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蘭寒梅（三）

宋勝生

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時值學校放暑假，董必武通過黃侃（時在武昌高師任教）寫信給紹蘭，并經李達夫人王會悟聯系，紹蘭遂為“一大"代表提供住處。十三名代表除李達、李漢俊、陳公博外，毛澤東、董必武等十人均住博文女校。“一大”預備會和開幕式亦在黃宅舉行。紹蘭親自為之放哨。由于帝國主義密探的干擾，最后一天會址遷往浙江嘉興南湖。會后，李漢俊手攜南湖家菱一包，笑遺紹蘭之女鈺鈺，復低聲語紹蘭：“會已散，人都走了。”紹蘭緊鎖的雙眉，頓時為之一展。此后，時有革命志士往來于“博文”。毛澤東曾多次過訪，并以糖果餉鈺鈺。 在辦校中，黃紹蘭既是領導，又是教師，還投身于革命。平時，她常常參加社會活動，關鍵時刻，更勇于站在斗爭前列。民國十五年(1926年)，為配合北伐戰爭，她和徐宗漢積極參與上海工人運動。當工人舉行武裝起義占領上海后，帝國主義者加緊對中國革命進行干涉，增兵上海，炮擊南京。紹蘭即將校務委托給校董趙敬若，她自己毅然應浙江省防軍司令蔣伯城之聘，就任司令部秘書，參與戎機。不料未及三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擁護總理三大政策”的巨幅標語剛剛貼上，又被刷掉。紹蘭怫然回滬，重主校政。 1931年至1932年“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日寇侵人中國重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黃紹蘭在辦學的同時，還與徐宗漢、蔡周俊(蔡元培夫人)等組建“上海婦女反日救國大同盟”，發表《抗日宣言》，積極宣傳“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等主張。當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開始了淞滬抗戰，她們又組織上海婦女界慰勞抗敵將士會，并組織醫護人員在康腦脫路辦起傷員醫院，及時將征募的大批慰勞品送至前線，并將傷員抬回就醫，對十九路軍堅持抗戰，沉重打擊侵略者，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由于堅持逆蔣政權亡國之道而行，觸犯了當局。上海市教育局于1933年底，居然以“設備簡陋”為由，取消“博文”中學部之立項，紹蘭忿急，決意將博文”之小學部亦停辦。時值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創設章氏國學講習會。“各地學子紛紛負笈來蘇”，年齡最大的七十三，最小的為十八，章任主講，聘門人為講師。紹蘭國學素有根底，又曾師事章氏，亦被聘為講師。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六月，章太炎病逝，講習會停辦。紹蘭就聘廣州中山大學，任國文系教授。從此，一變而以淡泊自約，更名為“樸”，更字“君素”。是時，惟于學術不稍懈，“尤以邃于治《易》為時所稱”。每講授，聽者盈堂，加坐猶難容，教室一再易，愈易愈大，講義被一一刊印行世。 翌年秋，抗日戰爭爆發，紹蘭本擬還鄂，終因交通受阻未遂，乃由海道返滬，就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在法租界）教授兼國文系主任。因憂國憂民，積郁成疾，伏案余年，于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十一月十三日逝世，終年五十五歲。喪禮在上海萬國殯儀館舉行，骨灰存上海靜安公墓。 黃紹蘭生于時局動蕩之秋，以閨中弱質，憂國憂民，奮起革命，躋身戎行，侃侃然有大丈夫風。后長期執教，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促使不少學生成材，如“博文”畢業生中的曹良廈（后任上海同濟大學校長)一家就出了四名博士。對革命后代更為關注。黃興之子一球、一梅，讀小學時，每日午課后及假期均由紹蘭為其輔導學習，時時勉以無忝先人，為國自重。后來一梅留法，一球留德，因堅持反蔣，一球歸國被害。 黃紹蘭在特殊環境中形成特殊個性，集熱烈、勇敢、孤傲和激進于一身。中年后受章太炎的影響，由激進而轉入寧靜，但憤世嫉俗的本色仍不減當年。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她應邀參加黃鶴樓黃興紀念碑落成典禮，席間，她追憶先烈，撫懷時局，感慨萬端，乃借酒興，澆塊壘，大罵蔣介石，大罵在座的湖北省主席張群，義正詞嚴，聽者無不為之動容。稱其無私無畏、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操，始終不渝，感人至深。 　　著有《易經注疏》及訓詁、聲韻、詩文等，均佚。書法骨力遒勁，法度謹嚴，而又秀麗圓潤，風格超逸。1984年上海刊印的《書法》雜志尚影印發表“黃樸遺作”一幅。 參考資料： 黃侃：《黃季剛詩文鈔》，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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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蘭寒梅（三）

宋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