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爺爺

柳

歙縣柳氏《留耕堂》之五子柳仁春 曾祖柳士本之五子柳仁春（字陶門，號笑山）是我爺爺。 1895年--1961年，屬羊。 早年畢業于上海美術學院，但沒有留下一張字畫。 爺爺有兄弟姐妹六人，四個哥哥一個姐姐，爺爺最小，兄弟排行老五，縣門口街坊鄰居都稱柳五相。 小時候只知道我們家的隔壁是爺爺的四哥家。就是我的四伯公，叫柳戟門，也叫柳營，見“2010年版《歙縣志》1247頁”。解放前1938年歷任歙縣政府督學、教育科長、教育局長，我們柳家是早年歙縣的竟新電燈公司和歙縣電話公司的大股東，我的四伯公是歙縣竟新電燈公司和歙縣早期的電話公司的經理，上世紀40年代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家就裝有電話。 爺爺柳仁春、字陶門、號柳笑山，后來用的私章和簽名都一直用柳笑山這個名字。 爺爺小時候家境還算優裕，一直讀完了大學。不知什么原因，畢業后沒有在政府謀事，也沒留在外面工作。說是上海美術學院畢業，卻從來沒看見他畫畫、寫字，我好像從小到大沒有在家里發現他的一點點墨跡。 　　兄弟姊妹六人，爺爺是他們家最小的，想來肯定是個寵兒，只找到他們爺倆的照片。這是爺爺9歲時與他父親的照片。此照片時間約是1904年，清朝光緒30年。 爺爺大學畢業后就回家了。也不知道是否是家里上人的安排，回家沒多久就娶了縣門口汪閏生的三妹妹汪玉鳳為妻，生有四個兒子。 1988年我的四叔柳尚果回家探親，還問起我們，說爺爺是上海美術學院畢業的，總有一點墨跡留在家里呀。確實是一點也沒有，這好像就是個謎。 　　我小時候，朝朝（徽州人稱爺爺為朝朝）告訴我，他從上海畢業回家后，經人介紹，與朋友合伙在績溪縣臨溪那個地方開了一家貿易商行。是經營雜貨的，批發兼零售還要送貨的那種貨棧。掙錢雖不是很多，養家糊口還綽綽有余。直到臨解放前的那一年得到上海的大兒子害肺癆的消息，急急忙忙把商行廉價并給了那個合伙人，回家了。他在臨溪做了近二十年，要培養四個兒子讀書啊。臨溪離績溪縣城不遠，距歙縣縣城也不遠，20公里不到。臨溪的河叫楊之河，也叫揚之水，流經歙縣并入練江，然后匯入新安江。臨溪歷史上曾經是徽州著名的水陸碼頭、商品集散轉銷口岸。 　　解放初期，爺爺從臨溪回家不久，因為識字有文化，當選為歙縣的人民代表并擔任了新路街街道居民委員會主任，那時識字的人不多。 　　那些年困難時期，我很小，看見祖父經常每天坐在家中幫人家批買糧食的條子。那時候糧站要見到街道上批的條子才賣糧食，一般都是一次五斤大米或兩斤面粉，人多的家庭則是十斤大米或四斤面粉。那時整個街道的居民吃的米啊、面啊、油啊都是經過爺爺的手批條子出去的。爺爺擔任歙縣人民代表時，經常在縣里開會、也經常陪來檢查指導工作的領導和工作組。那時擔任人民代表和街道居民委員會主任是沒有報酬的，爺爺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的。另外爺爺還要兼任居民家庭糾紛的調解人，我有時跟爺爺去玩，經常看見爺爺與另幾個街道上的干部一起在居民家中調解矛盾，記得有一個街道干部叫許珍。有時搞到到半夜才回家，那時柳五相在新路街縣門口一帶的威望還是有點的。 1958年大躍進，我九歲，有點記憶了。那一年大練鋼鐵，新路街也不甘落后，在以前的“棉針織廠”，現在新開發的“桃源人家”那個小區門口那一帶，建了幾座煉鋼鐵的高爐。那時那里是一大片坑坑洼洼長滿了草的空地，我小時候有時要去玩耍的。那時也沒有現在這條從東門頭通到漁梁的大路的，只有一條小路是從桃源塢穿過現在的桃源人家小區走過去，另一條就是從新民橋經過大夫坊，從二大人家門口，再到現在的桃源人家門口匯合，也就是到了煉鋼鐵建高爐的那個地方，從那里可以走到紫陽門。通過紫陽門就可以到漁梁了，兩條都是很小的路。就在那個匯合處的一大片荒地上，新路街街道就在那里建了三座大高爐。我記得高爐的煙囪很高很高的，有兩層樓那么高。每個高爐的邊上一個很大風箱，要好幾個人才可以拉的。我那時感覺很好玩，經常夾在大人中間拉風箱玩玩。我那時個兒不高，那個風箱的柄剛剛夠著。那時有個叫法叫“鋼鐵元帥升帳”。 那時規定每家只留下一只鍋，多余的鍋和一些舊鐵、舊的鋤頭、農具什么的，甚至窗上的鐵護欄（窗柵）都撬下來，捐獻出來，一起放到到高爐里去煉鋼鐵。好在那時治安很好，也是因為很窮，沒什么好偷的，真正“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所以有沒有窗柵真是無所謂的。 　　我記得那時候那里的地上堆了一大堆高爐里煉出來的鐵，是用一種耐火材料制成的一個個小小的坩堝，高爐里的鐵融化以后，不知道怎么讓它流到坩堝里的，冷了再倒出來，有時就把坩堝敲掉。坩堝是耐火泥，可以重做的。也不知道練出來的鐵是用來做什么的。 　　那時爺爺起早貪黑都在煉鋼鐵的工地上，我也經常跟著爺爺去煉鋼鐵的工地那里玩玩的。爺爺那時是縣里的積極分子，很辛苦的。有時都要到半夜才從工地上回來，那個高爐是晝夜不停的，人員分幾班調換。 　　爺爺奶奶生有四個兒子： 長子柳尚棠十幾歲去上海做學徒，后來滿師就留在那家店鋪做伙計。娶了漁梁汪伯達之女汪桂花為妻，生有兩個女兒。 次子柳尚渠，黃埔軍校畢業，娶了安徽定遠縣逃難到徽州的張其倬為妻。柳尚渠1949年隨軍隊轉移到臺灣去了。妻子正懷孕，1949年回家照顧雙親，留在了徽州，后來就有了一個我。柳尚渠到臺灣后，因回來無望，又娶了臺灣人氏王幼為妻，生有兩女一子。 三子柳尚梁，原先在國民黨海軍部隊里當兵，在大連、旅順一帶。1949年隨軍艦起義，參加了解放軍海軍部隊，直到到1958年才退伍回家。回家后，娶歙縣管巷許氏許彩為妻，生一女，很小時候就夭折了。 四子柳尚果，解放前夕15歲，還在問政山上的歙縣中學里讀書。一天晚上跟著撤退的國民黨軍隊一起走了，跑到了臺灣。后來在臺灣娶了周信代為妻，生有一子一女。 1959年，我十歲時開始，我們家就發生變化了。四伯公被打到了，只是爺爺暫時還保留著歙縣人民代表、新路街的街道主任的職務。 1960年，爺爺最終沒能逃脫他四哥的歷史問題和兩個兒子在臺灣的影響，被取消了歙縣人民代表的資格，新路街街道主任的職務也被解除了。從此郁郁寡歡，久而成疾。 朝朝很愛喝酒，據說年輕時很能喝的。后來年紀漸漸大了，酒量不如從前了。加上心情不好，經常喝醉。在外面喝醉了酒回家就罵人，摔東西，我小時候很害怕的，奶奶也怕。尤其是那年被取消了人民代表和街道居委會主任以后，更是天天借酒消愁，幾乎是天天喝醉。朝朝每次喝醉酒回來，我和奶奶就躲到一旁流眼淚，不敢作聲。 朝朝1960年以來身體一直不好，加之當時自然災害，吃不飽，嚴重營養不良。第二年就病倒在床上，醫治無效，沒多久駕鶴西去了，享年只有66歲。 朝朝的墳墓開始是建在行知小學后面、問政山山腳下的。當時也不知道誰選的址，那時我還小。朝朝逝世時，三叔也回來的。不知什么原因，當時為朝朝選址安葬時也沒給奶奶留地方。奶奶后來去世，墓地是選在飛山里的。 　　2010年時，奶奶的墳地周圍的山坡地政府要開發，要求我們遷墳。 　　2010年冬至我幫兩個老人的墳一并移到了歙縣“大山公墓”，合葬在一起。那里熱鬧些，省的兩個老人孤零零各自一方。墓地是找人選的，選了公墓的最高一層，高瞻遠矚。 　　2010年移墳時的墓碑很簡單的，移建人的落款是寫了：“柳尚渠率子侄立”。移墳后寄有照片到臺灣，父親看了照片來信說：“這樣不行，墓碑太簡單了，上面柳尚果家人都沒有”。于是我又與家人為倆老重新立碑，現在的這塊碑是2016年冬至日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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