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生命中的最后五年

陽光快樂

女兒：束美新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上，有關科技人物研究中，有一篇文章《不可遺忘束星北》，開篇中寫道：在群星璀璨的學者群中，束星北是當時公認的最杰出者之一。他的學生程開甲(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評價是：像束星北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界是罕見的，他的物理學修養和對其內涵理解的深度，在國內也是少有的。） ——老驥伏櫪、甘為人梯 父親束星北人生的最后五年，即1978年至1983年，是國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給了父親最后一個施展才能的人生舞臺。也應該說是父親人生最后的一個輝煌時期。 <h1>1. 吳健雄和李政道先生的贈書，引起父親極大的感慨</h1> 我感覺對父親晚年觸動最大的，應該是在1978年左右，他收到了李政道先生和吳健雄兩人共同寄給他的一本書（也可能是份期刊雜志），因為是英文版的，具體什么名字，我看不懂，只記得外皮是牛皮紙，第二頁中文寫到：“敬請束先生指正李政道吳健雄”，父親感慨了一聲：“啊呀，指正不了了！中國脫了鞋攆吧！” 這本書，讓父親明顯地看到了當時中國的科技水平和世界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 我深深地感覺到他內心的痛苦。因為在上世紀30年代，當吳健雄先生在浙江大學給他當助教時，以及1943年他教李政道先生的時候，束星北以及他在浙江大學好多的同事和朋友們，如王淦昌、蘇步青等，可一直都是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上的啊！ 他清楚地看到，經過幾十年的動亂之后，整個國家和民族早已是遍體鱗傷，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所受的那點冤屈，比起整個中華民族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已經是微不足道了。 在二十多年的冤案得到平反之后，這時的他，所想到的不是如何補償自己，而是如何把自己的劫后余生，毫不保留地獻給他所摯愛的祖國以及科學和教育事業。在他看來，不這樣做“就是浪費生命”。他所想的都是：“我還能為這個國家和人民做點什么？”他只能往前看，已來不及往后瞧了，從此之后，他完全回歸到自己是一位科學家和教育家的位置上來了。 <h1>2. 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召喚</h1> 1968年我家住登州路33號院子一樓時，35號即為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機關。33號和35號之間沒有墻。而北海分局的機關食堂在拐彎的興安路上。因此中午分局的職工到食堂吃飯，都穿過我們院子里，直接到拐角的食堂吃午飯。我們院子當時是海洋學院宿舍，北海分局和海洋一所很多人都是海洋學院畢業的大學生。 1978年恰逢科學的春天來臨，原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長曾榮四處尋求科技人才，海洋一所科技處的秘書耿世江，與北海分局的展廣中都是海洋學院1960年畢業生。因為他們1956年進山東大學讀海洋系時，父親在海洋系氣象研究室工作，正好遇上肅反后給父親平反。反右斗爭前父親的才能和名聲，他們都有所知。展廣中每天路過我們家院子去北海分局食堂吃飯，他也認識仍住在登州路33號的我的四哥四嫂。盡管20多年過去了，他們也知道父親的當時的處境。耿世江通過展廣中，了解到我父親當時住在青島醫學院松山路傳達室，便向曾榮所長推薦了束星北。 在曾榮所長的誠懇邀請下，父親也為曾所長的誠意所感動。父親在三個月的時間內，參閱了30多本海洋學著作和國際海洋學術會議論文集后，思忖再三，確認自己能夠勝任海洋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應該說，這是父親在經過深思熟慮后，才決定到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 在對父親多年的研究，以及對他許多同事、學生多年的采訪過程中，我也認為，當初父親到海洋一所來工作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雖然有些認識父親的的老先生認為海洋一所的天地小了一些。 我發現，在中國的氣象界和海洋界許多有聲望的科學家和元老中，如院士葉篤正、毛漢禮、任美鍔、陳吉余等，都曾在抗日戰爭時期，在貴州湄潭的浙江大學聽過束星北、王淦昌、蘇步青、陳建功先生的數學、物理講課。 而且1955年時，父親曾受竺可楨和涂長望先生的委托，在當時的山東大學成立了科學院氣象研究室，也就是現在的中國海洋大學的海洋系，從事過氣象研究工作。 所以說父親最后到海洋一所工作，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3. 老驥伏櫪，甘為人梯 父親到海洋一所后，受到了所領導極大的重視和照顧。在住房困難的條件下，曾所長拿出辦公樓最朝南的兩間辦公室，安排為父親的辦公室和臥室，旁邊還有一間教室，并為他配備了專車。 同樣父親到海洋一所來后，應該如何開展工作，這也是他一直考慮的問題。他看到，海洋一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員雖都是1964和1965年的大學畢業生，經過父親的觀察，發現他們的數理基礎不夠扎實，絕大多數都是學俄語出身的，英語幾乎沒有幾個人能懂。父親也考慮到，自己的年齡已過70，靠自己的力量去追趕世界前沿已經不可能了。正在這時青島電子協會成立。通過父親在山東海洋學院物理系父親的一些學生找到父親。 （1）聽我的一個朋友，原青島電子學會的秘書王維嘉女士對我講的一個她和我父親束星北交往的神奇故事： “我大學畢業到青島市電子儀表工業局技術科工作，1978年負責籌建青島市電子學會。國家正處在百廢待興關鍵時期，青島市政府為編撰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召集全市各行業專家學者座談會，為政府建言獻策。 在電子行業專家座談會上，有一位專家的發言高屋建瓴，振聾發聵，為青島市電子儀表工業乃至全市經濟結構發展刻劃出清晰的藍圖。 他談到“青島市工業結構不合理，呈倒三角結構，第一產業重化工行業占整個工業產值的65%，第二產業占比30%，第三產業僅占5%可以忽略。這種工業結構根本不適合青島這個城市。在美國可以有人不知道青島，可是沒有人不知道青島啤酒。在歐洲青島被譽為東方的日內瓦。可是，你們到日內瓦看看也不過如此，哪有青島美。青島的紅瓦綠樹，碧海藍天是造物主鑲嵌在東方的天然瑰寶，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們憑著這么好的資源不用，卻花費大量的投入搞重化工，造成重大污染，破壞了更大的自然資源財富。這叫做捧著金飯碗要飯吃。”當時青島的化工是支柱產業，其他所有行業產值加在一起還不及一個化工行業產值多。青島人引以為傲的青島鋼廠滾滾黑煙籠罩在青島上空幾十年。這位專家繼續說“青島經濟結構應該呈正三角，即第三產業為主，重點發展輕工、紡織、電子及旅游、會展行業，大幅削減第一產業，充分利用青島市天然資源，創造更大的財富，造福人民。” 談到青島的電子行業他說：“電子工業要走名牌戰略，我們有限的資金不能蜻蜓點水，撒芝麻鹽。我們現在電子技術水平落后國外近百年，國外都普及彩色電視機了，我們連收音機都買不到，還要憑票買。我們應該集中資金投入，大力發展家用電子產品，對現有企業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引進技術，創造名牌產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聽了他的談話，我急于想認識這位專家，急忙找了一張紙，臨時畫了個簽到簿，要求每位參會者填寫姓名和聯系方式。束星北先生寫了大大的束星北三個字，完全不在表格里，是草書。我又特地問他怎么念，他說束星北。哇，好大氣的名字。我趁機向他介紹我們電子學會是電子技術人員的家，并邀請他順便去認識認識家門。我們就一路說著把他領到電子學會辦公室，并請他經常來家坐坐。 當時正值青島市五年規劃大會，局長要我撰寫電子儀表行業的五年規劃，我就按照束星北先生的思路結合各企業的意見一氣呵成，制訂了青島市電子儀表行業的五年規劃。規劃中提出了大力發展電視機、照相機、空調、微電機和電度表等拳頭產品。集中資金投入創青島自己的名牌。 市政府采納了專家的建議，全市幾乎所有的外匯額度都支持了電子儀表行業的技術改造。全行業51個企業，50個企業通過引進國外技術設備更新，使老企業改頭換面，煥然一新。青島電視機，照相機，微電機，電度表等產品一躍成為國內外搶手的名牌產品。電度表，微電機，天線等產品在廣交會外商排著隊都訂不到貨。青島五朵金花全國聞名。由于，束星北（當時統稱束工）對我工作上的幫助和啟迪，經常溝通探討工作，我們成了好朋友，好哥們，哈哈，我有多么傻，不知天高地厚，一不小心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時至今日，海信、海爾成了電子行業的世界名牌，旅游會展、奧帆基地和燈光秀都在冥冥之中驗證了束星北先生的構想。 一天，當時我市軍用雷達生產企業無線電三廠廠長孫希唐（后來的山東省電子工業廳廳長，世界電子通訊龍頭企業朗訊或at&t董事長）找到我說，小王，聽說我們國家雷達之父也是世界知名的雷達專家，這個人在世界上都很有名，他現在正好就在我們青島，你能不能幫著聯系一下，給我們講講課，不行見見面座談一下也行。我說，你聯系一下就行了。孫希唐說，不行，我的面子太小了。你通過電子學會聯系一下試試。我說：“他叫什么名字？”“叫束星北。”“哈，沒問題，我可以聯系。”我當即拿起電話，就聯系了束老，他說十月份海洋局一所有一個培訓班要講課，現在正在備課。但是，還是同意先為我們講三個月講座。孫希唐高興的要跳起來了。“小王，你面子真大。我馬上回去安排”。 開講那天，無線電三廠中層以上所有人員全部停產來聽課，還有無線電廠，海洋儀器儀表研究所等全市電子專業的技術人員都來聽課，科協最大的可以容納120多人的教室爆滿。黑板前，走道上坐滿了人，科協辦公室的椅子，凳子都借來了，還繼續來人。進不來的在門口，窗口里三層外三層站在外面聽課，有的站在板凳上聽課，大家都自帶馬扎子來聽課了。束星北從雷達的基本原理開始，講到當前世界雷達發展水平，我們雷達企業發展的研究方向，以及從宏觀到微觀的技術問題。課間問了一下學員，都說講的太好了，真是一場電子雷達技術的饕餮盛宴。 座談會后帶著束星北先生一路說著到了我的辦公室，讓他認認家門。他問我是學什么專業的，我說我是無線電專業，重點研究軍用通信機。他說他也是這個專業，我們立即有了無盡的話題。談到當前我國軍用通信技術的現狀和國際上產品之間的差距，心急如焚。我國當時用的軍用通信機還不如二、三十年代繳獲的美國機器好用。 他看到我訂的無線電專業雜志很感興趣，我即邀請他經常來看雜志，專門給他一個寫字臺，可以常來坐坐。并邀請他作為電子學會的顧問來指導工作。為方便他看雜志，我讓他把所有雜志帶回家，什么時候看完再一起帶回來，免登記。后來，每年訂刊物，我干脆把目錄交給他，讓他全權負責。他每次都會非常認真訂刊物，并親自到郵局辦理。再后來，他問是否可以訂外語雜志，我說可以，你只要需要就可以訂，并且收信地址直接寫你自己家就可以了，因為外語雜志只有你自己看，除了你沒有別人看。還可以買外語書，他每次都列一個長長的目錄，交給外文書店，由書店到各個國家去訂購，貨到以后再電話通知去取書。 我們成了青島市外文書店的購書大戶，也成了多年的好朋友。因為外文書籍大多都是精裝本很重，有時候書到了，書店經理每每會頂著大日頭，把書捆扎在后座上，用自行車給我們送來，非常感動。因為我們超強的購買力，引起國家外文書店總店的高度重視，特批我們不用事先交錢，書店先墊付書錢，貨到以后再付款。 每次去外文書店人家都非常客氣，我問為什么，他們說，原本冷清的外文書店完成的業務量頂文革十年，不，頂解放以來的總和還多。那幾年，該店年年被上級評為先進標兵單位。殊不知，這一切都是因為青島有一位世界知名科學家。他像一枚超能磁場吸引著全球大量先進的技術理論。 文革后期國家急需恢復經濟，但是各企業都面臨人才荒。電子行業技術水平與國外差了近百年。奮起直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成了一代國人的歷史使命。 惡補文化，學習技術的欲望如火山爆發噴薄而出。電子學會承擔起了辦學重任。租了青島二中所有教室辦青島市電子技術夜校，還要找任課老師，買教材，忙的不可開交。 一天束星北先生開門進來，背著手說：“小王，你不是要找老師嗎？我給你帶來了。”我開門一看，哇，站了滿滿一走廊人，全是國家海洋局一所的工程技術人員，老大學畢業生。我趕緊一個一個的登記，分配任課時間，課程。 夜校如火如荼的辦起來了。萬沒想到如此火爆，人員擁擠堵塞了交通，驚動了公安部門，每晚派警力負責管理秩序。整個二中教學樓燈火通明，三個人一個課桌還坐不下，一個教室擠了近100個學生。還有不少人找關系走我的后門，想報名報不上。無奈，只好與各位任課老師商量，辛苦他們每天晚上同時教兩批學生。第一批放學后，翻臺，再教第二批學生。這個提議得到老師的一致支持，我們一晚上就辦兩次夜校。擴招了一倍學生，緩解了招生壓力。 電子夜校成了青島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任課老師每天晚上從五點半一直講到晚上十點才放學，但是依然積極性很高。他們的經濟收入大幅提高，一晚上的收入比他們一個月的工資都多。海洋大學一位老師離婚后，老婆與一位萬元戶結婚了。他收入提高后，家里重新粉刷了房子，所有家具煥然一新，買了別人買不起了家用電器。老婆又回來復婚后，兩人相敬如賓，和和睦睦。 更重要的是我們為社會培養了大量技術人才，好多學生都回去參加了高考，進入大學改變了命運。有的在企業成了技術骨干。青島印染廠引進了德國的電子刻花機沒人能開動的起來，我們夜校的一位工人學成回廠后把設備啟動起來了，為企業創造了效益，被企業破格聘用了技術職稱，改變了身份。這些事例比比皆是，枚不勝數。青島市電子學會也被中國科協評為先進集體，我在第一屆全國科協大會上做了重點發言。 82年組織部門找我談話：我們國家對外開放急需既懂技術又懂外經外貿的復合型人才。國務院委托北京大學辦涉外經濟管理專業研究生班，專門為經濟特區和計劃單列市城市培養外貿局長和經貿委主任。當時，我孩子才幾個月去不了。組織科長說你先不要急著答復，給你三天期限考慮以后答復。我問了所有家人都不同意去，孩子太小還沒斷奶。兩天過去了，基本決定不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要答復組織部門了。下午臨下班束星北先生來，我順嘴提起這件事，他說：小王，你既然問到我，我就送給你幾個字，叫做：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那你的意思就是讓我去就是了。”他說，那是你自己的事，自己決定。但是，這樣的機會以后不會再有了。“那我就去。”我立刻跳起來說，束工你走時把門卡上就行了，我趕在郵局下班前去打長途電話問我婆婆能不能幫我帶孩子。他說，沒什么事我也回去了，我們一起走吧。這一別成了永別。我忙著回家收拾東西，把幾個月的孩子送到婆婆家，毅然決然赴北京大學上學去了。 在北京大學接受了于光遠，厲以寧，龔祥瑞等國家頂級大師的教誨，由一名普通技術人員變為外經外貿專業管理干部，青島市電子產品出口成了全市經濟支柱產業，外匯收入成了電子行業主要收入。后期作為青島貿促會外貿公司業務法人代表，縱攬了青島市所有技術引進和技術改造設備進口項目，在國家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經歷了激情燃燒的歲月。 如果當時不是束星北先生的幾句話，我就與北京大學研究生失之交臂了。不曾想，與束星北先生交談的幾句話竟是與他最后的訣別，一年后，他永遠離開了我們。 偉人就是偉人，用他那點石成金的能量改寫了我的人生，扶持了外文書店。用他默默的奉獻捧紅了青島市電子學會。用點睛之筆譜寫了青島電子工業乃至全市經濟結構調整宏偉藍圖。 40年后通過微信讀到一篇關于束星北先生的文章，束星北，束星北，這個人我認識，是我哥們！迅速找出他的署名影印件，對就是他！草書。至此我才知道束星北是中國雷達之父，是中國的愛因斯坦，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的老師，中國原子彈之父王淦昌的朋友，世界著名的科學家。” 王維嘉的話讓我想起，在1962年時，當時的青島市委書記張敬燾也曾委托時任青島市統戰部長趙方舟先生找到在青島醫學院的父親。打算將青島發展成一個電子城，托父親規劃設計。并讓趙芳洲先生帶著我父親在青島市龍江路一帶到處給我們家找房子，我也曾跟著去了好幾次。但后來由于政治運動又來了，這件事情就泡湯了。 自1957年反右斗爭后，父親徹底被打倒了，在1962年時可能還有不少人，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都還知道父親的才能。二十多年后的1978年，已經很少有人認識“束星北”是誰了。 我個人認為，父親當初之所以能答應到青島電子學會去講課，而且一講堅持三個月，他就是明確地意識到，經過這么多年的運動，中國與世界科技發展之間的巨大差距。“中國脫了鞋攆吧！”這就是父親的動力，他知道憑他自己，畢竟年齡大了，是不行的了。他要把他自己的知識，盡最大可能地傳授給別人，他甘做“人梯”，而且不講任何報酬，不遺余力地堅持而為之！ （2）舉辦“動力海洋學學習班”并親自帶領“海洋內波研究課題” 他在為青島市的電子工業發展做出努力后，緊接著，在國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他又堅持舉辦了近兩年的“動力海洋學學習班”。他從英語、數學、普通物理教起，繼續甘當“人梯”！ <h5>束星北與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前后兩任所長曾榮（右）和王殿首（左）</h5> <h5>這是父親到海洋一所來以后，自己記錄的他的平反書</h5> 也就是說明，父親在1979年12月26日才正式由中共山東省委宣傳中央55號領導小組平反的。 對于父親在海洋一所的工作情況，我想由父親的兩位在海洋一所的學生耿世江和趙俊生的文章來說明，因為他的學生比我更有發言權： 耿世江先生的文章《束星北教授晚年在一所》（他是父親晚年的學生之一，也是當時科技處負責父親與所領導的聯系人），此文曾發表在2007年第九期《科學新聞》）上： “在束教授一生的最后五年里，我幾乎是每天同他在一起，親眼目睹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來所初期，束教授邊看書學習，邊思考如何為一所的海洋研究奉獻余力。 為了摸清一所科研人員的素質，9月份，他先后就科研的方法及多年積累的經驗體會、牛頓力學基本定律和原理等問題，舉辦了3次專題講座，解答同志們所提出的疑難問題，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通過與科研人員的廣泛交流，束教授深刻體會到，多數科研人員的理論基礎不夠扎實，對一些基本物理定律和原理理解得不夠透徹，難以做到舉一反三，融會貫通，僅靠幾次專題講座無濟于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于是，便萌生了開辦一個動力海洋學進修班的想法。束教授的這一想法與曾所長一拍即合。經過一番準備，通過自愿與考查相結合的原則，最后確定了28名學員。我既作為學員之一，還受曾所長之托，協助束教授做進修班的具體組織管理工作。為避免干擾，安心h.郊嶗山縣李村的嶗山旅社開辦。 為照顧束教授的生活起居，束師母也陪同束教授一起進駐嶗山旅社。 稍事安頓，于11月3日束教授便開始上課。束教授講課從不照本宣科，我們沒有任何教科書，也沒有講義，全憑教授的一紙提綱講授，我們邊聽邊記。束教授的講課內容先后涉及到一般張量分析、理論力學、流體力學、熱力學、數理方程、概率論和數理統計，以及動力海洋學的若干基本問題。 他讀書從不盲從，既不盲信書本，也不迷信名人，他對書中的一些結論，總是要通過自己的物理分析，建立方程，推導結果，以驗證其結論的正確與否。束教授的講課方法，獨具一格，特色明顯。對于一些重要的物理定律和原理，總是先通過現象的物理分析、實例論證、啟發誘導，著力把問題講深講透，把一些疑難問題講得淋漓盡致，讓我們聽后豁然開朗，銘記在心。束教授常告誡我們，做學問要務求精深，來不得半點虛假，懂就是懂，不懂就說不懂，不懂就問，不懂不丟人，不懂裝懂才丟人。他還經常對我們說：“我想到的問題，你們都應該想到，我想不到的問題，你們也應該想到，不能我想到的問題，你們還沒想到。你們應該想得比我還多才對。”可見這位當時已七十多歲的老人，思維之敏捷，思路之清晰，思想之活躍，比我們這些小他30歲左右的學生有過之而無不及。 1979年，時任國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長陳炳鑫，經兩彈一星專家的推薦，找到了正在嶗山旅社為海洋一所培養人才辦學習班的父親。他向父親提出導彈艙回收的問題，因這在當時屬于國家絕密問題，所以陳炳鑫沒有多說。父親當時雖然身患重感冒，吸著氧氣，但依舊用一個手巴掌大小的計算器，花了僅十幾分鐘的時間，就計算出了回收時間。 下面引用趙俊生在《深切懷念恩師束星北教授》一文（原載《胡楊之魂—束星北百年誕辰紀念文集》，詳細介紹事情的經過：. “關于我國第一枚洲際導彈彈頭濺落海域數據資料艙安全回收時間估計問題的解決” 1979年春季，時為國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長的陳炳鑫同志，在曾所長帶領下，到當時我所“動力海洋學進修班”駐地嶗山旅社，向束先生求教關于該數據艙安全回收時限的問題。據陳炳鑫同志介紹：當導彈彈頭在預定海域濺落時，將會激起100～200m高的水柱，數據資料艙在彈頭濺落的同時被彈出，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料艙會離開濺落點向外推移。我諸打撈船將在警戒圈邊緣等待。我們必須在警戒圈內打撈，時間超過4小時資料艙將會自爆，在此時限內越出警戒圈它就可能落入別國之手。 問題是彈頭濺落后隔多長時間就可以安全打撈？束先生聽完敘述后說：“讓我想想。”由于先生有輕微感冒，加之時間已臨近中午，先生顯得有點累。在場的人都勸他休息片刻。為了不分散先生的注意力，誰也沒有講話。在吸氧、強力咳嗽，向口腔噴止喘藥水交替數次，約10分鐘后，束先生一拍腦門說，拿計算器來。又過約5分鐘后，先生說算出來了：資料艙濺落半小時后出發打撈就沒什么危險了；1小時后，肯定安全。陳炳鑫同志說，隔2小時去撈也來得及。 就這樣，本來打算不惜花幾十萬元甚至成百萬元經費研究的問題束先生花了半個小時就解決了。當陳炳鑫同志感謝、辭行時，先生再次強調資料艙濺落一小時后，打撈肯定安全，因為其時沖擊水波的能量向四周基本擴散完了，沒有必要再花冤枉錢做什么模擬試驗了。 嗣后，據說還有人主張要花巨資做模擬試驗。一直到我國第一枚洲際導彈發射成功后，上面傳來消息說：錢學森教授肯定了束先生的結論，此后在導彈發射前國家確實沒有花錢再做模擬試驗。 自此之后，束星北教授在國家海洋局及海軍系統內名聲大振，這在客觀上也為海軍、海洋局在國防系統內贏得了聲譽。于是，束星北教授關于導彈飛行、濺落的資料艙安全打撈時限的估算，就有了各種版本在流傳；其中大多數傳聞失實。今后如有再引用者，應以本文版本為準。因為，當時本人就在當場（這是束先生事先安排的）。 其時關于束先生所給出的上述科學結論，其親朋好友各有不同的反映：有的人認為，為什么不把估計的結論說得圓滑些？！萬一估計不足可能會犯政治大錯誤，另有人認為，為什么不藉此爭取經費弄個項目給學生做做。先生對此議論不屑一顧。因為，他對科學真理堅信不移，他絕不會按照別人的思維邏輯行事。束星北，就是束星北！！！ 池塘拋石激水柱、模擬導彈濺落不花錢 在陳炳鑫同志向先生求教以后，某日的下午，束先生領著我們28個弟子從學習班駐地嶗山旅社，徒步向不遠處的一個池塘所在地出發。抵達池塘邊，先生令其身邊的幾個弟子撿起不同大小的石頭高拋墜入池塘中，并令大家觀察激起的水柱的高度及其向四面八方的消散情況。 看到的現象是：石頭落水激發起的水柱除高度不同外，都迅速地向周邊消散。據此，束先生用手杖指著池塘說，如果這就是大洋，洲際導彈濺落激起的水柱消散情況與拋石頭引起的現象大同小異。今天算是做了個不花錢的導彈濺落模擬實驗。 次日就引導我們研究Bessel方程和Bessel函數的漸近式。因為Bessel方程是柱面波的波動方程，Bessel函數是表征柱面波的函數，它是其解之一。在波動的中遠場，Bessel函數的漸近式是余弦函數。基于此，我就徹底理解：束先生對濺落資料艙安全打撈時限估計的思想路線了；原來，先生把100～200m高的沖擊水柱的消衰當作柱面波擴散傳播對待，安全時限的估計用的是其中遠場的漸近關系。通過此例，對先生科學嗅覺的敏銳及解決疑難問題能力的高超，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h5>幾天后，父親帶著他的學生們在池塘邊做模擬實驗的現場。照片上有陳炳鑫來講父親原海洋一所的學生趙俊生（最后一人）、曾憲模等人</h5> <h5>以上照片是父親束星北在海洋一所工作的五年期間，也是他生命的當中的最后五年，留下的近100萬字的《動力海洋學教學筆記》原稿。可惜，由于搬家多次，他的親手書寫的教學筆記竟不知去向，在何時找不到了，我也一直自責。</h5> 可是他的學生手中有的還保留了父親上課時，他們所做的筆記，盡管他們自己不敢保證是否對父親的講課內容理解正確。但至少可以從他們的筆記中看出父親嚴謹治學，認真備課的一絲不茍和他雄厚的數理基礎，以及他的學術思想和方法。 <h5>這張照片是他其中一個學生姜太良先生所做的筆記</h5> 在海洋一所工作期間，所里曾經多次提出給父親調整到一級教授工資，因為父親在反右前早就是二級教授了（原山東大學理科最高是二級教授），父親卻不接受給他一級教授的待遇。 每當別人向他提起他的平反問題和待遇要求時，他的回答幾乎都是一樣的：“我沒有時間考慮這些了，留著歷史去研究吧！” 他對他的學生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們趁我還活著，多跟我學點東西吧，別以后后悔。” 他時常對他的學生們講：“我現在還能站在講臺上給你們講課，我就很高興了！” 他也多次對我講：“最遺憾的是我不能把我腦子里的東西留給你。”我勸他不要再教學生了，因為他太耿直了，看到學生不夠努力，他還要批評人家，出力不一定賺好。但父親卻義無反顧地從英語到數理基本方程，日夜兼程地去教他的那批已經大學畢業并參加工作多年，但基本功不夠好的海洋一所的科研人員。 大哥曾跟我說過盡管他自己在一生中也取得了一些學術上的成就，但他自己知道他跟父親之間在學術水平上有巨大的差距，甚至連父親的一半都不如。 對于這一點我在海洋一所同父親工作和學習的過程當中深有體會。高中畢業時我也算個高材生，文革后也考上了大學，學了數學專業。但我深感到自然科學，尤其是數理科的連續性中斷了十幾年就像是一根鏈條上的一個大斷點，接起來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我調侃自己是學“數（shǔ）” 學的，出海時“數小球”（因為海流計是通過海流沖擊小鉛球的個數來確定海流大小）；上班“數方格”（在方格紙上畫海流圖）；回家“數指頭”（過日子）。 我二中的同學黃曉圣，他也是1966年青島二中高中畢業，1978年他以好幾門功課滿分的成績考入了當時的山東海洋學院物理系（現中國海洋大學前身），據說是海洋學院歷年來招收的成績最好的學生。他的父親是青島醫學院的，與我父親也相識。1980年黃曉圣的父親帶著他找到我父親想跟父親學習理論物理，父親一方面表示自己年齡大了帶不了學生了，并對他說：你已經三十多歲了失去了研究理論物理的最好年齡，并建議他搞技術物理。 我親眼看見父親吃住就在教室旁邊的房間里，小小的計算器（一書本大小的，根本稱不上計算機pc150最早的可編程的計算機）每晚放在他的枕頭旁。他說，他聽見計算機的打印的聲音，就能睡好覺。 為了能夠在小計算機上計算，父親甚至跟我學習可編程的BAISIC語言。我問他：“你一個大教授跟我這個小助工學，不掉價嗎？”父親回答：“不懂不掉價，不懂裝懂才掉價。” 1982年，當時全國動員高級知識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榮書記也找到父親，并表示愿意做父親的入黨介紹人。父親對他說：“我這個人比較自由散漫，又做不了表率，所以我留在黨外，你也清閑，我也清閑。” 我的一個中學同學田艷茹從淄博回青島，來看望我父親。一見面父親就把她認出來了，就叫：“你是小田！”田艷茹高興地問道：“束伯伯，你好嗎？”父親對她說：“好啊！我替那些死去的人多活了這么多年就很好了！” 父親為人坦誠，直率。因為他是國家海洋局學術委員會的成員，在評定高級職稱的會上，他時常會對申請人在學術問題上提出一些疑問，這難免使當事人心里會產生一些不快，認為束教授是在和他過不去。其實不然。在父親看來，這是他的一種學習方法和態度，來搞清楚一些他不明白的問題。因為在他自己求學的經歷中，在他跟他的國外導師學習時，以及他在浙江大學教學的過程當中，相互提問，答疑，爭論就是一種非常好的學習方法。 他的為人坦誠還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父親到國家海洋局一所來工作后，有一天，曾榮所長陪同南京大學教授、科學院院士、地貌學家、海洋地質學家任美鍔先生和他的夫人來看望父親。任美鍔先生的夫人上世紀30~40年代曾畢業于浙江大學史地系，當時也是浙江大學的才女之一。論起來也算是父親的學生輩。父親曾聽人說，因為任夫人很有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污蔑她是國民黨特務。所以當父親一見到任美鍔先生夫婦時，他對任夫人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我以為你很漂亮呢！”任夫人趕緊回答說：“不漂亮，不漂亮。”事后，曾榮所長經常拿此事當笑話跟別人講。父親坦誠到有時令人尷尬的地步！ 這是1982年春天，山東電視臺的記者于拓（后排左第三人）到青島海洋一所，由我所的湯廣信和劉自力等陪同，拍攝了父親生前唯一能找到的視頻，山東省電視臺播出的電視人物專題片《耿耿丹心》。2007年束星北誕辰100周年紀念時，我們又重新做了整理，也就是剛才大家所看到的制作了《科學家束星北》的紀念光盤，它見證了父親束星北在海洋一所度過的他人生的最后五年。 4. 父親的最后心愿 這是最近從美國我的一個侄女處，轉來的一封父親在他去世前6天前給我伯父的一封信。從這封信里，我們可看出父親的最后的心愿：“希望能再活十年，把海洋學抓到手。” 1983年9月我們出海回來，剛剛將內波調查采集到的數據整理出來后，10月上旬的一天早上，父親興奮地對我講：“束美新，我們有了重大的突破，調查的數據和我們的數理方法的推測，結果完全吻合！”父親還說，他要親自到北京去找海軍司令員，帶著他的有關“內波研究”的英文簡要，去同他解釋內波對于潛水艇航行的重要性。可惜，沒等他去，就一下子被風寒擊倒了，再也沒能爬起來。而且在這封信的6天之后，10月30日凌晨3:00，父親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在父親去世的當天，我們幾個子女讓父親的學生把母親從家中接過來，并叮囑他們在到醫院之前，千萬不要告訴母親，父親已經去世了，告訴她之后，也讓她不要哭出聲來，以免驚動病房其他的病人。 4點多鐘的時候，母親來了，臉上掛滿了眼淚，卻真的一點聲音都沒有，她緊閉著嘴巴，任眼滿面淚流，她撲倒在父親的身上，一言不發。我頓時被母親強大的控制力驚呆了，使勁攙扶著她，生怕她發生意外！就這樣一直到天亮，父親才被推往太平間。離開病房后，即將進入太平間大門的那一刻，母親和我們才意識到，父親將永遠地與我們分別，這才拼死般地拉住靈車不肯放手，嚎啕大哭起來！頓時我感到天昏地暗，情緒完全失控了。靈車進去了，我撲倒在地，但再也無法挽留住父親了。而我的母親這時才把生怕影響別人的休息，無聲任憑眼淚橫流的壓抑頓時迸發出來，母親撲倒在地上，極力擺脫著我們的攙扶，努力掙扎著想爬向已經關上了的太平間的大門，放聲痛哭地送走了與她相知相伴了近60年的我的父親，這一幕令我終生難忘！ 遵照父親生前的遺囑，身著海洋服，在國家海洋局一所所長陳則實和青島醫學院雙方領導的見證下，大哥代表全家捐贈了父親的遺體，給青島醫學院做科學實驗。 <h5>遺體轉交儀式上：前右第一人束越新、中間青島醫學院院長張之湘、左國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所長陳則實</h5> 面對中國廣闊的海域，父親束星北“希望能把海洋學抓到手”的遺愿，他本人沒有能夠實現。在此，我要感謝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成立了《束星北青年學者基金》。我相信，完成束星北先生最后未了的心愿，一定會后繼有人！ 女兒：束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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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生命中的最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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