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風長存

余人@北京

轉眼從華農畢業就快三十年了，同學們籌劃著今年舉辦一場聚會。在聚會之前有個預熱活動，就是打開記憶的匣子，大家一起來回憶三十年來所經歷的事情。 三十年時間，足夠沉淀一些人和事，而這些人和事放在一起，便構成了一段歷史，里面肯定百味雜成、酸甜苦辣，寫出來可以出一本圖書。 我這篇文章的取材，就來自我與母校的一位著名教授楊新美先生，因為一本專著的出版而交往的故事。 一 現在的學弟學妹們，不知道是否還了解當時華農為數不多的國家二級教授之一的楊新美先生？為便于了解，我先引用一段《華中農業大學校報》曾在110校慶前夕刊載的介紹楊新美先生的一段文字： 楊新美教授是我國著名植物病理學家，真菌學家和農業教育家。他對油菜菌核病寄主范圍和生態特性的研究有重大貢獻；在菌物生理生態學、遺傳育種學及栽培學領域成就卓著。 1911年10月16日，楊新美出生于江西省南昌縣（今南昌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幼年喪母，中學和小學都是在寄校中度過的。1931年，他考入浙江大學農學院植物病蟲害學系，1935年畢業后，楊新美便留校任助教。 1939年，抗日戰火擴大，迫于戰爭局勢的發展，浙江大學西遷，在廣西宜山停留一年，隨后遷至貴州遵義和湄潭。 當時教職員工的生活均較為艱苦，經濟拮據。為了貼補家用，楊新美進行了綠豆芽的生產、甜酒的釀造及獨山鹽酸（一種腌菜）的腌制，通過向當地居民的學習和自己的潛心觀察之后，楊新美獲得了成功，在解決經濟問題的同時還對所學的植物學進行了補充。“我的植物病理和應用真菌兩項正業，絲毫沒有受到損害。” 1941年，他在貴州首先用孢子彈射法分離獲得銀耳純菌種，用段木人工接種獲得成功。這種方法比當時日本學者松甫勇采用過的銀耳子實體碎片接種法及天然孢子接種法，能提高子實體產量5倍以上。這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1948年夏天，楊新美獲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赴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植物病理系攻讀博士學位。1949年獲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文憑（D.I.C.）。在英國留學期間，楊新美就開始了抗生素的研究工作。其博士論文“細菌對幾種植物病原真菌的抑制作用”，具有較高學術水平，被評選在英國《應用生物學年鑒》上發表。隨后獲得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楊新美此時主要從事油菜菌核病、棉花枯萎病、抗菌素方面的研究。 1950年底，楊新美懷著對新中國的無限熱愛之情回國，成為新中國后歸國的第一批博士。“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楊老師那個時候回來，確實是懷著對祖國的無限熱愛之情。”楊新美的學生、退休教師周茂繁教授當時和老師親自去迎接楊新美回國。楊新美被聘為武漢大學農學院植物病理學教授。 1951年暑期，楊新美帶著周茂繁等一批青年教師和學生20余人前往河南雞公山進行植物病蟲害標本的采集。在采集的過程中，楊新美常常席地而坐，跟當地的農民交談，了解具體情況。這樣的病斑是什么病，采集回來后該如何確定，楊新美都一一的對學生和青年教師講解。 1952年全國進行院系調整，成立華中農學院，楊新美轉入我校任教。根據自己在國外的學習和研究，楊新美此時主要從事的是油菜菌核病、棉花枯萎病、抗菌素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闡明了油菜菌核病的寄主范圍及生態特性。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參與研究的農用抗生素“878”應用于防治棉花炭疸病上，具有防病、保苗、壯苗的作用。對促進棉花生產起了一定作用。 1979年后，楊新美便將主要精力集中與應用真菌學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受中國土畜產進出口公司委托，楊新美主持香菇優良菌株的馴化及選育的研究。 同年5月份，他親自率領中青年教師及研究生到湖北省隨縣三里崗鄉楊家棚村木瓜園等地進行實地考察，以期找到合適的試驗基地。經過對氣候、林木資源、人文條件等的綜合考慮和反復比較，楊新美教授最終定址木瓜園，作為全國第一個進行香菇良種選育及其新法栽培的基地。 1980年，楊新美教授帶領朱藍寶、呂作舟、陳立國、林芳燦、付四禮等人到恩施的咸豐、鶴峰，宜昌的長陽，五峰及神農架林區等地采集菌種。當年，楊新美教授已年近七十，仍然親自帶隊，翻山越嶺采集野生香菇、木耳菌種。 他白天跋山涉水的去采集菌種，晚上回到居住的旅店便進行菌種的分離。采集到菌種后必須得等到夜深人靜之時，房間空氣質量相對較好的時候才能進行菌種的分離工作。“當時楊老師首先給我們示范，然后一直在旁指導我們進行菌種分離。” 楊新美教授的學生、我校退休教授呂作舟回憶到。 在歷時一個多月的跋涉奔波之后，共采集到181個野生菌種。1980年3月上旬，接種工作在三里崗的木瓜園展開，按照楊新美教授的安排，呂作舟、林芳燦、付四禮等5名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到木瓜園進行香菇段木栽培品種比較及新法栽培試驗的接種工作。 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苦，山上的幾間四面通風、屋頂透光的土坯房就是呂作舟等人的住宿點，做飯的炊具等都是當地外貿部門臨時送來的。“當時沒有電，就點煤油和蠟燭，木板上鋪稻草就當床了。” 1984年，楊新美等成功進行人工栽培香菇217個品種，三里崗上萬農民靠香菇致富的道路從此真正的走開來。他選育出適合我國大部分地區栽培的兩個良種“7925”和“7917”在20多個省、市、自治區推廣，受到好評。楊新美也被菇農尊稱為“菇神”。30年后，三里崗成了全國最大的香菇加工、出口基地，年交易香菇1.2萬噸，交易額10億元。為此，“香菇之鄉”的三里崗農民自發捐款，為帶領他們致富的華中農業大學楊新美教授塑像。2008年12月9日，舉行雕像落成典禮時，來自全國各地的食用菌同行及當地數萬農民前來瞻仰，盛況空前。 二 在我和楊新美先生認識之前，我其實對他也不是十分了解。因為在北京的出版社工作的緣故，我和母校的很多老師因為出書的關系而認識。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高校老師大多比較清貧，手頭科研經費也不多，因為缺乏經費，出書尤其是出版科技專著并不容易。 大概是1997年期間，我記得當時是時任華農副校長的鄧秀新教授（注：我國著名柑橘學家、200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2007-2018年擔任華中農業大學校長，現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把楊新美先生出書的需求告訴我的，希望我能夠幫忙促成這本書的出版。 楊新美先生想要出版的這本專著就是《植物生態病理學》，開始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楊先生已經87歲高齡！ 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著述這樣一本專著呢？從我與楊先生后來的交談中得知，我國植物病理學的專著已有不少，但用生態學的觀點來闡述植物病理學問題的卻不多見，可以說，“植物生態病理學”是一個極具價值的選題，但要將其著述成書更不容易，需要廣博的生態學知識和系統的植物病理學知識。楊先生在晚年有了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總結一生的經驗寫一本植物生態病理方面的書的愿望。談起這個愿望，楊先生就激動不已，畢竟這對于開拓我國植物病理學研究的新局面、用新的理論來指導我們和植物病害作斗爭，有著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為保證本項工作的順利開展，我將此選題上報給出版社，得到了出版社領導的認可和大力支持，并向 “中華農業科教基金”申請出版資助，很幸運的獲得了批準，為本書的順利出版提供了經濟上的重要支持。 三 1998 年 10 月的一天，年屆九旬的楊新美先生千里迢迢從遙遠的武漢來到金色的北京，他帶來了《植物生態病理學》的初稿。 初見楊先生的時候，的確令我大吃一驚，雖然飽經滄桑，楊先生清癯的臉上卻依然充滿著青春活力，他的精神竟是如此矍鑠, 思維竟是如此敏捷, 言談竟是如此雄健，完全出乎我的想像，我對楊先生的身體狀況能否允許他完成本書艱巨的寫作任務的最后一絲顧慮也因此一掃而空。 圖1：時年88歲的楊新美先生 楊先生侃侃而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在話語中，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對祖國的熱愛，對自己恩師的追思，對世界和中國植物病理學研究的關切。和楊先生的交談如沐春風一般，我在感受著楊先生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學者風范的同時，更覺得身上擔子越來越沉重：必須盡快和楊先生一道，將他大半生的寶貴學術思想和經驗總結到《植物生態病理學》一書中去。 楊先生的初稿基本確定了本書的寫作思想和框架，并附帶了他積累的大量照片及相關文獻資料，其中大多數是老先生半個多世紀以來親自拍攝和撰寫的，尤其是各類植物的病害照片，可以說每一張照片的背后便有一段艱辛的試驗過程，有些照片因年代久遠已經發黃了，更能使人感覺到其沉甸甸的歷史價值。 為了確保本書作為一本學術專著具有觀點的包容性、內容的延續性和學術水平的前瞻性，我和楊先生一道，又物色了幾位在植物病理學界有影響的專家，最終確定了以楊先生為主編，華中農業大學植保系李國慶博士為副主編，著名蔬菜病害專家王就光教授、油菜病害專家李麗麗研究員和棉花病害及植物檢疫專家李祥教授為編委的編寫委員會。 在楊先生初稿基本框架的基礎上，編委會成員們分頭行動，將各自的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國內外相關的最新資料和成熟經驗補充到書中。在編寫過程中碰到了許多問題，但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一一克服了。 比如在編寫具體的病例時，既要介紹基礎，又要與生態學密切結合，為了避免冗雜，編委會研究決定采用 “三段論法 ”。所謂三段，即在第一段，扼要地陳述該植物病害的基本屬性，并在基本病害敘述中，為“生態”作用打下伏筆。第二段是中心主體部分，一方面從寄主植物的個體發病進行剖析，另一方面從病原和寄主雙方的群體動態，把病害流行的動態與生態環境掛起鉤來，從而闡明病原、寄主和發病條件三者間的三維性質。第三段落腳于對該病害的防治原則和具體措施，以此達成結論和經濟的實際效應。 經過 5 個多月的緊張努力，完成了全部篇章的寫作，最后由楊先生和李國慶博士統稿定稿，形成了本書的第二稿。 接下來的工作便是請同行專家審稿，他們就書稿的科學性、結構等方面進一步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見。 四 在社內三審中，又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考慮到我國的病蟲疫情，特別是包括檢疫對象柑橘潰瘍病等在內的疫情在當時屬保密內容，不宜過細描述，因而建議作者將相關內容作了刪改。 在編輯加工時，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書稿進行了編排。 1. 為了便于讀者閱讀，在每章的開頭，提煉出一小段本章內容提要，使讀者在閱讀之前對本章就能夠有一個大體的了解。 2. 寫作語言統一為書面中性語，避免出現帶主觀感情色彩的語言，避免第一人稱 “我”的出現。使語言表達更加符合專著的要求。 3. 版式設計追求簡樸的風格。在少用各種特殊字體的情況下，同樣達到了條理清楚、層次分明的效果，比如內容提要用楷體字就與正文的宋體字區分開來了。在這一原則的基礎上，本書的版式看上去十分清爽、大方。 4. 由于本書為科技專著，因而在圖片的選擇上，有三個選擇標準，依次是：科學性、高清晰度、藝術性。在保留植物固有的自然色彩病（害癥狀色彩必須不失真）的基礎上，通過蘋果電腦設計、剪裁、排版，使圖版更加美觀。 5. 作者的原稿中將所有照片做成幾個圖版集中到一起，后來改為將黑白照片選出，插入文中圖文混排，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閱讀，使讀者在閱讀相應章節時能迅速找到相關的圖片。同時依舊保留幾個圖版的彩色照片，以插頁的形式，將其放在全書最后，這樣既實用又節省了成本。 6. 重新編排了參考文獻。原稿中每一章后面都附有參考文獻，其中有些文獻重復，既浪費了版面，又起不了太大作用，后來，將各章參考文獻合并后挪到正文的最后，顯得更加簡潔緊湊。 為了確保本書在文字上不出差錯，本書的校對就達 7 次之多，在校對中又發現并改正了一些由于作者筆誤造成的問題。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我們對書稿的任何修改都是在和作者協商的基礎上進行的，整個出版過程中往來信件就有幾十封，電話、傳真更是不斷，在這種坦誠信任、互相尊重的工作氛圍中，作者愉快地接受了大部分修改意見，并增補了一些最新內容。這也說明，要出版一本優秀專著，編輯和作者的精誠合作是多么重要啊！ 圖2：楊先生寫給我的信件之一 在書稿編校工作的收尾階段，我們將書稿送給了時任我國農業部部長的陳耀邦同志過目，陳部長對本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欣然為本書作序： 《植物生態病理學》的出版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因為它反映了我國植物病理學科水平又向前跨進了一步。 作為生產技術問題，人類很早就和植物病害作斗爭。但在有科學意義的侵染性病害研究中，人們曾長期局限于病原與寄主植物的關系上。誠然，在研究與生產實踐中，人們不斷加深了對環境影響的認識，開始對不同層次的生態影響問題進行探討。但是，能夠系統地從氣象、氣候及地理區域，耕作制度和栽培技術，以及植物群體和個體關系三個層次的生態因素來系統論述植物生態病理學問題則是不多見的。 《植物生態病理學》闡明了上述三個層次生態因素對植物病害的侵染、定殖和繁殖、流行或抑制的機理，因此，這本書是一本為植物病害研究提供理論基礎的書，更是一本為植物病害預測預報和綜合防治提供理論基礎的書。 寫成《植物生態病理學》是不容易的。因為這項工作需要有廣博的生態學知識和系統的植物病理學知識，還需要有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進行錯綜復雜的思考，才能講清植物病害發生流行過程中的“內因”與“外因”的關系。我的恩師楊新美一生從事植物病理學的研究和教學。20世紀50年代初他從英國留學歸國,認真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常以辯證唯物論的觀點思考和講述植物病理學的問題。前幾年，當他已過八十高齡的時候，曾和我讀及他晚年的打算，準備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總結一生的經驗，寫一本植物病理的書。對他的計劃我是十分贊成的，我知道他能夠完成這個重任。 《植物生態病理學》內容豐富。在四篇二十章的內容中，闡述了病原、病理及防治基礎，列出了一批主要作物重要病害作病例，突出講述了生態學原理及具體的關系。我雖然多年離開學術界而從事農業行政工作，但仍關心植物病理學本行的動態，看到這樣一本充滿新意的書，我是很高興的。高興之余，我愿表達一個愿望，希望農業科技工作者，特別是從事植物保護工作的同行們能讀到此書。“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相信這本專著一定會成為我們和植物病害作斗爭的一件重要的武器。 圖3：時任農業部部長陳耀邦同志親撰序言 本書的封面設計也很有特色，淺灰綠色調鋪底，象征生態環境，在此色調襯托下，一片抽象的植物病葉覆蓋了大半個畫面，切中植物生態病理的主題，一行娟秀的書名的英譯文貫穿封面封底，使整個設計完整統一、端莊典雅。 在本書的印制過程中，選擇了當時最先進的海德堡 CP - 2000 對開印刷機印刷，印制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準。 可以說，本書能夠達到較高的編校、設計、印制質量，除了責任編輯所做的工作外，是和審稿、校對、裝幀設計、印制人員的艱苦努力分不開的，這也體現了出版是一個系統工程的重要特征。 五 經過近兩年的共同努力，本書于2000年10月正式出版問世，同年 11 月，本書出版座談會在北京隆重舉行。與會人員既有植物病理學界的著名專家，又有農業部、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等有關部委的領導，陳耀邦部長也專門發來了賀信。 圖4：《植物生態病理學》成書照片 會上，大家對本書形成了一致的中肯的評價意見： 《植物生態病理學》從氣象、氣候及地理區域，耕作制度和栽培技術以及植物群體和個體關系三個層次生態因素，對植物病害的侵染、定殖和繁殖、流行或抑制的機理作了系統的闡述，是國內外植物生態病理學領域的一本比較系統的重要學術專著，對推動植物病理學的研究和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本書內容豐富，結構嚴謹，比例恰當。在內容敘述中，著重對問題進行分析，并重視對原理的概括和提煉。對于植物生態學和植物病理學的專業詞匯，注意采用通俗語言，引喻明義，可讀性強，是一本為植物病害研究提供理論基礎的書，更是一本為植物病害檢疫、預測預報和綜合防治提供理論基礎的書。該書各部分均突出或聯系生態學的問題，構思新穎，理論嚴謹，反映了作者廣博的生態學知識和系統的植物病理學知識及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 中央電視臺、《農民日報》《科學時報》等新聞媒體對本書的出版作了相應的書評、報道。在這些媒體的宣傳推介下，本書的銷售勢頭也出乎我們的預料，深受廣大農業院校師生歡迎，可謂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達到了統一。 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主辦的第十屆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暨科技進步獎評選中，《植物生態病理學》一書榮獲三等獎，實至名歸。 圖5：“第十屆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獲獎證書照片 通過這件往事，我深感一所學校師風代代相傳的重要性！為什么我的母校人才輩出，至今還能保持著優良的傳統和嚴謹的學風，在教書育人和農業科研戰線不斷取得突出業績？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毋庸多言，可以從大家回憶的點點滴滴中找到其中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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