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然】恢復高考感情這樣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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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個名詞，見證了一代代人的青春時光，有這樣一段經歷，銘刻在莘莘學子的記憶深處，直到幾十年后回顧，仍能清楚記得，那就是【高考】。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發布，不啻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卷起了激動、興奮與期待的風暴，激活了各階層廣大群眾“休克”了十多年的心，更是給早已對上大學絕望了的適齡青年開啟了夢想的時代，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一個通過公平競爭改變自己命運的時代到來了！那是積聚了太久的渴望，那是壓抑了多年的夢想，那是一個國家重張“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大幕的序曲… 　　繼毛澤東1976年9月9日逝世后，10月7日政治局會議一致同意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國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當年10月18日，《華繼承偉大舵手》這個標題出現在《時代》雜志上），任期四年零八個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卻只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作為新中國歷史前30年與后40年的過渡（鄧公1989年評價到：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一代，它本身沒有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當今教科書很少提及…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青年人更是茫然…我們應懷著崇敬之心，銘記歷史，珍惜現在，共創未來。筆者查閱舊日官媒和相關史料，對1977年重啟高考的脈絡略作疏理，是為還原事實的本來面目，恢復其本然狀態。 　　廟堂上恢復高考的決策，石破天驚；考場里春蠶食葉的下筆，文若春華…盡管過去了四十多年，仍被國人稱道。筆者根據“新三屆”學人的回憶文章和過去媒體的相關報道按時序摘錄、羅列，權作為一種紀實。 一、消息終成官宣 1977年3月21日《參考消息》第四版，【本刊訊】三月十八日香港《大公報》譯載日報《獨賣新聞》消息：《中國整頓考試制度》披露說：“我今后大學招生擬采取‘兩條腿’的做法，既從工農兵中選拔，又從高中考選品學兼優的學生，直接升入大學。”有心的家長讀后，敏銳地察覺到高考制度會發生變化，當即給插隊的兒子寫信，“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嗎？”信中叮囑“應該學點真本領，數學基礎一定要打（好），年輕人要有志氣，要有上進心，不能得過且過，要苦下功夫！”充分體現了家長的殷殷關切之情（《八封家信見證父母與我的1977高考往事》——上海崇明插隊知青劉翔）。 　　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方毅等匯報中國科學院工作。華國鋒指出：“考慮要開一個科學大會，把勁鼓起來。人數要多一點，這個會要使全國震動。科學大會的規模可以大些，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對人民有貢獻的專家和群眾，要給以表揚，戴紅花。他們應受到國家和人民的尊重。”華國鋒還說：“科學技術不僅本身要現代化，而且要走在前面，要為四個現代化做貢獻。”會議決定，在1977年冬季或1978年1、2月份召開一次全國科學大會，由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委負責籌備。并于6月6日批準了由方毅任組長的16個單位負責人組成的籌備領導小組。1977年9月18日，發出了《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通知》指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 此舉體現了中央領導意在重新定義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重申科學技術的價值，這本身就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通知》應該是它的“根本風向”和“歷史出處”。 　　1977年8月4日至8日，剛剛復出不久，分工主管科技和教育的鄧小平，召開了科技與教育工作座談會。 科學界領頭的是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方毅，教育界領頭的是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參加座談會的33位同志，絕大多數是科教界名人。如北大校長周培源，清華校長何東昌，南開校長楊石先，復旦副校長蘇步青，還有中國科學院的吳文俊、王大珩、鄒永魯等，武漢大學查全性算是年紀較輕輩分淺的：52歲，副教授；最年輕的參會者是中科大青年教師溫元凱，31歲，助教。 　　8月6日下午查全性發言：“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證，原因何？一是中小學教育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的問題。”之后痛陳現行招生制度的四個弊端：“一、埋沒人才，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二、現行招生制度卡了哪些沒有特殊關系的工農子弟上大學，三、敗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走后門等不良風氣，四、嚴重影響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小學生都知道，上大學不需要憑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 查全性的慷慨陳詞，擊中了鄧小平的心弦，鄧小平聚精會神傾聽。查教授接著提出建議：“一、應該建立全國統一招生報考制度，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三、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能按自己志愿選擇專業。” 頓時，座談會插話踴躍，氣氛熱烈。吳文俊、王大珩、汪猷、溫元凱等紛紛發言，贊同查全性的主張。查全性又鄭重建議：“一定要當機立斷，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辦！” 　　查全性有所不知，就在這個座談會之前的一個月，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太原已經召開過全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會議，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還是延續過去的十六字方針（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8月4日，教育部已將1977年招生方案報送國務院了。查全性更不知道，就在8月1日，鄧小平在聽取方毅、劉西堯匯報時指示：“一年準備，從明年開始兩條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特別是理工科。開學的時間統一在秋季好。” 鄧小平原先的想法，1977年用一年時間做準備，1978年正式恢復高考，生源一半是應屆畢業生，一半來自社會青年。 眼前的這位查全性卻提出要在今年就恢復高考。 “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鄧小平側身轉頭問教育部長劉西堯。查全性趕忙插話：“來得及！來得及！寧可推遲兩個月高考，不然，又招來20多萬人，好多不合格，浪費損失可就大了！”“推遲半年高考，還來得及！”劉西堯的回答，進一步增強了鄧小平的信心。 鄧小平當即表態：“改嘛，既然今年還有時間改，就堅決改嘛！把太原招生會議的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這涉及到幾百萬人的問題，今年開始改，不要等了！” 座談會結束后，教育部于8月18日起草形成了《關于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鄧小平批送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并寫下批語：“這是經過考慮，為保證重點大學學生質量而商定的，擬同意。”華國鋒等常委及有關副總理均圈閱同意。至此，1977年恢復高考基本確定下來。 　　實際操作過程并非那么容易。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京召開了高等院校招生第二次工作會議，這在共和國歷史上僅見（一年兩次招生會議）。會議整整開了40多天，時間之長，前所未有。會上，各界人士激烈討論，在要不要廢止群眾推薦、恢復高考制度，以及怎樣看待前十七年教育路線的問題上，與會者分歧很大，一時間爭執不下，議而不不決…《人民日報》記者穆揚和王慧平敏銳的發現了癥結要害所在，決定編發內參，9月15日以《情況匯編》（特刊第628期）報送中央。內參稿——《全教會（紀要）是怎么產生的？》一文，直指《紀要》中對十七年的估計和對知識分子隊伍狀況的估計（即“兩個估計”），是由張春橋和姚文元親自修改定稿的，《紀要》中存在的問題成了教育戰線的癌癥。鄧小平看過這份內參后，于9月19日上午，約談教育部主要負責人時，提出教育戰線要拔亂反正。他指出：最近《人民日報》寫了一份材料（內參），講了《全國教育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建國后十七年，各條戰線都是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唯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鄧小平明確指出：“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他要求教育部“辦事要快，不能拖”。9月21日，劉西堯部長傳達了鄧小平最新的談話精神，招生工作會議很快結束，最后終是支持恢復高考的占了多數。會后，教育部修正了之前6月份在太原召開的會議后上報的方案，10月2日形成了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送呈鄧副主席審閱，待指示后上報黨中央、國務院。足見教育部劉西堯部長的謹慎態度。 　　《意見》明確指出了當年恢復高考招收大學生的制度，即以成績擇優錄取新生。“招生文件”規定：“今年招生推遲到第四季度進行，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學。從1978年起，普通高等學校6月份開始招生，9月上旬開學。” 10月21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發表了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并配發社論《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媒體，以頭條新聞發布恢復高考的制度，這個振奮人心的喜訊瞬間傳遍全國各地城鎮鄉村、邊防哨所。 　　10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就今年高等學校招生問題教育部負責人答記者問》，對高考招生政策進行了詳細解讀。10月23日，《人民日報》繼續在頭版刊發了一篇署名為“卞古”的評論《文化考試很有必要》，文章寫到：恢復文化考試，是這次招生辦法的重要內容之一。自從“四人幫”炮制和吹棒“白卷英雄”張鐵生以后，大中小學的文化考試，或者干脆取消，或者名存實亡。“考不考，都升學”，“學不學，都畢業”。影響所及，在教育戰線，確實是“一場災難”。文章最后說：現在，科學技術要快上，科技隊伍要擴大，如果我們大學的教育質量不提高，“四個現代化”就會落空。 連續三天，《人民日報》都在頭版發表與恢復高考相關的文章，可見恢復高考、擇優錄取新生，為隨后的教育和科技奠定深厚基礎，有著重要的意義。 “卞古”這一筆名，蘊含著豐富的寓意。在古漢字的本義中，“卞”指法、法度，代表著一種秩序和規則；“古”字直接指向歷史、古代，寓意著傳統文化、歷史典故。“卞古”筆名整體寓意著既注重法度規范，又敢于挑戰、勇于創新，象征著對歷史的尊重和反思，以及對未來的期許和展望。 　　從1977年3月21日《參考消息》披露《中國整頓考試制度》的消息，到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再到《人民日報》官宣《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并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頭條新聞廣而告之，歷時七個月之久…頗費周折，實屬不易。這里有教育工作者的疾呼，有資深科技工作者的附議，也有新聞工作者的推動，有分管領導的拍板定調，更有最高領袖的贊同支持，核心層（中央常委）更是一路綠燈的集體決策，也包括教育部負責人對改革潮流的順應。實事求是地說：是江湖廟堂的緊密互動形成歷史的合力！ 　　《參考消息》引述外媒報道：“教育部已經召開過一次重要會議，旨在招生辦法上和入學后的教學上提高學術水平。這大概是多數教師、家長和有為的青年感到寬慰的事情。”認為：“這一大改革顯示出來，中國為了要使工業科學技術現代化，在本世紀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不僅是大學，就是作為基礎的初等教育，也要使學業水平標準化，并予以提高。” 二、深情傾住筆端 1977年冬天，關閉了11年之久的高考考場，重新敞開；570萬出身不同、年齡懸殊、身份迥異的考生涌進考場。 　　全國各地幾乎所有的考點，門口都拉起了這樣一條橫幅，上面寫著：“祖國，請您挑選吧”，“熱烈歡迎考生接受祖國的挑選”，這是莘莘學子的青春誓言，也是偉大祖國對考生的未來期許。 “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從11月28日開始到12月25日結束，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組織命題和考試，最終錄取27.3萬人，于1978年春季入學，夏天又舉行了全國統一高考，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在當年秋季入學，形成了唯一特倒的雙學籍年份，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極為罕見，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不管當年考題水平高低如何評價，所有的報考考生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對于個人來說，是命運的巨大改變，對國家而言，則是一次大面積的擇優選才…當年的作文題，具有濃厚的歷史印記和鮮明的時代特色。盡管與今天的高考語文卷相比或許略顯粗糙、簡陋，但它們卻是當代中國高考試卷邁出的第一步，具有前所未有的歷史節點意義。北京卷為“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安徽卷為“緊跟華主席，永唱《東方紅》”，廣東卷為“大治之年氣象新”，云南卷為“攻書莫畏難”，河北卷為“園丁贊歌——記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師”，山西卷為“心里的話兒獻給華主席”…可以說各省的命題做文，百花齊放，各具特色。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刊登了1977年高考中的優秀作文，并加了編者案：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關懷下，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行將結束。我們高興的看到，實行招生制度改革，廣開才路擇優錄取，為選拔各方面的優秀人才開拓了廣闊的道路，通過這次考試，各個學科都發現了不少優秀的人才，充分顯示了新的招生制度的優越性。盡管由于“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使教育質量嚴重下降，但是許多青年為革命刻苦學習，仍然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這里發表三位考生的作文答卷就是有力的證明。其中一篇是北京密云縣知青考生劉學紅的作文——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閱卷評分99分（作文占比0.7折算），這篇作文在扣題、整體布局、剪裁以及場面描寫、人物刻劃等方面具有示范價值。 　　4月7日，《人民日報》在第三版的又發表了兩篇高考優秀作文，其中一篇為廣東考生陳原平的滿分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文章通過描述粉碎“四人幫”后，國家迅速走向大治。作者探訪冬日校園，看到批判專欄批判“四人幫”的罪行，頌歌專欄歌頌華國鋒的豐功偉績。特別引人注目的一幅題為《春滿校園》的圖畫，畫面上是一枝含苞怒放的杏花，象征著新的生機和希望，預示著中國社會開始復蘇，各行各業都在積極恢復和發展。讀來令人對國家的未來充滿期待和希望。 　　《人民日報》刊登高考作文，是表達一種姿態，鼓勵年輕人都來參加高考。兩次刊登的5篇優秀作文中，還有山西省五臺縣回鄉知青考生邊新文《心里的話兒獻給華主席》，因為作文拿了滿分，在當時引起轟動。邊新文能在考場上構思并寫出飽含深情、詞藻華麗的散文詩一樣的奇文，實屬難得。由于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也成為我們高中語文老師要求必須背誦的范文。于是，讓我知道對黨和領袖的感情，可以這樣表達。盡管40多年過去了，想起自己1979年冒著大雨、1980年頂著日烈趕往考場參加高考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想起考場上緊張嚴肅的氣氛，想起錄取分數線公布之后等待自己分數的焦急心情。幸運的是1980年我終究成為了一個高考幸運兒。感謝黨和國家提供了這個相對公平公正的競爭平臺，讓我們農家子弟站在了自己把握命運的考場上，和邊新文一樣，當然對黨對領袖有著由衷的感激之情。今年再次讀到此文，仍然感到情真、事真、理也真。現全文截圖照錄如下： 《心里的話兒獻給華主席》 　　1977年高考優秀作文，飽合深情，感人肺腑，讓我們知道對黨和領袖的感情應該這樣表達！ 經過嚴格的高考選撥，1978年春天，被錄取的新生意氣奮發地走進了大學校園；同年秋季，第二批大學新生如期入學，形成了中國教育史上一年雙學籍的盛況。 　　正是在本省邊新文這樣的榜樣引領下，在本校同班李海見、高建生等5位同學考入大學的激勵下，筆者在病休半年后，經過一學期的復讀，考上華北電力學院（今華北電力大學），感激杏中母校各位恩師的精心教誨。回顧自己的人生成長歷程，只有用“幸運”兩個字才能概括：我們幸運的遇上了中國共產黨勇于撥亂反正的年代，幸運的趕上了重新恢復高考制度；畢業后又幸運地參與到國家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中…為此，我從內心感謝1977年那場高考，徹底改變了“升學的命運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窘境，使“知識改變命運”的時代破冰而來，更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成為社會新風尚！其劃時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當年《人民日報》刊登的高考優秀作文，無論題目為何，考生均深情傾注筆端，無不對黨、對領袖抒發著歌頌贊美之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濃郁的歷史印記，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風采依然”。因為當年8月12日~18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重申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任務（包括加強經濟建設、發展文化教育等八項任務），選舉出了新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 　　今年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周年，適逢我大學畢業四十周年，在同學聚會上大家不約而同地贊美1977年冬季高考的示范引領作用，并各自交流畢業四十年來的發展成長經歷和享受到的改開紅利… 恢復高考在似水流年中漸行漸遠，即使是那段歷史的見證者也漸漸模糊，何況當時的我們僅僅是旁觀者，而對于80后來說，對此則恍如隔世。然而，記憶，尤其是年事趨高的記憶并不可靠。當事人的回憶文章在談到恢復高考的傳聞，有說是五、六月份，也有認為這一消息令人費解、或許有誤記的可能。好在1977年3月21日的《參考消息》和知青家長（母親）3月23日寫給插隊兒子的信件，留下了記載，早在當年的三月份就有聽到恢復高考的傳聞，這一點官方文件檔案中可能不作留存。而1977年8月7日的一份《科教工作座談會簡報》更是成為千萬人心目中最為珍貴的文件，忠實地記錄了查全性教授的倡議疾呼…2017年有記者采訪92歲的查老，老人家說：“當年我只是說了幾句真話，真正決定恢復高考的人是小平同志！”正是查老大膽建言，使中國廣大學子重新感受到了曙光的照耀（《長沙日報》2017年6月4日）。最終促成了鄧小平拍扳恢復高考的實施“時間點調整”，華國鋒同意恢復高考的“方向性調整”，從而實現了從“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到“文化考試、擇優錄取”的高考制度重大改革，被史家稱為眾望所歸、民心所向的“歷史性拐點”；把查全性教授稱為“倡議恢復高考第一人”。 2017年12月9日，78級大學生黃麓、黃衛兄弟二人向查全性先生敬贈雕像，以完成他們四十年來的心愿。 　　“君恩重泰山，寸草報春暉”。 黃氏兩兄弟敬贈查老雕像，此舉表達了一代人對查全性先生的感激之情，也是表達對當年恢復高考的所有奉獻者的感恩之心，更是表達“豐碑建在百姓之中”的樸素情懷！當年如同秋日驚雷的恢復高考消息發布，在經過歷史長河的淘洗之后，如果還能夠被人們記得并傳頌，往往是因為其人“全性率真”的直諫，值得所有的國人敬重。 “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就是咱老百姓”，誠哉斯言。當年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高考優秀作文，考生深情傾注筆端的這樣表達，確屬發自內心，著實感人肺腑，概而言之一句話：“美其事，實則尊其人”。 恢復高考，是撥亂反正的先聲，更是改革開放的序曲。它不僅恢復了青年通過公平竟爭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也對整個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草就此文，是為對那段歲月的回顧，或許能為后人還原一段本然的史實；為進一步解讀，弄清為什么這樣？進而做出以然判斷，提供完整的真實可信的資料。 2024年11月11日于興隆家園 鳴謝：本文大部分來自網絡77級、78級考生的回憶文章，照片為相關文章中截圖…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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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然】恢復高考 感情這樣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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