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年代【非本人創作】

劉洪超

編者按 今日(2024.09.14)午休后，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位朋友上傳了一篇作者為湖北【高智勇】先生的回憶文章。我們這一代的共和國同齡人對文章里描述的情景深有體會。經過本人編輯，上傳給群里朋友們，提供給我們這些老同事，共同回憶那難忘的年代。謝謝！ 北京市困難時期 商品供應追記 作者：高智勇 2024-09-13 16:49湖北 （一）緣起 1958年的“大躍進”，由于工作嚴重失誤，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泛濫成災，造成國民經濟失衡。伴隨而來的是“大躍進”后期發生在全國（大陸地區）的空前大饑荒。 這場災難同樣波及“首善之區”的北京，出現了有史以來很少遇到過的商品匱乏，食物短缺，市場緊張。 然而，幸運的是，北京作為首都，有著獨一無二的“政治優勢”。黨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國各地區、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為重，用行政手段壓縮當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頭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準得到維持，且遠遠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準，而此時神州大地餓殍遍野。 （二）民以食為天 京城用糧全靠外地調入，自1959年以后，調入發生困難，越來越少。曾一度出現庫存用糧不夠維持六天需求的緊急狀態。當時全市人口不足400萬（享用商品糧待遇的“非農業人口”），遵照黨中央指示：居民口糧低標準供應，把自1954年“統購統銷”后實行的居民“憑證”供糧改為“憑票”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所謂“吃商品糧的”）每人按月發放糧票。糧票分為：粗糧票，面粉票，大米票……糧食定量依年齡大小，因人而異，從嬰兒降生的3斤、少兒6斤、兒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還依身份不同，指標各異，如在校大中學生、機關干部、特殊工種……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應占總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應粗糧——玉米面、白薯干、有時即高粱面兒、鮮白薯等雜糧。 嬰兒發給奶證，每日兩瓶，每瓶半磅。滿周歲的，供應1瓶，再摻兌“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嬰兒糖票，每月各發一張。憑票到指定商店可購代乳粉1市斤（由黃豆粉、大米粉及少許奶粉摻兌而成）和黃砂糖2兩（古巴產的）。 由于口糧標準低，副食品短缺，人們饑餓，加之受社會影響，糧管部門在定量變更及舊糧票銷毀的管理上時有漏洞出現，一時間貪污、偷盜、倒賣糧票以及印制假糧票的案件屢有發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糧票黑市價格3元（當時生產第一線的工人80%以上月薪為三四十元），1市斤全國通用糧票黑市價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價格5元。 當年，作為多數居民的“骨干”副食品豬肉自1959年元月起憑票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人每月三張票（分為上、中、下旬各一張）每票供應鮮肉1——3兩，依貨源狀況而定，肉少時供應1兩，肉多時不得超過3兩。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張票削減為兩張（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張）。 1960年豬肉貨源急劇減少，到當年7月起已無鮮肉可供應居民，即月市場投放陳年肉罐頭頂替鮮肉供應。數張票集中起來可買到一盒（聽）罐頭。 1961年起，將原發放的每張肉票面額最多3兩削減為2兩。同年4月，用庫存的雞、鴨、魚罐頭頂替鮮肉。6月到年底，對居民停止供豬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憑票供應。凡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位每月發給“清真肉票”三張，票面標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張票一次性使用，可購鮮肉1——3兩（牛、羊肉二者選一）。貨源不足時，曾從西北調入駱駝肉頂替牛肉供應。同時規定：下貨（內臟）頂替鮮肉分量。 據官方統計：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是8兩半（全年），是有史以來北京居民消費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遠遠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統計數字見《北京副食品商業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劃為“國家二類商品”。強化“產銷統管”體制。對居民實行憑票限量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人每天供應鮮菜2兩（100克），但品種不限。蘿卜、土豆、白菜等任擇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還發放有少量的“蔥票”，持票可購買到少許蔥、姜、蒜等，主要由“居委會”安排，重點是照顧基層革命軍烈屬。但有時出現憑票也無菜可買的情況，仍可持票買到腌菜或咸菜（腌醬菜也憑票供應）。 冬貯大白菜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供應數斤，十余斤不等，這要根據貨源狀況而定。 雞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實行限量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每月供應1市斤，但超過十口人的“大戶”，每戶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雞蛋對普通居民停供。僅按中央有關規定，對“特需”人員提供，如在京的領導干部，全國頂尖級的知識分子；駐京外交人員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嘗”一回。每逢春節光臨，每戶居民憑證供應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兩（熟）。花生與瓜子屬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為“統購統銷”物資。國家有關部門對此一直掌控很緊。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戶居民每年供應半斤改為每人供應半斤和瓜子2兩。這是后話。 食糖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人每月供應2兩。水果塊糖或黃砂糖二者選一。黃砂糖是從古巴進口的。 食油供應按在京正式戶口，每人每月發放油票一張。憑此票可購食油三兩，品種以豆油或棉籽油（當時叫衛生油）居多。花生油則在年、節期間少量投放市場。 此外，春節每戶額外增發“節日補助油票”一張。憑此票可購香油（芝麻油）1兩。 食鹽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每月供應1市斤。大粒粗鹽或精鹽，任擇其一。超過十口人的“大戶”可增加半斤。 稀黃醬每月每戶憑證供應半斤（無包裝，自備器皿），超過十口人“大戶”增加半斤。 芝麻醬供應逢三節（春節、國慶、五一）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供應1兩（50克），無包裝，自帶器皿。 此外，逢年過節還有粗粉條2兩，粉絲1兩，花椒半兩、大料半兩、木耳半兩，黃花半兩，堿面兒半兩，皆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按戶供應。 醬油（低檔）、醋（散裝）基本是敞開供應，但每次購量不得超過3斤。 所幸——不限次數。群眾稱之“限量不限次”。 糕點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應趨緊張，畢竟是糧油制成，為彌補日常飲食熱量不足，許多居民搶購充饑，出現排長隊“景觀”，市場經常脫銷。自1959年春節起，正式實行憑證限量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可購1市斤，但品種任選，主要是三大類，蛋糕、桃酥、江米條，其它花樣兒品種不多。后來由于糕點原料短缺，自當年9月起，由憑證供應改為“憑票”。每戶每月發給糕點票和餅干票各一張。憑票購買糕點半斤和餅干2兩，同時另加收北京市糧票4兩（全國通用糧票不行）。 茶葉自1959年起被劃為“國家二類物資”。鑒于當年基本國策“以糧為綱”，茶田大幅壓縮，改種農作物，產量銳減，市場罕見。 1960年中秋、國慶兩節，居民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供應茶葉1兩（低檔）。 1961年春節，每戶居民憑證供應茶葉1兩（低檔）。1962年，貨源更緊張，市場脫銷。考慮到“政治影響”，不得不從中央各大機關、部隊招待所、賓館等單位庫存茶葉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補首都市場“空白”。據官方統計：當年回收茶葉達484公擔，緩解了市場緊張。同年國慶，每戶居民憑證供應1兩（中檔）。郊區農戶供應半兩（低檔）。在企、事業單位有正式“集體戶口”的單身漢憑《個人購貨證》每人供應2錢。 北京的餐飲業（各類餐館、飯莊）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實行就餐收糧票制度。自古以來，北京餐飲業聞名遐邇，名菜佳肴，應時迭出，烹制精細、選料考究，滋味各異。然而，這一歷史形成的特色，自1953年實行“糧油統購統銷政策”后，發生根本性轉變。原料采購受到嚴格限制，其經營品種、飯菜質量大打折扣。繼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營”，管理體制變更，許多老字號餐館、飯莊被“合并”，撤點，有相當一部分關門歇業，剩下的勉強維持，但要隸屬于新成立的國營“飲食公司”管理。此時仍基本能敞開供應，主要提供些大眾化的主食饅頭、烙餅之類。可是到1959年底，又發生變化，當時由于糧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邊城鎮（天津、保定、石家莊等地）的大小飯館率先實行就餐收糧票制度，加之當地居民口糧標準低，副食品奇缺，許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專程覓食就餐。一時間京城大小餐館門前出現前所未有的排長龍景觀。人流云集，徹夜不散。從晚上開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過后又排起午餐隊，午飯后又開始排晚餐隊，晚餐過后又開始排次日早餐隊……循環往復。往往一家多人輪番上陣，同時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隊列……畢竟此時主食尚不收糧票！此狀況引起中央高度重視，不僅糧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亂，“政治影響”太壞。對此，經中共北京市委提議，并報請黨中央批準，自1960年7月30日零時起，北京市轄區內的飯館，餐廳一律憑票供應。僅保留少數高檔飯館，不收糧票，但價格昂貴，高價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計有東安市場內的東來順、王府井大街路東的萃花樓飯莊、西單北大街的曲園酒樓、王府井大街北口路東華僑大廈內的大同酒家約18處）。欲到這些高級飯館用餐者須提前一日在飯莊門前預約，領取“號牌”，次日憑“號牌”入座用餐。每日“號牌”數額有限。 1960年11月14日，黨中央發出緊急指示，要求立即開展大規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眾運動，以渡困難。黨中央根據科學院的建議，向全國人民推薦了若干種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稈粉、小麥稈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黨中央要求大規模地動員群眾，自己動手，土法為主，自做自吃。為了做好這件事，中央成立了領導小組，設立了專門的辦公室，并要求各地區也要設立相應機構，負責對這一運動的具體指導。 由于口糧標準低和副食品嚴重短缺，人們攝取熱量不足，不少群眾患了浮腫、肝炎等疾病。經醫院確診“無誤”可領取“康復粉票”一張，憑票到指定地點可買“康復粉”一份（麥麩、豆粉與砂糖摻制），每日用開水沖食數次。據老者回憶道：“療效還行” （三）確保“特需”萬無一失 北京作為首都，集中了黨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解放軍、公安等首腦機關的一大批領導干部。為了保障這一特殊群體的日常消費，堅持“為黨中央服務”的主旨，北京在物資和商品供應工作中堅持確保重點、照顧特需、全力以赴、萬無一失。 “特需”又稱“特供”。機構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應站”。坐落在東安門大街34號，對外通稱：34號。從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處——食品保衛處。早在我黨建政之初，為了保衛偉大領袖及其戰友們的人身安全和身體健康，公安部曾設食品專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應站。這個“特需供應站”對外稱：北京飯店招待所，起初是處級單位，下設四科一室，并管轄幾個專用生產基地，規模較大者是巨山農場，專為中央領導人生產、特制、加工優質的糧油、菜蔬、水果、肉、雞鴨、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專用屠宰廠、肉食加工廠、糕點糖果加工廠、熟食制作車間、檢測化驗室等專門設施。這些設施當時皆屬最先進的，甚至連豬舍、養牛場……皆聘請蘇聯專家設計與建筑。 此后，隨著政權穩固，特需供應工作越來越完善，不斷充實。到1956年，這項長期“政治任務”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負責。移交時隸屬北京市第三商業局，后又劃歸二商局，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充實，不斷完善，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長效機制，沿襲至今。 “特需”主要“特”在三個方面：第一安全（絕對安全、萬無一失），其二高質量、高水準，第三方便。為了做到這些，食物從原料生產、采摘、采購、監測、加工、制作、化驗、包裝、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皆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做到：“數量、質量、品種、及時、安全”五個保證，一絲不茍、絕不松懈、全力以赴、萬無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糧油食品、豬牛羊肉、禽類、各類蛋品、各類海鮮、乳品、生猛野味、糕點、糖果、小食品、調味品、罐頭、煙酒茶，熟食、鮮菜、干果、硬果、蔬菜、雜貨……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豐富多彩，應有盡有，且精華薈萃。 特需供應無小事。為了做到絕對安全，其業務干部和職工皆由市商業局選調，但保衛干部和化驗人員則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選派。工作人員不僅是“政治可靠”思想過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經嚴格審查。他們不僅認真執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組織紀律”，還能把服務對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認真落實。由于工作成績優異，服務對象滿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同志先后榮獲毛主席接見。 　　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標準依每人的權位高低、官職大小、級別不同，有所差異，除享有“一級勤務”的首長之外，二級首長、三級首長……逐級遜色。如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簡稱四副雙高）中央明確規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果蔬等適量。 正、副部長一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長一級的，每位每月再供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1斤，甲、乙級香煙各一條。 除在中央、人大、政協、國務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國營大企業、大單位任職的，凡是行政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 行政七級以下、十三級以上的（當時干部劃分為25個行政層級，十三級以上屬“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給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一條。 行政十三級以下、十七級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標準供應之外，每位每月僅能得到2斤黃豆、1斤白糖的額外“關照”。群眾詼諧地稱呼這個檔次的是“糖豆兒干部”。 除此之外，還有“軍特需”、“國宴特需”、“兩會特需”、“外國專家特需”……不一而足。雖皆屬“特供”范圍，但規格不一，標準各異。這里僅以體育運動員為例（與外國不一樣，我們是“舉國體制”，體育經費皆由國家撥），對即將參加國際比賽（注：困難時期在京僅舉辦一次國際賽事即26屆乒乓球賽）在京集訓的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領隊，每人每天供給鮮肉2兩半。 凡是達到國家“運動健將”一級水平的，在京比賽期間，每位每天供應鮮肉4兩（據考：當時享有這一待遇者僅兩位：陳鏡開（舉重）、穆祥雄（游泳））。 對即將參加全國比賽的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領隊，在京集訓和比賽期間，每人每天供給鮮肉1兩半。 “僑匯供應”：困難時期為盡可能多賺外匯，充實國庫，黨中央決定“對在大陸的僑眷實行商品供應優惠政策”。凡是從境外匯入的外幣，折合成人民幣超過100元的，可憑“僑匯券”增加供應糧食6公斤（大米、面粉和豆類各占1/3）、食油1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選一）、白糖2斤，鮮肉2斤（豬牛羊肉任擇其一），此外還有棉布10尺。 （四）艱辛的時尚 大饑荒引發出連鎖反應——物資匱乏。1960年黨中央決定：減少民用棉布供應。布票按人頭發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的（吃商品糧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實際夠打補丁用。當時的拆洗縫補業總有做不完的活兒——您送去無論多么破舊不堪的衣物都能補好，做上。打一塊補丁，除了收錢，還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況稍緩，發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還發行過：棉花票、絨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褲衩票、膠鞋票、棉鞋票……有一時期，買縫衣線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買一小團。生了娃的婦女，發給“油布票”一張，憑票可買到三尺油布。 為了分配有限商品，還發放過：肥皂票、火柴票、煙筒票、鐵爐子票、鐵鍋票、鋁壺票、生爐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還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圓桌票、鬧鐘票、手表票、電燈泡票、縫紉機票、自行車票等。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規定的數量購買。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1961年度憑票供應物品達69種，還不包括“憑證”的。 1961年底又發行“工業券”。從此，除憑證和憑票之外的商品皆“憑券”供應。工業券發放是在職人員按其工資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資配一張券。購買范圍較廣：毛巾、毛毯、毛線、手帕、電池、軸線、鐵鍋、鋁盆、鋁飯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線手套、鐵殼暖水壺、竹殼暖瓶、運動鞋，雨傘、棉膠鞋、縫衣針、縫衣線、油布雨衣、夾膠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龍內衣褲、皮鞋、鬧鐘、收音機、腰帶、刀剪、進口刀片、各類箱包、巧克力糖塊及定量之外的香煙、茶葉、白酒等。 城里供應緊張，京郊大地的農村更困難。由于辦“人民公社”，社員被迫吃“集體食堂”，淳樸的農民響應黨的號召，把自家鐵鍋、鐵勺等家伙無償捐獻出來，投入高爐熔煉，大煉鋼鐵。1961年“公共食堂”辦不下去了，各家農戶不得不重起爐灶，但又買不到鐵鍋等炊具，紛紛涌入城里尋購。然而，市區的商品幾乎全都“憑證”或“憑票”供應，農民根本買不到東西。 因此，農民不得不忍饑挨餓，把省下的點滴口糧和小土特產與城市居民進行調劑、私下交換，換一點生存必須物品。針對這種現象，中央發指示：任何人不得私下進行物品交換、買賣、販運。1961年10月9日，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門全面出擊，僅一天之內就取締、查獲私下交換物品案件13977起（罪名黑市交易），抓獲69913人。公檢法機關“從重從速”審查處理1萬余名，“依法”逮捕100余名，管制34名，“勞動教養”100余名，拘留700余名，“勞動教育審查”1000余名，其余的強制遣送原籍或由所在單位領回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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