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下的道士塔（張法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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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下的道士塔 張法桂/文 一 莫高窟，在通往石窟群的大路中央，余秋雨先生筆下的那座道士塔，被正方形的矮欄包圍著。那個背負了太多罵名與莫高窟的輝煌與屈辱息息相關的王道士，他的法體就存放在塔內。王道士在七十多前就離開了這個世界，但一個死后備受爭議的靈魂所寄托的道士塔還在這里。熠熠佛光之下，四周都是僧人的圓寂塔。道士塔，唯此一座，不免顯得有些突兀，有些孤單，也有幾分悲涼。 二 我對王道士的了解，始于余先生的《文化苦旅》之《道士塔》中：“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1897年的某一天，這位王道士開始動身來莫高窟的時候，遠隔百余年時空的余先生是無論如何也來不及去阻止他了。當看到他拎著一桶石灰準備去刷白洞窟的壁畫時，余先生甚至愿意向他跪下，低聲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王道士背對著歷史，我們看不到他的眼睛，揣測不出他作為一個凡人的內心。余先生說他穿著土布棉衣，畏畏縮縮，原是一個逃荒的農民。 王道士，大名王圓箓，當了莫高窟的家。莫高窟是佛教圣地，歷來都是佛教徒活動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這樣捉弄人，偏偏把一個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讓太上老君的弟子為釋迦牟尼效犬馬之勞，這陰差陽錯的安排委實古怪離奇。 1900年5月26日早晨，鳴沙山仍然是漫漫黃沙，王道士在虔誠地勞作著。當他打掃到現今編號為第十六洞窟的時候，勞累之余坐下來抽了一袋旱煙，順手將點過煙的芨芨草插入身后洞壁的裂縫。沒想到一大截芨芨草插進去深不可及，用手敲敲洞壁“嘭嘭”有聲，王道士好生疑惑，懷疑有密室。于是叫來眾僧把洞壁掘開。隨著塵土逐漸散去，他驚訝地看到滿滿的經卷文書和各種佛像文物，從地面一直堆到房頂。洞窟內，層層疊疊堆滿了自十六國至北宋時期的手寫經卷、文書、絹繡、佛像等珍貴文物多達四萬七千多件，稱得上是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寶庫。就這樣，沉睡了八百多年年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呈現在了世人面前。 王道士完全不知道，這天早晨他打開的是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于是，一場民族文化的悲劇開始上演了。 1905年10月，一個叫奧波魯切夫的俄國人，以送給王道士50根蠟燭的代價，換走了兩大包藏經洞寫本。1907年，四個國外的所謂的探險隊盜走了無數的壁畫、經書、雕塑和珠寶。1907年5月，一個叫斯坦因的英國人，一疊銀元，成交24箱經卷以及5箱織絹和繪畫，掠走文書和文物一萬余件。1908年7月，一個叫伯希的法國人又用極少量的銀元，從王道士那里換取了10大車5000余件文書精品和大量的珍貴壁畫。1914年，俄國的奧登堡盜走了敦煌漢文殘卷18000余件，藏寫本200余件以及100余件壁畫和雕塑。此外，哈佛大學教授華爾納在1923年通過極其低廉的代價賄賂王道士，剝走了三萬多平方米的壁畫。 余先生說王道士也曾猶豫過，怕這樣會得罪了佛祖，只是解除這種猶豫對于斯坦因來說卻十分簡單，他就哄王道士說自己十分崇拜唐僧，他是踩著唐僧的腳印從印度到中國取經來了。于是，王道士便爽快地打開了大門。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車，又一大車…… 吁——，車隊出發了。 余先生說這個王道士在得到斯坦因的二百兩白銀之后，像小丑一樣向斯坦因頻頻點頭，深深鞠躬，還送出一程。說斯坦因還回頭看了一眼西天凄艷的晚霞。斯坦因也許是一位出色的冒險家，但我絕不相信他會在乎我們那個當時正在流血的民族。那天，不知那頭拉車的黃牛是否因為這次的貨物多了幾分歷史沉淀的厚重，而比以往會不會走的緩慢些？余先生是想攔住這個車隊的，只是攔住的車隊究竟應該駛向哪里？他也不知道。他說：“我只能讓它停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場。我好恨！” 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這出悲劇中的王道士真的是個罪人嗎？我聽不到回答，這次連歷史也犯了難。他只是一個愚昧無知的農民，是來逃荒的，來時沒有任何惡意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只是他的饑餓命令他走下去，走下去。或許正是莫高窟看到了他的苦難，也看到了自己在大漠中無望的未來，才自動裂開一條縫，將自己所有的寶物全贈予他，以便讓它們逃離這寂寞荒涼的沙漠。而它們自己也寧愿漂洋過海，浪跡天涯，再不愿忍受這被遺棄冷落的日子。 如今，這些運往海外的敦煌文物像一群漂泊的游子，也許在美國、日本、俄羅斯和倫敦的博物館里正焦急地等待著我們去接它們回家，可回家的路是如此的艱難和遙遠，只是于我而言，又能做些什么呢？只好站在泛起淡淡青苔的洞窟邊，一遍又一遍地撫摸著莫高窟古老的傷口。 三 伴隨著嘈雜聲，熙熙攘攘的人群潮水般地從道士塔旁涌過，我默默地站在塔前，心中有些茫然。 二十年前，當我讀完余先生的《道士塔》后，也同樣“好恨”。非常痛恨這個畏畏縮縮的王道士。可當我十分仔細地看完《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墓志》的碑文，心里竟隱隱地有些郁悶，自己也分不清這種情緒的出現，是因為藏經洞，還是因為王道士。此刻，關于王道士的一些功過評說的相關史料，再一次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在沒有發現藏經洞之前的王道士，僅僅是一位忠實的道教信奉者，他省吃儉用，四處化緣，將全部精力和積蓄，幾乎都用在了修補洞窟、清理洞窟淤沙、維修坍塌佛龕上。并用僅有的一點宗教知識教化百姓，發展信徒。使不知從何時起就香火斷絕人跡罕至的莫高窟重新響起了悠揚的誦經聲，使曾經死寂陰森的莫高窟上空再度升起了裊裊香煙。如果不是出于經濟上的窘迫和保護上的無能為力，致使大量珍貴文物流失，王道士應該不失為一名虔誠而且有功德的修行者。 即使是發現藏經洞以后，對于這么重大的發現，王道士也是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去保護那些文物。根據相關資料得悉，他先是拿了兩卷經文，徒步五十里外的敦煌縣城求見縣令嚴澤，哪知縣太爺卻說這只不過是些發黃的廢紙。1902年，敦煌縣換了另一位縣令汪宗翰，王道士又去拜見了這位新知縣，汪宗翰聽完王道士的匯報后，當即趕赴莫高窟，察看完畢后告知王道士要好好保管，看好藏經洞。然后挑選了幾卷經文，揚長而去，再無音訊。 兩次找知縣無果，可王道士仍不死心，裝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直奔八百里外的肅州，他一路風餐露宿，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歷盡千辛萬苦，終于見到了道臺庭棟。可這位道臺大人瀏覽一番后，覺得經卷上的字還不如他的書法好看，隨即打發了王道士，實在是滑稽可笑至極。當時，甘肅學政高官葉昌熾很快也得到了下級進貢的經卷，葉昌熾在《緣督廬日記》中明確記載了于1903年收到藏經洞經卷之事。 后來，對官場失望透頂的王道士甚至給大清朝一把手慈禧老佛爺寫過信，但那時正處于列強炮火之下，京城陷落，皇室出逃，大批國寶、文物被肆意破壞、掠奪。藏經洞發現的時間幾乎與此相同，危在旦夕的大清朝根本無暇顧及，估計那封信也根本送不到老佛爺的手上。 我始終覺得，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應該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七年的時間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求助官方，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對晚清政府徹底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重燃莫高窟香火，使自己功德圓滿”的宏愿。這個宏愿也許是王道士唯一的私心，可是，清掃洞窟修建樓宇經費奇缺。三是斯坦因用唐三藏這座橋梁溝通了他和王道士之間的思想情感。 說實話，斯坦因確實很高明。 我隱隱地感覺到，當接過斯坦因遞過來的二百兩銀子的那一刻，王道士的內心應該是惶恐不安的。交易是在青天白日之下進行的，斯坦因手中不僅持有清政府頒發的護照，而且有當地高官陪同，身后還有沙洲營參將派出的士兵護衛。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他們之間的交易，更像是大清帝國支持保護下進行的光明正大的外貿生意。王道士內心的惶恐，來自于他內心的良知，他感到滿洞窟佛祖的目光正緊緊地盯著自己。然而，官府已經讓他絕望，他是唯一守護這座石窟寺院且身份低微的小人物。沒有這些碎銀，哪里有資金看護寺廟，為那么多還在繼續坍塌毀壞的佛像塑造金身？ 帶著惶恐的負罪感完成與斯坦因的第一次交易后，王道士的精神和情感的堤壩徹底崩潰了。這時的王道士，已經跟那位兢兢業業守護石窟的出家人判若兩人。接下來，法國人希伯來了，日本人吉川小一郎來了，俄國人奧登堡和美國人華爾納也來了，偏偏官府收購經卷的資金沒有來！王道士不僅習慣了心安理得地跟掠奪者討價還價，甚至在面對希伯毀壞壁畫的時候，已經沒有任何反應了。一車一車的經卷、文物和壁畫，經過他的手，穿過戈壁荒漠，被運往法國、英國、美國、日本和俄羅斯。喧嘩的車隊走了，莫高窟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王道士的內心卻是一片空白。 從一些相關的文章中獲悉，1908年法國人希伯從王道士手里騙到大量文物經卷，不是直接運回家，而是招搖過市，一路大搖大擺運到北京，在大清帝國京城的六國飯店舉辦了一次盛況空前的展覽后，才將這批文物運出境外。將近三十箱國寶級的文物，就這樣毫無遮攔、浩浩蕩蕩地從大清帝國的口岸運了出去。 1910年，清政府迫于各方輿論壓力，將藏經洞殘余的文物運往北京。然而在去京城的路上大量經卷丟失損壞，王道士心里好難受。他在向1914年第二次來敦煌的斯坦因訴說當時的憤怒心情時說，早知道那些珍貴的經卷落入官府之手會遭遇如此悲慘命運，還不如當年將它全部送給斯坦因。這句王道士對政府官員極度絕望和憤怒的表白，被斯坦因記錄在他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記》里，成了掩蓋他強盜和騙子行徑的辯詞。其中，還有這樣一段文字記錄：“他（王道士）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里面的一分一銀”。由此可見，王道士雖然沒有文化，但人品不錯，格局不低，他很想成就一番事業，他對莫高窟的早期保護應該是有貢獻的。 可是，王道士的晚年很是凄慘，為了躲避1932年華爾納再次盜取莫高窟壁畫引起的公憤，風燭殘年的王圓箓不得不裝瘋賣傻，東躲西藏度過余生。王道士死后，他的幾位忠實信徒，為這位個人命運和莫高窟榮辱悲歡緊緊連在一起的師傅建造了這座道士塔，并撰寫了《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墓志》的墓志銘，在這個墓志銘里將王道士描寫成一位幾乎已經抵達彼岸，得道成佛的圣人，我知道這是王道士的信徒們藏有一定的私心，美化了他們的師傅。墓碑只有立碑者的姓名和碑文，卻沒有碑文撰寫者的署名，也許是為他立碑的信徒也清楚，他們可以在碑文里隱去師傅后半生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孽，但歷史是不會忘記的，后人一定會有公正的評說。當然，也或許是他們認為世人皆可罵王道士，但他們卻不可以，如果將師傅的錯誤劣跡寫進碑文里，對于他們來說，就是大逆不道。但他們在碑文里列舉的一件件王道士的功績，或許會有一定的夸大成分，但我認為應該還是可信的。 四 在我看來，王道士也是生不逢時。他來到莫高窟的時候，大清帝國已經形同走尸。北京城里明火執仗、強詞奪理要求割地賠款的各國列強，大搖大擺出入紫禁城。在遙遠的西北大漠深處，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清貧道士，又有什么能力承擔起保護一座人類藝術圣殿的責任呢？而藏經洞恰恰在這時被打開，幸運的機會賜給了這個窮困落魄的道士，但他卻趕上了一個不幸的時代，似乎命中注定這是一個悲劇性的發現。平心而論，莫高窟藏經洞大量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罪責單純地歸因于王道士，那是歷史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嘲諷。王道士大可攜帶者真金白銀轉身而去，可他沒有，而是將出賣文物的銀兩傾其畢生心血盡其所能地去修繕莫高窟的洞窟樓宇，他大抵是不了解文物的價值，就像一個執拗的守望者，只是在黃土飛揚的莫高窟執拗地做著他覺得有價值得事情，身后卻遭受如此罵名，他也是一個極可悲的人物。 悲劇發生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將這份沉重的罪責推卸到一個沒有文化，又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道士身上，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對此，余先生也說：“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大漠黃沙，駝鈴殘陽。莫高窟是一個民族的驕傲，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哀。面對一場無硝煙的戰爭，莫高窟本能地抵抗是微不足道的，只能任悲愁的眼淚流下，埋藏在沙漠里，成為一段屈辱歷史的印跡。在這晶瑩的淚珠中，我看到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聽到由淚珠串成的項鏈不堪負重斷裂落地時的一聲碎響，卻再也不能將其完好地串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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