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大院的童年

高老莊傳說

我出生在北京海軍大院，也長在海軍大院，直到14歲因父親轉業才離開。海軍大院是海軍司令部所在地，它的東邊緊鄰空軍大院，西邊是總參通信兵大院，再過去是總后大院。北京西郊這一帶都是軍事首腦機關，嚴禁外交使館車輛通過，外籍人員就更別想進來了（不過那時在北京也很難見個老外）。海軍大院很大，占地多大我說不清，光進出大門就有六、七個，都有衛兵把守，進出要看證件，家屬也不例外。外面有親朋好友來探望，要先在傳達室登記，再由衛兵電話通知家屬來門口迎接。院里每棟宿舍樓都有公共電話，這讓我錯以為我們國家在60年代就已經普及電話了，直到1976年我回到河南老家見到人工磁石電話時，才知道這世界差距有多大。 大院里的布局是辦公區和生活區混合在一起，既有辦公大樓，也有住宅樓，還有服務社、門診部、招待所、食堂、大禮堂、運動場、游泳池、游泳館、學校、幼兒園，……應有盡有。這樣說吧，不出大院你都可以在里面生活一輩子，生老病死全管了。大院里的主辦公大樓叫“黃樓”，是50年代由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主持設計的，分主樓和側樓，外墻呈黃色，故稱黃樓。建筑風格類似中國傳統的廟宇殿堂，翹角飛檐，古香古色，附近老百姓戲稱為“海軍大廟”。那時西郊這片沒什么樓宇，所以顯得巍峨聳立，蔚為壯觀。站在樓頂上可以遠眺天安門城樓。 1968年7月1日海軍在黃樓前舉行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禮（網絡圖片） 文革期間，在黃樓前面的廣場召開批斗大會，原海軍政委蘇振華等一批老將軍被批斗。我們小孩躲在主席臺后面偷看。那天很冷，老將軍們被凍得直流鼻涕，打哆嗦，看著心酸，刻骨銘心。 13歲的我站在黃樓前廣場留影 我家住在灰樓，這是一組普通住宅樓，住家多是團級或營級干部，說它“普通”是指級別普通，但說起它的建筑結構可就不“普通”了。灰樓和黃樓是同時建的，也是梁思成主持設計。灰樓建筑群一共有四棟，分別叫100、200、300、400號樓。院外來的人一看樓號都嚇一跳，以為院里有400棟樓。我猜這樣編號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一棟樓里可以住100多家。四棟建筑組成回字型，似堡壘，有蘇聯軍事防御建筑的影子。樓內全部是套房，三個臥室，加一個獨立衛生間和廚房，木地板鋪地。整體外觀設計有裝飾性羅馬柱和西式陽臺，單元入口是垂花門的裝飾設計，角樓屋頂呈現十字歇山脊的復雜屋脊設計。 灰樓200號樓3號門外觀（我家住3樓） 灰樓建筑群是珍貴的新中國早期民宅建筑群，也是唯一以私人住宅為目標的大屋脊建筑設計實物。這種不惜成本追求中國傳統建筑美學的做法，在文革時期受到批判，所以，以后國內再也沒有建過，成為絕版建筑，現在依舊保存完好，仍在使用。灰樓和黃樓均已被列為北京市建筑保護單位。 我和母親、姥姥站在200號樓前留影 大院里的住宅都是按照軍官等級來分配的，灰樓內的每套房分給兩家住，團級干部住兩間，營級干部住一間，共用一個衛生間和廚房。大院里除普通住宅樓外，還有專門的部長樓（師級）、將軍樓（軍級）和獨立小院（軍團級）。灰樓旁邊就是周希漢副司令員的小院，院里種有櫻桃樹，我們小孩有時會趁院門打開時偷偷進去摘櫻桃吃。周希漢小院后面是海軍政委李作鵬的小院。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后，李作鵬被隔離審查，他家小院也被騰出。海軍還專門組織干部和家屬進小院參觀，開展革命教育，我進去看了一圈，沒留下什么奢華印象。 周希漢將軍在小院散步（網絡圖片） 大院里的這種等級風氣也影響到子弟。那時，很多孩子都是穿父母領回來的軍服。軍服分不同樣式：兩個兜是士兵服，四個兜是干部服，呢子料是將軍服。如果有同學穿兩個兜的軍服來上學，就會被嘲笑。穿呢子料的就很吸引大家眼球，羨慕不已。還有，男女生互不交往。哪個男生和女生在一起說話，別的同學就會在一旁起哄。我和我姐都在七一學校，每次上學出家門，要不是她先走，要不就是我先走，反正不會一起走，怕同學笑話。這都是大院文化中的一些不良風氣。 大院里有三個幼兒園，我上的是二幼。后來三個幼兒園合并，起名叫海娃幼兒園。“海娃”名氣很大，經常上央視春晚等綜藝節目表演，被全軍、北京市評為示范幼兒園。我經常和別人開玩笑：我是名校畢業生，海娃幼兒園畢業的。幼兒園就在大院里，離家很近，但小孩大都是全托，一周才回一次家，極大減輕家長負擔。所以，那時一家生幾個孩子都不是什么事，很自然，很常見。看看現在，一個孩子就把父母快拖垮了，真是今非昔比。 我的快樂童年 海軍大院的子弟學校叫七一學校，我們要在這里上六年小學和三年初中，然后才到院外上高中。80年代后，學校只保留小學部，改名為七一小學，由當時的海軍司令員劉華清上將題寫校名。劉華清后來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主持軍委工作期間，是海軍的高光時刻，國家啟動航母建設計劃，并在西沙群島修建機場，使我國海防力量大大增強，他因此被稱為“中國航母之父”。1997年劉華清退出中央領導崗位后，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不再安排職業軍人出任政治局常委。 80年代的七一小學大門（網絡圖片） 我上小學的時候，學校開展了一項體育運動，叫“從北京跑向延安”，是一種象征性長跑，要求學生每天早上出操去跑步，然后統計跑了多遠，報給班干部統計，每天數據累加起來，最后看誰先跑到延安。我是班干部，所以就承擔了統計任務，不光要統計，還要監督同學們跑沒跑。每天早上不到六點，鬧鐘一響，我就爬起床，天還漆黑一片，冷風嗖嗖，我自己先繞大院跑一圈，然后再找小伙伴統計數據。這樣堅持下來，我的長跑能力得到提高。等到學校開運動會時，我很輕松地拿到1500米第一名。后來我也繼續保持這個早鍛煉習慣，每天都是自己爬起床，不用父母叫（現在老了也還是這個早起習慣）。因為身體素質好，有毅力，體育老師把我選為校籃球隊員，負責打后衛。我和體育就這樣結了緣，成為校園體育積極分子。 學校籃球隊在燈光球場合影，右1是我，后面就是灰樓 有一年，我姥爺從河南老家來北京看望我們，和我住在一起。他一輩子在村里種地，從來沒進過城。清早，天還沒亮，聽見我起床他就問：弄啥去？我說：跑步去，他似懂非懂地嗯了一聲。等我早鍛煉回來，他已起床，又過來問：跑多少？我說：1500。他追問：放哪了？我想想后回答：放學校了（我們每天統計完的跑步距離都要報給學校）。他不解的搖搖頭，沒再問。等我母親早上過來做飯時，他在一旁嘀咕：北京孩兒咋怎能？一早能刨1500斤紅薯，還全交給學校。母親聽不懂，叫我過來問咋回事。這下才搞明白，我說“早起跑步1500米，數字報給學校”，姥爺聽成“早起刨紅薯1500斤交給了學校”。這個大笑話，后來被我們家人反復說起。 姥爺在北京拍下人生唯一照片 在學校取得長跑冠軍后，我又代表學校參加了羊坊店街道的學生運動會，也進入了前三名。接著又去北京龍潭湖參加北京市冬季學生環湖長跑比賽，拿了個第19名（總共取前20名），這是我們學校那些年取得過的最好成績。體育老師很興奮，回校后就報給校長，請求通報表揚我。正好學校邀請體壇名將鐘少珍來校做報告，就決定由我代表全校同學發言，并請鐘少珍為我頒獎。鐘少珍是海軍跳水隊隊員，1974年我國首次參加亞運會時，她一人獨得跳臺、跳板兩項冠軍，成為名噪一時的體壇明星，后來當了國家跳水隊教練，帶出郭晶晶等跳水健將。這是我的高光時刻，不過，兒子后來老笑話我：你拿個第19名也好意思上臺領獎？ 首屆亞運會跳水冠軍、海軍跳水隊員鐘少珍（網絡圖片） 海軍與海打交道，所以離不開水。大院里有游泳池，還有游泳館，這在全北京也不多見，曾經作為全運會、亞運會比賽場地。海軍成立有專業游泳隊和跳水隊，經常代表八一隊參加全國比賽和世界比賽。我還沒上小學時，就已經學會了游泳，不過游的不咋樣。有一次，父親帶我和我姐出大院到八一湖（現在改名叫玉淵潭）游泳，在淺水區游了一陣后，父親說要帶我姐去深水區游一下，練練勇氣，讓我自己在岸邊玩一會。小男孩調皮閑不住，我拿了個救生圈放在水面，想從岸上直接跳進救生圈。可是沒跳準，一條腿進了救生圈，另一條掛在外面，結果導致下半身漂在水面，而上半身沉入水下，我拼命掙扎也無用，不斷地大口喝水，奄奄一息。幸虧不遠處有位叔叔看到這危險一幕，立即游過來把我救起，這才撿回一條小命。嚇得我后來好久不敢游泳。 海軍游泳館（網絡圖片） 上初中后，有一天，體育老師點名召集我們一幫男生過來，這些同學都是在校運會上拿過名次的。這時，過來一位陌生老師，他讓我們跑跑跳跳做了一些動作，又問了一些家庭情況，然后就和體育老師到一旁交談去了。隔了一會兒，體育老師回來點名我和幾位同學留下來，然后對我們說：剛才這位老師是海淀區業余體校的刁教練，他面試了大家，同意錄取你們幾個進業余體校，你們都回家和家長商量一下，過幾天給我答復去不去。我們都很高興，回家跟父母說后，他們也都同意。那年頭，沒有升學壓力，也沒有課外作業，放學后就是打打鬧鬧。父母想，去業余體校有人管，不會學壞，讓人放心。事實也確實如此，我們每天上午在七一學校上課，下午就去海淀體校訓練，一幫小伙伴成為好哥們，整天都是想著怎么提高成績，怎么能進專業隊，根本沒心思搞歪門邪道。 1975年我（右一）和體校的小伙伴合影 在體校訓練一年多，風風雨雨吃了不少苦，但我的水平提高不多，也沒再取得什么驕人成績。上初二后，父親從海軍轉業，我們家就回了河南老家，我也就告別體校。到了河南，情緒低落，無心向學，我再也沒有練習中長跑，就此告別體壇。離開北京，離開皇城根，離開高墻大院，我來到塵世，走進現實社會，過上普通大眾的生活。一切都要重新適應，我的人生開始走上新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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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大院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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