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處//大隊代銷店的噩夢

老貓俠 59823423

青春，正是鮮花盛開的美好時節。可是，我們的花季，卻早已枯萎在那樣一個瘋狂的年代！ 在閩北洋口插隊的數百名知青中，有一個普普通通的女知青，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雖然艱辛，倒也平安無事。1972年，山村中最繁忙的夏收夏種“雙搶”前夕，一個突如其來的決定，從此徹底改變了這位女知青的人生軌跡。公社書記同意了某些福州下放干部的建議，讓這位女知青到大隊代銷店工作。這位女知青就是我！ 來到大隊代銷店之前，公社書記曾經與我個別談話過，告訴我不少村民反映代銷店賬目不清，這次讓我去代銷店，是黨對我的信任與考驗。在那樣的年代，聽到組織上這樣的談話，心中有什么樣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自以為肩負著重任，次日，我帶著簡陋的行李到大隊代銷店上任了。上鳳大隊一共有7個生產小隊，有漢族也有畬族。整個大隊僅有這一個小小的代銷店，在那經濟計劃年代，什么都要憑票供應，小小的代銷店就是供應這些物質的地方，別看麻雀小，可是五臟俱全啊。大隊所在地聚居著3個小隊，代銷店的老板（女）與大隊書記有沾親帶故的親戚關系。公社書記說有不少村民反映她賬目不清，平時有權勢的大隊干部家屬可以隨意在代銷店中拿憑票供應的東西，引起很多普通無權勢村民們的不滿。一開始我心中也有不少顧慮，大隊里面福州插隊知青那么多，為什么偏偏要找到我呢？后來有的下放干部告訴我，公社與大隊的干部們認為我老實，說話少，可以信任。在我離開自己插隊的知青點前夕，小隊長旺佬悄悄告訴我，大隊那里很復雜，平時要多加小心。開始時我對這些話不理解，沒有將這些話放在心上。憑心而論，當時我并不愿意去代銷店，因為突然間離開了知青群體，孤單單的在外面一個人生活確實令人不適應。但是想起公社書記對我的一番談話，激起我熱血沸騰的許多大道理，都讓我覺得不應該辜負黨的信任。后來經過很多事情以后我才知道，那時我是多么幼稚，把書記的話作為圣旨一樣對待，認為這就是黨對我的考驗。?滿懷信心，我來到了大隊代銷店。那時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將是我噩夢開始的地方。 位于大隊禮堂角落小木屋中的代銷店是村民們平時聚集聊天的場所，面積總共也就10平米左右吧。靠窗戶的泥土地面橫放一根大杉木，這是作為座椅使用的，可以同時坐上10來個人。窗戶外面是一條傾斜、狹小、坑坑洼洼、布滿鵝卵石的村道。山村的夜晚是寂寞的，而代銷店的夜晚卻是喧鬧的。一個昏暗的燈泡懸吊在積滿灰塵的木頭天花板上，晃動的人影扭曲成各種奇形怪狀的模樣。有輩分的男人們嘴里叼著竹制的旱煙筒，擁擠地坐在屋里的大杉木上面，大聲聊著一些“葷段子”，就是男男女女之間的一些事。這些事，他們年年月月不斷重復著，樂此不疲。在偏僻山鄉寂寞、單調、極度缺乏文化生活的日子里，這些東西就是他們唯一的享受。我在代銷店的日子，也是我接觸、了解最底層村民們的好時機，在這里，什么樣的人與事都可以見到、聽到。漸漸的，小木屋里面彌漫著嗆人的煙霧。而那些生過孩子的婦女們，則聚集在窗戶外面，有的在懷里奶著娃娃，有的把娃娃背在背后，她們都在嘻嘻哈哈、津津有味地聽著屋里的“葷段子”。代銷店旁邊的一塊空地中央平時堆積著一大堆艾葉與雜草，晚上就點火燃燒起來熏蚊子。此后在代銷店的日子里，我經常在艾葉與青草的裊裊煙霧中編織著心中的夢想，寄托著對遙遠家鄉的思念。這塊空地是男青年聚集的地方。在我來到代銷店的第一個夜晚，這些年青人顯得格外興奮，圍在火堆旁邊輪流吼唱著我聽不懂的歌謠，還有個別的竟然跑到代銷店窗戶外面大聲喊叫著。叼旱煙筒的男人，背孩子的女人，還有代銷店女老板，都朝我曖昧地嬉笑著。矮矮胖胖的女老板拉扯著我的衣服說：“出去吧，大膽地去回應他們吧，他們要跟你對歌呢！”我說聽不懂他們唱什么。歷史上福建省交通不便，山峰高聳，地勢險峻，眾多的地方方言更是令人迷惑。上鳳大隊7個生產小隊中，有順昌本地話，有畬家話，還有我插隊的小隊是汀州客家話，以及更難聽懂且已變異并揉合著各地方言的話等等。即使如此，由于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相互之間交流還是沒有問題的。而我們這些知青就不行了，大部份人都不能流利地用這么多當地方言與村民們交談。當我說了“聽不懂”之后，那些男男女女們簡直都要笑瘋了。胖老板夸張地拍著胸口笑著說：“這是情歌啊，就是哥啊妹啊的，他們說個個都愛你啊，你趕緊隨便怎么唱幾句去回應他們吧。”嚇得自小五音不全的我躲在柜臺后面，再也不敢吭聲了。 記憶中清晰地浮現出在代銷店中睡覺的第一個夜晚。我的小床鋪安放在旁邊的儲物間里，睡覺之前，胖老板特意關照說門窗要關好，因為夜晚山上可能會有一些野獸跑下來，還有就是一些耐不住寂寞的男人會來尋找女人。嚇得我馬上就關上歪歪斜斜吱吱嘎嘎響的小門窗。僅有幾個平米的小木屋里空氣頓時異常混濁，有煤油的氣味，各種調味品、腌菜、咸菜氣味，還有濃重的發霉味道。尤其令人恐怖的是，床鋪底下時不時有老鼠吱吱地叫著竄來竄去，還有咬啃東西的難聽聲音。木頭床架上，慢慢蠕動著一只只白色肥碩的蛆蟲……我不敢躺下去，只能蜷縮著坐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度過了第一個難熬的夜晚。過了幾天，公社書記來大隊開會，我讓書記看了我居住的地方，書記捏著鼻子說：“搬出去，馬上搬到樓上去！”他讓大隊通訊員打開位于儲物間樓上房間的門，讓我提著東西馬上就搬到樓上居住。說是樓上，實際上就是閣樓，這個房間是大隊播音室，桌面上放著簡單的播音器材，所以我平時還要義務兼管轉播公社廣播站的播音工作。 一開始，胖老板對我很客氣，讓我平平安安過了幾天安穩日子。自從我來到代銷店以后，白天胖老板不是去自己的自留地干活，就是在代銷店里面削竹篾扎竹葉子，這是當地一種副業，鎮子里面有人定時來收購。這個副業要有關系才可以做，普通村民是做不到的。胖老板雖然才30多歲，但是已有4個孩子，只記得最小的是個還在吃奶的男孩子。非常奇怪的是，他一看到我就會伸出雙手讓我抱他。平時胖老板總是毫無顧忌地敞開衣服露出肥碩的雙乳給孩子喂奶，之后就將散發著尿臊與奶膻味的孩子往我懷中一放，不管我愿不愿意，轉身就干自己的事情去了。白天代銷店里面購物的人不多，村民們一般都是中午或晚上收工以后才會來購物。在晚上以及趕圩的日子，那是比較忙的，就連大山深處田坪與謝坊大隊過路的山民們都會在我們的代銷店購物。相比于更加荒僻的山村，我們這個代銷店的貨物品種還算是比較齊全的，說實話這大半是胖老板的功勞，她與洋口公社供銷站的關系拉扯的非常好。在夏收夏種以及秋收的農忙季節，我與胖老板還得挑著沉重的擔子，將一些憑票供應的日用品送到田間地頭。那種年代，稱呼這種行為的話語叫“革命化的貨郎擔”。幾天以后，平靜的日子被打破了。胖老板正在自留地里忙活著，大隊書記的老婆來了，手里拿著一個碗，要我拿一斤紅糖。平時在我的印象中，她是個和藹可親的中年婦女。當時我要她拿出票證和錢，她說忘記帶來先欠著，我沒有同意。僵持了一會兒，她返身就走了，一路上高聲叫著我聽不懂的話。后來我向胖老板說了這件事，而胖老板只是嘻嘻笑著沒有回答我。很多村民在我面前說胖老板是個“笑面虎”，厲害極了，起初我總是不以為然，后來相處時間長了，才深深地體會到。逐漸地，我發現胖老板背后還在偷偷給干部家屬緊俏的憑票供應東西，我幾次提醒她，可她并不理睬我。有一段時間公社書記在大隊蹲點，我非常負責任地告訴了他，后來公社書記在大隊會議上批評了大隊書記。誰知道，這竟然是我噩夢的開始！ 從此以后，他心中記恨著我，而我卻是一無所知。以后的招工招生都與我絕緣，這是可想而知的，大隊這一關是絕對不會推薦我的。上鳳大隊又來了幾位本地知青，其中一位是大隊書記的外甥女，后來她成為我的好朋友。1973年，大學開始在知青中招收工農兵學員，在這次招生中，廈門大學在順昌有招生名額。我親戚長輩中有人在大學中任有一定的職位，關照招生人員想辦法將我招走。獲知這個消息以后，我非常興奮，上大學是無數知青夢寐以求的，可想而知當時競爭有多激烈。那時的我確實太幼稚了，根本無法想象出平時和睦相處的朋友們后來都會成為生死對手。招生人員說在縣城只有一周的招生時間，只要推薦上來的名單中有我就行，其它的事我都不用操心。但是大隊就是死卡著沒有推薦，書記當然非要推薦他的外甥女不可。后來我才知道，為了搶這個名額，背后送錢送禮花樣繁多，其慘烈程度不亞于一場戰爭。一周時間到了，招生人員兩手空空離開了，因為推薦名單中沒有我。第二年又是如此重演了一次。大隊長細仔偷偷對我說，只要給他150元錢，他肯定幫助我推薦。可是我那時非常貧困，別說拿不出150元，就是幾十元也沒有。經受不住上大學的誘惑，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父親馬上回信堅決拒絕，說絕不能給他們錢，不能助長他們這種歪風，要我安心在農村，哪怕是一輩子回不了故鄉……收到信后，我非常傷心，躲在被窩中偷偷痛哭了一場。連續兩年招生我都不能被推薦，而且大隊中其他的知青也去不了，可想而知他們中有多少人恨我啊，雖然口頭上沒有說，但是我可以感受到這種怒火。多年以后伏洲小隊老知青們聚會時，我對當年的知青隊長林泰炎提起大隊長細仔對我說的話。我問泰炎，假如我當年真給了150元，細仔會有把握推薦我上大學嗎？泰炎認真地說：“有可能！難道你們不知道細仔平時有多狡猾、多會算計啊！”知青隊長林泰炎在伏洲僅插隊1年8個月就被第一批招工走了，不過他始終沒有離開過順昌。后來他在順昌檢察院工作，上鳳中哪些人違法亂紀、哪些人貪污腐化、哪些人被判刑，他是一清二楚的。這些人中很多都是當年有權勢的人以及親屬。泰炎說，要是提起上鳳這些年的案子，幾個籮筐都裝不下啊。 同樣是人，人性的差異為何會如此巨大？盡管大隊書記是如何懷恨我，我卻是一如既往地與書記外甥女關系非常友好，后來我在大隊耕山隊勞動時她介紹我加入了共青團。她曾經要將招生推薦名額讓給我，可是大隊書記堅決不同意。她的母親是大隊書記的姐姐，居住在城關，我叫她彭媽媽，是個非常善良的人，我幾次去縣城都在她家里過夜，彭媽媽照顧我就象自己的孩子一樣。但仿佛命運注定了，我與書記外甥女，既是好朋友又是對手，只能有一人存在。只要我存在，她就清洗不了雙腿的泥巴，而我，同樣也無法跨進大學的校門。這一點，令我們困惑，卻又無可奈何。直到1976年，我的母親提前退休，我才回到故鄉進入母親原工作單位工作。我離開以后，書記外甥女也如愿進入了廈門財經學校學習。原先大隊規定我在代銷店的工分是每天6分，按大隊平均工分一個工分6分錢，我一天拿0.36元。之前在小隊勞動，我也是一天6個工分，但一個工分有0.10元，一天可以拿到0.60元。但事實是自從我來到代銷店以后，只在第一年年終分紅時拿到錢，第2年開始大隊只給我一天3個工分0.18，說是余下一半要靠我小隊來補貼。當我回到小隊查詢時，小隊長旺佬非常驚訝，說小隊給我的工分很早就撥往大隊了，再說小隊怎么能夠克扣知青的工分呢？何況還是一位女知青的工分。旺佬安慰我說，你不要急，可能是哪里出了差錯。那時我怎么知道還有一半工分是在哪個地方出了差錯？無奈之中，我到大隊會計那里查詢，他約我晚上見面，說是要幫助我查詢余下的一半工分。我高興極了。正好大隊里面一位平時非常關心我的阿婆來買東西，我就高興地告訴她了。奇怪的是，她卻悄悄對我說千萬不能去，會有危險的。那時我不明白為什么會有危險，她不告訴我，只是說不便講，然后急匆匆地離開了。我在心中七上八下地掙扎了好一會兒，去還是不去？最終恐懼占了上風，決定不去！后來發生了許多事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什么樣的危險，不去，確實是非常明智的選擇。就這樣，眼睜睜看著整整半年的工分沒有了，我無處訴說，也不知道怎么去抗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靈魂與工分之間，選擇絕對不能出賣自己純潔的肉體。兩年多時間過去了，胖老板終于在大隊書記的支持下，將我擠出了代銷店。 此時孤獨無助的我卻回不了小隊了！因為我小隊中的知青點基本沒有知青了，小隊長旺佬說村民們不同意讓我一個孤獨的女知青回來到爛泥田中勞動，應該由大隊安排留下來做其它的事。?無奈之下，我只好多次請求大隊畜牧場收留我，隨便做什么事情給多少工分都可以，只要有個安身的地方就可以。大隊畜牧場場長阿比心軟了，答應讓我在畜牧場住下來。平時做一些雜活，更多時候是進深山里面挑柴，一天要挑兩趟，而這個活平時都是有體力的男勞力去干的。明知道我的體力不夠，但是那時候我別無選擇，即使一天來回3趟4趟，也要掙扎著在險峻、沒有道路的深山里面將規定的木柴挑回畜牧場，這樣才能夠在記工員那里記上一天6個工分0.36元。 因為大隊白天的電壓很低，畜牧場中的飼料粉碎機需要到晚上9點過后才能夠開動，這樣加工好第二天足夠的飼料需要到下半夜甚至清晨。由于粉碎機房單獨建在畜牧場外面的池塘旁邊，位于村外山坡下面，山上有許多無主墳墓，村民們傳說那里經常鬧鬼，所以沒有人愿意一個人晚上在這樣的地方加班。我自告奮勇地去了！不是因為我膽子大，而是我想在沒有人干擾的環境中安安靜靜地看一些書。晚上9點過后，我來到粉碎機房，先找一根結實的大木棍將機房的大門頂住，還隨身帶了一把砍柴刀放在身邊壯膽。后來這把砍柴刀始終陪伴著我，我經常在石頭上磨刀，刀口始終保持著鋒利。后來回城，這把刀又隨我來到了福州的家中。第2天晚上10點過后，機房的大門外面有人在小聲地敲門，我明白這個人是誰，不予理睬，這個人也不敢大聲喊叫。突然間，透過大門的縫隙，仿佛看見池塘對面有手電筒一閃一閃的亮光，隱隱約約還有人晃動的影子。受到驚嚇，大門外面的這個午夜幽靈自己悄悄溜走了。連著幾個晚上都是這樣。后來我壯著膽子用刀背在門上用力敲著并喊叫著：“你敢再來，我用刀砍死你！”吼出這一嗓子以后，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涌了出來，我沒有去擦，我明白，今后我再也不會害怕了！自此以后，這個午夜幽靈再也沒有來過。那一段時間天天晚上加班到下半夜，白天還要在畜牧場里面打雜，或者上山挑柴，雖然非常勞累，但是感覺很好，這一段日子是我看書最多的時候。可惜好景不長，僅過了將近半年時間，縣城來的一個腳上有殘疾的男知青也要開粉碎機，我只得讓位了。因為我認為相比于有殘疾的知青，我的四肢畢竟是健全的。讓我郁悶的是，那個男知青晚上出工，白天可以睡覺，還可以拿7個工分，而我白天黑夜的干活，只有6個工分。由于畜牧場人員編制有限制，此時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將我踢出來。從此，我再次開始了知青生涯中的流浪生活…… 幾年前的一次春節老知青聚會，我對大隊知青點的“村長”憤憤不平地提起這些往事：“你們知道嗎，那時候我一天累死累活只獲得一半的工分，當我要離開這個大隊去辦戶口遷移手續時，在我的工分記錄中竟然顯示我還欠大隊40元錢。”“村長” 淡淡地說：“這么多年過去了，都過去了，想開一些，給他們的后代留一些面子吧！”1976年7月，我的母親為了我能夠回城提前退休了。當我接到縣里的通知去大隊辦理戶口遷移手續時，大隊經辦人不肯為我辦理戶口遷移手續，說我還欠大隊40元錢。無論我怎么解釋我還有很多工分在大隊里面的，都沒有用處。這時候我突然看見公社書記的身影在大隊部辦公室的門后閃過，我馬上沖進代銷店，在那里買了6包“水仙牌”香煙，然后送到書記的手中，我知道公社書記唯一愛好的就是只抽“水仙牌”香煙。我對公社書記說了大隊不讓辦理戶口遷移的事，我特別強調了我確實還有很多工分還在大隊，是大隊還欠我的錢。公社書記馬上來到大隊經辦人面前，讓他立刻為我辦理手續。經辦人口中雖然唧唧咕咕地不知道說了些什么，但還是很麻利地為我辦理好手續。回城的那天晚上，在順昌火車站，我對幾位前來送行的知青說道：“我的戶口是用6包香煙買來的！”他們都鼓動我應該去大隊把欠款爭回來，不能這樣放過這些混蛋。我搖了搖頭說不要了。我明白，我已經不是以前單純的我了，歲月改變了我，我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為什么同樣經歷過苦難歲月的很多人都在對我說，不要再提當年的事，都過去了！真的都過去了嗎？難道我如同“祥林嫂”一樣還在歲月中嘮叨不休嗎？此時，惟有福州一中的學長、老知青放牛娃在我的郵件中大聲疾呼：“有人說文革未結束，并非毫無道理，因為社會結構沒改變。說大道理的人還在騙人，小小的公仆還在貪污受賄。你的故事應當詳細地把時間、地點、人物的真名實姓都寫下來，公開出去！”我告訴他，不會寫出這些人的名字是為了他們的后代，因為他們的后代都在城市中打拼。如今讓我遺憾的是，有很多善良、純樸的村民在那種年代關心過我，幫助過我，而我卻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因為在那樣荒僻的地方，平時大家都沒有習慣稱呼大名，只是相互之間叫“×阿婆”、“×伯”、“×佬”、“×仔”……即使這樣，我還是要真誠地對他們道一聲“謝謝！”這么多年過去了，我沒有忘記他們，永遠也不會忘記！ 每個有過插隊經歷的人心里都有一個情結，他們永遠忘不了那片貧瘠的土地，不為別的，是因為他們把那不叫青春的青春歲月放置在了那里，這種經歷改變了他們一生的命運，這份情愫將伴隨其一生…… ?（感謝一海粟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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