雁。帶鉤的制造工藝也十分精湛，采用鎏金、鑲嵌、鑿刻等多種方法，將不同質地、不同色澤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產生絢麗多彩的裝飾效果。是戰國帶鉤中的精品，極為奢華，反映了當時金銀工藝的最高水平。 商婦好青銅鸮（xiao）尊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婦好墓，一件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另一件收藏于河南博物院。婦好，商王武丁妻子，是中國歷史上有據可查的第1位女將軍，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鸮尊器身銘文“婦好”，造型生動傳神，整體作站立鸮形，兩足與下垂尾部構成三個穩定支撐點，構思奇巧。頭后為器口，蓋面鑄站立狀的鳥，造型雄奇，花紋絢麗。 商婦好青銅鸮尊的造型紋飾，是婦好墓所出468件青銅器中的精品，無愧于戰神之美譽。商婦好青銅鸮尊是中國發現最早的一件鳥形銅尊。 秦漢時期 秦始皇瑯琊刻石頭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登臨瑯琊山（今山東省膠南市南）時，修瑯琊臺，頌揚他統一中國的功績。刻石書體為秦篆，傳為隨行廷尉李斯所書。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有刻辭全文。此刻石本在山崖上，清代被人鑿下保存，已成秦刻石存世的稀世珍品，是了解秦代統一事業的重要文獻。 西漢中山懷王劉修的金縷玉衣由1203片玉片和約2567克金絲組成，出土于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村40號漢墓。金縷玉衣是漢代規格最高的喪葬服，用于包裹尸體，象征著永生和尊貴的身份。 西漢錯金銀銅犀尊西漢時期的盛酒器，在犀牛的背部有一個形似馬鞍可以啟閉的活蓋，犀牛的腹部可以存酒，在犀牛嘴的一側可以往外倒酒。中國古代以犀牛為造型的酒尊非常罕見。 犀牛通體布滿華麗的錯金銀云紋，斷斷續續的金銀絲就像犀牛身上的毛，裝飾效果十分明顯。 由青銅雕出了牛的肉感以及它的褶皺及肌肉，生動無比。 西漢詛盟場面貯貝器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晉寧縣石寨山，是西漢時期的銅器。它是滇王和貴族用來盛放海貝和珍寶的寶箱。西漢以來，貯貝器上出現了大量現實生活的場景，祭祀、戰爭、狩獵，這些不僅是古滇人生活的縮影，更是滇王和貴族們權力的表現。 貯貝器上有127個人物，表現了滇王殺祭詛盟的典禮場面。房屋平臺之上置一高凳，一人垂足而坐，似為主祭人；主祭人周圍放置16面青銅鼓，前方擺放著祭品，兩側列坐多人，還有椎牛刑馬、屠系宰羊等場面。 滇王金印是西漢漢武帝元封二年賜予滇國國王的一枚金印，是古滇王國存在的證據。1955年3月在對云南晉寧縣石寨山的一次清理發掘發現了此金印。 東漢擊鼓說唱俑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東漢崖墓。中國古代表演滑稽戲的俳優造型。以寫實主義的手法刻畫出說唱表演的藝人形象，反映出東漢時期塑造藝術的高度成就。“說唱”究竟起源于何時，無從稽考。這件出土于四川省東漢時期的擊鼓說唱俑，為我們提供了一絲線索，證明早在東漢時期，說唱藝術已經日臻成熟并廣泛流傳于民間。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青瓷虎子也叫赤烏十四年款青釉虎子，1955年在江蘇南京出土。在器腹上刻有非常重要的13字銘文：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袁宜作。赤烏，是三國東吳孫權稱帝后所用的第四個年號，會稽上虞是地名，師應該是制器人的身份。袁宜作，可能是制器人的名字，也可能是名字加制作的意思。它是中國目前有紀年款銘的古瓷中年代最早的，因此在中國瓷器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因為證明它是孫吳時期的文物，成為三國時期瓷器的標準器。 北朝青釉蓮花尊出土于河北景縣，以其獨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紋飾而聞名。文飾內容與佛教密切相關，用于隨葬代表逝者的一種精神寄托。 南朝劉宋畫像磚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出土于河南鄧縣學莊村西南的南朝劉宋時期的畫像磚，可以說藝術價值非常之高。每塊模印畫像磚都是預先設計，畫面構圖緊湊，人物造型頎身豐腰，面相圓潤，姿態生動，具有南朝人物畫“秀骨清象”的特征；而動物花卉磚畫，則采用高浮雕手法技藝，具有強烈的立體感。 隋唐五代十國宋清時期 唐吹排簫伎壁畫1953年出土于陜西省咸陽市底張灣唐墓。這幅壁畫反映了唐代貴族富戶多蓄養歌舞伎的社會現實。 三彩釉陶駱駝載樂俑1957年出土于陜西省西安市鮮于庭誨墓。駱駝頭高58.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在一峰鋪著花毯的駱駝背上，塑有5位胡人樂俑，左右兩側各坐著兩個，神情專注地演奏胡樂，表現的是流行于唐代開元、天寶時期的“胡部新聲”即胡漢文化融合后的新舞樂。 唐代陶駱駝載樂舞三彩俑駱駝和樂舞俑獨立塑成，然后組裝，復雜又嚴謹，既是唐代文化藝術、制作工藝發達昌盛的重要物證，也見證了絲綢之路上的交流與融合。 后梁彩繪浮雕武士像1994年河北曲陽王處直墓出土。這件彩繪武士像在長方形漢白玉上雕刻而成。武士身著唐代著名的明光鎧，頭頂鳳翅盔，腳踏牛形怪獸，雙手扶劍，劍尖直指怪獸口銜的荷花，肩頭上鳳鳥含珠，應是佛教護法神的天王形象。其藝術風格上承唐代之余韻，下開兩宋之先河，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王處直其人生前官拜唐代、后梁時期的義武軍節度使，節制易、定、祁三州，為河北地區的重要藩鎮將領。后其養子王都發動兵變，王處直被軟禁，憂憤而死。王都為挽回名聲，遂為養父修筑了一座建筑和裝飾都極為講究的大墓。此漢白玉石刻原本鑲嵌于墓門后的甬道一側。1994年5月，此件浮雕被盜走至美國，后經中國政府多方交涉，終于2001年回歸祖國。 宋朝木雕觀音像這尊宋代木雕觀音菩薩坐像，堪稱國家博物館“佛教造像館”內最美的一尊。國博給了它足夠大的空間單獨展示。這尊造像，在宋代造像世俗化的背景下，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如身邊的慈祥女子。菩薩頭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態安詳，雙目下視，似以無限悲憫的神情關注著人間，身披帔帛，帛帶繞臂飄逸身邊，裙腰結帶，腰帶飾寶珠花，胸飾瓔珞，下著長裙，長裙色彩鮮艷，覆座垂地，菩薩右手持蓮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極富生活情趣。造像雕刻流暢，造型飄逸脫俗，莊嚴中蘊含沉靜之美，體現了宋代的美學精神。 九龍九鳳冠出土于明十三陵的定陵，主人是孝端皇后。鳳冠的前部有九條金龍口銜珠滴，下面有8只點翠金鳳，后面還有一條金鳳，天然寶石115塊，天然珍珠4414顆。 珍珠是每年4月珠農從江水中尋找出來的東珠，使用的點翠，是從活翠鳥羽毛中挑選，大約使用了2000只的翠鳥的羽毛。 國博中每一件文物都是中華瑰寶，每一件文物都在訴說它的前世今生，來到博物館你只需默默的看，靜靜的聽，就可以感受歷史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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