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父親——作者王延連

張利

父親王丕年 生活中的父親 我的父親，在黨的事業中，走過長長的足跡:在工作崗位上，隨職務的變動，有過許多的稱謂。但是，他在我們家庭的生活中，不管是分分合合，度過漫長的人生，還是喜怒哀樂，共伴日月，卻始終只有一個角色——父親。父親1915年出生于陜西省衡山縣武鎮王臺村，因家境貧困自幼放羊，只讀過小學。13歲就隨革命洪流鬧學潮。后奔赴延安找到工農紅軍。1942年與同是陜北人且在延安青干校學習的高雪晴相識，用母親的話:“革命式結婚一切聽組織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就成家了”。父母生養我們兄妹6人，我排行老4，因前3位都是姐姐，第一個男孩的出世讓父母格外高興。《三字經》有一名句：“子不教，父之過”，在國人的眼中，父親的影響可見一斑了。在我們這個家，最明顯的有兩點:父親的出身是陜北窮苦農民的兒子，是放下羊鞭，拿起槍桿子的；他的革命道路是從1935年延安開始步入政治生涯，1945年隨黨中央派遣的兩萬干部大隊槍林彈雨一路走到哈爾濱參加了松江省會執政的(后合并為黑龍江省）。于是他常常言近旨遠，告誡我們不要忘本和不要忘記革命傳統。就連給子女起名都不忘記革命圣地延安，所有孩子的名字都有個“延”字，加革命的路走到哪孩子出生就地名而取之:6個子女順序名字:王延晨、王延霞、王延平、王延連、王延濱、王延敏。 1942年毛主席為任延安縣委書記的父親親筆題寫獎狀(材質為延安土布) 　　1961年我剛滿12歲，父親就帶我回延安老家。那時去延安既沒有火車公路又不好走，陜西省委聽說當年的延安縣委書記來了，特別派“運5”機專程送我們飛到延安。在我幼小心靈中無數次幻想的父母的出生地，也是中國革命的圣地，第一次映入我的視線，竟然黃土飛揚，舍窮路僻。可是當時我怎么也搞不懂，爸媽好像絲毫也不在意這環境，反而顯得特別興奮。在王臺村老家，被老鄉團團圍住，與當地穿土棉襖的老鄉那個親呀。吃的最好的家鄉飯羊湯和蕎麥面。直到現在，這兩樣東西一直是我們家的特色飯，那個合了床子保留至今。參觀延安父親任職的窯洞和毛主席為模范干部(其中有我父親）頒發獎狀的會堂對十幾歲的孩子印象不深，但長大學政治歷史才曉父親從放牛娃走上革命道路，在中央所在地延安縣任縣委書記，又曾聽毛主席親切說“我是你的公民”，這對父親革命生涯是何等重要。 回到哈爾濱不久，不知父親從哪弄來兩只羊交給我放。那時國家遭遇“三年困難時期”還沒有過去，我們也嘗受過忍餓、挨凍和穿補丁衣褲的日子。讓我放羊，我很賣力，每天去兒童公園收杏樹葉喂羊。父親還親自帶我們全家去離市區不遠的城篙子，在收過的土豆地里溜土豆，回來當飯吃。父親用心良苦，意在不忘本和與老百姓共度難關。我從此養成節儉的習慣，在我的記憶里，從小學到初中畢業，從來沒有用過一支整根的鉛筆，都是撿姐姐們用過的筆頭，插上筆帽繼續使用，直到手無法捏住為止 王丕年的6位子女兒時照(前排左起:王延濱、王延敏、王延連；后排左起:王延平、王延霞、王延晨) 1963年父親(前排中）與母親(前排左）重回延安 　　家庭在社會中是個很弱小的細胞，它有時很脆弱，被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風浪吹來刮去。家庭生活并不平靜，有歡樂，也有過苦難。1966年的仲秋節，讓我始終不能忘卻，過得太郁悶了。國家被突如其來的“文化革命”攪的昏天昏地。媽媽被單位叫去集中學習，姐弟都“大串聯”到外地去了，我是13中的好學生被視為修正主義的苗子，再加上“走資派”子女的身份，沒有哪個革命團體收我，于是一個人在家陪老爸。吃點什么？連月餅都被看成是封建產物而下市了，我只買到2斤點心。爺倆共餐，相對無言。當時省公檢法三家的公安廳長、檢察院檢察長都被“打倒”了，只有法院院長的我父親雖批判待查尚未離崗，自己已經岌岌可危了，可是他還把我當作組織外的人，處于保密紀律不對我說實情。那情景與仲秋團圓的節日本意反差甚大，實在叫人傷感。 王家6子女在長大 　　到了1967年，我父親也被“打倒”關起來了，法院通知家里送生活用品。媽媽準備了很簡單的小包，收音機是老爸特別囑咐帶去的。我一人到省公安廳二樓的一間辦公室。見到父親讓我吃驚了，他臉色灰暗，一夜之間老了很多。我想喊他，但不知為什么硬是咽回去了。父親沒有表情的臉顯然是下意識地在撐著，讓我不敢再看。與父親在條桌兩側坐下，有“造反派”在場，我們都好像是機械人，互相問了同樣一句話和答了同樣一句話：“怎么樣？”“還好”。帶去的剃須刀被扔了回來。回到家，我與媽媽形容見到爸爸的情景，老媽忍不住落淚。后來，發生了更蹊蹺的事，省公檢法三個頭頭被關進黑龍江省唯一的高級監獄。這個監獄是公安廳長衛之民1964年為遣返當時俄僑特嫌而修建的，1966年剛剛竣工，還未投入使用就鬧“文革”，沒想到，第一個被關進來的竟是公安廳長自己，接著是檢察院檢察長吳誠、法院院長王丕年。父親作為重犯，帶上了手銬和腳鐐。造反派“優待”他們，每人占據一層。歷史真會開玩笑，不過這個“玩笑”太苦澀了。還有更捉弄人的事兒，可以說猝不及防地在我父親身上發生了。那是1969年，父親被轉移到鳳凰山勞改農場監獄。這個勞改農場是他領導的法院的下屬單位，在職時還未曾到過，第一次來到這卻以“階下囚”身份入住。獄中犯人得知是法院院長“來了”，立馬惡毒地意識到他們入獄是眼前這位大人簽的字，犯人一擁而上打我父親……。怎么會這樣？什么邏輯？是非、黑白、曲直，一切都顛倒了！肉體上的折磨可抗住，最讓人難以煎熬的是精神上的屈辱。我和家人聽說此事，心戳的痛，那段日子太難過了。 1970年“動蕩”年代可以回家的父親立馬與全家人合影 　　學校已經停課，我們姐弟幾個各自隨要好的同學“上山下鄉”去了。聽說父親也由鳳凰山勞改農場轉到柳河五七干校，雖然照舊是改造，但境況大不一樣，干校是干部自我改造世界觀。不做犯人了，父親開朗起來，勞動之余還參加演節目，這時的他仍不忘懷他的陜北，他的延安，他常給大家唱“信天游”。有一次，他運好氣，十分投入地剛一亮嗓，哇，假牙掉了，全場哄然大笑。不久，他被編入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去了友誼農場。就算有工作了吧，他不在乎這個宣傳隊是什么級別，自己是什么老資格和高級干部，有事做足以讓他自豪了。后又輾轉到哈爾濱附近的九三五兵工廠他都未回趟家，是我利用休假的機會，騎自行車到工廠給他送去了一些衣物。1974年我在趙光農場被推薦上大學，不料出了岔子，政審材料中沒有父親的平反證明，面對將被取消入學資格的當口，父親得知此事，不由分說帶著材料只身上路，搭乘農場的拉煤車走了一天。初春的寒風有股尖厲勁，掠起煤渣在周圍旋卷，又臟又冷。當我看到已經年近60歲的老父親，黑棉襖里緊裹著材料站在我面前時，我說不出話來，父子之情盡在不言中。 大學畢業的作者曾任大學教員、研究所工程師、哈高科副總工 　　我上大學后，父親也調回省城，先是整頓省民政廳，后又調他組建新法院。他沒講任何價錢，一門心思投入工作。近60歲的人，又是法院一把手，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我放假回家見他忙，就問他忙啥呢，他興奮而利落地回答“搞三案”。我不解，又問：“什么是三案？”這一問，老爸火了：“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就是平反冤、假、錯案嘛。”他曾為平反一個關于知青的錯案，親自跑到伊春五營法院辦理。那股勁頭，好像發生在昨天的那些苦楚、冤屈的事都煙消云散了。說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一點都不夸張。毛澤東說過“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老一代革命者的境界、胸懷、氣度乃至堅定性和責任感，是我們黨和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一點都不過分。在整頓法院初期，案子很多，相互交錯很復雜，父親沒有受“文革”陰影的影響，反而更有緊迫感，再次以法院高級法官的身份閱案審案，正氣凜然地簽上名字。當他發現犯案人中有不少年輕人就緊皺眉頭，甚至當宣判時還有青年殺人犯沖這位院長問：我會死嗎？父親見到的一張稚氣的完全是法盲的臉，他連猶豫都來不及，斬釘截鐵地答到：“國法難容！”一語吐出，他心中油然泛起一種憂患意識，公檢法被破壞，中國民眾法律意識的淡薄，令人焦慮，加快建設法制國家的緊迫感襲擾于懷，他要抓緊時間做很多很多的事。 畢竟年齡不饒人，工作應當讓給年輕一代了。1980年以后父親先后到省人大常委會和省顧問委員會工作。 “文革”結束恢復工作的仍任黑龍江省法院院長的父親 任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父親 　　父親70歲離休回家。脫離了工作群體，卸掉了所有的職務，對視工作為生命的他還有些不習慣、不舒服。到了90高齡還想老有所為，親自與陜西省委書記“要錢”給家鄉修一座利民橋，讓攔住王臺村的大水溝暢通無阻。 其實，老爸你好生休息也沒關系，你始終有一個不變的群體，那就是家；還有一個不退休的角色，那就是我們生活中的父親。 2004年父親助力在家鄉修建的利民橋 全家福(子孫滿堂，老少四代) 　　2013年3月27日父親結束了他的人生，如愿以償找馬克思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來唁電。按照父親遺愿將骨灰送回延安紅軍苑安葬。聽說“老書記回來了”，延安干部老鄉紛至沓來，延安日報追蹤采訪，我含淚述說了我的父親，該報以特別報道整篇幅刊載回憶老書記的文章。 父親可以安息了。生活中的父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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