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媽媽講過去的事情（之六） ——農場小學的灰暗記憶

萍

自打大姐嫁到這所農場后我還是第一次來到她家。彼時的這所農場歸屬地方管轄，稱國營農場。這里的人除了少數人在酒廠、面粉廠、制磚廠、機耕隊、汽車隊等從事一些技術工作外，其他大多數職工都從事農業生產勞動，與普通農民無二，不同于農民的只是這里的職工按月領薪水。除此之外感覺這里同鄉村沒有多大區別。 學校很破，一周土圍墻圈起一座校園，校園里幾乎沒什么樹，光禿禿的。操場是裸露的土地，人跑起來會帶起土。教室是土坯房，很舊，課桌也舊，坐椅是長條凳。磚砌的講臺邊坍塌了一角，上課的時候真怕老師一不留神給踩空摔下來。講桌上有兩盒粉筆頭，老師經常用那些粉筆頭砸向上課淘氣的學生。刷了墨的水泥黑板看上去很粗糙，老師寫字的時候會落下很多粉末。不過，我對這里所有的老師卻沒留下什么印象，幾乎忘了他們都是誰。 我的同桌是大姐婆家的一個親戚，男孩，小名叫鴿子，對我挺好，但由于他本身太老實，學習又不好，自己都經常受同學欺負，自然也保護不了我。調皮的男生往往都是場部直屬單位的子弟，他們的父母都有體面的工作，家境也好，優越感讓他們從小自信，也格外淘氣。而住在基層連隊的孩子大多都老實本分。阿偉和飛兩個同學就是住在連隊的子弟，他倆都是學習好人又乖的好孩子，從不打架淘氣，很文靜。阿偉姓孔，在那個普天下似乎都在痛批“孔老二”的年代，阿偉受之株連也成為了替罪羊，常常有些淘氣孩子追著他喊“孔老二孔老二，打倒孔老二！”可他縱然氣的雙頰通紅，怒目相向，可卻從不動手。初中畢業后他沒有繼續讀高中而是去考了中專，畢業不久后又進入法院工作，一直從事政法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定居南方某城市，聽說過得很好。他和飛同學都和我大姐住在同一個連隊，他家住在后排，飛同學住大姐隔壁。因為是鄰居，兩家便走得很近。大姐稱飛同學的母親叫“紹玉姐”，我便也跟著這樣稱呼，可與飛同學卻極少講話，陌生人一般。——這里的男女同學彼此之間幾乎都不講話——飛同學和阿偉同學兩人幾乎形影不離，上學放學的路上都在一起。我和飛同學雖住隔壁，卻行同路人。幾年后當我第二次來到農場讀書時，飛同學家已搬到家屬區后面幾排去了，我們也不再同班，除了在上學路上偶然碰面，很少見面，見面互相依然不講話。偶爾會看到他在路邊的小樹林里拉小提琴，琴聲悠揚，穿透一個個憂傷的黃昏。長大后，飛同學參軍去了部隊。彼時的我也進入城里一家醫院工作。有一天我去農場看望大姐，在路上偶遇飛同學的父親，他父親對我說：我家新平參軍去了，在部隊干得不錯。我聽了笑笑，默默地在心底祝福他：愿一切都好！ 　　這里的孩子同城里的孩子也有不同，男生如何不太清楚，但女生會因為各自的父母所屬部門或連隊的不同而相互結成一個個小幫派，彼此之間貌合神離很難相融，且有明顯的等級觀念：父母在場直屬部門工作的孩子比父母在生產連隊務農的孩子有優越感，干部的孩子比職工的孩子更自信，家住場部、機關、學校、銀行、郵局、酒廠的孩子要略顯洋氣，說當地方言的人似乎也要比說江蘇方言的人占點上風。雖然這一切都沒有明顯的區別與界限，但總能讓人感受到其中某些微妙的差別和氛圍。大姐住連隊，我周圍自然就是一些皮膚黝黑，手腳粗糙，整天喜歡包著頭巾一眾女孩。這些女孩喜歡扎堆，喜歡背后對人評頭論足，喜歡耍小心眼，對那些比自己漂亮的女孩羨慕又嫉妒，卻又不肯承認。背后用貶損的語言去針對班里出眾的男生，只為以此來掩飾自己心底對那人的好感。英大概就是這樣的女孩。她比我大兩歲，心智成熟，有一雙大眼睛，說話時總覺得那雙眼睛的背后隱藏著一些別樣的心思。英在學校不太愛說話，上課也不發言。可不知為什么她身上卻有一種無形的吸引力，會讓她周圍的女孩聚在她身邊，放學后喜歡去找她玩，去聽她說長道短。——英在沒有老師和男同學在場的時候很善談，也很八卦。——我有時也去她家玩。她媽媽和我大姐婆家似乎還扯上點什么親戚，大姐的男人稱她媽媽為三姥娘。我見她媽媽時卻只笑笑，并不稱呼，因為不知道該稱呼什么。英的學習成績一般，讀到初中畢業就嫁人了，男人是另一個團場的，住在城郊。聽說她嫁過去之后經營果園，日子過得不錯。多年后我在市場里見她賣蘋果，蘋果是她自家果園里的。她見到我顯得很熱情，要送我幾斤蘋果，被我婉拒。又過了若干年，我乘坐出租車時碰巧又坐上她的車，原來她又改行跑出租了。這次見面發現她性格變了不少，聲音高亢，笑容熱情，再不是當年那個表面靦腆卻喜歡背后講話的小女生。而住在東邊與大姐家相隔兩排的梅身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雅沉穩和恬靜溫婉。她皮膚白皙，長相甜美，有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話不多，也不在背后議論別人。我常去找她玩。但長大后我們卻走散了，彼此都不知對方的消息，卻也不想刻意去打聽。 農場職工大多是來自內地的支邊民工，以蘇北人居多，因而在方言、習俗、飲食、性格及行事風格上幾乎全部沿襲了蘇北人的傳統習慣。 蘇北女人很潑辣，很能干，卻會罵人，往往一言不合，張口就罵，上手就撕。家里丟只雞，那家的婦人便能圍著家屬區轉著圈兒的罵一天；家里的豬生瘟，家里的婦人便懷疑有人下了毒，能站在房頂罵一天；家里的孩子被人打了，那家婦人一定會牽著孩子到對方家大門口跳著腳罵半天；但凡發現自家雞窩里的蛋，抑或是架上的南瓜園子里的菜少了，那家婦人也會跳出去亂罵一通。有時兩家不和又找不到茬的時候也借口丟了東西去指桑罵槐地出口惡氣。所以這里幾乎每天都能聽到有人罵街，風氣很不好。 除了那些潑辣的婦人，這里的維族人身上也有很重的戾氣，比較蠻橫霸道，沒有城里的維族人看上去那么文明與和善，連素來彪悍的蘇北女人在他們面前也都伏低做小，忍氣吞聲。我們這些小孩子更不用說，走在路上都得躲遠遠地躲開他們。甚至有些家里的小孩子哭鬧，大人就嚇唬他：別哭了。再哭老伊曼就來了！——老伊曼是住在連隊最西邊的一個維族老頭，不知為什么大人總拿他來唬孩子。他家有個大約四十多歲的兒子，人高馬大，卻整天拎個拐棍四處轉悠不干活兒。據說曾在給公家干活兒的時候受過傷，于是就常年泡工傷了。可我們這些小孩子分明看到他健步如飛，如履平地，拐棍只是裝飾性地被夾在腋下而毫無作用。——想必這人也不善。 　　不好的風氣還體現在這里的人迷信思想嚴重，愚昧，經常鬧出一些鬼怪的傳說。身邊總聽到有人說某某死后其鬼魂又回來附在了某某活著的身體里，并借著活人說鬼話，說的煞有介事。西鄰有個未嫁的女兒，很漂亮，卻經常傳言被鬼附身，我就親眼看到她胡言亂語的的時候被她父親用桃樹枝狠狠地抽打——據說桃樹能辟邪，用桃樹枝打鬼就嚇跑了——直打的傷痕累累她也不告饒，依舊以某個死去人的口吻自說自話，聽的人毛骨悚然。后來我一直在想：這個平素口齒伶俐，為人周到，聰明能干，也無精神異常的女子，為什么要裝神弄鬼換來一頓毒打？難道她精神真的不正常？可是這女子后來照樣結婚成家生兒育女過著和正常人一樣的日子。這樣的事情在那個年代的農場還有很多。記得有個男孩叫小列，非常聰明，學習也好，一年級就會查字典的他被其家人視為驕傲，但也淘氣。有一天大概是為了彰顯自己的聰明和機智，走在放學路上的小列，面對迎面而來的大車，他與其他孩子打賭說自己一定會在最后一秒躲過汽車而不會受傷，結果就被迎面而來的汽車碾死在車輪下。素來以他為傲的父親都快瘋了，他那本來精神就不太正常的母親則愈加顯得精神恍惚。后來在小列出事的橋頭不巧又接連出了幾樁事故，于是，人們就紛紛議論這是小列死的不甘心，其魂魄回來要拉幾個墊背的。于是那段時間當地又上演了很多次有人被鬼附體的鬧劇。在那種氛圍中，我晚上都不敢出門，覺得黑暗中到處都隱藏著看不見的惡鬼。可在時隔五十年后的當下，還是那座農場，還是那片土地，每天還在發生著生老病死，然而卻再也沒聽到什么關于鬼魂附體的傳說。可見當時那些傳說都是愚昧帶來的以訛傳訛。 初到這里的自己一下子很不習慣，環境變了，語言變了，家庭結構也變了，原來的家里有爸爸媽媽和二姐，現在這個家里除了大姐其他都是陌生人。其實我同大姐也并不親近。大我十三歲的大姐很小就輟學，一直在外面干活幫父母養家，自打我記事起就幾乎沒有同她在一起生活的記憶，平常在家都是二姐照顧我，大我十三歲的大姐在家里根本就不屑于搭理我，在大姐的眼里我根本就是一個看不見的存在。現在下冷不丁地把我丟給大姐，無異于丟在一個陌生的寄養家庭。 而大姐的婆家本身也讓大姐焦頭爛額，我的到來對于大姐來說無疑又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雖然大姐的丈夫是個工人，在城里的鋼鐵廠做工，可他除了周末平常也不回家，即使周末回家也像個大爺似的什么都不做。大姐的婆婆又是個瘋子，親家公公也不會管家，家里的情形可想而知。我去的時候大姐剛做了母親，女兒才剛三個多月，尚在哺乳期。而農場的農活又很忙很累很繁重，家里的婆婆需要人照顧，親家公公還沒退休，襁褓中的嬰孩嗷嗷待哺，現在又來了一個九歲還不會做事的我——從小在家受二姐悉心照顧，我什么家務都不會——所以，大姐的壓力可想而知。也因此，在家很少看到她有笑臉。對瘋婆婆如此，對脾氣倔強的公公如此，對我也是如此。只有到了周末看到她丈夫回家的時候大姐才會露出笑容。 　　瘋婆婆平時不回家，只有吃飯的時候才回來。有時候渴了就回家走到院子里的水缸前，拿起水瓢從缸里舀一瓢生水端起來“咕嘟咕嘟”的喝，沒人給她開水喝。她瘦弱，怯懦，干枯的面頰上一雙深陷的大眼睛里總是露著怯怯的目光，頭上頂著一頭亂糟糟的花白頭發，感覺很久都沒人幫她洗了。因為瘋，親家公公對她很不好，從不正眼看她，還動不動就打她。每次親家公公手一揚起，婆婆的腦袋就會下意識地縮回去。平時瘋婆婆不犯病的時候很安靜，到家吃完飯就走了，要么回到后排她和親家公公一起住的那間小黑屋，要么就在村里到處走動游蕩，不聲不響。但犯病的時候會變得比平時狂躁，撕自己的衣服，或跑出村莊。于是一犯病就會被關進小黑屋里鎖起來，有時還會被親家公公狠狠地打一頓。有一回深夜又犯病了，大冬天的在公路上裸奔。門前正對的就是312國道，當年那是進疆的主干線，來來往往都是拉貨的大車。一個大車司機開車經過這里時正好看到了這個瘋婆婆，只見在滴水成冰的夜半時分突然看到車燈照見一個赤身裸體滿頭白發的女人站在路中央，可給司機嚇壞了，還以為自己遇到了鬼。后來親家公公叫來幾個本家親戚才把婆婆給弄回去。想必到家又是一頓暴虐。那是一個可憐的女人！不過，這個可憐的女人卻有一個孝順兒子。她的兒子也就是我大姐的丈夫是家中獨子，對他媽媽很好，每次回來都要帶點好吃的，桃酥、餅干、江米條、羊角蜜、水果糖……從來沒空過手。瘋婆婆似乎也能算出兒子回家的時間，每到周六下午她就不知道從什么地方回來了，一進家就去翻兒子經常帶在身邊的那個人造革包，從里邊拿出好吃的東西。她兒子看母親的眼神也很溫柔，從不嫌棄他母親。不過，這個被我稱做姐夫的男人卻從不會給我一個餅干或者什么。偶爾大姐會捏幾個江米條給我。有一次我嘴饞，看到放在屋里桌子上的餅干，忍不住拿起一個，可剛放進嘴里姐夫就進來了，他冷冷地看我一眼說：吃了別噎死你！那一瞬間，我不知道嘴里的餅干是該咽下去還是該吐出來。那份尷尬和難為情終生難忘。從此我再也沒吃過姐夫帶回家的任何東西，就算大姐給我也不吃。那年，我九歲，才剛剛離開寵我疼我包容我的爸爸媽媽和二姐。 大姐的公公是個倔強的老頭，我稱他表大爺。表大爺整天黑著臉，話不多。冬天穿一件又厚又重又破又舊的大皮襖，經年不洗澡的身體和羊皮襖的味道離很遠就能聞到。不過表大爺對我還不錯，偶爾會給我一塊兩塊的零花錢。到了夏天，他被連隊派去守護瓜田，偶爾回家吃飯的時候，他會帶一個小瓜紐給我，從還沒熟的生瓜到熟透的小香瓜。有一次小伙伴們去地里薅草，我也跟著去玩。薅草期間他們溜進瓜地去偷瓜，讓我幫著看籃子。結果他們被表大爺逮了個正著。當表大爺發現我居然和他們是同伙的時候很生氣，回家給大姐告狀，說我和那些偷瓜的小孩在一起讓他很為難。為此我被大姐罵了一頓。 大姐門前有片小菜園，里面種著茄子辣椒西紅柿黃瓜老南瓜，另外還有幾壟花生。花生是表大爺特意找來種子種的，那年頭花生還是個稀罕物，表大爺為此很用心，澆水施肥都是親力親為。花生長勢很好，綠油油一片，很是喜人。在表大爺期盼豐收的同時，我也在旁邊覬覦著，暗自盼著那些花生快快長大，一心向往著花生秧下面那一個個白色果實的誘惑。花生倒也十分爭氣，蓬蓬勃勃地瘋長著，表大爺看著它們臉上也漾著期待的笑容，而我的欲望也在一天天地膨脹。終于有一天，趁表大爺不在家的時候，我扒開了花生秧下的土壤，露出一個個白白胖胖的花生果。我摘下一個剝開，里面是淡紅色的花生仁，非常飽滿。放進嘴里一嘗，清脆微甜，好吃。于是忍不住再吃一個，又吃一個、又吃、又吃……哪知道從此便一發而不可收拾，只要表大爺不在家，我就溜進花生地，小心地刨開土層，摘幾枚花生果吃完后，依舊照原樣將土掩埋，看不出破綻，花生秧依舊蓬勃葳蕤地騙取著表大爺期待的眼神和滿意的笑容，而底下的花生果卻在一天天地減少。終于，在一個陽光明媚的秋日，表大爺認為該收花生了，便鄭重其事地準備了鐵鍬、籮筐，然后滿懷期待地挖下去。然而，茂盛的花生秧下面除了一團空空的根須，幾乎見不到幾個成熟的花生果，眼看著一片花生秧在表大爺驚愕的目光中變成了一堆無用的野草。表大爺的表情由期待變驚愕，再變絕望，而后憤怒，最后是無奈了。我呢，最后自然是少不了被姐姐一頓責罵，最后還被告到了父母那里，又免不了被修理了一番。很多年后，每每想起那件事，心里總是對表大爺感到深深的愧疚。但那時，表大爺已經去世多年，我也失去了向老人家道歉的機會，這成為心中無法彌補的遺憾。 　　冬天的菜園很荒蕪，大姐依然在忙，沒人管我。那年的冬天感覺格外寒冷，也格外蒼涼，我格外的孤獨和無助，常常一個人躲在被窩里想媽媽，想二姐。 由于缺少關愛，我在大姐家逐漸變得淘氣起來，常與那些比自己年齡小的男孩一起玩打仗游戲。學著別人掏空葵花桿里的軟芯，再裝進去一些沙子，然后向對方用力甩過去，揚起的飛沙弄的對方灰頭土臉，衣服上全是塵土。當然，自己也會遭到同樣的攻擊，弄的整天灰頭土臉。另外還學會了吵架。有一天放學走在回家的路上，只因走在前面的一個女生回頭多看了我幾眼——那是我同學大毛蛋的姐姐——我就問人家：看什么？她回答：要你管！于是就接上了火。你一句我一句的爭論，最后升級到互相罵臟話，一直吵到她家門口還不停，最后她媽媽從屋里走出來問：這是誰家閨女這么口（厲害的意思）?怎么還罵到門上了？！有人回答：這是某某玲的妹妹。她媽媽一聽我大姐的名字，也不再說什么，直接找我大姐告狀去了。最后我大姐去了才將我拽走，回到家里狠狠地訓了我一頓。那是我第一次同別人吵架，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么，好像就想同別人吵一架發泄一下。——大概是被漠視太久的原因吧。 然而吵架并未改變什么，反倒讓大姐很生氣，對我更加的冷漠，衣服很臟了沒人洗，頭發也好久不洗，都生了虱子，雙手雙腳也裂出血口，看上去同流浪兒無異。那時我在大姐家的伙食費是靠父親每隔一段時間送來的面粉和零錢。有一天，父親照常趕著毛驢車來送面粉。到家看到我灰頭土臉頭發凌亂一身土的樣子，當即就落淚了。父親大概沒有想到他和母親向來疼愛的女兒在這里竟然過得像個流浪的小混混。第二天一早，父親套上毛驢車，把我的書包以及不多的幾件衣服扔到毛驢車上，連轉學手續都沒辦就帶我去鄉下了。到家父親對母親說：寧可讓孩子在家種地，也不能把孩子丟在別人家受罪。 　　于是，1975年春末夏初時節，我在農場的大姐家待了一年后，又回到了母親身邊，在新搬去的鄉下小學繼續讀小學四年級課程。在農場的那一年，除了留下一些灰色的記憶，好像也沒剩下太多美好，既不記得老師，也不記得自己在學校里讀了什么書，學了哪些知識，而那些能夠被想起的破碎記憶里卻都是與學習無關的零星瑣事。那年，我十歲。（未完待續） 2024年9月2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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