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與避暑山莊二三事

月色江聲

1971年夏天，父親從省五七干校分配至承德市工作，彼時他由省委宣傳部部長、省報總編輯的職位貶至這個地轄市，擔任革委會副主任，分管文化、衛生、教育等領域。盡管在河北工作多年，承德卻未曾留下他的足跡。上任前，他特地向了解承德的同事咨詢，得知承德有著避暑山莊這座皇家園林，其美堪比頤和園；而外八廟中的普陀宗乘之廟、普寧寺等宏偉輝煌的建筑，更是歷史的見證。 抵達承德后，父親深入考察避暑山莊，眼前的景象卻令人痛心：湖泊淤塞，古樹凋零，古建筑殘破不堪，景區道路淪為社會通道，車輛穿梭其間，山莊仿佛已淪為街頭公園。山莊內部隊機關、醫院、幼兒園、宿舍、工廠錯落其間，與市區難以分割。唯有麗正門外那塊“全國文保單位”的石碑，默默訴說著它往昔的輝煌。 1973年10月，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與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蒞臨承德視察，明確要求承德市為對外開放做好準備。自此，避暑山莊的整修保護及開放籌備工作成為父親工作的重心。他制定了詳盡的文件報告，創立了全國首個地方文物局，強化了古建筑修繕團隊，并親自主持編制了《避暑山莊外八廟整修工程10年規劃》，這一規劃不僅成為整修工程的里程碑，更為后續的兩個十年規劃及申遺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作為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整修開放的主要負責人，父親深知責任重大。他不僅全面部署各項工作，更身體力行，親自參與。從山莊整修保護大會的講話稿，到避暑山莊管理處發布的公告，乃至關于保護工作的意見稿，父親都親自動手撰寫與修改。 這些文件深刻闡述了避暑山莊與外八廟的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字里行間透露出他對文化遺產的深情厚誼，以及對社會各界的共同保護行動的深切呼喚。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承載著父親那份沉甸甸的責任與使命 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的整修工程浩大且艱巨，亟需精通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專業人才。然而，當時國內此類人才稀缺。父親一方面重視并發揮原有古建隊員工的技能，另一方面積極招募古建領域的技術人才。 古建隊的老職工張生同于1951年隨部隊接管故宮，后師從著名古建專家于卓云先生及其師兄傅連興，參與過故宮角樓等維修工程的設計。盡管因歷史原因被調至避暑山莊古建隊，但在國家困難時期，他為山莊的保護作出了巨大貢獻。父親力排眾議，在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的十年維修保護規劃中，讓張生同作為全部設計方案的具體主持人，發揮了關鍵作用。 面對技術人才短缺的困境，國家文物局文物處長陳滋德同志向父親推薦了梁思成教授的學生具備古建特長的王世仁。父親迅速安排調動手續，王世仁隨即被任命為古建隊設計師，帶領團隊完成了滄浪嶼、芳洲亭、萍香畔及橋、正宮外午朝門、西北門、須彌福壽之廟等多處古建筑的維修保護與修復勘察設計。古建隊因此匯聚了眾多人才，成為繼故宮、孔府之后，全國第三支重要的古建修繕隊伍，并發展為古代建筑保護研究所。 避暑山莊和外八廟作為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其歷史文化挖掘研究同樣需要專業人才。避暑山莊博物館的張羽新，自1961年大學圖書博物館專業畢業后，便投身于山莊與外八廟的研究工作。但長期夫妻兩地分居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不便。父親特此致信文化局領導，請求解決張羽新家屬的戶口問題。問題解決后，張羽新得以更專注于研究， 張羽新在研究中提出的觀點——“避暑山莊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和發展的歷史見證，清代第二政治中心”——得到了廣泛認同。在其論文集《從清朝塞外皇都——承德避暑山莊與外八廟研究》的序《因緣際遇話山莊》中，他特別提到“感謝承德市領導袁振、翟向東，市文物局局長白坪及眾多同事的支持”。 張羽新不斷進取，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深造，師從戴逸、羅明教授，畢業后繼續深耕清史與避暑山莊研究，成果豐碩。然而，遺憾的是，他因長期勞累過度，在盛年之際因病離世，為清史和避暑山莊研究領域留下了巨大空白。 1978年，父親因工作調動離開了承德，告別了他傾注八年心血的避暑山莊和外八廟，但他的心始終牽掛著山莊的整修與開放。在與承德友人的書信交流中，他頻繁提及山莊和外八廟，密切關注其整修進展與開放情況。 1985年，父親借工作之便重返承德，恰逢市委正制定《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第二個十年規劃》。得知父親到來，市委特派工作人員征求他的意見與建議。父親仔細審閱了《規劃》，并建議利用已修復的建筑增設陳列展覽，以充分發揮文化遺產的價值，同時強調繼續加強山莊和外八廟的綠化工作。市委高度重視父親的建議，并及時反饋了落實情況，這份回復父親珍藏多年，如同家長珍藏孩子的成長記錄。 當年，避暑山莊和外八廟雖擁有極高的旅游價值，卻因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及傳播媒體有限，導致信息閉塞，宛如“養在深閨人未識”。父親憑借豐富的新聞宣傳經驗，深知宣傳對于開放的重要性，于是邀請河北省及本市的知名攝影師對山莊進行大規模拍攝，并創新性地申請空軍直升機進行首次航拍。 他還以特約記者項棟之名親自撰寫文章《昔日禁地今公園》，介紹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的歷史文化和優美建筑，發表于《人民日報》副刊。還推薦著名作家袁鷹、韋野前往避暑山莊采風創作，袁鷹隨后出版了散文集《離宮思絮》。這一系列宣傳活動極大地提升了避暑山莊在80年代的知名度，使其躋身青島等著名旅游勝地之列。 張羽新先生在《因緣際遇話山莊》一文中，回憶了父親與避暑山莊的一段辛酸往事，這段歷史令人悲憤交加。1977年，“揭批查”運動期間，河北省委某主要領導錯誤地將父親視為“四人幫”在承德的殘余勢力，在全市各系統批斗，導致包括張羽新在內的三十余人無辜受牽連，被集中隔離學習，失去自由長達百余天。在文物局系統的批斗中，避暑山莊展覽與張羽新的學術成果被歪曲為“頌揚封建帝王”，這是對歷史與文化的極大褻瀆。那時父親的內心和張羽新有著同樣的心情“奈何冬去酷霜降，怎料春來好夢空”。正義雖姍姍來遲，但這段歷史在避暑山莊的開放歷程中留下了深刻的悲劇印記。 如今，避暑山莊作為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的瑰寶，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它不僅承載著中華文明的輝煌，也見證了無數匠人與守護者無私的奉獻與堅守。父親作為其中的一員，在山莊的修繕、管理、保護與開放過程中，默默奉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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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與避暑山莊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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