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爺爺媽媽

黃泥巴

媽媽楊連英 （1894年~1969年） 　這里稱呼的爺爺、媽媽，實際上應稱呼父親、母親，因為我從小就被過繼在他們名下為兒。他們分別出生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處于清朝末年，我生于20世紀50年代。由于年齡相差60多歲，按照家鄉原來的老習慣，從小一直稱呼他們為爺爺、媽媽（老家稱呼媽媽意為奶奶，媽媽則稱呼為姆媽）。為了尊重一致，還是采用老家稱呼。 爺爺住在石臼湖鳳棲山南麓一個古老的村莊，小時候零星上過幾天私塾，僅會識寫少量常用字。他身材魁梧（南墅黃家跳“龍燈”、“馬燈”曾連續幾年都是跳“龍尾”或“報馬”的角色），言少勤勞，敦厚善良。從小跟隨公公（世松）、爺爺（毓榮）學得一手嫻熟的印染手藝，二十來歲之前，一直在外地做染坊生意。到了結婚年齡，則由公公婆婆做主安排，迎娶了孫家巷楊家靈秀的姑娘。雖說之前均未曾見面，但在婚后的歲月里，相濡以沫，相知相愛，相互支持，共同度過了生活的風風雨雨。 那時，以一家一戶模式分散種田，“播種”、“收割”季節較忙，平常的田間管理則相對輕松。莊稼收成很大程度上是靠天收。為了家庭生計，增加收入，爺爺不得不到皖南山區等地做染坊生意。家里田間的活計則留給奶奶一人管理。可奶奶是“三寸金蓮”，裹過腳的小腳女人平常走路多重心不穩會搖晃，做農活更不方便。特別是挑擔，費力搖擺還邁不開步，猶如正常人踮腳挑擔吃力費勁。而那時的水肥糧油收獲“出”、“進”全靠肩挑。還有如插秧，則更是難上加難。她們的小腳踩在稀泥水田里，往往要陷到膝蓋處，陷深了移動起來就更加困難。 （1934年夏初，原來四水歸堂的樓房失火后，父親秀滿母親楊氏購買三間牛屋安身。建國后爸媽在西側添建兩間一軒，先是草房，“文革”初蓋瓦，東軒為豬屯。2013年8月經全家同意、村鎮批準拆除新建，鋼筋、紅磚等材料全部備好但沒建成，危險被刀捅死，損失慘重。祖傳旁基被強盜霸占成菜園。） （1978年爸媽在老房北面新建三間瓦房，圖為前后房中間院門。） 　　盡管種莊稼十分艱辛，收成難料，但家家戶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歸，不管風霜雨雪，樂此不疲，惜土如金。有的為了多收糧，除了精耕細作和開荒拓地外，常常把眼睛盯在“缺勞戶”上。媽媽就經常遇到這種事，種麥到北田邊，放在南田邊的鋤頭不見了，而到了南田邊，放在北田邊的麥種又“飛”了。這是“陰招”，“陽招”是在插秧時，被霸面積的大男人打成“泥人”，白日欺弱強取，公開逞強霸世。百姓受了欺侮冤屈無處說理求公平。封建社會好像人吃人。 可是，媽媽並不軟弱怕事。她常說，自家人打鬧解決不了問題，還會加深矛盾，做人要行善積德，做事要公道正派，看得遠才能走得遠，缺德的事不能沾，積德的事要爭著做。有次一磨刀人來村忙碌中一塊錢不見了，冤枉了山里來的17歲姑娘（毓堂爺準兒媳婦），看熱鬧的圍了很多可沒人化解。媽媽得知后主動提出，她出一半錢，另一半在村上湊齊了給人家，可籌資正在進行中，忍受不了打罵屈辱的姑娘跳了“尖角塘”。而人“走”后，錢又冒出來了，原來是紙幣受潮后粘在犁鐵頭反面。冤害了好人，人們議論紛紛，說如早有人出來調解，就不會發生悲劇。小小誤會，處置不當，夭折花蕾；無私善舉，傳頌至今，益澤后人。 那時，農村百姓主要靠莊稼生存，而要獲取好收成人不多不行，缺乏男人勞力更不行。爺爺媽媽做夢都想有男孩，可10多年一直生女嬰，前后8胎僅留下一個，下塘姑媽命最大，最有福。 　　他們40歲左右，大概遇到了人生的低谷期。1934年，居住的房屋又被鄰居（繼海伯妻楊家佬等）不慎失火燒毀。而房子剛剛維修好沒幾年，僅為“煞水”用的是進口壓縮木板，“靛桶”就拆了36只，上下18扇雕花屏風門和木地板全部油漆一新，廣林哥等小伙伴常在樓上跑圈捉迷藏……當大火初起時，有人告訴正在孫家玩牌（楊麻雀）的媽媽時，她說：“我家現在的房子像“鐵桶”，不用擔心。”哪知偏偏燒的“鐵桶”。等慌忙急急趕回后，大火已燒通天，無法撲滅，無法進屋取物，急得干跳腳，眼睜睜看它化為灰燼。后忙亂中購買了南堡的三間牛棚屋，總算有個棲身處。 人啊，生命中最暗的時候，往往也是最接近光明的時候。痛定思痛，他們緊接著做了件承先啟后、光宗耀祖的大事。經反復摸底協商，又征得數位老先生和有名望的族人同意，給其親叔叔世順（流）公“活嗣”，將戴家城誠壽公其四弟並侄四人承祧到世順（流）公名下，其叔公的遺產全歸嗣子嗣孫所有。1935年元月，雙方在親朋自家人等族人的見證下，正式簽訂繼單（見原件復印件）。勤勞的毓發爺爺和善良的奶奶史氏曾分別在南京雨花和江寧生活，先后生三女四子（秀榮、秀華、秀富、秀貴）。爺爺常來黃家結算收取租金，媽媽則常常早早備好等待。 1939年，我生父（秀貴）剛剛才十歲，便由江寧到溧水和鳳黃家跟隨楊媽媽生活。1951年他與賢惠的諸帶娣（我生母）結婚，生一女兩子。從而挽救了兩個家族，目前子孫有百余人。這在兩家家族歷史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熠熠光彩。這乃是后話。 　　爺爺長期經營染坊生意，習慣反筆劃寫姓名，以便于拆封后正面好認。這是他將自己姓名寫在篩籮上留下的親筆。 　　自從我出生后，60多歲的楊媽媽幾十年的苦惱、焦慮甚至悲痛一掃而光，簡直就像換了個人似的，整天喜的合不攏嘴，走路輕快就像一陣風，做什么都勁頭十足，對我真是“含嘴怕咬傷，放下怕跌傷。”親朋送給她的點心禮品自己舍不得吃，全給我包。還沒幾個月就帶我睡覺，夜里尿了床她總熬到翌日晨再處理，說“喜歡聞男嬰兒尿香味”。后來慢慢會走路了，到哪里都攜著我。記得常在孫家街上，我總是拖著媽媽的圍裙不讓坐在親眷湘儀家說話，要“劃清界線”，就因他是地主成份（“文革”期間）。長大后每每想起，總覺得荒唐透頂。她白天照看孩子，晚上幫忙紡紗，家中四部棉車（含鄰居）圍繞一盞煤油燈，很像一朵盛開的荷花。媽媽晝夜做了不停，家人不忍心，別人稱媽媽是脫胎換骨了。而她卻說：“不累，這樣生活才有意思。” 　　爺爺更是高興地喜笑顏開。本來他在外顛沛流離了大半輩子早已不準備出門了，后又毅然地到建云、東壩繼續做染坊生意，“掙點錢幫助幫助。”媽媽曾攜姐姐去過一次，有次要帶我去玩，可等了一天的公共汽車因人多車少沒去成。1960年臘月快要過年了，爺爺被幾個人用竹床抬回家來，那是累倒生病了。他睡東邊大房間，頭靠東墻矮櫥，我每天晚上睡西頭給他暖腳。記得每天早晨，爺爺總是笑容可掬地說：“這孩子乖的很，腳頭熱的很。”而我不懂事卻說：“爺爺的腳皮像鋸刺，扎手。”盡管楊媽媽和爸媽精心照料，但爺爺還是在翌年的正月初二安詳地“走”了，回家后僅呆了九天。那年我5歲，就像發生在昨天。 回憶過去，既難過又幸福，難過的是爺爺媽媽對我疼愛有加，可沒有享到我的半點報答；幸福的是我受到了雙重父親母親的關愛，言傳身教，學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本領，學觀察問題處理事情的方法、習慣和應對措施等等，受益匪淺。 感謝你們為我消災除難，保護周全成長。雖然你們離開了，但我總覺得還一直在愛護、支持我們，還一直關心、庇佑我們后人，讓我們全家感到無比溫暖和幸福。 愿這成為小花，獻給你們！ （20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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