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堂情思

滄海人家

出家門，向前走，穿過兩道院，來到馬路上，我天天走過這條路，到學校去上學。 我家怎么會住進這個“深宅大院”呢？原來在上世紀70年代初，隨著國內形勢的逐步好轉，在五七干校學習的父母回到縣里等待分配工作，父親原本在縣里是有職務的，但由于“解放”的晚，原來的單位已經(jīng)有人去了，縣里領導找父親談話，準備安排他去縣招待所工作，這在當時恐怕是全縣最沒有存在感的職務了，但出身的父親習慣于服從命令，二話沒說就上任去了。招待所旁邊就是剛落成不久的大禮堂，可能是方便管理的考慮，縣里干脆就把禮堂暫時劃給招待所管理，因此招待所的干部也被戲稱為“堂官”。 父親到招待所工作也有一個好處，那里的房子多，安排家屬住處不是問題。我們家先是在招待所內的房子里住了一段時間，因為招待所里經(jīng)常召開會議，人來人往，十分雜亂，不適宜家屬在里邊久住。恰好大禮堂院里有三間平房沒有人居住，于是我們全家就搬了過來。與人來人往的招待所相比，新家的院子既空曠又冷清，住在這里是需要一些膽量的。 住下來不久，我慢慢地喜歡上了這份空曠與靜謐。它鬧中取靜，別有洞天，那是一種難得的安靜，而不是陰郁和肅殺。地點位置也好，大禮堂雖然面向馬路，但中間隔著一個小廣場，從家里到廣場中間還隔著一道小門，這樣的布局把外面的喧囂擋在了家門之外，住在里邊猶如世外桃源。 還有一個原因也不得不說，在此之前我家一直在附近村里借宿，和土房火炕打了好幾年交道，基本上是入鄉(xiāng)隨俗，如今搬到縣城也算更上一層樓了。 搬家那天房東一家都來幫忙，用手推車給我們運箱子、柜子等大件的東西。吃過午飯后，母親領著房東大娘參觀了一回大禮堂，房東大娘回去后逢人就說：“還是縣城好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我和村里的小伙伴們告別時，也不忘說上一句：“到大禮堂找我去啊。” 　　從村里到縣城，不過幾里地的路程，但農(nóng)村和城里的差別還是有的。比方說，上午九點鐘以前，院子里是見不到陽光的，大禮堂高大的墻體把陽光擋在了外邊。而傍晚的夕陽又是絕美的，站在禮堂的臺階上看去，殘陽如血，晚霞若火，它把整個縣城都照的紅彤彤的，美的驚心動魄。到了晚上，路燈渲染過的月色皎潔朦朧，四周寂靜下來后，大禮堂墻角下的小蟲們叫的正歡，，“唧唧”“吱吱”“啾啾”，透過門窗傳進屋里，很有月下聽琴的美妙享受，這些都是我在低矮逼仄的土坯房里未曾體驗到的。 閑暇的時候，我對大禮堂做過一些觀察，大禮堂坐北朝南，建在縣城的主干道上，禮堂的前立面高三層，紅磚素灰，上方寫有新華禮堂四個紅色大字。前樓后面是一個可以容納千人的大廳，投用初期大廳沒有吊頂，也沒有排椅，顯的十分寬敞。禮堂內部房間不多，二層是工作人員用房，三層是電影放映室，剩下的就是倉庫了，有時候外地劇團來了，演員也住在里面。 大禮堂雖然功能有些單一，但外觀樸素莊重，里面親民實用，處處透著那個年代的風格。為了弄清這座禮堂的歷史，我專門到圖書館查閱過縣志，大禮堂建于1972年3月，一座禮堂能夠寫進縣志，足見它承載的歷史價值。 住進新家不久，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喜人的秘密，原來電影放映后，大廳的側門需要打開，而我可以憑著禮堂“內部人”的身份隨意出入禮堂，有時候還可以帶親戚朋友蹭票，反正那時候禮堂里很難坐滿人。如果劇團來了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家經(jīng)常成為演員們的“茶館”。 　　禮堂雖小，有時候也上演大場面，我印象最深的是譯制片《賣花姑娘》的上映那次，這部朝鮮寬銀幕電影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強，特別是悲劇式的表現(xiàn)手法打動人心，在當時全國樣板戲一劇獨大，文化生活單調的背景下，《賣花姑娘》一經(jīng)進入我國影院，立即產(chǎn)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 在此之前，禮堂放電影一般都在晚上，但那次破例改在白天放映，巡回場次，兩頭跑片，為了保證觀看效果，縣電影隊事先用黑布把禮堂四周的窗戶蒙的嚴嚴實實，連我經(jīng)常走的小側門也掛上了厚厚的簾子。 《賣花姑娘》熱映給我留下了兩個深刻的印象，一個是看的人多，不僅縣城里的人看，附近鄉(xiāng)村的人也專程趕來觀看，一時間縣城里熱鬧非凡，其受歡迎程度不亞于后來的《少林寺》。另一個印象是哭的人也多，隨著影片主人公花妮的悲慘遭遇步步深入，女人們大多哭的一塌糊涂，一些感情豐富的男人也流下了熱淚，影片高潮階段，黑暗的大廳里抽泣聲一片，可謂是銀屏花香人濺淚，無處不唱賣花歌。縣城的道路旁，學校里，單位上經(jīng)常聽到有人問答：“你去看《賣花姑娘》沒有？”“我看過了”或者說，“我正想去?！彪S后又問：“哭了嗎？”“哭了，哭了?！币粫r之間，縣城里似乎形成了一種空氣，甚至一種風向，如果不看《賣花姑娘》就好像是一大憾事。且不論影片藝術水準如何，一場電影賺足了中國人的眼淚是真真切切的事情。 除了看電影，有時候我還悄悄溜進禮堂聽會，當年我已經(jīng)是中學生了，聽得懂臺上領導們發(fā)表的重要講話。但對于一個孩子來說，與其說是聽會，不如說是看臺上的那些“大人物。”至今我對其中的三個人的記憶深刻。一位是當時的縣委書記，典型的老干部摸樣，溫文爾雅，講起話來細聲細語，我上山下鄉(xiāng)時老書記還專程來為知青們送行，是一位受人尊重的長者。另一位是縣武裝部政委，“支左”時任縣委副書記，講話時喜歡披著軍大衣在臺上走來走去，話語中帶有軍人的氣度，是一位經(jīng)歷過戰(zhàn)火考驗的老革命。還有一位是省里派下來鍛煉的縣委副書記，我最喜歡聽他的會，此人畢業(yè)于北京一所名校，理論功底深厚，特別善于借古比今，高興了還與臺下聽會的干部互動，是一位學者型的基層干部。最有意思的一次會議也發(fā)生在他身上，那天他在一次講話時不知怎么發(fā)生了口誤，面對臺下黑壓壓的與會人員一時忘了下文，便像老師提問一樣讓臺下的人發(fā)言，他不知道的是我們小縣雖窮，卻是帝師之鄉(xiāng)，鄉(xiāng)村干部也有俊才，一位公社干部站起來用濃重的鄉(xiāng)音娓娓道來，替領導解了圍，也為農(nóng)村干部掙了臉，這段小插曲在縣里流傳甚廣。 大概一年后，父親調到物資局工作，我和大禮堂的故事也就此結束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每次回到縣城，都繞路去看一眼那個見證過全縣太多重要時刻的大禮堂，也望一眼那個小側門后面的“家”。 再后來，大禮堂變成了危樓，又過了幾年，大禮堂被徹底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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