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與“五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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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歷史人物時，為愉悅大眾，人們喜歡添油加醋，從而達到勵志的目的，俗稱為“雞湯文”。這些“雞湯文”常常偏離歷史本來面目，將歷史人物變成一個被偶像化的對象，從而根深蒂固地駐留在讀者的腦海中。本文通過一些史料，來談談陶淵明與“五斗米”的問題。 關于“五斗米”，最早是《宋書?陶潛傳》記載的“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之后除《南史》一字不改地引《宋書》外，蕭統的《陶淵明傳》則是“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晉書》中又是“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這些版本盡管表面上是在表達一個意思，但不同的說詞顯示出被不斷包裝的痕跡。然而在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后作的《歸去來兮辭并序》中，說自己辭官是“非矯厲所得”，也就是說非人力強行改變的結果。那么《宋書?陶潛傳》所載，本身就是個問題了。到了唐代，人們不僅相信“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是真實的歷史，而且將其提升為典故，時常引用在詩文中。如岑參的《初授官題高冠草堂》中的“只緣五斗米，辜負一漁竿”、李商隱《自貺》中的“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孟浩然《京還贈張維詩》中的“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堪”等等。到了宋代，借“五斗米”來抒發自己內心世界的詩句更是舉不勝舉，如王安石《寄丁中允》中的“顧惜五斗米，無辜自拘囚”、蘇軾《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嘆其絕識叔弼既去感》中的“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辛棄疾《和趙直中提干韻》中的“折腰曾愧五斗米，負郭元無三頃天”。總之，都無一類外地把“五斗米”當成“官俸”的代名詞。到了近現代，人們在探索陶淵明的文學和思想時，發現許多無法自圓其說的現象，于是試圖撥開意識形態化的塵土，追尋一個真實的陶淵明。其中就對“五斗米”典故提出質疑，除“官俸”說外，又出現 “食量”和“五斗米道”兩種說法。針對“官俸”說，當代著名學者逯欽立先生提出質疑：“陶潛所說的‘五斗米’，如果說它是年俸或月俸，固然絕對不合理，即便說是日俸，一天五斗米，一月十五斛，一年才一百八十斛，也未免太少，與上文所考東晉縣令年俸米四百斛的數量相差還多。”有人為反駁這個觀點，提出“半谷半錢”說，即當時縣令的俸祿一半是米俸、一半是錢俸。通過這樣的計算，每日的俸米才接近“五斗米”。針對“食量”說，當代著名學者繆鉞先生認為：“所謂‘五斗米’，與東晉縣令官俸絕無關涉，而史書所載當時士大夫每月食量恰是五斗米左右。”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文中提出陶氏家世也信仰“天師道”，而此道與“五斗米道”同出一源。逯欽立先生校注《陶淵明集》時又進一步指出：“陶淵明充當門閥世族的僚佐，又是高等職位，為什么感到‘多所恥’、‘不堪吏職’呢？為什么要‘少日自解歸’呢？這在千百年后不容易解答的。幸而還有史傳記載透露出這次解職的真實原因，那就是因為他不屑于向世閥世族王凝之這個五斗米道徒卑躬屈節。”認為“五斗米”與“官俸”和“食量”無關，而是指“五斗米道”。“官俸”和“食量”兩說僅是簡單地把“五斗米”理解為五斗米谷，而“五斗米道”說則是著重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和個人經歷聯系起來，因而觀點更為合理且經得起推敲。 “五斗米道”產生于東漢末年，《三國志?張魯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按《三國志?張魯傳》，張魯的祖父張陵造“道書”開創教派，因受道者需繳納五斗米，故稱“五斗米道”。在漢中郡三十年，張魯又利用得到的教權建立起獨立的政治力量，形成政教合一的割據制度，將“五斗米道”的教義發揮到極致。他自稱為“師君”，將教民分為三個等級，剛入教的教民稱為“鬼卒”，能發展和統領“鬼卒”的精英稱為“祭酒”，發展和統領“鬼卒”數量多的稱為“大治祭酒”。取消官吏制度，分別由“祭酒”和“大治祭酒”來治理。每個“祭酒”均設立義舍，為路過的人免費提供米肉。“祭酒”教導民眾要“誠信不欺詐”；生病的人需“自首其過”；義舍提供的米肉量腹取足，如過量索取，將遭鬼神懲罰；觸犯法規的人給于三次寬恕的機會來改過自新。這種獨特的“漢中模式”，在那個群雄混戰的亂世年代里，讓處在強權夾縫中的漢中郡成為一方樂土，得到民眾的擁護。1958年偉人曾評價道：“漢中有個張魯，他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人，在飯鋪吃飯吃肉都不要錢。他搞了三十年，人們都高興那個制度，這有種社會主義的作風……”張魯歸順曹操后，盡管“漢中模式”受皇權專制的遏制而戛然而止，但“五斗米道”教義不僅沒有泯滅，反而迅速地從漢中傳播到了中原。到了魏晉時成為皇權承認的大教派，連王、謝這樣的門閥世族也成為其忠實的信徒，《晉書?王羲之傳》就載有“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這是當時的社會背景。 《宋書?陶潛傳》記載陶淵明第一次出仕時“起為江州祭酒”。目前對“江州祭酒”存在兩種解讀：一種是“國子祭酒”，出自《晉書?職官志》記載：“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很顯然“國子祭酒”是掌管國家教育的官員，而州一級的行政機構中并沒有相似設置的記載，故將江州“祭酒”等同于國子學“祭酒”的觀點，很難讓人信服；另一種是“別駕祭酒”，《宋書?百官下》記載有：“晉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這是江州特設的官員，結合《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的“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和《晉書?庾亮傳》記載的“（庾亮）咸康六年薨”等史料分析，原來“別駕祭酒”是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時特意設置的官職。至于這個官職具體管理什么，史料沒有記載。王羲之設置“別駕祭酒”目的，筆者認為與“五斗米道”在東晉時期的江州盛行和大量流民南遷到江州的社會背景是分不開的。因為王羲之具有很強的政治能力，同時又是“五斗米道”的忠實信徒，中年以后他突然對出仕不感興趣，告別親友，與道士許邁鉆研長生不老術。故王羲之在任江州刺史時，為解決流民問題，專門設置“別駕祭酒”，利用“五斗米道”教義來教化，于理通。又按《宋書?百官下》載，南朝宋時，沿用晉朝舊制，州署官員除刺史外，依次為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主簿及以上配置一名官員，主簿以下官員數量，各州可根據需要來編制。很顯然“別駕祭酒”至少應與“別駕從事史”平級，才能滿足“居僚職之上”的條件。另在《晉書?職官》中則依次記載州署官員為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將主簿及下官員歸到諸曹雜吏中，沒有提到“別駕祭酒”一職。然而有人認為“江州祭酒”就是“別駕祭酒”，說江州刺史王凝之很器重陶淵明，給了他高等的職務。可是按《宋書》記載的“（陶淵明）起為江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為主簿，不就”來分析，如果“江州祭酒”是“別駕祭酒”，品級應在“主簿”之上，按現在的話語來講，剛辭去了副省級職務，接著又被征召為廳級或處級干部，除非陶淵明自身能力不足，否則于理不通。故“江州祭酒”應不是“居僚職之上”的“別駕祭酒”，最有可能比“主薄”更低的“祭酒從事史”，掌管兵、賊、倉、戶、水、鎧等雜務，而且“祭酒從事史”還不只一位。由于王羲之的原因，“五斗米道”的地位在江州如日中天，上有居僚職之上“別駕祭酒”，下有基層統領“鬼卒”的“祭酒”。可以想象，作為下吏的“祭酒從事史”夾在中間很難有番作為。 陶淵明任“江州祭酒”期間，正好是王凝之的江州刺史。王凝之比父親王羲之更加癡迷“五斗米道”，可想“五斗米道”在江州的政治地位會更高。后來王凝之改任會稽內史，不久孫恩攻打會稽。僚佐曾屢次勸王凝之備戰，他不聽，反而說：“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最終慘遭孫恩的亂兵殺害，故才有逯欽立先生的“不屑于向世閥世族王凝之這個五斗米道徒卑躬屈節”之說。王凝之一生平庸，其妻子謝道韞對他的評價便是證明。《宋書?陶潛傳》記載陶淵明辭去“江州祭酒”的原因是“不堪吏職”，解讀時應關聯當時的社會背景，不能孤立和片面地去揣測為什么會“不堪吏職”。在陶淵明五十歲左右作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中，開篇幾句就寫到“天道”沒有眷顧自己，“鬼神”又難于捉摸，“結發念善事”并沒有帶給自己平坦的人生，完全是針對“五斗米道”教義的言論，說明陶淵明在年輕時也受到了“五斗米道”的影響。“始室喪其偏”則說明陶淵明的妻子在他任“江州祭酒”期間去世，或許這才是引發陶淵明辭官的動因。“五斗米道”奉行病人要先“自首其過”，獲得“鬼道”的幫助后才能使身體康復。陶淵明的妻子極有可能是按照“五斗米道”教義來治病，最終導致死亡，讓陶淵明對“五斗米道”宣揚的“天道”和“鬼神”產生質疑，悲憤的情緒促使他辭去“江州祭酒”，即使王凝之用更高級別的“主簿”吏職來召回，也斷然拒絕赴任。這樣才能切中和解讀陶淵明辭去“江州祭酒”一職的真正原因。如果《宋書?陶潛傳》所載“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是真實的歷史事件，那么辭去“江州祭酒”與辭去彭澤縣令可作為因果關系來考量，則可以合理地解釋其辭去彭澤縣令的原因。“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本是官場最基本的禮儀，何況陶淵明自辭去“江州祭酒”后，還有過三次出仕經歷，又自少熟讀經史，對于官場禮儀應是非常諳熟，就因這點小事就導致辭官，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后人對督郵的各種貶損，無非都是想提升陶淵明的形象，是沒有依據的塑造。究其原因，應是在編纂《宋書》時，“五斗米道”在社會上還有相當的影響力，故在寫涉及“五斗米道”有關的歷史時，顯得極為謹慎，如“不堪吏職”、“五斗米”等等，讓后世無法準確地弄清其中所指。《三國志》中還有“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這樣的言論，而到了《宋書》中皆以“五斗米道”稱之，不作過多的觸及。故導致陶淵明辭官的這位督郵或是一位“五斗米道”的信徒，或是來彭澤督促有關“五斗米道”的公務，由于有任“江州祭酒”時的喪妻經歷，促使陶淵明對督郵產生反感情緒，不愿意對他做出禮儀行為，故才有“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的說詞。綜上所述，陶淵明與“五斗米”的典故，不能簡單地理解成“不能為俸祿而折腰”，不能為了粉飾陶淵明的形象而拋棄史料的記載，去編造“雞湯文”。只有通過各種方式去還原千百年來被不斷包裝的陶淵明，才能解讀史料和陶淵明詩文所傳達的真正含義。 甲辰年九月初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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