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道】民辦教師——值得銘記的特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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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道】民辦教師——值得銘記的特殊群體 甲辰龍年，國慶返鄉，時維十月，丹桂飄香。同窗小聚，拜訪蒙師，略有感觸，謹作此篇以記之。 ——題記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是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師說》中的一句話，道出了為師之道的真諦：意即老師向學生傳授道理，指明光明的人生方向；教授學業，解讀知識的脈絡層次；解答疑惑，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 　　古往今來，師之德，如明燈照學子前路；師之恩，如春雨潤桃李萬千。 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有一個延續了近半個世紀，深深烙下時代烙印的特殊教師群體——民辦教師。他們的職業是教師，身份是社員（后稱村民），在小相學校成為了知識的傳播者、學生的引路人…可以說，是他們撐起了小相學校的“半邊天”，是共和國特殊時期農村教育的“奠基石”。 一、遠去的稱謂 “民辦教師”這個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的專門稱謂，是頗具中國特色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教師群體。對于年齡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陌生的詞匯。但它作為窮國辦教育的制度創新（集體記工分、分配口糧、國家補助），應當大寫在中國崛起的光輝史冊上。他們為我國農村的基礎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我們應當銘記他們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據《教育大辭典》載：民辦教師是指中國中小學中不列入國家教員編制的教學人員。為農村普及小學教育補充師資不足的主要形式，除極少數在農村初中任教外，絕大部分集中在農村小學。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學校和當地基層組織提名，行政主管部門選擇推薦，縣級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包括文化考查批準，發給任用證書）。生活待遇上，除享受所在地同等勞動力工分報酬（1979年后享受‘責任田’外），另由國家按月發給現金補貼。 　　《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寫道：“民辦教師支撐了農村教育的半邊天。” 《中國教育年鑒1969～1981》記載：“民辦教師源于五十年代‘兩條腿走路’，鼓勵群體辦教育方針。” 1994年8月22日，全國優秀民辦教師表彰大會上，時任副總理的李嵐清在賀信中講到：“我國有幾百萬民辦教師，長期以來，在艱苦的條件下，辛勤耕耘，無私奉獻，為我國教育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同一天，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雷潔瓊為民辦教師題詞：“農村教育的脊梁。” 民辦教師，簡言之就是：身份是農民，職業是教師。他們是解放后在國家、集體辦學的公立學校的教師。他們是教書的農民，農民中的知識分子，具有農民和教師的雙重身份，他們是“中國中、小學中不列入國家教師編制的教學人員。”是窮國辦大教育的歷史產物。 二、時代的印記 1949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各級政府接管了解放區的學校。為了迅速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共同綱領》提出“有計劃、有步驟的實行普及教育。”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召開了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指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全國各地開始辦起“掃盲班”，在掃育隊伍建設上，則提出“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小相村民校（或冬學）教員潘振宏、張彩云等前輩，應是民辦教師的雛形（換工生產）。1951年全國教育會議指出：“從1952年～1957年，爭取全國平均有80%的學齡兒童入學（1951年入學率47%），從1952年開始爭取十年內基本上普及小學教育。”因此，國家在積極創立公辦小學的同時，發動群眾辦學、集體辦學，民辦教師便應運而生。其時小相學校民辦教師第一人有待考證…1957年，教育部提出“小學教育的發展必須打破國家包下來的思想。在城市提倡街道、機關、廠礦企業辦學；在農村要提倡群眾集體辦學，私人辦學可以允許但不提倡。”這也是與當時提倡的兩種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相適應的。各級政府在財政資金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借鑒邊區和解放區的辦學經驗，在農村辦學中大力鼓勵“民辦公助”，即：人民興辦、政府補助，也就開始招收了一批民辦教師。小相學校王學義、王艷青、任雅茹等老師或許屬于第一批民辦教師。 　　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單獨做出了“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同年底，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第八屆六次會議上確定：“教育要兩條腿走路”的辦學方針。于是，中央單獨確定了民辦教師的名稱，使民辦教師的誕生有了定位依據。從此，民辦教師也就成了中國教育的專用名詞。同年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經濟不發達的大國，國家不可能包攬所有教育投入，公社必須負責辦好小學、中學和成人教育。要在全國農村普及小學教育，辦好全日制中學和半日制農業中學，或者其他中等職業學校，逐步做到普及中等教育…”由是，一批民辦（社請）教師充實到教師隊伍中來。 　　1964年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大力倡導和推行“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在他的力倡下，中央發出《關于發展半工（耕）半讀教育制度問題的批示》，全國各地廠礦企業、農村集體紛紛貫徹落實，汾陽縣教育部門組織參觀學習羅城村辦學經驗，當年下半年小相學校增設了“初級農業中學”，胡蔭樞先生作為“農中”的負責人，組織籌建實施，主要教授科目為語文、數學、政治和農業知識，學制兩到三年。近日，筆者搜索到7788收藏網拍品，解放后“汾陽縣總工會西陳家莊聯合學區教育委員會印”印章一對，其中就有一枚為“汾陽縣萬年青公社西陳家莊大隊初級農業中學校”字樣，是為同時代鄰近村莊留下的實物佐證。 　　真正大量“民辦教師”的任用是1966年后貫徹落實毛主席五?七指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精神，全國各地普及七年制教育，以及公社辦高中時期，當時，全國高校、中專已停止招生，而初、高中的普及又急需教師補充，大量的民辦教師便受到任用。 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山東省嘉祥縣馬集公社教師侯振民（公社教育組組長）、王慶余（公社教育組成員）的來信《建議所有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簡稱“侯王建議”），并加了編者按：“將建議報上發表，公開征求意見，展開討論，請貧下中農、農村教師和全國廣大革命群眾都來發表意見…本報將擇要予以發表。”侯王來信提出：“我們建議所有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即1957年公社化后建立的農業生產大隊，即后來的村一級政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王侯建議是否為“中央文革”所炮制，筆者不得而知，該建議以高屋建瓴之勢講了公辦小學大隊來辦的五大好處： 1、從根本上否定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有利于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使小學直接在大隊黨支部的領導下工作； 2、有利于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 3、真正落實了毛主席“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可靠的同盟者——窮下中農管理學校”的指示； 4、一些被清理出的地、富、反、壞、右教師，便于群動監督； 5、可以減輕國家負擔。 從15日開始該報以“關于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的討論”為題開辟專欄，討論持續了一年零三個月，登載了大量擁護、贊揚的來信和文章200多篇；各地方官媒也跟進討論。其間的1969年1月6日，《人民日報》又報道吉林省東豐縣南屯基公社萬興大隊辦的小學，從1968年11月份起，將公辦教師的工資改為工分制加補貼，并在按語中說：“這個辦法可供各地參考。“公辦小學下放”對推動農村教育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對教育秩序產生了不良的影響。1969年初各地紛紛成立“貧管會”管理學校，是時，小相村貧協代表李全茂先生受大隊支部委派進駐學校任領導小組組長，領導學校的管理工作，學校負責人任副組長；學制上，小學6年制改為5年，有條件的小學頭上帶個帽子，設初中班，學制2年，規范的說法為七年一貫制學校。課程設置上，把毛澤東思想、階級斗爭列為主題，請貧下中農講家史，組織學生訪貧問苦，開憶苦會、吃憶苦飯，文化課為了防止三脫離（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小學、初中課程內容縮減、重新改編（省編教材）…小相學校也由1957年的“完小”升格為七年一貫制學校，大體時間應是66年~69年這一時段（有待詳考），即俗稱的“戴帽初中。”（《教育大辭典》：泛指在原來建制不變情況下增設高一級教育班級的學校）。 　　受政治運動、辦學體制和國情影響，適逢60年代初新中國人口生育的第二個高峰期，造成了學齡兒童的入學高峰；與此相反的是師范教育不斷壓縮，使得公辦教師難以得到補充，只好大量依靠民辦教師。其時小相學校的民辦教師除了本村有知識的一批人員任教外，增加了北京插隊知青及回鄉知青充實民辦教師隊伍。1971年后樓申光、崇立新（北京插隊知青）、楊耀平（天津回鄉知青）、劉京（小相寨村北京插隊知青），更有1975年從平遙縣（曾劃歸汾陽縣）寧固中學畢業，引進的民辦教師王欽德老師，他是歷史上唯一把戶口遷入小相村的外縣代課教師（77年考入大學）。知青教師的素養、學識和見識的加持，在閉塞的鄉村學校中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氣場，樓申光老師所帶的七年級，更是在汾陽縣組織的統考中，語文成績在全縣十幾所學校中名列前茅！使小相學校在全縣名聲鵲起。足見樓老師的艱辛付出，體現了知青老師的“敬業和勤業”，惜其我們這一屆未曾聆聽過樓老師的授課。 　　隨著時代的變革進程，生產隊解體，責任田分給農戶，民辦教師掙工分的日子無以為繼，每月只能夠領取不多的生活補貼為來源，一邊教學，一邊務農…為了穩定教師隊伍，提高農村教師素質，抓好農村基礎教育，1978年1月7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加強中小學教師隊伍管理工作的意見》通知要求：“公辦教師的自然減員，應由教育部門當年如數從民辦教師中選擇補充。”首次提出了民辦教師轉正，這一讓民辦教師振奮的消息，揭開了民辦教師轉正的序幕。白永勝老師是這一政策的最早受惠者，是年春天，經自下而上的層層考試，最后參加了《呂梁地區招收公辦教師考試》，擇優轉為公辦教師。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目前民辦教師的比例過大，應采取適當措施，逐步提高公辦教師的比例。”“為改變中小學民辦教師比重過大、待遇過低、隊伍不穩定等狀況，文件要求采取下列措施：（1）、國家給予民辦教師的補助應有所增加；（2）、逐步減少民辦教師，國家每年安排一定的專用勞動指標，經過嚴格考核，將合格的民辦教師分期分批轉為公辦教師。另外，師范院校每年都要招一部分民辦教師。通過上述措施，在幾年內使民辦教師降至30%以下。”從此，中國開始了一個消化民辦教師制度的過程，李海艷老師（民師班畢業后轉正）屬于此項措施的受益者之一。此后，國家不斷完善民辦教師轉正政策。 1992年8月，國家教委等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改善和加強民辦教師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提出了解決民辦教師“關、轉、招、辭、退”五字方針，加快了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步伐。1993年國務院《關于民辦教師的實施意見》指出：“今后不再增加新的民辦教師，現有合格的民辦教師經考核認定后逐步轉為公辦教師，不合格的要予以調整…爭取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民辦教師的問題。”小相學校的大部分民辦教師在這一時段陸續轉正。1994年，國務院召開了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我國農村中小學民辦教師，為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各地政府要采取積極措施，改善民辦教師待遇…合格的民辦教師要逐步通過考核轉為公辦教師。”1995年國家教委朱開軒在《關于1994年教育事業發展的統計公報》中指出：在“五字方針”中，“轉”是最主要的。1997年《國辦發[1997]32號文件》，提出了“爭取本世紀末基本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目標，并就相關問題下發通知，進一步規范和加快了解決民辦教師的進程，小相學校的少部分老師在這一時期完成了民辦教師轉正。 　　到2000年，依據《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印發＜民辦教師轉入公辦學校教師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教師函[2000]3號）和《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民辦教師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師函[2000]15號）的要求，全國多數省份實行“一鞭子趕”的政策，即只要堅持到2000年的民辦教師全部轉為公辦教師。結束了長期以來農村學校公、民辦教師并存的狀況。 2006年1月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其中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轉變就是，“義務教育人民辦”變為“義務教育政府辦。”義務教育體制由“地方負責，以縣為主”改為“經費省級政府統籌，管理以縣為主”，集體供給初等教育的制度從此終結。我們應當為民辦教師制度的終結感到高興，它證明了中國已經擺脫了窮國的困境，現在有能力通過國家供給來實現義務教育的普及。 我們這些60年代初出生在農村的人，正好趕上全國人口出生率高峰，入學時正是民辦教師大量使用時期。我的歷任老師有：一年級為任雅茹老師，二年級為武貴聰老師，三、四年級為陳金梅、梁曉燕老師，五年級為李福榮老師（公辦），第一個六年級為徐俊蘭老師（公辦）、魏愛萍老師，再讀六~七年級時，是我的姐姐王月萍、任廣福老師（公辦）等，一多半為民辦教師，還有副課老師及許多未直接教過我們的其他老師。正是這些操著濃重鄉音的民辦教師，敲開了我們懵懂的世界，幼小的心靈，為我們打開了知識的大門，奠定了步步向前的基礎，托舉了向上攀登的梯子。這次回鄉拜訪了啟蒙老師任雅茹（也是我幼兒園時的老師），更是賦予了我正式學名的恩師，看到她精神矍鑠，甚感欣慰，祝愿啟蒙老師夕陽無限美，晚霞別樣紅！ 《中國教育年鑒》載：“在農村，民辦教師承擔了85%以上的教育任務。”是為客觀真實的記載。小相學校的民辦教師群體，在那特殊的年代里，為我國基礎教育的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也一直伴隨國家教育政策而同頻律動，他們在教育資源匱乏的年代和文化荒蕪的歲月，用青春和汗水書寫教育篇章，用肩膀和脊梁承擔了學校重擔，用知識和品德照亮了村莊的每個角落，培養了眾多學子的成長…留下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民辦教師已成過去，他們的辛勤耕耘，他們的光輝事業，成了不能忘卻的記憶。讓我們永遠銘記“民辦教師”的歷史功績，在心中書寫的歷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鄭重寫上：“民辦教師值得敬重，不應忘卻！”讓更多的人理解并尊重這份神圣的職業，他們是值得銘記的特殊群體——民辦教師！ 2024年10月20日于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