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第28章）

秦皇鳥

作者：秦皇鳥 第28章順治北京二次登基大清王朝統一全國 公元1644年（順治元年）4月，在吳三桂的“邀請”下，多爾袞率軍入關，并在山海關擊敗了李自成。5月2日，多爾袞率軍從朝陽門進入北京，原明朝的官員出城五里迎接。多爾袞在明皇宮武英殿升座，明朝官員跪降。清朝入主中原后，許多總兵以上的明軍高級將領和高級官員、地方官紳紛紛拜倒在多爾袞的腳下。這其中，九邊之一的明大同總兵姜瓖在多爾袞一紙命令下就投靠了清廷，而明恭順侯吳惟英之弟吳惟華更是主動替清廷招攬地方。其余如馮銓、唐通、周伯達、劉達、趙兆麟等官員的早早投靠更是說明這并不是個別現象，更無論清軍所到之處，當地故明官紳紛紛投降。而這些人脈深厚的明高級官員和地方實力派的活動，在清軍攻占和管理地方的過程中，甚至不亞于清軍的作用，這是清廷能夠迅速控制廣大地域的主因之一。為了使漢族官紳在心理上認可，多爾袞在進京第三日就即“今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還說為明“復仇討賊”。清廷對崇禎帝可謂極盡哀榮，謚號、廟號、帝陵等等一應俱全，同時擺出一副繼承明帝國在中華的正統的形象，消除異族政權的痕跡，解除漢族官紳士民投降的心理障礙。不僅如此，多爾袞還對故明、大順留下的官員幾乎全部錄用，甚至到了加官進爵到他們受寵若驚的地步（比如馮銓）。同時，多爾袞下令停征不合理的賦稅，免除部分地區賦稅，保護官紳士民的利益，凡是農民起義被奪的盡皆歸還。這些政策說明了清廷的胸懷和入主中原的決心。與之相反，此時，大順政權正忙于普遍的“追贓助餉”、南明政府仍在大肆懲辦“從賊逆臣”。對比之下，清帝國雖然是異族政權，卻似乎比漢人正統南明和出身平民的大順政權更得“民心”。在中國歷史上，“士大夫”擁有比普通平民更好的知識教育，他們達則出將入相、壟斷資源，窮則著書立說、遺澤后人，每一次的帝國興衰都離不開他們的影子，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有他們出謀劃策、安定地方。士大夫們上承朝廷的命令，代表朝廷向百姓發布、解讀方針政策，下代百姓發言，代表知識匱乏、不善表達的底層百姓向上反饋他們的意愿。在太平時代，他們手握筆桿子壟斷教育和朝堂，戰亂時代，他們振臂一呼，農民起義往往改頭換面，聽從麾下。這些士大夫們一直左右著所謂“民心”，也是封建王朝統治者一直想要籠絡、想要得到的的那個“民心”。明朝末期，有一部分士大夫已經開始尋找新的精神寄托，遠遁山林。而另一部分在經世致用的道路上越走越偏，甚至有些人純粹沉醉于功名利祿。而這些人，正好為多爾袞所用。多爾袞之所以全盤接受明順官吏、加官進爵籠絡他們，正是深深懂得并善于利用他們的能量。這才有了清帝國在短短數月之間，打敗了比清帝國強大的大順李自成和南明朱由崧，一步一步地創造著奇跡，并最終成功取得統一天下的偉大成就。“得民心者得天下”才是清廷入主中原的根本原因。清軍占領北京城之后，是否以北京作為京城，是否全族搬遷北京，在清朝內部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論。一些滿洲女真勛貴留戀關外的燒殺搶掠的女真舊習，主張“今宜乘此兵威，大行屠戮，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大兵則或還守沈陽，或退保山海”。多爾袞經過深思熟慮，認為只有得到北京城，才能讓清朝有成為中國正朔的資本，從而增強清朝成為統一天下的籌碼。于是，多爾袞力排眾議，努力勸說其他滿洲女真勛貴，終于使得清朝在遷都北京的事情上取得了一致意見。經過一個多月的整頓和安排，多爾袞認為迎接皇帝，遷都北京的時機已經成熟。6月11日，多爾袞上疏順治皇帝：“燕京勢踞形勝，乃自古興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界，皇上遷都于此，以定天下，則宅中圖治，宇內朝宗，無不通達，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賜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慮俯納焉。”與此同時，多爾袞派出輔國公吞齊喀、和托、固山額真何洛會等前往盛京接順治皇帝和孝莊太后等人來北京。盛京這邊也在做準備。在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的指揮下，清朝有條不紊的做著遷都的準備：6月，為慶賀清軍抵達北京城，順治皇帝大賞群臣；7月，為慶賀中原平定，清朝遷都北京，順治皇帝遣官告祭天地祖宗；8月，順治皇帝下詔，令正黃旗內大臣何洛會、鑲黃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等率八旗駐防盛京及清朝在東北地區轄制的所有城鎮，以防不測，為清朝留一條后路。 正在順治皇帝準備遷都北京期間，北京城里突然流言四起。當時的京城北京，在短短幾個月內，先后換了三次主人，而最后坐鎮北京的多爾袞，雖說是攝政王，但畢竟并不是皇帝，并不能穩定人心。從秦朝開始，百姓心中都有一個皇帝的烙印，皇帝的存在可以說是穩定人心的“定海神針”。然而，由于此時清軍剛剛入關不久，大部分地區的局勢還不穩定，為了順治帝的安危，多爾袞并沒有第一時間讓順治帝遷都北京。不滿于清軍統治的人，開始四處散播謠言，以期望可以對清軍造成輿論上的壓力，進而撤軍。于是，多爾袞5月進入的北京，6月初第一個謠言就出現了。謠言說，在七八月份的時候，清軍會把京城的百姓全部遷移到盛京去，清王朝將會定都盛京（京師民訛言秋七、八月將東遷）。對此，絕大部分京城的官員和百姓，都是不同意的。不僅僅自己生長在這里，對這里有了感情，更重要的是這里有自己的家，有自己一輩子辛苦積攢下的家業。一旦自己跟隨遷都而去，損失將會是無比巨大的。對混亂的人心，多爾袞及時澄清謠言，表示新王朝的都城，必定還是會在這里，大家不必驚慌，不要相信謠言（王宣諭當建都燕京，戒民毋信流言）。然而，就在這個謠言剛剛平息之后，第二個謠言很快也就出現了。謠言說清軍將在8月份屠殺掉京城內所有的百姓（又訛言八月屠民）。還沒等多爾袞出面辟謠，第三個謠言緊接著又出來了。第三個謠言說，即便是順治帝定都北京，也會在到來后先搶劫一番，然后再殺掉所有的成年人，只剩下不懂人事的孩子（未幾，又訛言上至京師，將縱東兵肆掠，盡殺老壯，止存孩赤）。僅僅幾天的時間，這兩個謠言就迅速傳遍了整個北京城，一時間人心更加慌亂，外出逃亡的百姓大有人在。還好，多爾袞在得知這兩個謠言后，也第一時間進行了辟謠。多爾袞表示，百姓乃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沒有了百姓，哪來的國家？而讓人心穩定下來的，是多爾袞的另一句話——那就是清軍已經將原本儲藏在盛京的大量資產，源源不斷地運往北京，就是要在這里定都，根本不會有什么搶劫百姓財產和殺人的舉動。在辟謠的同時，多爾袞還接連做了兩件事情。一是，加派人手清理隱藏在北京城內的敵對勢力，清除謠言產生的根源。二是，加強京城的治安管理，穩定社會局勢。一切完成之后，順治帝也就能放心遷都北京。順治帝入駐北京皇宮后，北京的局勢才算徹底穩定下來。8月12日，順治皇帝與孝莊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在清朝文武百官簇擁下，正式離開盛京遷往北京。9月18日，遷京隊伍到達通州地區。這時候的多爾袞早已率領滿洲女真勛貴和文武群臣恭候在預先設好的行殿旁。當時清朝很多禮儀制度還沒建立起來，皇帝和皇太后入宮的一應儀式，都是由在前明禮部任職的漢官按照明朝的禮儀設計的。順治皇帝進入行殿，在莊嚴典雅的禮樂伴奏下，對天行三跪九叩禮，然后登上皇位，接受多爾袞及先期抵京的滿洲女真勛貴和文武百官的朝拜。9月19日，順治皇帝由文武百官做先導，從永定門經正陽門、大明門、承天門進入紫禁城。順治皇帝進入北京城最重要的一項活動就是舉行登極大典。多爾袞率領清軍占領北京之后，一邊積極追剿農民軍，一邊安撫北京以及被清軍占領地區的民眾，這些都是明面上的工作，主要是為了大清進一步征服和統治中原做準備。與此同時，他還暗地里準備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為順治皇帝在北京登基做精心謀劃。可以說這件事情才是他所有的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切明里暗里的工作都是圍繞這個中心工作展開。之后，多爾袞率諸王及滿漢文武官員上書請求順治帝“即登大寶，以慰臣民”，于是在這年10月1日，順治帝在北京舉行了第二次登基典禮。 公元1644年（順治元年）10月1日，在占領北京城5個月之后，多爾袞親自為福臨在北京城舉辦了盛大的登基典禮。這天黎明時分，清政府內院官員奏請順治皇帝福臨前往天壇。于是七歲的福臨身穿天青色禮服，乘坐輦車，出大清門去北京城南的天壇。在順治前面，是由儀仗隊組成的隊列，一路吹吹打打，鑼鼓喧天。在順治后面，是攝政王多爾袞率領的滿清眾位親王、滿洲貴族以及文武百官組成的龐大隊列。整個隊伍前后有上萬人，浩浩蕩蕩，首尾足足有十幾里長，恢宏壯觀。祭天典禮在天壇的圜丘舉行。圜丘是一座用藍色玻璃磚砌成的圓壇，鑲嵌在外方里圓的兩重高大圍墻里。圜丘主要是祭天的場所，是依據“天圓地方”的概念修筑成一個圓形的建筑。站在圓壇上舉目仰天，只能看到蔚藍的天空，腳下是一片藍色，給人增加了一種“天”的感覺。從明成祖朱棣打敗他侄子把首都遷徙到北京之后，這里就成了大明歷代皇帝祭天的官方地方，皇帝登基祭天或者重大節日祈福上天護佑時，都在這里舉行登基大典或者祈福大典，以告慰上蒼。皇帝即位，一直都認為自己是上天之子，自己做皇帝，是代行上天旨意管理民眾，所以到圜丘祭天，就成為了一種慣例。滿洲雖為少數民族，但對中原文化的依賴卻從沒有放棄過，在某些地方，他們時時處處仿效中原。皇太極登基時，在很多漢族大臣的推動下，他就采取了中原皇帝的登基儀式，首先到盛京（今沈陽）德盛門外的天壇去祭告天地，表明自己“君權神授”，替天行事。皇太極死后，滿清貴族經過一系列明爭暗斗，皇位最終落到福臨身上。同樣也在盛京舉辦過一次登基典禮。然而，到了北京，還一臉懵逼的福臨又被多爾袞拉著舉行了這次登基大典。福臨由昭亨門降輦進入圜丘，百官列于東西兩則。這時候奏樂開始，福臨在樂聲中行至神位前上香、行禮、獻玉帛等，做完這些，接下來就是他親自朗讀祝文。這是整個登基大典的高潮，在祝文里福臨宣布仍用大清國號，以順治紀元，定都燕京。此后，福臨帶著文武百官再次行禮，再次獻禮、祝帛等程序。舉行登基大典時，天還沒有大亮，圜丘南面的燎爐里，會燃起松柏木、檀香木，香煙繚繞，香氣襲人，也給登基儀式增添了光明，也增添了莊嚴、神秘的氣氛。儀式結束，侍從就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黃袍讓福臨穿上，這就是黃袍加身。穿上黃袍的福臨向南獨坐，文武百官列于兩廂，大學士剛林呈上皇帝玉璽，向他祝賀。此時百官向福臨行三跪九叩之禮，三呼萬歲。至此，整個登基大典結束，告天之禮完畢，福臨正式登基為清朝皇帝。福臨是個小孩子，做皇帝對他來說，并不是一件讓他多么感興趣的事情。這一切都是攝政王多爾袞在漢族大臣的精心謀劃下進行的。其實，在多爾袞進入北京十多天以后，他就在暗地里籌劃福臨二次登基大典的事情了。當時就有漢族大臣督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等人給多爾袞上疏，指出北京城的重要性，認為把福臨皇帝接到北京，才能是大清江山社稷日益牢固。這些漢族大臣的建議，與多爾袞內心深處的想法不謀而合，于是在北京城漸漸穩定之后，他就迫不及待的把福臨迎接到北京城，并積極謀劃了這次與眾不同的登基大典。其實，在皇太極死后，福臨順利成為大清皇帝，并在盛京進行了一次登基大典，那么為什么他要在進入北京后，多爾袞還要為福臨舉辦一次登基大典呢？首先，多爾袞在內院大學士范文程、洪承疇等人的精心籌劃下，精心安排福臨登基大典，主要的目的還是為強化大清對中原的統治。以前大清是遼東的一個少數民族，無論是皇太極在盛京登基稱帝，還是福臨在盛京登基稱帝，只能說他們是滿族人的皇帝，而非廣大中原漢族人民的皇帝。他們在盛京稱帝，只能代表著他們是以盛京為中心的少數民族政權最高統治者，而非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民族統治者。在盛京登基稱帝，只能代表著對中國東北地區的統治，而不能代表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只有福臨在中原登基稱帝，在中原人民的心目中，他才是真正的“上天之子”，是上天派到人間的統治者。其次，燕京是元、明兩代王朝的首都，這里是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福臨只有在這里正式登基稱帝，才能代表著滿清王朝正式將統治范圍從關外擴大到關內，已經不是一個偏安一隅的少數民族小朝廷，而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大國，統治范圍不僅局限于北京、河北地區，還將進一步擴展到中國所有邊疆，要“定天下”，要定中國。此外，福臨在北京舉行登基大典，無論對于多爾袞還是福臨個人來說，都要比第一次登基意義重大。通過在北京城的登基大典，多爾袞的政治地位又得到進一步提升和加強.而福臨作為皇帝，他“上天之子”、“替天行事”的意義也得到強化，有利于他親政以后施政，讓他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正因為如此，多爾袞對福臨的登基大典格外重視，為了不讓中原人笑話，他明確告訴范文程、洪承疇等人，要嚴格按照歷代傳統登基制度籌備，要求“不得草率溷亂，有褻大典”，意思就是要求籌備登基大典的人要完全按照中原皇帝登基的儀式、制度來組織大典工作，讓福臨認認真真做一個中原皇帝。多爾袞也對大典的諸多細節進行把關，聽取籌備大臣們的意見，積極參與到籌備登基大典工作中去。一次，禮部將大典上的奏樂上奏給多爾袞，并請示他定樂章，洪承疇、馮銓、謝升等人提出郊廟樂章的用字，他們這樣寫道：“郊廟及社稷樂章，前代各取佳名，以昭一代之制，除漢魏曲名各別，不可枚舉外，梁用雅，北齊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寧，元宗廟用寧，郊社用成，明朝用和，本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擬改用平字。郊祀九奏：迎神奏始平，典玉帛奏景平，進俎奏感平，初獻奏壽平，亞獻奏安平，終獻奏雍平，饌奏熙平，送神奏太平、望燎奏安平，宗廟六奏，社稷七奏……。”多爾袞同意了他們幾個人的建議，采用了他們提出的郊祀、宗廟、社稷樂章。福臨在北京的登基大典，可以說完全按照中原王朝的登基制度舉行。以多爾袞為攝政王的滿清統治者，通過福臨在北京的二次登基，進一步建立起他們的統治秩序，把滿清王朝在中原的統治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順治在北京登基后，開啟了清朝統一全國的進程。這年10月，清軍分南北兩路進攻大順軍：北路由英親王阿濟格、吳三桂、尚可喜率領經大同、榆林、延安南下；南路由豫親王多鐸、孔有德率領經河南進攻潼關。同時，肅親王豪格率領的一部清軍業已占領河南、山東一些地方。公元1645年（順治二年）1月，多鐸在潼關擊敗大順軍，李自成率主力連夜撤回西安。潼關為清軍所占，入陜門戶洞開。阿濟格部清軍進入陜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圍攻據守榆林、延安的李過、高一功部大順軍，自己領兵南下西安。自此，李過、高一功部被切斷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棄陜北，取道漢中，由四川入鄂。在清軍兩路重兵合擊下，李自成不得不放棄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轉入湖廣襄陽。占領西安后，清廷命多鐸部東進南京，摧毀弘光政權，命阿濟格部繼續追擊大順軍。此時，50萬大順軍已是軍心渙散、紀律松懈、指揮混亂，在清軍追擊下，在襄陽、九江等地連敗十三仗，喪失了全部轄地。5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縣九宮山時，遭當地地主武裝襲擊，不幸犧牲，大順政權遂而瓦解。其余部30余萬后來在李過、李來亨等領導下與南明政權聯合，繼續抗清，最后于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失敗。張獻忠的大西政權由于地處四川一隅，對全局無太大影響，所以清廷在摧毀大順政權和弘光政權之后，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割據一方的大西軍。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豪格率清軍由陜西入川，征討“大西”政權。11月，清軍對張獻忠在西充的大營發動了凌厲的攻勢，農民軍兵敗如山倒，張獻忠也在此役中中箭身亡。大西政權隨之瓦解。其余部在孫可望、李定國領導下南走云貴，逐步走上聯明抗清的軌道，成為永歷朝的軍事支柱。后來孫可望投清，李定國繼續斗爭，堅持到公元1662年（康熙元年），最后失敗。在打擊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的同時，清廷也同時剿殺明末朱姓政權，首先就是弘光政權。 公元1644年（順治元年）3月，李自成大順軍攻破北京，大明朝的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緊接著，大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指揮八旗兵在山海關擊敗李自成，北京易手。明朝是南北兩京制，北京陷落以后，南京六部就可以轉正，做整個江南的權力中心。但誰做皇帝，是個大問題。崇禎皇帝的三個兒子都沒有逃出北京，天啟皇帝沒有子嗣，等于泰昌皇帝朱常洛絕后了。那么根據祖制和禮法，南京朝廷的皇帝，需要在泰昌皇帝的兄弟、萬歷皇帝的子嗣里選擇。而在萬歷皇帝的子嗣里，有繼位資格的只有三位——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再往后就是萬歷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朱由崧，即福王朱常洵的長子。按照儒家禮法和“兄終弟及”的祖制，泰昌皇帝朱常洛一系絕嗣之后，福王朱常洵一系就是最合法的皇位繼承人，在福王朱常洵一系里，最有資格繼位的就是新福王朱由崧。但問題是，南京是東林黨的地盤，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禮部侍郎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并不愿意朱由崧做皇帝。為什么？東林黨在“國本之爭”的時候，極力阻止福王朱常洵繼位，又通過“明末三大案”打擊鄭貴妃，可以說，東林黨和福王一系已經是不死不休的政敵。現在如果同意朱由崧做皇帝，萬一朱由崧翻舊案，清算東林黨怎么辦？于是呢，錢謙益等東林黨就以“立賢”為名，提議名不正言不順的潞王朱常淓做皇帝。因為潞王朱常淓沒資格繼位，一旦東林黨擁立成功，潞王朱常淓必然對東林黨感恩戴德，東林黨可以借此奪取江南的一切權力。東林黨里，唯獨史可法稍微有些底線。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學生，從政治立場來說，他是站在東林黨一邊的，拒絕擁立福王朱由崧。但從祖制禮法來說，他又不愿意拋棄萬歷皇帝一系，擁立潞王朱常淓。史可法糾結一番，做出一個折中的方案，擁立遠在廣西的桂王朱常瀛。錢謙益等東林黨覺得，也行，能接受。這個消息傳出去以后，福王朱由崧急了，好不容易逃到江南，如果不能做皇帝，很可能被東林黨清算，不能坐以待斃呀。正好，守備鳳陽太監盧九德想立功升職，便聯合黃得功、劉良佐、高杰、劉澤清等總兵，以軍隊為后盾，擁立福王朱由崧做皇帝。這個決定，還得到鳳陽總督馬士英的支持。東林黨在江南沒有兵權，馬士英和盧九德有四位總兵支持，福王朱由崧繼位，就此成為定局。5月3日，朱由崧成為監國，15日正式繼位稱帝，改元弘光，朱由崧至此成為南明歷史上的弘光皇帝。東林黨沒有支持弘光皇帝，自然是要排擠打擊的。四總兵支持了弘光皇帝，更是需要封賞的。5月17日，弘光皇帝封黃得功為靖南侯、高杰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鎮守武昌的左良玉也被封為寧南侯。而在5月20日，已經晉升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的史可法，就被排擠出南京的決策中心，到揚州做了督師，其他東林黨也相繼離職，回歸在野的身份。馬士英則晉升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相當于內閣首輔。這一貶一升，黨爭傾向已經很明顯了。再過一段時間，馬士英推薦阮大鋮做兵部尚書，兩人聯手操縱南明弘光朝的軍政事務。阮大鋮曾經依附魏忠賢，是閹黨的重要成員，魏忠賢失敗以后，阮大鋮又給周延儒提供政治獻金，助他行賄，晉升為內閣首輔。因為阮大鋮的政治歷史不清白，周延儒不能直接提拔他，阮大鋮便向周延儒推薦馬士英，做鳳陽總督。也就是說，阮大鋮和馬士英已經早就是政治盟友。現在馬士英做了南明弘光朝的內閣首輔，自然也要回報阮大鋮。從政治光譜上來看，馬士英、阮大鋮是閹黨的延續，背后的靠山是黃得功、高杰、劉澤清、劉良佐等掌握軍權的總兵。錢謙益、史可法是根正苗紅的東林黨，除了史可法的督師職位以外，最強力的靠山是鎮守武昌的左良玉。因為左良玉的伯樂，是東林黨的侯恂。侯恂之子，就是號稱“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他和秦淮八艷之一的李香君的愛情故事，被孔尚任編成戲劇《桃花扇》......總而言之，魏忠賢的失敗不代表閹黨的失敗，東林黨和閹黨的黨爭，延續到了南明。南明弘光朝，事實上是閹黨建立的。在公元1644年（崇禎二十七年）的歷史節點上，軍隊擁立的明朝皇帝只有三個——洪武皇帝朱元璋、永樂皇帝朱棣、弘光皇帝朱由崧。前兩個是親自打江山的馬上皇帝，他們本身就是最大的軍頭，唯獨弘光皇帝朱由崧，純粹是軍頭擁立的，他本人沒有任何軍功，也沒有任何軍事能力，甚至連“京營”這種嫡系部隊都沒有。這樣一來，弘光皇帝的軍事權威就被消解了，四總兵事實上成了南明弘光朝真正說了算的人。史可法給高杰宣讀圣旨的時候，高杰就非常不滿：“旨、旨、何旨也。爾曾見皇極殿中有人走馬耶？”這句話說的，和東魏權臣高澄的“狗腳朕”差不多了。黃得功聽太監宣讀圣旨，如果感覺圣旨里的話不滿意，立即站起來驅趕太監：“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詔也。”如果是洪武年間，誰敢這么對待圣旨，朱元璋不把他的九族都剝皮實草了，都算朱元璋發慈悲，但在南明弘光朝，這就是常態。四總兵凌駕在皇帝之上，那么史可法做為督師，也無法指揮四總兵。劉澤清在淮安營造府邸，發動軍人、農民大興土木，史可法到淮安視察軍隊的時候，竟然被惡吏視為壯丁，拉到工地扛木頭去了，直到劉澤清巡視工地，史可法才跑過去向劉澤清訴苦道：“學生效勞三日矣。”從這件事就能看出來，督師史可法，其實是沒有任何權威的。指望一個沒有任何權威的東林黨督師，指揮四個嘗到擁立皇帝的甜頭、不需要打仗立功就能升官封爵的總兵，出師北伐收復失地，簡直是癡人說夢。對于四總兵來說，掌握部隊保存實力是第一要務，防止左良玉東征是第二要務。而對于史可法等東林黨來說，以左良玉為后盾，改造或拉攏四總兵，遠比北伐重要。 除了內部問題外，南明的對外戰略也存在著嚴重的錯誤，他們沒有搞明白清朝、吳三桂的情況，仍然將李自成的大順軍視為頭號敵人，居然做起了“借虜平寇”的白日夢。虜是滿清，寇是李自成。畢竟，明朝是李自成消滅的，滿清入關以后，暫時沒有流露出統治中國的意愿，南明弘光朝的君臣，也不認為滿清能統治中國。這樣的錯誤判斷讓他們認為，“聯虜平寇”可以在不出兵北伐的前提下，解除危機。即便滿清真的要統治中國，劃江而治，也不是不能考慮。5月28日，南明朝廷采納了馬士英的建議，封吳三桂為薊國公，“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史可法建議，“敕下兵部，會集廷臣，既定應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指順治帝），或先通九酋（指多爾袞）”。史可法還認為，“庶款虜（指清朝）不為無名，滅寇（指李自成）在此一舉矣”。劉宗周也上疏建議，“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茍仿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整個南明朝廷幾乎都認為“借虜平寇”實乃上策，根本沒有意識到清朝才是他們最大的對手。就連大名鼎鼎的史可法也不例外，上書弘光帝朱由崧：“清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其丑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也就是說，史可法本人都寄希望于借吳三桂與清軍之手，鏟除李自成起義軍。于是，6月21，南明派左懋第、陳洪范率領使團北上。使團攜帶著“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他們的任務是“前往北京謁陵，祭告先帝；通謝清王，并酬謝剿寇文武勞勛”。9月5日，使團進入山東濟寧，此地已經是清朝的統治范圍，但直到10月12日才進入北京。之后，南明使者與清朝官員之間發生了激烈地爭論，清朝拒絕了南明的所有要求，還指責他們“突立皇帝”，不承認弘光政權的合法性。雙方不歡而散，之后使團離開了北京，可是沒想到陳洪范卻暗中投降了清朝，還請求清朝扣押左懋第等人，讓他返回南方，去招降南明諸將。自此，弘光朝廷 “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失敗了。此時在北方，清軍和大順軍打的翻天覆地，出現了大批的空檔。弘光朝包括史可法在內的大臣們，應該看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出兵占領那些土地，成為抗清的陣地前沿。然而，朱由崧、馬士英、史可法既然怕引火燒身，在清軍主力西進時幸災樂禍，不敢派重兵北上山東、河南，失去了有利時機。等到清軍騰出手來，宏光政權就只有滅亡的份兒了。公元1645年（順治二年，宏光元年）3月1日，有自稱崇禎太子朱慈烺的人來到南京，朱由崧命令將其關入兵馬司監獄，后命百官審北來太子于午門外，最終裁斷為偽太子王之明。其實，這個朱慈烺是明思宗朱由檢的嫡長子，母為孝節烈皇后周氏，在他出生的第二年（1630年）就被冊立為皇太子。崇禎皇帝在自縊前夜，將太子朱慈烺和他的兩個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托付給太監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三人，送到成國公朱純臣等那里，他親自給朱慈烺換上民間破衣服，并諄諄告誡：“汝今日為太子，明日為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跡、藏姓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無忘吾今日戒也！”在場之人無不痛哭失聲。不久王之心死了，栗宗周、王之俊二人將朱慈烺交給李自成。朱慈烺見到李自成，昂然挺立，李自成命朱慈烺下跪。朱慈烺怒道：“吾豈為若屈耶？”李自成厲聲詰責道：“若父皇何在？”朱慈烺說：“崩于南宮矣！”李自成又說：“汝家何以失天下？”朱慈烺說：“我何知？百官當知之。”李自成不能讓朱慈烺屈服，便息怒說道：“汝父在者，吾能尊養之。”朱慈烺又說：“何不殺我？”李自成說：“汝無罪。”朱慈烺說：“若是，則速以禮葬我父皇、母后。百官無義，且必朝賀矣！”李自成命朱慈烺同坐飲食，朱慈烺不肯吃，李自成就把他送到劉宗敏營保護。其后又封為宋王。4月13日，李自成率軍東征吳三桂，朱慈烺兄弟隨行。李自成敗退后，朱慈烺在亂軍中失蹤。此時，朱慈烺出現在南明，卻被朱由崧關押了起來。得知北來太子被關押，公元1645年（順治二年，宏光元年）3月，擁兵自重的寧南侯發布檄文討伐馬士英，左良玉在武昌起兵東征南京。左良玉以“救太子、誅士英”為名，從漢口到蘄州，排列了二百多里長的軍艦，浩浩蕩蕩地順江東下。臨行前，左良玉把武昌城洗劫一空。馬士英聽到消息，在朝堂里大罵：“爾輩東林，猶借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馬士英的意思是，東林黨和左良玉勾結，要顛覆弘光皇帝、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控制的弘光朝。滿清南征，還有劃江而治的可能，東林黨和左良玉搞事情，閹黨就沒有活路了。根據馬士英的說辭，左良玉東征，極有可能就是東林黨策劃的。朱由崧派黃得功、阮大鋮率兵抵抗，南明發生內訌。不過，左良玉走到江西九江的時候，就死在船里，東征失敗。正值此時，清軍在豫王多鐸率領下大舉南下，攻陷歸德、潁州、太和、泗州等地。 公元1645年（順治二年）4月，清軍圍攻江北重鎮揚州。在左良玉部東下、清軍南侵的緊急情況下，史可法驚惶失措，胸中漫無主見。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于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17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20里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實際上史可法節制的劉良佐和原高杰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里不戰而降。19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清豫親王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21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帶領部下兵馬投降，隨即奉多鐸之命于24日參加攻取揚州。揚州城里只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于城墻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胤文，遭到嚴詞拒絕。揚州地處南北交通樞紐位置，歷來得漕運、鹽運之利，向稱富庶地區，商業繁榮。加之揚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元以來就具有深厚的抵抗傳統，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們反抗熱情的高漲。在保衛揚州城的戰斗中，百姓踴躍參戰。有的奔上城頭搶修防御工事，有的協助兵士巡城，連婦女老小都出動，搜集磚石、石灰，趕制刀槍弓箭。退職武將樊大綱召集一批志士，加入守城隊伍。其母為了免除兒子的牽掛，竟一頭撞死在石碑上。24日夜間，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墻，“城上鼎沸，勢遂不支”。25日，揚州陷落，劉肇基戰死，揚州知府任民育、何剛等壯烈犧牲，史可法被俘后遇難。史可法固守的揚州，是江南頑強抵抗清軍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兵入關以來首次遇到的軍民一體的堅強抵抗。清軍攻破揚州付出慘重代價，有三個將領、一個貝勒陣亡。由此而引起對城中百姓大屠殺的報復。清軍攻破揚州之后進行了十天屠殺，史稱“揚州十日”。揚州死難者達80萬人。慘絕人寰的屠城使得幾世繁華的揚州城在瞬間化作廢墟之地，江南名鎮一時間幾世繁華的煙花古巷變成了血流成河的屠宰場。劉良佐部、劉澤清部、高杰部、黃得功部幾乎不做抵抗，陸續向多鐸投降。5月，英親王阿濟格抵達九江，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著數萬兵馬向阿濟格投降。據統計，這些向滿清投降的兵馬，將近24萬人，比多鐸和阿濟格的兵力總和還要多。5月8日，清軍自瓜洲渡江。鎮江巡撫楊文驄逃奔蘇州，靖虜伯鄭鴻逵逃入東海，總兵蔣云臺投降。南京城門緊閉。5月11日凌晨時，朱由崧率內官四五十人騎馬出通濟門外逃。天亮后百官入朝時才知弘光帝已出逃。南京城內大嘩。隨后，馬士英攜鄒太后也逃出南京。南京市民自發救出被朱由崧關押起來的北來太子朱慈烺出獄，扶其入宮，在武英殿即位。5月15日，清軍進入南京，俘獲北來太子朱慈烺。魏國公徐文爵、保國公朱國弼、靈璧侯湯國祚、定遠侯鄧文郁，及尚書錢謙益、大學士王鐸、都御史唐世濟等人剃發降清。清軍攻克南京后，多鐸命降將劉良佐帶清兵追擊弘光帝。5月22日癸卯，總兵田雄、馬得功、丘鉞、張杰、黃名、陳獻策沖上御舟，劫持弘光帝，將其獻給清軍。豫王多鐸命去鎖鏈，以紅繩捆綁。5月25日，朱由崧乘無幔小轎入南京聚寶門，頭蒙緇素帕，身衣藍布袍，以油扇掩面，兩妃乘驢隨后，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多鐸在靈璧侯府設宴，命朱由崧居于北來太子之下。宴罷，拘弘光帝于江寧縣署。當年9月，朱由崧與皇太后鄒氏、潞王朱常淓等人被押送至北京，安置居住。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4月9日，有人向清攝政王多爾袞出首，稱在京居住的故明衡王、荊王欲起兵。5月，弘光帝與秦王朱存極、晉王朱審烜、潞王朱常淓、荊王朱慈煃、德王朱由櫟、衡王朱由棷等17人被斬首于菜市口。 弘光政權覆滅后，東南地區先后又出現了兩個明政權。公元1645年（順治二年）6月27日，張肯堂、黃道周、鄭芝龍等舊明官僚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年號隆武，是為隆武政權。次日，張國維、張煌言等另一批舊明官僚擁魯王朱以海監國于紹興，是為魯王政權。兩政權都占有一定地盤，擁有一定兵力，但政治腐敗、內部分裂，相互間不能協同作戰。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1月，清廷命博洛為征南大將軍，南下浙、閩。5月，清軍趁天旱水淺之機渡過錢塘江，魯王江上諸軍皆潰。6月，清軍攻占紹興，魯王逃往臺州。不久，浙東政權軍事統帥方國安以及馬士英等降清，寧波、溫州、義烏等地失守，清軍據有浙江大部。魯王逃往海上，先后依靠鄭彩、張名振、張煌言、鄭成功等保護。公元1651年（順治八年）9月，浙東政權的最后根據地舟山島被清軍攻占。魯王往依鄭成功。公元1653年（順治十年），魯王朱以海自己除去“監國”號，浙東政權結束。博洛攻占浙江后，立即揮師南下，分兵兩路經衢州、廣信（今江西上饒）撲向福建的隆武政權。金聲桓部清軍則開始攻贛州，進迫福建，切斷唐王與湖廣的聯系。同時，隆武政權掌握兵權的鄭芝龍暗中降清，“盡撤關隘水陸諸防”，使清軍從容越過福建的門戶——仙霞嶺，八閩望風瓦解。朱聿鍵由延平急奔汀州。清趙布泰軍經崇安進占福州，鄭芝龍率11萬軍隊投降。接著，清軍攻占漳州、泉州、興化（今福建莆田）等地。隆武帝又為清兵追騎捕獲，押回福州處死。隆武政權覆滅，福建、江西盡為清軍所占。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桂王朱由榔在丁魁楚、瞿式耜等支持下在肇慶稱帝，是為永歷政權。清軍占領湖南、兩廣后即部署云貴戰事，但是在公元1652年（順治九年）至公元1656年（順治十三年）間，永歷政權在西南以大西軍為主，在東南以鄭成功、張煌言為主，舉行東征和北伐，迫使清廷對云貴的軍事行動中斷了四五年之久。公元1659年（順治十六年）2月，李定國在磨盤山（今云南騰沖、龍陵間）伏擊清軍失敗，被迫退走邊境。永歷帝見大勢已去，于是逃入緬甸。公元1661年（順治十八年），清軍以內大臣愛星阿為定西將軍自騰越發兵，分兩路追擊逃緬明軍，南明軍受到重大打擊。12月，永歷帝被緬人交出，翌年，被吳三桂絞死于昆明。不久，李定國病逝于勐臘。南明政權至此徹底滅亡。清軍從入關到消滅南明政權花了18年的時間，入關戰爭遂告結束，清朝終于建立起對全國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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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第28章）

秦皇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