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長城的建造

劉建國

明代修建長城工程，要制定工程的方案，有修建時間、建設人員、建設過程和方式，以及使用材料和工程的指揮者等等。通常情況下，長城修建一般由戍軍和民夫協力而成。這里的民夫是指服勞役的民戶。明代中后期，軍隊成為了修建長城的主力。如嘉靖至萬歷時期，有數十萬軍隊常年征調于九邊修建長城。九邊是明朝政府為防御北方少數民族不斷南掠，從永樂年間開始至嘉靖后期，在北部邊疆逐漸設置了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九鎮，史稱九邊重鎮。到萬歷年間，九邊地區根據防務需求，增加到十三鎮，但習慣上仍稱“九邊九鎮”。內蒙古清水河縣境內明代長城，隸屬關系屬于九邊中的大同、山西二鎮，大同鎮在九邊設置時間上比較早，始于永樂年間。據史料記載，永樂元年（1403）從江陰侯吳高鎮守大同開始，到永樂十二年明朝任命都督朱榮為總兵鎮守大同，同時節制山西都司、行都司備御軍兵，大同鎮正式形成。清水河境內中部一段長城屬早期外長城，又稱大邊長城，隸屬于大同鎮。 山西鎮相對其它軍鎮正式稱鎮時間較晚。天順六年（1462）蒙古部侵入河套以及在偏頭、寧武等地時時突擾。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地方的邊患日益嚴峻。于是從成化二年（1466）開始，由太監鄭同、僉都御使李侃、署都督僉事王信三人主持在寧武設關筑城。成化四年，明朝任命王信提督雁門、偏頭、寧武三關為總兵，這便是三關鎮形成的開始。嘉靖二十一年（1542）偏頭關副總兵移駐寧武，改副為總兵官。至此三關最終穩定。寧武是三關總兵駐地，戰國時趙武靈王置樓煩關，秦漢沿襲并置樓煩縣。北魏時為廣寧、神武兩郡治所，始有寧武之稱。清水河境內另一條長城均于今天的山西偏關、平魯、右玉接界，始筑成化年間，完備于嘉靖。這條長城成型時間正是山西鎮的創建時期，可以說建鎮與修筑長城是同步的。山西鎮長城明代稱內邊，成化初由總兵王璽主持修建偏頭關關北邊墻六十年，以及老營丫角墩連接朔州到黃河老牛灣，抵河曲至石梯口二百四十里。成化二十二年前后又由山西兵備副使郝志義重修了這段邊墻。以后的嘉靖年間，駐牧河套的蒙古部屢犯山西內地，為此山西鎮再次大修邊墻。據《明世宗實錄》載，“寧武陽方口以西至老營堡丫角墩處邊墻，只需要增筑高厚，并修筑敵臺數座，老牛灣至楊勉堡的沿河邊墻俱當以次修葺”。隆慶實現明蒙關系緩和，明朝趁機加緊修建山西邊完善防御體系。萬歷三年王崇古修山西鎮西路邊墻，筑“蕨菜岇起至破虜墩迤西平安墩起至老牛灣止，邊墻一百一十里，墩臺二百一十六座，并議修青山大口子石觜見破胡驢皮窯處塞堡”。這一百多里邊墻就是從老牛灣至口子上丫角墩的邊墻。所載破虜墩、平安墩、驢皮窯至今仍存其名。 明代長城非一勞永逸的工程，除了戰爭破壞、人為破壞，自然環境給長城帶來的損壞也是非常大的。因此對于長城的修修補補是不間斷的。根據史料所載，明代對長城大規模的“修補”就是包石包磚。為什么要動用這么大的精力、耗費巨額資金來做呢？以山西鎮、大同鎮長城為例。山西、大同鎮長城地處黃土高原，基本采取的是夯土版筑的方法。這種土筑墻體時間一久，很容易損壞。在國力增強允許的情況下，可以拿出足夠的資金對損壞的邊墻進行再次增修加固。加固的方式便是包磚石。對邊墻包磚石根據《明實錄》記載有兩種基本原因。一是原來修建的墻體、關堡多為沙土夯筑，只有采取包磚才可加固。如獨石、云州一帶“城垣俱沙土不堅，屢被雨壞”，于宣德七年（1432）開始包磚。弘治十一年（1498）廣寧邊墻“舊皆筑土為之，每為霖潦所壞”朝廷批準包磚。萬歷三十六年（1608）水泉樓子營為要沖，“土埤沙薄不堪捍御”批準包磚。二是邊墻處于防守要地的重要性，包磚石可起到防御功能的加強和提高作戰的實戰效果。 在對邊墻包磚石時，采取的方式方法也是靈活多樣的。因地制宜，切合實際，符合實戰等等是一條基本原則。如針對山西鎮邊墻關堡采取了以下方式：對原有邊墻、敵臺均包磚包石并增高增厚。土筑城堡包磚包石。對坍塌的重新修復并包磚石。在重要地段新增邊墻邊堡。改建一些不適應駐守、戰守的敵臺，或新建一部分敵臺。這些措施在官方和地方文獻中均有記載。《明實錄》記載，萬歷四十三年（1612），兵部要求對“……土筑邊墻要進行磚砌，戰略要害處二十余里都應建高樓要筑月城一座；西路連接黃河水泉老營草垛三處尤其是靠近蒙古勢力處的邊墻要按照西路邊墻模式各建騎墻墩臺一座”。相較山西鎮，大同鎮邊墻、關堡等，用于包砌磚石的墻體、敵臺、烽火臺等所占比例卻很小。大部分墻體仍然是夯土版筑。戚繼光創建空心敵臺后，大同地區的邊墻防務得到了大大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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