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站故事】四十春秋情系僑務（連載之三）

紫藤塢主人（德章）

<h3> 四十春秋情系僑務 ——東山縣僑聯創建手記 （連載之三） 洪干堂記述洪德章整理 題記：195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我國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年金秋，中共八大召開，標志著我們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邁進。然而，由于實踐之路尚短，諸多新設想未得以充分實施，波折與反復亦隨之而至。1958年始，以“三面紅旗”為標志的冒進運動興起，我國踏上了曲折探索社會主義發展之路的征程。在這段時期，東山縣僑聯四屆、五屆（自1957年7月起至1960年3月止）亦在探索中蹣跚前行，歷經風雨。 東山縣僑聯第四次僑代會 在那風云變幻的歲月里，東山縣僑聯第四屆僑代會于1957年7月中旬在縣委的引領下召開。與會代表共有120人（比上屆多4人），其中歸僑代表九十二人（比上屆多3人），人數均比上屆有所增加。為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根據中國僑聯的統一名稱規范，原“東山縣歸國華僑聯誼會”正式更名為“東山縣歸國華僑聯合會”。 經過三天的深入討論與審議，第四屆全委會委員名單終于揭曉： 主席：洪干堂。 副主席：高尚真、吳進發。 委員：陳輝堂、曾鳴鴻、陳水仙、唐文保、何國平、朱赤魚、陳永加（澳角村，歸僑）、陳紹文（城關，歸僑）、張德壽（古港村，歸僑）、蔡清玉（陳城村）、彭貴榮、楊瑞成。 新當選的委員們各具特色，他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耕耘，為僑務工作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陳紹文委員尤為引人矚目，作為城關的歸僑，他不僅德高望重，更是副縣長陳舜宗的父親，其身份與貢獻都顯得尤為特殊。張德壽委員則來自古港村，身為難僑的他，還兼任著村調解委員的重任，時常為村民排憂解難，深受大家尊敬。此外，城關的曾鳴鴻、陳水仙以及澳角村的歸僑陳永加等委員，他們團結僑眷，時刻關心著僑聯事業的發展，為僑務工作的推進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我在這屆任期內，我不僅致力于僑聯的各項工作，還積極參與了各類會務活動。一九五八年夏天，我赴龍溪地區，參加各界人士共襄盛舉，向黨交心，共繪未來的會議。 東山縣第一所華僑中學的誕生 在東山縣僑聯的前三屆輝煌歷程中，五家企業的成功創辦為華僑子弟和社會青年鋪設了就業之路，也為僑屬帶來了經濟上的豐收，使得社會更加和諧穩定。這一喜訊讓遠在海外的華僑們倍感欣慰，紛紛來信贊揚并感謝東山縣僑聯的辛勤付出，更有部分華僑親自登門致謝，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 新一屆的僑聯領導班子正迎來新的挑戰：我們應開發哪些項目，以持續為僑胞和家鄉貢獻力量？經過深思熟慮，我們深知民族的復興與教育事業緊密相連。海外華僑歷來擁有愛國愛鄉、熱心教育的優良傳統，諸如杰出的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以及我們東山鄉人的驕傲——印尼華僑謝聯棠先生，都是這一傳統的光輝典范。 在一次僑聯全委會議上，我大膽地提出了一個設想：發動海外華僑捐資籌建一所初級華僑中學，以解決華僑子弟及適齡社會青年讀書難的問題。這一提議得到了全體委員的熱烈響應和大力支持。于是，我們迅速行動起來，向海外親朋戚友宣傳這一倡議，鼓勵他們回鄉投資興學辦校。 很快收到國外來函，旅居印尼蘇門答臘島的黃子輝先生（城關人，經商。）帶頭捐資并發動旅印鄉親捐資，并從國外匯來數千元人民幣作為建校的首批啟動資金。 在縣委和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我們選定了城關關帝廟邊的“寶智寺”和“城隍廟”及周邊幾間小廂房作為“東山縣華僑中學”的校址。這里依山臨海，環境幽靜，綠樹蔥蘢，怪石嶙峋，是個理想的學子讀書之地。1941年抗戰期間，東山縣第一位回鄉的留學生蕭笠云先生就在這里創辦“東山中學”，直至新中國成立后，更名為“東山初級中學”，1957年改稱為“福建省東山第一中學”，1958年其校址遷至橋雅街演武亭。① 東山第一中學剛遷到演武亭的新校址，僑聯馬上著手組織人員整理校舍，添置課桌椅和教具。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學校于1958年8月上旬初具規模，首屆僅辦初中兩個班，招收了六七十名學生，于同年9月正式授課。學校聘請了朱垣中、黃友斌、李永添、楊秀瓊等七位優秀青年教師任教，他們為僑中的教育事業傾注了滿腔熱血。 僑中的教務工作由朱垣中老師主持，那時沒有任命校長。縣委及教育部門指定我為名譽校長，以便更好加強領導開展對外工作。 雖然華僑中學校的校舍設備簡陋，但我們始終追求教學質量。在老師們的辛勤耕耘和學生們的刻苦學習下，僑中學生的成績水平與東山一中相比毫不遜色。這一成績得到了上級主管部門和縣教育局的認可及學生家長的好評。 然而，好景不長。1960年間，印尼開始排華，當地華僑的處境變得異常艱難。由于生命安全受到威脅，他們不敢公開露面，支援國內辦學的經費也逐漸停止匯款。在這種困境下，縣政府及教育部門雖然給予了一定的財政支持，但仍無法挽回大局。因此，僑中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于1961年7月16日合并于東山一中，結束了其短暫而光榮的歷史使命。 東山僑中成立后，本縣華僑興學之風，一時吹拂了全縣農村各地。康美村、前何村等，他們也相后各自在本村小學內附設僑辦初中班。 各村附設僑辦初中班，他們沒有與縣僑務部門發生過行政關系。主要是由各村的“僑屬工作委員會”與大隊聯系，以少量華僑資金興辦的，當時縣在各主要僑村都設立僑屬委員會，負責人多數是僑屬或是僑聯委員。 鄉校辦了一段時間，由于經費短缺也草草告終，可以說是曇花一現而已。 鑒于現狀，我建議以后華僑將資金捐給當地政府的教育基金會，通過政府統籌來支持當地教育，也是非常好的辦法。同時，政府可以引導華僑向非僑鄉地方捐助學校，以平衡教育資源。 新中國成立后，東山華僑捐資興學持續不衰。如1956年，礁頭村華僑黃文江、黃加生、黃珠江共捐人民幣8400元為礁頭小學建校舍；1960年，前樓村華僑沈孔捐資人民幣6000元，為西埔小學建教室；1962年，下湖村華僑林橫仔捐資人民幣12000元，興建下湖小學校舍。 捐資興學是海外僑胞反哺桑梓的重要方式。他們認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夠興國，加強人才的培養才能使鄉親擺脫貧困落后的狀態。在許多僑鄉，一所僑捐學校就寫滿僑胞的愛心。 全面開展第二次僑戶普查工作</h3><h3> 自1952年我縣開展國內外僑戶調查以來，至今已歷五載。為深化僑務工作，務必掌握精準數據，僑聯決定再度組織力量，開展第二次普查。 憶往昔1952年之調查，我們立足城關（今銅陵鎮），集結僑協理事及積極分子二十余人，組成普查之勁旅（多數為城關人士）。然今次普查，僑聯已遷址西埔，人員分散，需依實際情況分工。幸得各鄉村“僑屬工作委員會”之僑聯委員鼎力相助，人員尚算充裕。更兼1952年之調查經驗與清冊為憑，挨家挨戶核對補充，事半功倍，工作進展頗為順利。 調查之果如下：（針對國外僑戶） 1952年：戶數為4013，人口數為17792； 1957年：戶數為3732（減281戶），人口數為21946（增4154人）。 至于國內僑眷數據，與1952年相較，幾無變化。由此可見，此次調查數據基本準確。五載光陰，國外僑戶人口增四千余人，乃自然增長之果。至于僑眷分布，今已無從查考。 1973年，縣委統戰部門恢復工作后，雖向各鄉村發放調查表格，然表格回收不全，足見缺乏實地調查之弊。僅憑辦公室之工作，實難掌握第一手資料。 故我提議，華僑、僑眷普查應每五年一度。如此方能全面、系統、準確、可靠地掌握僑務數據之變化。今后，調查重點應放在國外情況，特別是財力與學歷（智力）之調查。此舉對今后僑務工作之方向，實有莫大裨益。 投資問題的一場風波 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面對社會形勢的巨大變化，為了穩定華僑投資的信心，1957 年8月2 日，國務院公布《華僑投資于國營華僑投資公司的優待辦法》。《優待辦法》強調：“一、華僑投資于國營華僑投資公司的股金，到社會主義建成后，仍為投資人所有。凡投資滿12 年的，可以收回股金，以人民幣支付。二、華僑投資于國營華僑投資公司的股息定為年息8 厘，以人民幣支付。三、華僑投資于國營華僑投資公司所得的股息，經過外匯主管機關批準后，可以匯往國外，但是不得超過本年股息的50%。四、投資于國營華僑投資公司的投資人，如果要求工作，可以根據公司有關企業的需要和投資人的具體情況，優先錄用。”當然，吸收僑資最根本的還是靠國家多種優待投資的好政策。 1955年至1957年是東山僑聯搞投資工作最高潮時期，但開展投資工作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首先國內外的社會財富還是很貧乏，人們也沒有投資入股的理念；還有些個別的華僑與僑眷懷疑投入的股本股息會不會被取消，所以每做好一戶的投資工作，往往要說的“舌敝唇焦”。同時我們還要宣傳國營企業的優越性和穩定性，爭取廣大華僑和港澳同胞回來投資，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擴大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 在發動投資之初，我們擬寫一份投資章程，內定股年息8厘。這個標準是根據國務院《優待辦法》及福建省華僑投資公司定額而定的。章程草擬之時，東山縣僑聯召開了一次投資座談會，由到會的人員提提意見。然后草擬章程。我還清清楚楚記得這份章程，是當時僑務科林引同志起草的，經過東山縣人民銀行行長郭惠民及縣委宣傳部部長任公襄審閱通過。然后，我們才交給印刷廠印刷成冊發到國內外，特別是寄到新加坡東山會館。投資人是否投資意愿，都是根據章程加以考量。 不料，縣領導部門提出將年息8厘修改為5厘。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讓想要投資的華僑一時難以接受。 我們的僑務工作畢竟是接受國內領導的，國外華僑思想不通，總不能改變我們的做法。此時唯一的補救任務，是對投資人做說服工作，這是極為細致而艱巨的任務，我們只能服從黨的領導去解釋。 其實股息8厘并不算過分。福建省華僑投資公司也有同樣的規定，而且發股息是用外匯計算，每年發一次，還加發相等金額的僑匯券，算來還比我們更優厚。另一方面，僑資企業，是自負盈虧，減息豈不是多余的事，還自找麻煩造成海外華僑不必要的誤會，使投資額巨大損失。 據我了解，1957年以后，我們東山華僑投資省華僑投資公司有四五萬左右的人民幣，如：彭貴榮2萬余元，還有數額較多的岱南林周林等幾位旅外華僑。 減息事件后，我向龍溪地區各縣僑聯了解得知，有些縣執行上級規定改發5厘，也有個別縣，為了守信用仍發給投資人8厘。 對這件減息的事，我向上級領導反映，僑聯鼓勵華資工作剛開始，應顧及華僑投資信心，消除其后顧之憂。 </h3> 東山縣僑聯第五次僑代會 在1958年的大躍進熱潮中，東山僑聯也緊跟時代的步伐，提前進行了換屆選舉，從四屆到五屆，時間跨度雖然短暫，但意義卻非凡。就在那年的12月30日，東山縣歸國華僑聯合會在縣委的領導下，隆重召開了第五次僑代會。這次盛會匯聚了125位代表，其中歸僑代表占據了絕大多數，共有92人。經過兩天緊張而充實的會議，第五屆僑聯全委會應運而生。 經過二天的會議，產生了第五屆僑聯全委會，全體委員名單如下： 主席：洪干堂。 副主席：高尚真、吳進發。 委員：陳輝堂、曾鳴鴻、陳紹文、翁術（女）、方淑真、唐文保彭貴榮、林受祿、林理平、陳永加、王秋菊、何國平、林木水、張德壽。 新當選的委員們各具特色，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背景，但都懷揣著共同的目標和信念。翁術女士作為城關的歸僑和僑眷，其丈夫是旅居印尼蘇門答臘島的黃子輝先生，也是華僑中學的校董，她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著對家鄉的熱愛和對僑聯事業的執著。林理平先生作為岱南村的歸僑，他不僅繼承了父輩的優良傳統，更在僑聯工作中展現出了卓越的能力。王秋菊女士、林木水先生等僑眷代表們，他們心系家鄉，始終積極參與關注僑聯事業的發展。 在這屆任期內，我有幸參與了多種會務活動。1959年5月，我參加了福建省第一期僑聯主席政治訓練班的學習，這次學習不僅提高了我的政治覺悟和業務水平，更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年8月，我還榮幸地被選為福建省歸國華僑聯合會第一屆委員，這是對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對我未來工作的期許。 回顧這段歷程，我深感僑聯事業的重要性和艱巨性。在未來的日子里，我將繼續攜手全體委員，共同為僑聯事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為家鄉的繁榮和進步貢獻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內務部的成立我的工作崗位也迎來了新的變革 1958年，大躍進的浪潮席卷而來，東山縣的行政管理也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昔日的縣政府搖身一變，成為了“東山人民公社”，縣長樊生林同志擔綱社長，引領著新時代的風潮。與此同時，政府機關內的各個辦公室與科室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組，僑務部門劃歸內務部管轄，由年富力強的吳如德同志擔任內務部長。僑聯、僑務科、勞動科等部門也實現了合并，共同為新時代的發展貢獻力量。 在那段時期，部內共有四位副科長，包括我、何炳忠、李周明、沈贊福等同志。后來，組織上通過何炳忠同志傳達了對我的工作安排：“老洪，部里副科長人數較多，今后你需專職于僑聯工作，并兼任秘書職務。”于是，我離開了內務部，常駐僑聯，自此告別了行政工作的兼職生涯。 僑聯工作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也展現出了新的動向。大躍進時期，人們豪情滿懷，提出了諸多振奮人心的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土地潛力無窮盡，畝產多少在人為；三年超英，五年趕美；一天等于20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然而，這種激進的氛圍也導致各部門的工作計劃出現了許多不切實際的天文數字。比如，水產部門計劃三年內漁業方面要趕上“大英帝國”，農業部門則期望水稻地瓜畝產百萬斤，這簡直是天方夜譚。然而，在當時的形勢下，我們又怎能置身事外呢？ 在參加一次大躍進會議時，我也不得不違心自報，稱東山僑聯今年要爭取外匯30萬元用于公益事業。這在我看來，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謊言。但形勢所迫，我們也不能說出更實際的數字，如1000元或20萬元。雖然口頭上如此自報，但我們心中卻是有數的。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記得1958年5月，龍溪地區召開了一次僑務投資會議，主持人是龍溪地區僑務科科長羅鐵同志，他提出了全龍溪地區要吸引三百萬元華僑投資的目標，其中東山僑聯分配到了30萬元的任務。與會各縣代表都對此保持沉默，唯有詔安縣的一位新歸僑代表因憂心忡忡而夜不能寐，精神也受到了影響。會議結束時，羅科長特別囑咐我前往詔安縣僑聯傳達會議精神，以防出現意外。我只好先前往詔安僑聯傳達精神，然后才返回東山。然而，結果卻不盡如人意，各縣都未能取得顯著成績。這再次證明，一切脫離實際的辦事方式都會違背事物發展的規律，最終只能成為空談。 在那個特殊的時期，僑務部門也不得不打破常規，參與各種繁重的任務。我們不僅要參與大煉鋼鐵、消滅四害等工作，還要發揮本部門的特色，如開展華僑試驗田、支援農業、送肥到農村等活動。同時，我們還要動員僑戶獻金銀以支持大煉鋼鐵。然而，動員獻金銀的工作并非易事。有一次，我前往僑聯委員何國平家動員他獻金銀，他雖然表面上答應，但內心卻十分抵觸，甚至對人說：“洪科長來動員我獻售金銀，我差點要去上吊了。”這足以說明當時這項工作的艱巨性。 盡管如此，從全縣范圍來看，僑聯在獻售金銀方面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一些僑戶如陳水仙、彭貴榮等人都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雖然我們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但這些成績都是值得肯定的。 東山僑聯在支援農業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成績，主要工作點在城關。發動城關僑眷集體挑大糞到美山村、東沈村，甚至送到白埕村。當時有些白發蒼蒼的老歸僑也加入拉糞車的行列，他們的愛國愛鄉之情令人動容，為支援農業付出了大量的辛勤汗水。作為僑務部門的一員，我深感驕傲和自豪，同時也對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僑匯大量下降說明了什么 僑匯的顯著下降深刻反映了多重復雜因素。國內政治局勢的演變與海外華僑的情感傾向緊密相連，作為僑務工作者，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僑匯的波動，無疑成為海外華僑心系祖國情緒變化的晴雨表。 觀察東山僑聯歷年僑匯的升降情況，我們可以發現以下趨勢：（1955年以前數據缺失） 1955年，僑匯金額為507530元； 1956年，略有下降至506778元； 1957年，繼續下滑至490388元； 1958年，降至426445元； 1959年，出現明顯下降，僅為301689元； 1960年，雖有回升至335000元，但整體仍呈下降趨勢； 1961年，大幅度下滑至179500元； 1962年，維持低位，為175757元； 1963年，初現恢復跡象，增至378993元； 1964年，回升至正常水平，達到507538元； 1965年，繼續保持穩定，為509000元； 然而，進入“文革”時期，僑匯再次遭受打擊。 1966年，下降至471300元； 1967年，繼續下降為380000元； 1968年，雖略有回升至439000元，但整體形勢依然嚴峻。 僑匯的下降，其原因多種多樣 一、在政治層面，早期的土地改革及后來的“文革”時期，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動對海外華僑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土地改革中的階級成分劃分使得部分僑眷擔憂因僑匯過多而提升階級，進而勸阻海外親人減少匯款；另一方面，“文革”時期的極左思潮和政策導向，也極大地損害了華僑的利益，導致僑匯減少。 二、在經濟層面，特定時期的政策導向和經濟形勢對僑匯產生了直接影響。例如，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共產風”和集體食堂制度，損害了華僑的經濟利益，降低了他們匯款的積極性。此外，以物代匯的現象也逐漸增多，海外華僑更傾向于將資金轉化為生活物資寄回國內，而非直接匯款。 僑務工作作為黨和國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其復雜性和艱巨性不容忽視。盡管在“三面紅旗”左傾路線的影響下，僑務工作遭遇了諸多困難和挑戰，但東山縣僑聯始終堅守初心，積極開展工作，為歸僑、僑眷提供了必要的幫助和支持，為國家和地方的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2022年9月5日整理于紫藤塢書齋 未完待續下期內容五屆至六屆 <h5>①關帝廟邊的“寶智寺”和“城隍廟”是“東山中學”校址，1941年抗戰期間，東山縣第一位回鄉的留學生蕭笠云先生就在這里創辦“東山中學”，直至新中國成立后，更名為“東山初級中學”，1956年，學校開始辦高中，校名改為福建省東山中學，1957年改稱為“福建省東山第一中學”，1958年其校址遷至橋雅街演武亭。1961年，因縣城搬到西埔，經省教育廳批準，搬遷到縣委所在地西埔鎮東山二中校址。</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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