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求索》No.6求奉獻之棄官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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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ref="https://www.meipian14.cn/52mndc2s"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55, 138, 0);"> 父親用生命寫就的回憶錄——寫在《求索》前面的話</a> 六、求奉獻 (1982~1992) 當日本帝國主義打到我國時，中國人民的回答是：打倒列強，不到長城非好漢。 當美帝國主義打到鴨綠江邊時，中國人民的回答是：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當中國人民要搞社會主義的時候，她的一個兒子回答是：參加領導這一事業的先進組織——中國共產黨。 當黨和政府決定恢復高考的時候，一名共產黨員沖了上去。 要到長城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跨過鴨綠江是為了打敗美帝野心狼。 要參加中國共產黨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 要輔導高考是為了祖國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復興中華，多作奉獻。 如今，我雖體弱多病、退居二線，當事業需要的時候，我棄官從教、重返高三，站好最后一崗，仍然是為了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復興中華多做奉獻。 棄官從教 1980年10月,入黨才3個月，組織上便下令任命我為八分場高中副校長。我向李指導員要求,請不要宣布。指導員還真的答應了。可是不久，分場還是知道了。即使知道了,我還是要求不宣布,與分場僵持了近半年,把老李為難了。分場組織干事老駢找我談話說:“讓你當領導,這是黨對你的信任。你長期受壓,這也是改變你地位的一種措施。”我說我當教員挺好，老駢說當領導也沒什么不好的，你想教課那可以兼課嘛。不得已宣布了。 26年前在朝鮮我確實有“做官”的想法。那時我正在做“見習指導員”，很想在政工的路上走下去，沒想一輩子當教員。停戰后調我回國學習，以后定下來當教員，彎轉過來了，思想也通了，想做官的思想也就淡漠了。這是一。這第二，參加革命30年也沒學會做官的本領，如今年近半百，要我現學也學不來。我幾十年當教員，可以做出成績，有經驗，有一點兒本領，業務水平、成績可以名列省級前茅。如果當領導那就差遠了。 共產黨員要無條件服從上級決定。俗話說:“趕著鴨子上架。”如今趕著我做官。做官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分場楊書記請我和另一個學校的王校長宣講《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八個部分分四課,王講一二課,我講三四課。后因我對歷史有親身經歷,王就讓我講前兩課。分場黨委和廣大黨員對我們講課非常滿意。 ? 當老師的備課講課所下的功夫往往比當學生的聽課學習所下的功夫要多好幾倍。再加上《決議》講的是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我建國前夕參加革命,這正好是我投筆從戎以后的歷史的總結。因此，對照自己感到特別親切，體會也特別深刻。 我歷史上受挫也無非是兩場，一場在反右時，一場在“文革”中。 《決議》對反右是這樣說的:“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此進行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我既不是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又不是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而是填了表的即將發展的黨的積極分子。是黨組織熱情地邀請我開座談會,提意見,真誠地幫黨整風，我也真誠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反而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我以黨的利益為重,顧全大局，委曲求全,仍視黨為“媽媽”,設身處地為“媽媽”著想,是完全積極的正確的行為。 關于“文革”中的錯誤那就更加明確了。《決議》中說:“ ‘文化大革命’ 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革”前夕,在社教中我在反右受挫后又列為發展對象。然而“文革”中三番五次整我，整來整去,整的卻是一個忠于黨、忠于人民，即使按“重新”入黨的嚴要求也夠標準的黨的積極分子。“兒不嫌母丑”。黨有再大的錯誤如今認錯了，作了《決議》,做兒女的還能說個啥呢? 撥亂反正之后，知識分子地位有了明顯提高,友誼農場這個藏龍臥虎之地不斷地有人來挖掘人才,我也被列為其中之一。1978年農墾總局責成友誼農場教師進修學校向全總局傳達省里有關教學計劃，當時八一農墾大學校長包**,就是“文革”中給我平反的那位縣委副書記，親自對我說歡迎我上農墾大學教政治課。 1980年我上省里評卷順路去阿城農技校,見到了副校長林**。林是我住“牛棚”的難友,他當時就在我班。他要我上阿城農技校,以后還專門派趙**來八分場要人，要的是黃**、盧**和我。還有1981、1982年,五九七農場李校長兩次托人要我去五九七農場學校。 面對這些邀請,我的“軍心”開始了動搖,心想哪個學校都很有吸引力。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當阿城農機校來要人的時候,總場書記、文教科書記卡住了我,不放人,與此同時還給打了招呼,說友誼農場正在建重點高中,到時候讓我上農場重點高中。 面對四個學校都要我,我站在了十字路口,東西南北我往哪兒去呢?上八一農墾大學我有點兒打怵,人貴有自知之明嘛。對我有較大吸引力的是阿城。第一,離大城市哈爾濱近;第二,據說學校要升為大專。我這輩子教過軍校的官兵，教過地方社會上的干部群眾，教過小學、中學的學生和電大學員，但沒教過普通大學的學生，很想教教。可是如果我堅持要去阿城，很可能就得跟友誼搞僵。 我真該好好想想,友誼農場是我第三故鄉，我參加革命33 年了,在部隊不到十年,農場占了三分之二。友誼農場我有那么多的熟人、老戰友、老同事。我和妻子都在友誼入黨,兩個孩子都在友誼入團上大學,遠走高飛。如今我年已半百,只求實實在在地為友誼多添幾塊磚多加幾片瓦，做點兒奉獻就心滿意足了。 就是這個時候,改革開放開始了,人們的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很多人對我的棄官從教很不理解。因此有的人說我觀念過時，活得太累,只有犧牲,沒有享受,總是吃苦受罪,又無財產，有官不當，太傻，不值。 說這種話的人有的是我的知己或是學生，有的是我的同事、同學。我對他們的話首先表示感謝,因為這里面充滿了對我過去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深切同情和關懷。但是這些觀念和我的價值觀是有區別的,請允許我慢慢說來。 “價值”一詞在我們那個時代很少用,甚至不用,往往被“意義”所替代。因為那時候的意識形態與現在大不相同。“價值”一詞是商品經濟中的基本概念,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那時候,我們消滅了階級,消滅了私有制,甚至幾乎要消滅商品經濟，而且往往把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進入社會主義后,資本主義是革命的對象,所以很少或不使用價值觀。當我們評價某一事物時，往往只用值不值得或有無意義表達。 我的一生想的和做的大多數是為了人民和黨的利益作貢獻,因此也就不用“價值”而用有無“意義”代替了。說我的觀念過時我承認,但我不承認沒有價值。相反，我認為很有意義,也就是今天說的很有價值。我是從事精神生產、從事革命工作的,很難以用價值表現。因此，有多少價值我也說不準,但我認為很有“意義”、很“值得”。 我是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值不值呢?我認為很值,我也不傻。按照我的觀念比起跟我一起跨過鴨綠江,把命都犧牲了而沒有回來的同志,我還沒有他們犧牲得大,還比他們幸福得太多太多。共產黨領導我們搞革命、搞建設,我們今天的幸福,都是靠我們的前輩的無數犧牲和無數吃苦遭罪換來的,我也就是在革命和建設中犧牲了某些利益，但不是一切,至少還有一條命沒有貢獻出來。 價值也不一定用錢來表現，一條性命也不能用錢來衡量。請問新中國的建立值多少錢?董存瑞炸碉堡、黃繼光用身體堵槍眼值多少錢?誰能回答得了呢?那些犧牲了性命的烈士又值多少錢呢? 如果一定要用金錢來衡量,我也有一個“小九九”。我是這樣想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祖先的子孫后代,若干年后又都是子孫后代的祖先了。無論何人,他都是赤條條地來到這個世界,以后又赤條條地離開這個世界。當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時，有相當長一個時期，十幾年二十年吧,衣食住行用所有生存條件包括讀書受教育，都是前人祖先供給的,將來你生的孩子又是你這個先輩供給的，這個說法合乎實際吧。 我的“小九九”就是從這兒開始算的。我認為一個人這一生生產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如果只夠他自己消費加上還給前輩付給他的撫養費和他扶養孩子的費用,他的消費和生產相抵,那么我對他的價值評價算是平衡。如果他生產的價值不夠付出，那他這一輩子的價值就是欠債,那這一生只不過作了一個消費機器。如果他生產的東西大于他消費的東西,那就是貢獻,超過得越多越有貢獻、越是光榮、越有價值。 我認為一個人來到世界上度過一生，應該做一個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不能做一個白活一輩子的人,更不應該當一個給人類社會帶來麻煩的人、帶來負擔的人! 在我的工作中還發生過這樣幾件事: 不該要的東西，送到手里我也不要。1972、1973年,我在八十一連宣傳隊。這個隊靠山,木材多,不少人打家具就是從山里弄來的木頭。我也想打家具，被一位干部知道了,就給我弄了兩根木材放在他的房后。我問他多少錢,他說給20塊錢吧。我說怎么這樣便宜，他說靠山嘛。我打聽了一下,一方木頭得百把塊錢,便回答他說木頭不要了,不想打家具了。有人知道了這件事,便說我傻。是的，我就是這樣的傻瓜。 ? 1980年,我在八分場高中當副校長,分管團的工作,發展了一些團員。其中有一位為了表示他的感激之情給我送去了一些吃的禮品,我上省里評卷去了,是孩子在家收下的。回來后我知道了這件事，便叫孩子上商店打聽這些東西值多少錢,讓孩子把東西折合成錢給這個同學送去了。 也是在我當干部的時候,有個老師,有人對他的一筆賬有懷疑,沒長上工資,我就幫他跑了幾次分場和總場,最后問題弄清,評級也評上去了。這位老師在春節時派他的孩子給我送來了禮品，我對孩子說,你爹的情我領了,東西拿回去,如果你不拿回去,我跟你爹的交情也就到此結束了。這個孩子只好把東西帶了回去。 長級的時候,我常喜歡橫向跟比我強的比。比如說,據我所知我們 1958年轉業的同志,在1959年有個別人長了一級，還有不少在1963 年長了一級。我呢,兩次都沒長。到了1966年，上級對前兩次沒長過級的補一補,這次輪到我了,大家也都評上了我。 可是我怎么也不敢接受,原因有兩個:第一,在我們業校我是轉業軍官,跟其他人比是高薪階層,本來與大家就有差距,再長差距就更大了;第二,把范圍擴大點兒在我們群團系統有兩個支部委員，在部隊時比我低一級,轉業后升一級就跟我同級了。如果我長一級就比他們高一級了,我自愧不如那兩位支部委員,一再推托給別人長。 “文革”結束以后,那是多年沒長工資了。大概是1978、1979年,上級給八分場學校(中小學一個單位)分名額。學校有三個20級干部,一個校長,一個會計,還有我。三個人一個名額，讓大家評。我第一個發言:“校長貢獻大,給校長,我退出評選。”那位會計聽我這么一說,當場也表示退出，讓給校長,不到兩分鐘就解決問題了。 1982年上半年總場通知分場,分場通知學校,要八分場曹**、支**和我都上高中,但分場又不同意我和老曹兩個副校長都走。于是我對老曹說,我本來就是外來戶,從湖南來到了這里,還是我上總場,你留下吧。最后結果真像我說的那樣,我走他留下。但是過了兩年還是把他調來總場了,不過他來不是當教員而是當官，當教委副主任、主任,此乃后話。 到了總場高中之后,學校安排我教高三。這個時候的高三已不同于一個分場的高三,而是全總場的高三了,因為各分場已經沒有高考任務了。我連續教了兩年高三,平均成績都在70分以上,升學率也大大高于一個分場的成績。 ——未完待續圖片致謝網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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