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二）

宋勝生

黃侃在北大任教，時間不長就聲名大噪。開始，在師生中流傳的是不怕殺頭，敢于以身殉道、到監獄里去陪伴老師章太炎。到1915年8月，因由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發起組織“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黃侃堅決站出來進行反對。大家覺得黃侃完全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說他只知道捍衛真理，捍衛正義，根本把個人利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對他非常敬佩，非常仰慕。 在進行教學時，因為黃侃學識淵博，語言詼諧，深入淺出，方法靈活，備受學生歡迎。據北大受業學生回憶，每次講課、聽課人數總是由少到多，有時講堂內坐不下，就有人站在門外、窗子外，他們有別科的學生，有不同年級的學生，甚至還有在本校任課的教師。 總結黃侃在北大五年的教學工作情況，突出表現了如下特點： (一)自編講章，堅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融注于講章之內。北大安排黃侃的課程為《辭章學》和《中國文學史》。他對學生講課，不是就教本講教本，照本宣科，而是為講授好課程，傾注了自己的大量心血，圍繞課題，博覽群書，揚其所當揚，棄其所當棄，“言必有中，切理厭心”。使學生弄懂一個問題，同時弄懂了多個可題，讀通了一本書，同時讀通了多本書。觸類旁通，深而且博。這里以他講授劉勰《文心雕龍》（以下簡稱《札心》)為例。為了教好這門課，他對《文心雕龍》作了極為刻苦而深人的研究。劉著凡50篇，黃侃就其中31篇，依劉著篇目次第寫成札記。或注或議，他的許多重要學術觀點就貫徹在他的評議當中。 真正來講，黃侃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我們知道，黃侃所處的時代，主要是三種文學勢力影響著文壇：一是桐城派的余焰，代表人物主要有林紓、姚永樸、姚永概兄弟等；一是以章太炎為代表的樸學家文派；再就是清代阮元所創立，又由劉師培所繼承的駢文派（又稱《文選》派）。三派之中，黃侃與后兩派的關系十分密切，這兩派的代表人物，黃侃都曾以師禮事之。 在這三派中，章、阮二派是針鋒相對的，劉師培和阮元同為儀征人，學術觀點有其不可分割的深厚根源。黃侃的文學思想，又深受劉、阮氏的影響。所以黃侃在持論方面，本著獨立思考、堅持真理的原則，既沒有一味維護章師觀點，也沒有內其章帥有說在先而不敢陳一已之見。雖然黃侃持論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總的來說，是比較客觀公正的，是很有創見的。下面將分別加以述說： 一是黃侃《札記》著意闡發了劉勰的崇自然、貴變通的文藝思想。《札記》云：“按彥和之意，以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數言自然。…...蓋人有思心，即有言語；既有言語，即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語，唯圣人為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此與后世言文以載道者截然不同。”本來在劉勰那里，自然之道與儒家之道是兼而有之的，但黃侃有意突出自然之道，而淡化儒家之道。他強調說，“物理無窮，非言不顯，非文不傳。故所傳之道，即萬物之情，人倫之傳，無小無大，靡不并包。”即認為文章的作用，是使自然的、大大小小的“物理”、“人倫”明顯起來，傳播下去。而宋代以來朱、程理學家的所謂道，乃是能派生萬事萬物之“理”，作文只會“玩物喪志”，“文工則害道”(《程氏遺書》卷十八)。這不僅把文變成了道的附庸，且極盡輕蔑鄙薄之能事，在文、道問題上，顯示了道學家與古文家迥然相異的立場。唐宋韓、柳、歐、蘇等古文家，一般都提倡文道并重，而且其側重又往往更在文上。到桐成方苞等則襲用宋代理學家的口氣，開始批評唐宋八家只知為文而不知道，顯示了在道德關系上接近朱程理學的傾向。作為一位不滿封建制度，曾積極參與反清運動的民主主義革命者，他怎能容忍呢？為此，在他闡發“自然之道”的同時，對桐城派以維護封建正統為宗旨的文以載道說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在《原道》篇札記中尖銳地指出： 今日文以載道，則未知所載者即此萬物之所由然乎？抑別有所謂一家之道乎？…...今置一理以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獨昧于語言之本，其亦膠滯而罕通矣。察其表則為諼言，察其里初無勝義，使文章之事，愈痟愈削，浸成為一種枯槁之形，而世之為文者，亦不復撢究學術，研尋真知，而惟此窾言之尚，然則階之厲者，非文以載道之說而又誰乎？ 顯然，在辛亥革命之后，像黃侃這樣批判理學家的形而上學的文學觀，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二是由宗自然之道出發，也就必然強調重視客觀之境。《札記》對劉勰的《神與物游》作了較多發揮，認為“必令心境相得，見相交融”，才會有好文章。具體講到文學的發生、發展、演變的規律時，《札記》總是緊扣自然，從而肯定民間歌謠的作用，肯定文人創作的貢獻；在講到詩文的創作時，總是不離“時序”與“物色”，如：李都尉、班婕妤，“感物”而“興歌”；郭景純“遭遇艱險”，“故能假玄言以寫中情”；張衡左思，“敘述都邑”之賦，非“理資實事”而不成；至于“論議之文”，黃侃認為“無一字可以凌虛構造”。將自然，將人類社會生活放在第一位，這是道即自然的立足點。這也是把自然視為文學的源頭和活水的思想。 三是《札記》強調藝術之美有賴于創作之巧。黃侃說：“天籟所激，非無殊響，以不合度而聽者告勞。”文學由自然而生，但自然并不等于文學，文學還有“定法”、有“規矩”，所以還要術。“是知術之于文，等于規矩之于工師，節奏之于蒙叟。豈有不先曉解而可率爾操觚者？”“雖無術者未嘗無暗合之時，而有術者則易收具美之績。”即認為文學要求人們注意藝術修養，講求藝術技巧，這樣才能創造出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作品。 　　黃侃對于文學史上的各家各派、各種風格，是講兼容和“通變”的，對于劉勰所列的“八體”（即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種風格）亦認為不能有所軒輊，故稱“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湊相成”，反對以“載道”與否作為標準的“膠柱鍥舟之見”。他尤其突出地批判了有德必有文、以理學家言為“至文”的偏見和倒見，他說，“人情萬端，文體亦多遷變。拘者或定一文而定人品，則其說又疐礙而不通。其倒置之甚，則謂名德大賢，文宜則效；神奸巨憝，文宜捐棄。是則劉歆《移讓太常》必不如茂叔《通書》、橫渠《西銘》美；而宋明語錄其可模式等于九流之書也，是豈通論乎？”黃侃的這些文學觀點不僅只有思想解放的意味，無疑是向政治、倫理本位觀念的挑戰；而且說明他尊重文學的規律和評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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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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