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結識的知青人物（1）丁惠民

江湖麻口

丁惠民，鼎鼎有名。那是七十年代的風云人物。當然，這有名是在知青群體。1978年，中國知青這一代人進京請愿團的主要領軍組織指揮者，代表那個時代上山下鄉的中國知青進京請愿上告中央領導的有名人物，因此這事件成為重要導火線之一，結束了中國上山下鄉運動，整整一代知青回了城。緣此故，丁惠民，對知青這一代人，如雷貫耳，名聲顯赫。 我認識丁惠民，因知青緣故。那是1994年，我創知青品牌。1992年，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深圳“劃了一個圈”后第二年，我也順勢而應“下了海”，離開“鐵飯碗”的大型國企，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生意做得風生水起。1994年，我開始思考，要做實業，于是，進行了深入細仔調研，“知青”這個名稱，進入了我視野，認識到“知青”這個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是可以轉化成經濟的、商品的、市場的。當然，從中因自己有難忘的知青經歷。于是，我全國行走，訪了知青這代人相關名流，如葉辛、朱曉平、莫伸、曉劍、劉小萌等，這些在當時都是知青名作家，與他們一一交流了自己“知青品牌”的理想，在眾多持反對意見下，我注冊“知青商標”成功，這在全國首開先河，并以此推出了“知青酒”產品，這在當時引來不小的轟動。如何運行好“知青品牌”和“知青產品”，我非常明白，一定要依托知青這代人，找到市場突破口，這個十分重要的。于是，在浩瀚的知青這一代人中，通過做研究功課，發掘了丁惠民，和他的進京請愿團隊。 1997年，我舉辦了“中國知青品牌首屆研討會”，在重慶較場口小洞天賓館進行。這次，邀請到了當年進京請愿團的骨干徐裕民、曾永慶、長江等，還有云南建設兵團的楊恩芳、饒忠和、陳與、舒為明等。尤為感人的是重慶作家協會主席黃濟人，當時他出版的《將軍作戰豈止在沙場》非常有名，我去作協邀請他時，他說“是知青方面的事，我再忙我都要參加的”，十分感人。還別說，他是第一個到研討會場的知青。這次研討會，請了丁惠民。而他，不知何故，丁惠民答應了卻沒有到場，到場的請愿團成員告訴，老丁有急事去了云南，去了兵團知青所在地的西雙版納。對我，有些遺憾。 但對丁惠民，我沒放棄。1997至1998兩年間，我頻繁去重慶見丁惠民，與他及他過去進京請愿團隊主要成員，沒少在解放碑八一街吃夜宵喝知青酒，我也不遺余力介紹我那“知青品牌”的“知青烏托邦”產業的想法。而且，也是在解放碑八一賓館，常與老丁通宵促膝長談，進一步地走近了他，并多了一些了解。說實話，老丁中等個頭，不是那種振臂高呼的“后知青時代領袖”的偉岸形象，文文弱弱的一個上海人，面容沒被云南紫外線曬黑，而是白白皙皙的，甚至有點“白面書生”相，一點不象在兵團“修過地球，割過橡膠”的知青。他說話，慢條斯理，語調平平和和，溫溫柔柔，不顯山不顯水，沒那么組織者講話的那種抑揚頓挫。他每時每刻都緊鎖眉頭，反應出是一種嚴謹深思狀態，完全是一付“先天下知青之憂而憂”的神情。老丁率團進京請愿返云后，據悉中央上層對他有承諾：只要他回云南建設兵團勸其知青們不再罷工，只要恢復正常農場生產生活秩序，上頭不會對請愿團搞秋后算賬的，也會妥善安排大家的。也正是老丁及請愿團進京請愿的壯舉，1978年，中央高層主要領導發了話：上山下鄉運動，帶來三個不滿意，一是知青本人不滿意，二是知青家長不滿意，三是當地村民不滿意。由此，結束了中國前后近三十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這點關乎知青一代人的命運轉折，丁恵民確實是有功之臣。的確，上頭兌現了承諾，請愿團全體都回城安排了工作，丁惠民被安排進了重慶唐瓷總廠，后被借調至社科院做了一段工作。也許是文化程度和不適應體制原因，老丁不是做體制工作和學問的料，可能也沒那份心境，沒怎么在社科院待，一直都是在“為一代知青命運思考”的自我境界里，無法得以解脫。 通過接觸老丁，知道了他境況。那就是不好的境況，成天在那思考的神情里，也沒做什么正當營生，生活得十分促局。由此，原我想借用老丁“為知青品牌振臂一呼”，可在知青中迅速傳播，以此推動“知青酒”的發展。與老丁交流多了，才感到現在要想借老丁影響打開“知青酒”的市場銷售，首先要解決老丁眼下的生存問題，于是，建言他象我一樣，成立一個“重慶知青實業有限公司”，專賣“知青酒”產品。最初，老丁還真把這個當回事，找來兵團幾個戰友，在南坪找了一寫字樓辦公室，煞有介事地做了一番布置，還蠻象那回事的。其間還費了一些周折，因他特殊身份，重慶市工商局不予辦理登記，過后，我又建議變過方式：四川知青實業有限公司重慶分公司。這下成了，重慶市工商局給予了備案。正商量怎么開張營業，老丁跑了，去了西雙版納。我原以為，他可能辦完急事會回來的。但確是辦公場所空在那兒，他帶回的消息就在西雙版納，不再回來了。重慶知青分公司自然擱下了。這，實在令人意料不到。 從1997認識丁惠民，至今有二十多年了，其間有無數次見面，也聊了許多關于知青的話題。記得我在1997年寫出30多萬字的書稿《拯救知青，中國世紀之交沉重話題》，葉辛作序，若干出版社看好，但因“知青不是棄兒，不是養子，不是孽債，這代人的青春損失應由國家賠償”這話題，十分尖刻敏銳，都不敢出版。老丁見了，引發他也有話想說。我鼓勵他親歷的進京請愿過程寫出來，他況沒地方敢發稿。我說只要你寫，發稿這事我來辦。他寫出了《激流漩渦中的親歷往事》十集，我拿到《瀘州日報》“酒城星期刊”做了十集連載刊發，并考慮到他日子過得緊張，我向報社負責人做了說明，特地給了最高的稿費，大概是幾千元，我特地送往重慶沙坪壩的版納知青聚會上的。然而，沒想到是老丁將我提出的“知青不是棄兒，不是養子，不是孽債，應由國家賠償”的觀點，用到了其它地方的“知青維權”上，尤其是在上海，最后以這觀點的出發源頭，相關部門查到了我們發刊報社，查到了我頭上，追問為什么要幫這忙，弄得我哭笑不得，以至被法律機構監視了幾年多，直到追蹤我確無反動言論和行為，才結束了暗中的監視。這些，老丁是不知道的。而且，老丁也因此從上海被有關部門人帶回重慶，送到了原我當兵時站過崗的西山坪勞教農場。記得我同連隊曾經戰友重回西山坪看看時，一輛法警車從我們身邊過時，被拉上簾子車上有人叫“老官，老官”，隨行一塊的戰友玩笑我: 你離開西山坪幾十年了，還有認識你的熟人。其實，就喊聲我知道，那是丁惠民，是老丁。 1998年，夏門舉辦“中國首屆老三屆知青文化研討會”。受大會相邀，我去了夏門。這次會上，見到曲折郭兆英夫婦，侯雋，邢燕子，劉小航，謝春池，等等，其中也有丁惠民。因他不是會議主角，他也沒怎么說話，只待了三天就無聲消失了。老丁是那種耐不住寂寞的人，多多少少都要整點為知青著想的事，還有就是他們北上請愿團的戰友，經常相聚，不是解放碑，就是沙坪壩。有時，也邀我去坐坐，聊聊，家常般的知青往事。日子就這么風平浪靜地晃悠。2007年下半年，老丁突然電話我，請我去重慶商量一件大事。我去了，在七星崗一家賓館，一看，全國各地的都有知青到場。老丁是組織者，忙前忙后，嘴上是自言自語地掛著“是要為知青們整點事了，是該為知青的前途考慮點事了”。聽他這喃語，大都“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曉得他要做什么。下午開會，一個不大的會議室坐無虛席，還有很多站立的，大家都豎耳聽著老丁要做的“大事”～那就是想搞一個帶有全國性的知青大活動。大家覺得這個想法可以，于是，你一言我一語，圍繞這設想暢聊了起來。針對這事，基于我知青公司有知青品牌和知青酒產品，加之我那《拯救知青：中國世紀之交沉重話題》書稿中，提出了相關系統的“打造知青市場、知青品牌、知青產業、知青文化、知青活動、知青博覽”等體系，老丁讓我在會上講講。我認真講了“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整合資源，發揮優勢”對舉辦首屆中國知青文化旅游活動節的意義和作用，以至形成了活動縐型。這籌備會開了兩天，第二天下午就初步確定了下來：2008年9月，在云南昆明世博園，舉辦中首屆國知青文化旅游節。為此，組建了相關機構、相關部門，緊鑼密鼓地將活動有籌備組織體系動了起來。最感動人之處，此次這個籌備會議所有費用，是老丁將自己住房向銀行抵押貸款來開支的。 2008年9月，首屆中國知青文化旅游節，如期在昆明世博園舉行。不過，可大費了一番周折。因那年，國內最大的事是舉辦奧運會，加上新疆、西藏有大事，云南省和昆明市兩級旅游局，本來批復了我們的活動，但出于考慮國家整體保奧運會安全，臨時決定取消我們的活動。為此，我們籌委會決定向上申述，交與我向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廳寫報告。別說，還真起了作用，據說上頭派了一位大領導來昆明處理好這事。后來還真同意我們按原計劃繼續舉辦活動，只是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壓縮規模，由原三萬多人減至一萬人以內；二是對活動加強安保管理，決對不能出安全事故；三是減少活動內容，由原來的許多項減少一些。以此，活動如期按計劃進行了。不過，我沒有去成活動現場。這，緣于丁惠民，老丁。正式活動前，我接到云南省和昆明市兩級國安部門指示，做好丁惠民工作，怕引發不必要的意外和麻煩，他不要到活動現場。組委會慎重商量，的確要引以重視，考慮老丁較與我能交流，要我去做做老丁的思想工作。沒想到，這活落到了我頭上。老丁這么大一個活人，而且是一個特有個性的人，為這事花了很多了，卻不要他出場，要我去做說服工作，這是個棘手的事。看到知青酒，我有了主意了。在昆明世博園舉行活動開幕式那天，我大清早就去買了鹵涼菜，擰了兩瓶知青酒來到老丁房間，邀約他喝早酒。喝酒，是老丁的一大愛好，即使開會說事，他都是一個人在暗自抿嘴喝酒。大家都去世博園了，就我和老丁在房里，兩人你一杯我一杯，從早七點喝到十點過，他醉了，安安詳詳在床上睡著了，我才長出一口氣：這下放心了，活動安全了。還別說，開幕式那天，真出了一點事。分會場在民俗村，開場不久一參會知青因工齡方面問題印成傳單散發，引來不小影響。安全部門聞訊后，第一時間電話我，問丁惠民在現場沒有？我告訴：沒有，現還醉在賓館房間的，還在睡大覺。對方丟下句：感謝你們的配合。就這話，當時我覺得心里五味雜陳的。 過后十多年間，偶有見面老丁。他還是那種“憂知憂青”的神情狀態，他仍然是喃喃自語地要改變這一代知青命運，他還是愛那么握住一杯酒給人交流……近年最后一次見老丁，是他第一次來了瀘州，隨同的仍是當年進京請愿團的“左膀右臂”。我安排在瀘州有名的“鄭羅漢餐館”，招待的仍是“知青酒”，這也是他愛喝的酒。三杯下去，他說出了來意，是動員我同他“再出江湖”，說大家再聚一塊兒，還搞一些象2008云南昆明世博園“中國首屆知青文化旅游節”這類活動。我在頻頻勸酒中，給出婉言謝絕了，因現我在報社工作，就工作性質轉換不允許了，也沒有以前那么多時間了。老丁，這是最后一次在與我別過，而且是唯有一次在瀘州與我別過時，略有一些醉意，依舊是那么憂心仲仲的，依舊是那么想再為知青做一些事… 對老丁，說法不一。當然，絕大多數是贊賞的。那贊賞是對他進京請愿組織的壯舉，這是一代知青忘不了的。但有的說他什么事不做，整天還沒有轉換觀念，思想還是屬于那個年代的“知青領袖”之欲念。其實，話里多少有“自不量力”“自己缺少自知之明”等意思。尤其是我引入劉曉航寫的《我們要回家》后，反映更為強烈了起來。這書反映的就是丁惠民進京請愿的事，是第一本較為全面還原歷史真象的書。就作者也向我說：老丁對我也有些意見，說進京請愿歷史，書中有的地方不詳實。的確，這個事，老丁也在我跟前說過。作為《我們要回家》成書的雙方牽線者，只得勸和雙方，讓大家都從宏觀史出發，相勸那些不明真象稀里糊涂起轟而不嫌事大的人。后來，他二人非常和好，在很多見面場合和機會，仍然是聊不完的刻骨銘心的知青話題。不管怎么說，丁惠民，是一位堪稱知青史跡人物。 《我們要回家》，作者劉曉航，己過逝了，但留下了史實。至于其中有史漏，但卻是那件事整個“我們要回家”的歷史史冊。因他一直對知青有“天降重任于斯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驚悉: 丁惠民于2024年9月22日18點10分因病去世，享年71歲。我向老丁過逝表示沉痛哀悼！人間，別過就是回家了。天堂，終結是安息回歸。丁惠民，你是真正回家了！老丁，告別世間的回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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