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培武殺妻案：妻子和情夫野外私會遇槍殺，丈夫屈打成招判了死刑

八一?老黑

杜培武 1998年4月22日，昆明發生一起血案。 一男一女在面包車內被殺，驗尸結果顯示，他們是被槍殺的。 這也讓警方更加相信了自己的猜測，兩名死者很有可能死于相熟的人。 法醫對2名死者進行了尸檢，發現女死者在死前曾經與他人發生過性關系，之后通過比對，確認與女死者發生關系的人正是同車被害的男死者。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一男一女，竟然都是昆明公安系統的公安干警。 他們為何而死，引起了紛紛猜測。 負責調查此事的昆明市公安局，把女性死者的丈夫杜培武，列為了頭號懷疑對象。 頭號嫌犯 女性死者名為王曉湘，就職于昆明市公安局通訊處。 和她一起死于車內的男子名叫王俊波，是石林彝族自治縣公安局副局長。 至于被警方重點懷疑的，王曉湘的丈夫杜培武，則是就職于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的緝毒警察。 根據警方掌握的線索，杜培武是山東聊城人，他和王曉湘、王俊波都是在警校認識的。 早在學校的時候，杜培武就和王曉湘談起了戀愛，畢業就領證結婚，多年來感情一直很和睦，兒子也四歲了，是同學圈子里有名的模范家庭。 至于王俊波，和杜培武一直都是好哥們，兩人隔三差五就會聚一聚。 事業上，杜培武一片光明，分配到戒毒所之后，他做出了不少成績，25歲就被提拔到科長。 妻子被害之前，他還剛剛提了副處。 按理說，這么一個家庭和諧，前途無量的公安干警，沒有殺害妻子的理由。 但警方在調查中，發覺王曉湘和王俊波的關系，并不是那么單純。 根據眾多親戚朋友提供的證詞，杜培武升職之后，工作越來越忙，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導致夫妻間產生了矛盾。 相比之下，王俊波和王曉湘的關系偏偏越來越親近。眾人反映，杜培武是個心大的人，有時候王俊波來了昆明，他沒空接待，就直接讓王俊波住到自己家。 這樣一來，隔三差五，王俊波便能得到一次和王曉湘單獨相處的機會。 王俊波在警校里就是出了名的為人圓滑，嘴甜，哄起女孩子更是有一套。 所以，沒有多久，他和王曉湘之間，就越過了朋友的界限。 王俊波和王曉湘莫名其妙的在一輛車里被害，似乎也是二人關系不平常的佐證。 加上婚外情這個因素，杜培武殺人的動機頓時有了。 更讓人懷疑的是，殺死兩人的兇器是槍，尋常老百姓怎么可能接觸到槍呢？ 如此一來，身為公安干警，手持配槍的杜培武，成了公安機關認定的唯一嫌疑人。 而當天上午事發的時候，杜培武對此一無所知。 他只知道自己的妻子，莫名其妙失去了蹤跡，焦慮不安的他四處打聽。 卻不料，警察找上了門。 隨后，杜培武稀里糊涂的，被帶到了昆明市公安局的審訊室。 接下來，他就聽到了妻子被害的消息，自己被懷疑為嫌疑人這兩個爆炸性新聞。 面對公安局的指控，杜培武自然喊冤。他反復解釋，自己根本不知道妻子的婚外情，何況他身為公安干警，怎么可能知法犯法，蓄意殺人呢？ 但是，杜培武萬萬沒有想到，對方已經認定了案子和自己有關，必須要從他嘴里得到一個結果。 因為，當時昆明要籌辦1999年世界園藝博覽會，此時發生兇案，會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公安廳要求昆明市公安局限期破案。 對于負責審訊查案的警察來說，這件事最好是杜培武做的，這樣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結案，給上級、給社會一個交代。 屈打成招 但是，審訊了很長時間，杜培武并不承認所謂的“殺妻”罪行。 杜培武當時想的很簡單，沒做過，就是沒做過，難道還能屈打成招不成？ 然而，他沒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場噩夢般的經歷。 6月30日，公安局專門請來了“測謊專家”，因為此時杜培武拒不“認罪”，測謊成了最后的合理手段。 杜培武記得，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殺人了嗎？4月20日晚你有沒有離開戒毒所？是不是你上車開槍把他們殺死？是不是你用王俊波的槍把他倆殺死的？” 杜培武當然表明，自己沒有殺人。然而，測謊儀顯示的結果是“4”。 簡單來說，測謊結果低于4，證明被測謊者沒有說謊，如果是4~6，說明被測謊者有說謊的嫌疑。 這個結果讓專案組成員異常激動，他們立刻咬定，杜培武在說謊，他殺了人！ 可是，這樣一個草率的結果，根本不能當作證據。 要知道，測謊儀不是萬無一失的，在被測謊者情緒波動過大時，測謊儀極有可能失靈。 但眾人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結果，這也成為了杜培武悲劇的源頭。 那天，杜培武被問了很多個問題，而測謊儀顯示的結果各有不同。 他注意到，每當測謊儀顯示自己沒有說謊，專案組就會明顯露出失望的表情。 警方懷疑人是他殺的，原因有二： 首先，他有作案動機。 現場兩人衣冠不整的程度，王曉湘應該是在和王俊波偷情，杜培武作為王曉湘丈夫，報復殺人。 其次，他有作案條件。 兩人所中槍傷均來自王俊波所佩戴的“77式”，現場找不到槍支，兇手應該是從王俊波手中奪槍后對著二人射擊，再攜槍逃離現場。 只有經過專業訓練才能如此干脆利落地判斷力和行動力，所以兇手要么當過警察，要么當過軍人，或者是窮兇極惡的涉黑人員。 對警方給出的理由，杜培武表示他根本不知道妻子出軌，而且20日當天他一直在戒毒所辦公，晚上8點回到宿舍，晚上9點出來接水還遇到同事黃建忠，根本沒有作案時間。 更讓杜培武無法原諒的是，面對其中一個問題，他回答得不夠好，專案組的警察竟然沖上來，給了他兩個耳光。 在這種情況下測出來的結果，根本不能作為斷案的依據。 然而，一場測謊下來，專案組卻要進一步坐實杜培武的罪名。 他們對杜培武進行了第二輪審訊，但說白了，這就是逼供。 明明杜培武只是一個嫌疑人，但警察卻毫不猶豫給他戴上了手銬和腳鐐，限制他的自由。 因為他遲遲不認罪，他們把手銬高高掛在監獄鐵門上，抽走凳子，把杜培武懸吊起來，逼他認罪。 但是，杜培武依舊不招，于是他們使用電棍，電擊杜培武的四肢。 后來東窗事發，有一部分警員站出來為杜培武作證，那幾天，整個公安局大院里，都回蕩著杜培武的慘叫。 不認罪，等待杜培武的就是無休止的折磨。 被折磨了幾天之后，杜培武的精神崩潰了。 他腦子里只剩下一個念頭，那就是結束這種非人的折磨。 于是，他低下頭，承認了本不屬于自己的罪孽。 可事情還沒完，因為專案組要結案，他們要求杜培武交代犯案的地點，交代涉案槍支藏匿的地點。 可是，杜培武對這件事根本就是一無所知。 實在是受不了啦！ 為了不再受刑，他只能胡編亂造，但他編不出來藏匿槍支的地點，為此他又挨了好幾頓毒打。 最后，已經絕望的杜培武，只能拿出一個“天衣無縫”的理由，他說涉案槍支已經被自己拆毀，扔進了滇池，再也找不到了。 前半生的杜培武，可能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朝一日，自己居然要如此“努力”的去證明，自己并沒有犯過的罪。 總之，隨著杜培武“解釋”了兇器的問題，這件案子可以了結了。 清白難證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進看守所，離開了那個折磨他整整20天的審訊室。 對杜培武而言，蹲在看守所，甚至都算是一種解脫，至少不必再挨打，可以安心睡上一覺。 可是，在看守所待了兩三天，神志漸漸清醒過來的杜培武，意識到自己不能坐以待斃。 他請求看守所給自己提供紙筆，隨后，他用早已被打的血肉模糊的雙手，掙扎著寫下了一份《刑訊逼供控告書》。 他拜托駐所檢察官范顯忠，把自己的控告書交給上級。 值得慶幸的是，檢察官范顯忠是個正直善良的人。 他不僅愿意冒險幫助杜培武討還公道，還特意在看守所眾人的見證之下，為杜培武拍下了可以證明被逼供的傷情照片。 杜培武的辯護律師，同樣不接受這樣一個嚴刑逼供的結果，他決心為杜培武做無罪辯護。 在一審時，辯護律師提出一個很關鍵的疑點。 公訴機關及調查組說，偵查機關化驗了涉案面包車油門踏板上的泥土。 辯護律師則拿出了現場的勘查筆錄，證明當時并未檢查油門踏板。 兩份證據對不上，便可說明，公訴機關有偽造證據的嫌疑。 而情緒激動的杜培武，更是扯開自己的衣服，要控告專案組對自己的狠毒虐待。 在一片混亂之下，法官也只好宣布休庭。 但可以預料，證據可以偽造一次，就能偽造第二次。 因此，二次開庭時，公訴機關堂而皇之地拿出一份，此前并未見過的《補充現場勘驗筆錄》，振振有詞地表示，當時有勘驗過油門踏板。 這幾乎是公然偽造證據了，但審判長竟然視而不見。 杜培武的律師，再次指出了對方證據的不全面之處，但竟然當庭遭到呵斥。 1999年2月，法院宣布，以殺人罪判處杜培武死刑。 縱然律師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縱然對方偽造證據、刑訊逼供都是如此的明顯。 但是，杜培武卻無法逃過命運的捉弄。 大概唯一值得慶幸的地方，是杜培武被判處的是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意味著他還有翻盤的希望。 可此時此刻，杜培武已經沒有了繼續掙扎的勇氣了。 因為他明白，自己無法對抗專案組，他駁回一個證據，專案組就會制造出一個新的證據。 他若是反抗，或許迎接他的又是一場大刑。 他對自己的生命不再抱有希望，可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兒子，孩子才四歲，就要接連失去父母。 而且，這個孩子在余生，要永遠背負著“父親是殺人犯”這樣一個陰影。 縱然他的父親從沒殺過人。但是，誰能證明呢？ 真兇浮出水面 在快速偵破杜培武殺妻案后，昆明老百姓都拍手叫好，只有一個人看著報紙上杜培武的“作案過程”，心里偷偷在笑。 杜培武殺人案破了，但昆明刑警還被一個持槍搶劫三菱吉普車的團伙困擾著。 2000年4月23日，該團伙再次搶劫一輛三菱車，被害人失蹤，警方調查兩個月依然沒有進展。 6月17日，被害人的手機突然開機了，警方迅速鎖定具體位置，將準備賣手機的柴國利和其情人張衛華抓獲。 柴國利在審訊中，講述了1997年開始的三年間，他在以楊天勇、肖林為首的犯罪團伙中的罪行。隨后，公安機關出動300多名干警，將7名團伙成員一網打盡。 峰回路轉 可萬萬沒有想到，案子出現了轉機。 昆明市公安機關破獲了以昆明鐵路局昆明公安分局東站派出所警察楊天勇為首的特大殺人團伙案。 該團伙被抓之后，為了爭取寬大處理，便將自己過去所犯的罪行一股腦的全都招了。 其中，就包括他們在1998年，殺害王曉湘、王俊波這件案子。 原來，楊天勇這個人平日里素愛敲詐勒索。 1998年4月20日晚上8點，他和兩個同伙來到昆明郊區，注意到路邊有一輛面包車，車里一男一女。 楊天勇便走上去，打算敲詐一筆。 他敲擊車窗，說道：“我們是緝毒警，正在執行公務，請開門。” 坐在車里的王曉湘十分不屑，她說：“不要鬧了，我們也是公安局的。” 楊天勇不愿意放走快到嘴的肥肉，他拔出了自己的手槍，威脅二人。 王曉湘則掏出了手機，要給局長打電話。 說時遲那時快，楊天勇立刻奪過王曉湘手中的手機，隨后指揮同伙將二人銬在了車上。 王俊波掏出自己的手槍，意圖反抗。 這時，楊天勇意識到，自己是真的招惹了兩個警察，事情一旦敗露，他這輩子就完了。 于是，楊天勇惡向膽邊生，他一把奪過了王俊波的手槍，毫不猶豫的槍殺了二人。 由于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槍，是當時昆明公安機關辦案警察的標配。 所以，這也在日后成為了給杜培武定罪的“鐵證”之一。 簡單清理了現場之后，楊天勇和同伙慌忙逃竄。 為防止追查，他帶走了那支手槍，鎖在了自家保險柜里。 后來，警方依據楊天勇的供述，成功在他家的保險柜里找到了這把手槍。 本來，楊天勇的犯案手段并不高明，盡管他帶走了兇器，但現場一片狼藉，尚有殘存的腳印和指紋。 而且，楊天勇出沒在郊區，也有目擊證人。 就連楊天勇本人都覺得，警察很快就會懷疑到自己的頭上。 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由于辦案警察的不負責任，讓無辜的杜培武給自己當了“替死鬼”。 只是為了盡快結案，粉飾太平，專案組便不顧一切，將所有的罪名都扣在了受害警察杜培武的頭上，而真正的兇手，反而逍遙法外。 如果不是楊天勇再次犯案被抓，恐怕，杜培武一生都不能證明清白。 隨后，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杜培武無罪釋放。 2001年，當初的專案組成員，均因刑訊逼供罪，被法院判刑。 只是，雖然冤枉杜培武的人得到了懲罰，案子也水落石出，卻無人能夠真正補償杜培武所受到的傷害。 在剛剛走出看守所的那段時間，杜培武甚至看到自己最熟悉的警服，會瑟瑟發抖。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他才終于鼓起勇氣，重新回到了警察這個崗位上。 但是，想要徹底治愈曾經的傷痕，依舊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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