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我的父親</p> <p class="ql-block">筆者和父母親</p> <p class="ql-block">父母親</p> <p class="ql-block">在我看來,世上最恒久的關系莫過于父親和兒子的關系,通俗來講,父子之間擁有最親密的關系。早就想寫一篇關于父親的回憶文章,但躊躇再三,遲遲難以下筆,也許正因親密所以難寫。父親的日常生活看似普通,卻又一直影響著我以及兄弟姐妹。要從他普通點滴的生活細流中找出激勵我們、影響我們人生的東西,確實存在,又難以捉摸。這個想法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了很久,比寫其他任何文章醞釀的時間都要長。</p><p class="ql-block">父親生于1907年,卒于2002年11月,享年95歲。可惜他走的一周前我離開上海去墨西哥公干。噩耗傳來,那種悲傷的感覺就好像體內被抽干了,痛心得難受,我恨這冥冥注定的安排,那么多年在國內守望,都相安無事,偏偏我遠去南半球數天,親愛的父親走了,不能送他最后一程是我無法彌補的遺憾。</p><p class="ql-block">父親是江蘇淮安縣人氏,地道的蘇北人,1921年他13歲時,家鄉連年受災,莊稼顆粒無收,他跟隨祖父長途跋涉來到十里洋場的上海,居住在蘇北人聚集的曹家渡棚戶區。父親從沒上過學、讀過書,起初只能做苦力,在附近三官塘橋上幫忙推人力車黃包車賺點小錢,后來他又租了一部黃包車,在上海灘開始了艱辛的車夫生涯。</p><p class="ql-block">父親生活里的濃重一筆是和一個人發生了交集。一天父親和往常一樣外出攬活,一位戴眼鏡、提著皮包的斯文人坐上了他的車,讓父親拉到徐家匯附近的學堂,到達后他讓父親兩小時后再來拉他回家。父親拉了幾個客人后又回到原地等候。那人果然又來乘車,父親便拉他到目的地。就在父親要離開時,那人囑咐父親明天到時還來拉他去上課,就這樣一來二去,彼此有了了解,他就是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在父親的回憶里:李校長見他話不多、人憨厚、跑得快、拉得穩,就包用了他的車。</p><p class="ql-block">李登輝在復旦大學服務40余年,他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印尼,早年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后到上海從事教育工作。他曾親赴東南亞籌集大量華僑捐款,回來后購得上海北郊區70余畝土地,一舉奠定了復旦大學江灣校區的基礎。</p> <p class="ql-block">李登輝校長</p> <p class="ql-block">上世紀20年代,李校長外出的交通工具以父親的黃包車為主;30年代,南洋華僑捐給李校長一部轎車,從此他出行基本上以車代步,父親更多的是成為他的隨扈。抗戰時期,李校長留守復旦大學上海校區,父親始終跟隨左右,幫他跑跑腿、送取文件、外出購物。如李校長喜歡四川路武昌路“廣茂香”的廣東烤鴨,父親常前往購買。父親為人忠厚,深得李校長信任,他喚我父親“阿長”,父親則稱他“校長”。周圍人士都仿校長叫父親張阿長,久而久之,父親的原名張懷勇反而被人遺忘。父親不識字,他還是放心讓父親到銀行替他存取錢財,每次都親寫字條,讓父親前往辦理。</p><p class="ql-block">父親曾跟我說起,李登輝為復旦大學嘔心瀝血,只要有真才實學、對復旦辦學有用的人才,他都親自登門拜訪,父親回憶,他曾隨同李校長拜訪了魯迅,魯迅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李登輝是上海著名大學校長,兩人相談甚歡,魯迅后來曾到復旦大學演講了兩次,講的是革命文學。</p><p class="ql-block"> 1935年,父親護送年近花甲的李校長乘長江輪西上,參加重慶復旦中學的成立大會。路過南京,李校長身體不適,曾下船在著名的金陵飯店歇息了兩天。</p><p class="ql-block">李校長夫人名叫湯佩琳,夫妻感情篤深、琴瑟和鳴,育有三個孩子,令人惋愕嘆息的是,李夫人和孩子不幸先后離世。李校長把痛苦埋藏在心里,專心致力學校教育,再未續弦。后來他把自己的侄兒李賢正過繼為自己的養子,兩個人生活在一起,白天李校長忙于上課和校務,父親便擔負起對他的照顧和陪伴,他有什么事情也愿意找父親幫忙,當時李賢正住在復旦徐匯村32號,直到1948年李賢正結婚后搬離復旦大學到徐家匯生活。</p><p class="ql-block">李校長曾于1936年被迫辭去復旦大學校長職務。1937年,抗戰爆發,復旦大學輾轉去到四川重慶嘉陵江邊的北碚。李校長擔任留守上海的復旦校區負責人,父親依舊跟隨左右。抗戰勝利后,復旦復員回到江灣,其時校長為他的學生章益,章校長對前校長的舊人照顧有加,父親被安排至復旦大學徐匯村擔任門房,章益校長住在徐匯村31號,正對著門房間,母親在章校長家幫傭。</p><p class="ql-block">抗戰爆發以后,復旦大學遷移至重慶北碚,數學系教授崔明奇夫婦將隨校前往,走時只帶了隨身衣物,家具及鋼琴等都無法帶走,他委托父親看情況處理。父親把崔家所有東西全部搬到門房后面堆放起來。直到抗戰勝利結束,崔明奇夫婦從陪都重慶復員回滬,父親將一應物品“完璧歸趙”,崔教授喜出望外、非常感激。</p><p class="ql-block">至此兩家關系自然很好,每年春節父母親都會帶我去給崔明奇夫婦拜年,雖然我當時還小,但一直都記得徐匯村村長崔伯伯真誠的笑臉。直到1958年崔明奇教授因病去世,埋葬于江灣公墓,此后每逢清明,父親都讓我穿戴整齊,騎自行車帶我去給他掃墓。</p><p class="ql-block">這種友誼延續至崔伯伯夫人林津秀身上。只要林老師有事,她招呼一聲,父母就上門相幫。他們膝下無子,1967年,林伯母因病去世,我父母偕崔家老友李振麟先生的夫人盧老師等一道送別了林老師。</p><p class="ql-block">我1950年出生于復旦大學徐匯村(現為第二宿舍),那時,父親被調入復旦大學物理系工作,負責水銀的清洗處理。記憶中有一些事情常在腦海浮現。</p><p class="ql-block">父親在高等學府工作,但是不識字,他積極參加學校掃盲班,認真工作,成為復旦大學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發展的中共黨員。父親深知讀書的重要,一直督促我們子女認真學習,讓我們用他的借書證去復旦圖書館借書看,看到有合適的學習教材就帶回來給我們復習。</p><p class="ql-block">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人們紛紛捐錢、出力支援志愿軍,父親主動提出降薪五元,從每月53元降至48元。母親對此事雖然嘴上嘀咕,但抱怨之余更加精打細算、勤儉持家。為了補貼家用,母親經常到學生宿舍,幫學生洗衣服。</p><p class="ql-block">記得有天晚上,父親很晚都沒回家,飯菜早已涼了,母親就命我去學校看看。我知道父親的上班地點,就在物理樓樓梯邊上第一間房間,那里有臺專門從事清洗水銀的機器,我看見父親正在忙碌著。他說:“蔡(祖泉)叔叔的電光源實驗室研制高壓汞燈,需要大量純凈水銀,只有我加班加點,才能供得上實驗需要。”他告誡我,凡是答應過別人的事情,就是再辛苦也要做到。</p><p class="ql-block">發小李北宏曾告知,他聽物理系教授潘篤武教授談起:當年張阿長做的工作有危險性,他曾提醒過老張千萬當心。這事只有張阿長肯干,也只有他能干好。也是老天眷顧好人,張阿長活到95歲高壽。</p><p class="ql-block">正是因為水銀有毒,物理系為了照顧父親的身體,免費向他提供每天一磅牛奶,這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很不容易,父親自然不愿專享,都是拿回來給我們這些孩子喝。</p><p class="ql-block">父親有個習慣,每天早上起床泡上一杯淡淡的鹽白開水,溫溫的時候喝下去。據說,它可以洗胃清腸,我有時也會來上一杯,效果不錯,可惜我沒有長久堅持。父親最大的愛好便是喝點小酒,常常讓我去國權路合作社購買零拷的果子酒,回來的路上我也會偷喝幾口,記得有次多喝了幾口,回家以后和小時玩伴打彈子,一蹲下竟然摔倒,暈乎乎得醉了。長大以后我酒量不錯,能喝整八兩白酒,恐怕跟我小時練過的“童子功”有關。</p><p class="ql-block">父親抽煙一直都用煙斗,這和崔伯伯一樣。那么多年過去了,他叼著煙斗、瞇眼翹著二郎腿、靜靜坐在椅子上的形象,總讓我想起黃永玉的那張自畫像,兩個人都是方V形臉,風度頗有相似處,那是他最愜意的時候。</p><p class="ql-block">上世紀60年代初,家里六個孩子都在上學,僅靠父親的那點工資根本不夠一家的花銷,我才十來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家里的兄弟姐妹也都在上學,個個能吃會喝。魚肉買不起,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平時只能粗菜淡飯。父親帶領我們在自家后院養雞、下蛋,還種了蔬菜、毛豆。收獲季節到了,新鮮蔬菜有時吃不完,送給鄰居教授家品嘗,那是名副其實的有機菜,鮮嫩爽口,至今讓我回味。毛豆摘下來,父親和我們在燈下剝毛豆,一剝就是一大碗,第二天用來炒雪里蕻咸菜,標準的本幫菜,既下飯還有營養,大家都愛吃。正是靠著這些蔬菜和雞蛋,一家人健康、平安、快樂地生活,兄弟姐姐都長大成人。十幾歲的孩子肯定貪玩,不喜做家務,尤其是這種枯燥無味的手工活,可是有父親陪著我們,或者說我們陪著父親一起做家務、聊家常,那一幕是我最難忘的回憶,至今還時常在腦海里浮現。</p><p class="ql-block">上世紀60年代中期,復旦大學受到沖擊,復旦大學時任黨委書記王零被揪斗批判。父親對變化莫測的運動目不暇接、有些迷茫,聽到學生高亢激昂的揭發王零的種種“罪行”,父親很是愕然,從不解到不滿繼而憤怒。終于在一次在學校批斗會上,他毅然走上舞臺,揮起左手(父親是左撇子)打了王零一記耳光。事發突然,王零一個踉蹌、差點跌倒,場下也一片嘩然,大家都沒有想到平時一個毫不起眼、默默無聞的老校工竟然打了堂堂知名學府的掌舵人。</p><p class="ql-block">我那時還在上初中,聽聞此事,也感到不可思議,父親處世為人一向老實巴交、沒有脾氣,這一巴掌確實驚人。我家當時住在第二宿舍,王零家住第一宿舍,兩宿舍大門正好相對,僅隔著一條國年路,兩家人出門時常會不期而遇,尤其是王零的兒子和我們是同齡人,遇到時頗有些尷尬。</p><p class="ql-block">數年后,學校秩序恢復正常。有一次父親出門上班,王零同志也剛好走出第一宿舍大門,父親主動走向他,低聲說了些話。兩人一起走著、聊著,分手時王零主動伸出手掌,兩人握手后分開、各奔東西,這一幕正好被我在無意中目睹。事后,我問起這事,父親淡然地回答說:“那場誤會,主動說開也就沒事了。”當時,王零已調任同濟大學任黨委書記,位高權重。家父的主動示好,王零同志亦有風度,認這個老復旦,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p><p class="ql-block">2000年,時逢復旦大學95周年校慶,已經移居海外的李賢正先生應學校邀請前來參加慶典。李先生重歸故里,向學校詢問父親的去向。那時,父親在上海涼城路一家養老院入住。第二天,家姐帶著李賢正去看望他。父親當時已經90多歲,患有阿爾茨海默癥。兩位老人見面的時候,父親一反常態,居然露出高興的笑容,兩眼直直看著李先生,并示意先生坐在床邊的方凳上。李先生參加完學校慶典,再次單獨來到養老院看望家父。后來養老院服務員告訴家人,李先生在父親的床邊默默地坐了一個多小時,與父親進行著無言的交流。我想,他們情深意篤,一定是回憶幾十年前一同度過的時光。</p><p class="ql-block">父親作為一名校工,見證了復旦近百年的發展,有人說父親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老牛車,對此判斷我也感覺當之無愧。從當年徐匯、常德路,到如今的江灣,他從一而終,留下他為復旦兢兢業業服務的印跡,苦活、累活、險活搶著干卻從無怨言和自我標榜。他將其一身和復旦捆綁,同呼吸、共命運。他看似“渺若星辰”不起眼,卻又不可或缺,得到辦學者李校長乃至李賢正的認可。</p> <p class="ql-block">復旦大學崔明奇和李振麟教授</p> <p class="ql-block">復旦大學燕園</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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