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蘊：文革歲月

至簡

<strong>文革歲月</strong><h3>作者：子蘊</h3></br>目錄<h3>最后一課</h3></br><h3>紅色革命</h3></br><h3>不該凋謝的花朵</h3></br><h3>生死之交</h3></br><h3>國際歌戰斗組</h3></br><h3>革命大串聯</h3></br><h3>軍訓生活</h3></br><h3>當礦工</h3></br><h3>賣貨郎</h3></br><h3>看芭蕾舞劇</h3></br><h3>告別演出</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最后一課</strong></strong></h3></br><h3>1966年7月里一天的早晨，我們正在上化學課，化學老師叫陳廣俊，是個五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北京市一級教師。忽然間校園里亂了起來，學生們沖出教室大喊大叫，據說有人給校長焦其樹貼大字報了。我們班也亂了，有人站起來好奇地往外看，陳老師大聲說：“同學們請安靜，安心聽講，不要受外面干擾！”我們聽話地坐下來，聽完了此生中的最后一堂課。誰會想到這竟是此生純潔美好生活的結束？誰會想到曾經那么團結和睦、親如姐妹的班級從此分崩離析、天各一方？誰會想到小小年紀的我們將經歷一場人類文明的浩劫？誰會想到我們的生活和命運從此發生了逆轉向著不可知的未來走去……十七八年后，當我們重新又走進學校，曾經風華正茂的女孩子們不見了，成了歷經苦難和滄桑的中年婦女。</h3></br><h3>憑良心說，我們班的同學還是相當不錯的，不管當時心里怎么想，私下搞了什么小動作，但沒有撕破臉皮，用當時流行的話，是溫良恭儉讓的。因為我記憶中沒有同學之間彼此抄家、斗爭，我們班39名學生，大約三分之一是高干、革干出身，三分之一是資本家、房產主、小業主或父母被錯劃右派即家庭有問題的人，三分之一是普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屬于父母歷史較清白的人。只有一名工人子女秋，而且秋也是一個穩重的忠厚的女孩，至少我個人這樣認為。</h3></br><h3>我記得當時有一篇社論叫《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不記得說的是什么，但標題沒說錯，日后的發展還真是不僅觸及了人們的皮肉，更觸及了人們的靈魂，連小小的孩子們也沒放過。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再沒有學習和集體活動，大家各自組團組隊按照自己的派系活動，開斗爭會，貼大字報。我不是紅五類（工、農、兵、革干、高干）出身，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可我也不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出身，也不屬于打擊對象。充其量算作“紅外圍”（當時對既不是打擊對象又不是依靠對象的同學稱為“紅外圍”）。可我不記得哪位紅五類來團結過我，我倒是自覺自愿地站在倒霉蛋兒（即黑五類）的一邊兒了。因為我的幾個好朋友的家庭都遭遇了滅頂之災。</h3></br><h3>剛開始我們并不明就里，只是認為革命了、運動了，到處轟轟烈烈，人山人海。我們只是騎著自行車到各大學去看大字報，各種紅衛兵小報滿天飛，至少有百十種之多。本校也貼滿了大字報，老校長焦其樹突然成了反革命被打倒了，老師們也都靠邊站了，工作組進駐了，掌了教育革命的大權……但是很快風向就變了，一隊隊的紅衛兵騎著二六翹把自行車，剃著光頭，戴著紅袖章，到處抄家、打人，當時他們叫“聯動”。</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紅色革命</strong></strong></h3></br><h3>我家住在東四十條某大院，院里加我家只有三戶人家。房東三代女性，寡婆婆、寡兒媳帶一個未婚的女青年，好像她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平時很少見她回家。房東住北房，兩邊兩個小耳房，一邊還供著灶王爺。西房住著老兩口，先生是國民黨將領傅作義部下，北京解放時起義的軍官，姓康，級別不低，據說還是右派。老伴也有文化，干凈利落的女干部形象，無兒無女。記得我們搬進院內東屋前，房東老太太要求見見我和弟弟（哥哥姐姐一直住校，現在想起來他倆多幸福啊），因為他們不喜歡有孩子的房客，需要安靜的環境，待到見了我和弟弟兩個規規矩矩的學生后非常滿意。我們院很講究，北房前廊后廈五大間很氣派，院里有棗樹、海棠樹，中間是特大的大魚缸，估計司馬光砸缸也就這么大了。魚缸周圍是夾竹桃、石榴樹、盆景等。我家的三間東房寬敞又明亮，隔斷都是玻璃的，很漂亮。院子南向是一個大影壁，繞過影壁是臨街的院門。我們偌大一個院子加起來日常生活的才七個人。西房的老兩口總是看書、看報、寫東西，偶爾在院里坐也拿著書報、雜志，對我和弟弟非常親切。</h3></br><h3>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見到大門口停著大卡車，上邊站著穿軍裝戴紅袖章的紅衛兵。進門一看院子里亂七八糟，原來康爺爺家被單位紅衛兵抄家了，且把老兩口五花大綁押上了卡車，據說是遣返回原籍，罪名是“歷史反革命”。第二天一早我還沒回過神兒來，一戶工人家庭就搬進了西屋，他家夫妻倆帶四個小孩子。更可怕的事還在后頭，沒幾天的工夫我家院里來了許多不知哪個學校的中學生紅衛兵，他們把房東的家抄了個底兒掉，開始時讓婆媳二人跪在地上，院中間堆滿了山一樣的抄出來的東西，晚上開始燒，院子里火光沖天。弟弟膽大坐在房頂上看，我非常害怕，睡不著，找出一本《烈火中永生》的書趴在桌上抄。不料西房頂上也有紅衛兵，看到我整夜抄寫東西，第二天一早就涌進來問我出身，參加了什么組織，并且把我抄的東西拿過去翻看，看到是革命詩抄就沒說什么。現在想想我們雙方都很幼稚：我在這種情況下抄寫《烈火中永生》究竟站在誰的立場上？而紅衛兵不問動機只要看是革命的書就不再追究。實際情況是我非常害怕，找這本書給自己壯膽，什么也沒想。紅衛兵拿鞭子指著墻上的畫，從我喜歡的畫報上剪下來的畫，說我是資產階級孝子賢孫。正鬧得不可開交，街道居委會主任來了，她幾句話就把他們勸離了我家。后來紅衛兵在房東的屋頂搜出了房東老太太的先生穿軍裝（不知是軍閥的還是國民黨軍隊的）的老照片、軍刀等，形勢突然嚴峻了，說是婆媳倆想變天，他們解下皮帶開始拼命抽打她們，那個女紅衛兵邊抽打邊歇斯底里地哭，那情景實在太恐怖了。房東老太太先時還大聲地說：“打得好，打得好！”漸漸就氣弱了……我嚇得趁亂跑出了大門……忘記過了幾天，婆媳倆雙雙被打死了……也就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家的大院面目全非，滿目瘡痍，死的死，走的走，偌大一個院子，只有西房新搬進來的一家和母親帶著我和弟弟。我受了這場驚嚇，從此不吃飯不出門，連走路都腿軟，得了一場大病。西房的新鄰居溫嬸白天常到房內叫我出來到院里坐坐，但我拒不出門，這樣的狀態持續了近月余，母親急得帶我去看中醫。中醫大夫說我受了驚嚇，驚恐郁結在心，建議我換換環境，出去玩玩散散心。后來我的病還真是出去串聯后痊愈的。這一段不光彩的“革命史”我首次公之于眾，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太沒出息、太丟人了！</h3></br><h3>弟弟雖然小，膽子比我大得多，但一到晚上，秋風瑟瑟，樹影搖曳，我就怕得不行，上廁所都得母親陪著。偏偏弟弟沒心沒肺，自己上完廁所告訴母親：“剛才我聽到北屋的老太太嘆氣了。”這下一向膽大的母親也怕得不行，很快我們就搬家了，搬離了這個讓我至今寫起來悲憤恐懼不已的“十三號兇宅”！</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不該凋謝的花朵</strong></strong></h3></br><h3>茵是我高中時期的同班同學，我的好朋友之一。她溫文爾雅，典型的大家閨秀。她的爺爺是民國時期的中國駐外大使，她的大伯當時在臺灣，父系的親屬都在臺灣。她的爸爸是唯一留在大陸陪著年邁的爺爺奶奶的這一脈家族的后代。茵的爸爸媽媽好像都是畫畫的，因為他們似乎都不上班。至于其他還有什么政治背景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她家的事后來驚動了周恩來總理。她家有四朵金花，一個比一個漂亮。茵是老大，長得不算漂亮但白白凈凈、嬌嬌滴滴很討人喜歡。她說話不多但很幽默，放學以后她常邀請我到她家一起學琴。那時茵正在學習夏威夷吉他，慫恿我和她一起學。她家住在南小街東總布胡同一所深宅大院里。每次到她的房間要經過兩進院落，第二進院子是她爺爺的書房和臥房。院子里古色古香，綠樹成蔭，種滿了菊花盆景。她的爺爺瘦瘦高高、留著長長的白胡子，很有些齊白石的范兒。第三進的北房是個大客廳，有些西洋色彩，落地的大瓶歐式的美女雕塑，我倆常在客廳里聊天、學琴。說是學琴其實我沒見過老師，是熱心的茵教我并與她一起練。茵的媽媽非常漂亮，是那種讓人過目難忘的蘇州美人兒。</h3></br><h3>茵很樸素，衣著得體但不鮮艷，她總愛穿一件藍色的外套，冬天戴個大口罩，口罩遮住了大半個臉，只露出一雙圓圓的清澈的黑眼睛。老實講我倆不是一類人，她是精致的易碎的古代瓷瓶兒，而我是粗糙隨意的現代陶瓷罐。但不知為什么我倆相互吸引，總有聊不完的話題。</h3></br><h3>文革開始時，誰也沒想到會與自己的家庭有什么關系，還一起騎車到處去看大字報，漸漸的班里不斷有同學家里出事。有幾天茵沒有再來學校，是不是她家出事了？我和幾個平時和茵不錯的同學決定去找她。她家的大門緊閉，門上貼著大字報，按了半天門鈴兒她才出來。她臉色慘白但很平靜，告訴我們家被抄了。我們沒問是哪里的紅衛兵，也沒問為什么，因為也沒有為什么，當時已沒有了是非標準，我們只是相對無言站了一會兒。她勸我們趕緊走，紅衛兵不準她們與外界聯系。告別的時候我們什么也沒說，她匆匆關了門，我們默默地一步一回頭地走了。很快傳來了噩耗：不知是哪個學校的紅衛兵連續三次抄她家，茵的爺爺、媽媽相繼被打死，奶奶被打癱，爸爸的腎被踢出血。據說在打她的家人時，讓姐妹四人站在一邊看著……茵是老大也才剛剛17歲，三個妹妹最小的也就十一二歲。四個女孩子被紅衛兵關在一間屋子里，沒有行動自由。巨大的悲痛和驚嚇使茵得了癲癇，從此稍有驚嚇刺激就人事不省、抽風吐白沫。面對重病的奶奶和父親，送醫院醫院不收，加上三個無助的小妹妹，文弱嬌氣的茵以驚人的毅力和無比的堅強挑起了殘缺不全的家。她到書店買了醫書，每天到東單藥店買藥自己給奶奶、父親治病。不知過了多久，再次出現在我面前的茵已脫胎換骨變了一個人，她冷峻而沉默，蒼白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她沒有向我們任何人說起她的痛苦和災難，我們也沒有任何人敢于問她的遭遇，我們只是相對無言，沉默，沉默。直到有一天，班里組織同學們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自愿承擔了為茵寫控訴材料的任務，我告訴她，要說出來，不能悶在心里，要控訴，要讓同學們知道真相。開會的那一天，她冷靜得出奇，她毫無感情地讀著我給她寫的發言稿，就好像在說別人的事，全班的同學都哭了，一些和她有共同遭遇的同學更是泣不成聲，而茵卻一滴眼淚也沒掉。我害怕地看著她，看著這個曾經那么溫柔甜蜜的我的好友，我知道她的心已經死了。</h3></br><h3>很快，“上山下鄉”運動席卷京城，我下鄉走了，而茵因為頻繁發作的癲癇無法下鄉。聽瀟雨講，大概是為了生存，大概是為了改變自己的成分，她匆匆地把自己嫁了，嫁了一個清華大學在讀的出身紅五類的哈爾濱青年，但是她復雜的社會關系和背景，影響了她丈夫的入黨及其原本順暢的政治前景，丈夫反悔了，而茵則陷入了另一輪新的不幸和痛苦之中。終于有一天，集所有不幸于一身的茵在又一次癲癇發作后再沒有醒來，帶著對這個世界的千般不解、萬般無奈，帶著滿心的傷痕和不甘，我的好朋友茵就這樣悄悄地走了，而此時的她還不足三十歲……</h3></br><h3>像是四十多年前滿懷不平為茵寫控訴稿一樣，今天的我滿懷惋惜和思念寫下這篇追憶文章，謹以此文悼念我清純可人的好朋友，不該凋謝的花朵——茵。</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生死之交</strong></strong></h3></br><h3>瀟雨、林伊與我的友誼在文革期間經歷了嚴峻的考驗，我們患難與共，生死與共，用我們稚嫩的肩膀和對友誼的無比忠誠，共同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和不幸，共同承擔社會和家庭強加給我們的責任，手拉著手，肩并著肩，渡過了難關，而我們的年齡當時都還不滿18歲。</h3></br><h3>林伊的爸爸是文化界搞音樂研究的高級知識分子，媽媽是某女中的高級教師，都是“臭老九”，更要命的是媽媽還是剝削階級出身，文革剛剛開始不久父母就雙雙被打倒，爸爸被送進了“五七”干校，媽媽被學校造反派打得遍體鱗傷，她的兩個弟弟都還小。每天晚上林伊都要給受傷的母親療傷敷藥，但舊傷未好，一場批斗又添新傷。眼看她媽媽快挺不住了，林伊哭著找我想辦法。我和母親打了個招呼，就把傷痕累累的伯母藏到我們新搬的位于朝陽門北竹竿胡同的家里。北竹竿的房子是在大院中的一個小跨院，我家住三間北房，和我們并排一間房還住著一對工人夫婦。為了不讓別人知道家里來了生人，我家白天都掛著窗簾。可憐的是林伊的母親就如驚弓之鳥，連廁所都不敢去，生怕“小腳偵緝隊”看到。林伊把家里的一沓現金和父母結婚的龍鳳戒指也交給我，我讓母親藏在她單位的保險柜里，我們就這樣躲過了一劫。可惜的是，風聲一過我把現金和戒指還給林伊，她不敢把戒指拿回家，讓弟弟藏在地下管道里，最后都找不到了。很快她大弟弟下鄉了，若干年后我利用“職權”把她大弟弟從下鄉的地方調到我所在的大興安嶺，辦了曲線返城，終回北京。</h3></br><h3>瀟雨的爸爸是老衛生部的律師，北大高材生。1957年，性格耿直的他，因給領導提意見被打成右派，因不甘屈辱憤而辭職。但他哪里知道無產階級專政“天網恢恢”，回家后仍舊接受街道有關部門的監督改造。文革風驟起，一幫紅衛兵闖入她家，連抄帶打后將她病入膏肓的爸爸遣送回了老家。瀟雨的媽媽是某大型汽配廠的一名干部，面對是離婚保住兩個女兒，還是全家一起遣返離京，媽媽做出了艱難痛苦的抉擇，為了女兒的前途，她痛苦地離開了相愛的丈夫。但天真的媽媽并沒有保住女兒，兩個女兒都必須“上山下鄉”。妹妹所在的中學武斗之風盛行，出身不好的孩子常常挨打遭批斗。如果妹妹隨學校走，后果不堪設想。已經身心俱損的瀟雨找到我，說媽媽再也受不了這樣的刺激。我這個當姐姐的毅然做出決定，讓瀟雨的小妹跟著二十五中弟弟的同學伯光一起插隊（當時出身不好的孩子不能去兵團）。伯光是個身強力壯的棒小伙子，非常仗義，面對我的托付慨然應允，帶著瀟雨的妹妹一起插隊去內蒙古了。他忠于自己的承諾，始終照顧著小妹，直到返城回京。不久噩耗傳來，瀟雨的爸爸客死他鄉，媽媽不堪打擊住進了醫院九死一生，這才保住了瀟雨沒有下鄉。</h3></br><h3>那一段時間我們仨常常在一起，相互傾訴，相互鼓勵，相互依靠，盡己所能幫助對方，精神上成為彼此的支柱，我們仨的家長也因此成為相互信任、相互往來的朋友。</h3></br><h3>轉眼間1968年末了，林伊也不得不下鄉了，我們仨商量再三，決定讓林伊去投奔我的一位男性朋友，后來成為我丈夫的D，他和我們仨都相識，也是倒霉蛋兒之一。他插隊的地方是呼倫貝爾盟莫力達瓦旗扎如木臺生產隊，是達斡爾族人居住的地方。他來信說，扎如木臺意即“小魚”的意思，風景優美，民風樸實，希望我能去，并且說他有能力用自己的雙手給我蓋紅木到頂的房子。我那時還幻想能留在北京，因為六八屆將有一批留京指標。我對林伊說：“你去找D吧，他會照顧你的，你倆在扎如木臺等著我，北京待不下去時我會去找你們。”林伊走時，瀟雨的媽媽帶病給林伊做了厚厚的棉衣、棉褲，D親自從呼盟來京接林伊。當轟鳴的火車帶走了我一對至親至愛、患難與共的好朋友時，我哭得死去活來，并且從火車站一直哭到家，我覺得自己的心也隨他們去了……</h3></br><h3>林伊走了不久，我也下鄉了，不過不是去內蒙古找他們，而是奉母命去北大荒兵團找弟弟了。我們仨人中兩個都走了，唯一留在北京的瀟雨擔起了三家的擔子。林伊的爸媽都離開北京去了干校，她和大弟弟都下了鄉，只留下一個剛剛上學的小弟弟，托管在鄰居家。我沒下鄉時常常用自行車馱著這個小弟弟到處玩，到我家吃飯。他白白胖胖，一笑兩個小酒窩，非常可愛。我下鄉后，瀟雨成了這個小弟在京的唯一親人，每周末她都要去托管的鄰居家接小弟弟回家住，周一再送回去。不僅如此，她還經常到我家看望孤身一人在京的母親，陪母親去給下鄉的我和弟弟買吃的寄包裹，幫母親安爐子，給母親做伴兒。姐姐生蠻蠻時，她替我去侍候姐姐坐月子，她把對我和林伊的思念全部化作默默的行動，辛苦照料著我倆的家人。</h3></br><h3>大約是1969年底、1970年初吧，林伊頂風冒雪、千里跋涉，從內蒙古呼倫貝爾盟來到北大荒，來到我所在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十二團看望我，在單調、艱苦、多雪的大山里，我吃驚地看著我的閨中密友，疑似自己在做夢，緊接著我倆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從那一天開始，她大約在連里住了一個多月，白天我去干農活，她在宿舍看書。晚上我倆擠在一個被窩里聊啊聊啊，我們的浪漫之情未泯，我們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大山，走出這一片黑土地，我們憧憬著愛情和美好的未來……林伊的到來給我帶來巨大的歡樂，休息時我倆一起到山里照相，她帶了一臺“一二○”相機，我們拍康拜因（聯合收割機），拍雪景，拍雪中的小黑狗。噢，我這才覺得原來我的連隊自然風景這樣美啊！</h3></br><h3>記得有一次晚年的母親心梗住院了，聽到消息她倆匆匆趕來看望已87歲的母親。母親拉著她倆的手，感慨地說：“你們雖不是男兒，卻俠肝義膽，勝似桃園三結義。”聽到母親的話，我們都哭了……</h3></br><h3>我亦以此文感激我的同樣俠肝義膽的母親。</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國際歌戰斗組</strong></strong></h3></br><h3>人們承受苦難的能力是無法限量的，人們追求光明和快樂的心是永不泯滅的。盡管災難突至，疑竇重重，但是隨著文革的深入，武斗的停止，人們撫平傷痕，擦干眼淚，憑借著對黨、對毛主席的信任和忠誠，重新燃起對生活的希望。而生活盡管充滿那個極左時代的烙印，卻也不乏色彩，至少我的文革后期生活如此。</h3></br><h3>記不清是幾月了，我和同學們又陸陸續續回到學校。面對著學校紅衛兵分成“四三派”“四四派”的激烈論戰，我和我的無派別散兵同學們，學習、思考、討論，我們認為這種派別之間的爭斗耗神費力毫無意義，況且連毛主席都說了，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于是我和林伊決定成立“國際歌戰斗組”，我們打出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旗號，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革命”作為我們的號召。我們將大家的討論意見歸結起來寫了一個宣言。我倆的文筆都不錯，引經據典，慷慨陳詞，寫的文章主題鮮明、鏗鏘有力。我們主要闡述無產階級應有五湖四海之博大胸襟，應有以天下為己任之鴻鵠之志，求大同存小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策略，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是目的。大字報貼出來之后馬上引起轟動，有許多外校同學來找我們。我記得有二十五中的，有男四中的，還有許多分不清是哪兒的同學，贊成我們的觀點，想和我們聯合。但我們這幾位高唱《國際歌》主張大團結的人，卻葉公好龍，拒絕了一切想和我們聯合的外校同學。我們的戰斗組也只寫了一篇文章便偃旗息鼓、鳴金收兵了。因為我們被熱烈的反應和熱情的同學們嚇壞了……現在想起來雖然可笑，但也令我們驕傲，因為我們的主張經得起時間考驗、歷史的推敲，說明我們是有頭腦的、有主見的青年。</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革命大串聯</strong></strong></h3></br><h3>那一年的秋天，全國范圍的革命大串聯開始了。我的哥哥、姐姐、弟弟都不知跟著誰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只有我一人還待在家里。有一天，我的同班同學，革干出身的汪汪找到我，問我：“想不想去串聯？”我當然想出去，可又很害怕，汪汪拍拍胸膛：“怕什么，有我呢！”她長著一張娃娃臉，性格很像男孩子，她總愛嘲笑我膽小愛哭，但我倆平時關系很不錯。她的爸媽都在內蒙古，她獨自一人在北京上學。出發那一天，母親給了我15元錢，加上我自己兜里的1元錢，一共16元錢。母親一再叮囑汪汪多關照我，還給我倆炒了一罐菜。其實汪汪比我還小，只是獨立生活能力比我強，我們就這樣在母親的婆婆媽媽的叮囑中上路了。比起1元錢走天下的D（后來成了我的先生），我實在老實窩囊得讓人臉紅。我們只去了廣州、上海、天津三個城市，身上的錢就花光了，而且來來去去也只用了21天。因為乘車不用花錢，火車上擠得一塌糊涂，連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是人，那也難按捺我興奮好奇的心情。我因為有靠窗的座位，一路上目不轉睛地看著窗外的景色，夜晚都舍不得眨眼。我記得火車經過湖北、湖南時窗外綠油油的田野和黑白相間的屋頂上翹翹的房檐；我記得車停靠時，南方的大嫂子、小媳婦挎著裝滿小食品的竹籃擠到車窗下的叫賣聲；我記得充滿鄉土氣息的南方小調的輕快旋律……夜晚伴著車輪“咣當咣當”的節奏，聽著車廂內此起彼伏的鼾聲，望著窗外滿天的星星以及不時經過村莊小鎮的點點燈火，我思緒萬千，生活盡管沉重，盡管災難重重，未來卻依舊充滿期待和希望，活著真好啊！<br></br></h3></br><h3>因為大汪汪從來不是極左派，因此我和汪汪的串聯也沒什么革命色彩，我們倆除了住在大學校園里，看看大字報、抄抄大字報外，就是逛逛街，吃吃小吃。在廣州校園里的飯菜很難吃，米飯粗糙得扎嗓子，青菜又大又綠沒有味道，但為了省錢，我們也只好將就。晚上我倆乘車到市區去吃冷飲，汪汪有錢，她總買香蕉船之類的冰淇淋，我錢少，每次都買一盤七分錢的紅豆冰。時至今日，紅豆冰仍是我的最愛。在上海，我們住在徐家匯，白天我們到街頭去吃陽春面，還買奶油花生牛軋糖吃，晚上我們倆到黑乎乎的黃浦江邊看船。有一天夜晚，我們住在大教室里，上海的紅衛兵來查出身，我嚇得不敢出聲，汪汪爬起來對他們說：“查什么查，老子是北京紅衛兵，還沒查你們呢！”幾句話就把他們喝退了！</h3></br><h3>最后一站是天津，我這個曾經的“天津衛”帶著汪汪逛勸業場，看水上公園，去墻子河，津鋼橋。汪汪對天津話表現出極大興趣，一路上嘻嘻哈哈笑個不停。她后來去了美國，據說嫁了個意大利人。我倆自從文革結束分別以后再未謀面，不知在我眼里極具英雄氣概的大汪汪過得可好，別來無恙？</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軍訓生活</strong></strong></h3></br><h3>到部隊參加軍訓是我一生最幸福、最難忘的經歷之一。因為我的理想就是當兵，穿上綠軍裝，颯爽英姿，多神氣，多漂亮。那時毛主席有一首詩詞：“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當兵確是當時所有女孩的向往。我們軍訓的地點是秦皇島某步兵部隊，我們和現役軍人在一起訓練學習。我們排長叫辛鳳枝，是個非常淳樸憨厚的農村兵。每天早晨軍號一響我們就集合出操，迎著朝陽，披著萬道霞光，我們跑步、正步走、練習隊列、射擊。每天下午學習政治、討論、發言。給我們軍訓的班長以上的干部全部是現役。全連第一次射擊訓練，連長示范后我就被叫出列射擊。我趴在地上，屏住呼吸，一槍就打了個七環，給自己掙足了面子。</h3></br><h3>我們內務標準和現役軍人一樣，被子必須是豆腐塊兒，床上一個皺褶不能有，鞋子兩只要擺齊齊的。早晨我們一出操，班長就來檢查內務，幾乎每個人都不達標，班長只好一個一個給我們重疊。有一天晚上，我們和部隊聯歡，幾架大探照燈從四面打到大操場的中心，那就是舞臺。解放軍戰士和我們互相拉歌，場面熱鬧極了。我們班表演唱《薩拉姆毛主席》，我們把勺子放鋁飯盒里當手鼓，載歌載舞，非常投入，小戰士們不斷地叫好給我們鼓勁兒。最后是我們全體軍訓學生給解放軍唱了大合唱《歐陽海之歌》：“湘江水，滾滾奔流，歌唱著舍身的英雄……”歌聲回蕩在軍營的上空，傳得很遠很遠……</h3></br><h3>本來我的軍訓生活非常圓滿，可惜因為自己的狹隘任性，傷害了排長的感情，使我至今想起來還慚愧不已：因為排長總是表揚我，同學們就總嘲笑我，可我越怕他就越表揚，為了撇清，我索性不理排長了。這使傻根兒式的排長不知所措，找我征求意見，我就不說話（當時軍人找學生談話必須兩個對一個，或者兩個學生，或者兩個軍人）。當軍訓結束時，解放軍到火車站歡送我們，排長站在我的車窗外流著眼淚說：“我沒完成好黨交給我的任務，我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可我這個混蛋仍舊一句話也不說。后來我長大了，明白了，也晚了，我再沒機會向他道歉了，但是我永遠記住了樸實的一根筋的他的名字——辛鳳枝。</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當礦工</strong></strong></h3></br><h3>到門頭溝煤礦城子礦勞動鍛煉也是文革后期我們的生活內容之一。我不記得是學校組織的，還是我們自己聯系的，反正只有我們班七八個人一起去的。我們穿著礦工服，戴著礦工帽，每天早上和礦工一起排隊領礦燈，然后和煤礦工人坐吊車一起下到幾百米深的井下挖煤。挖煤的活兒非常艱苦，低矮的地方得爬著走，井下通風是大帆布的圓筒子，頭上的礦燈是黑洞洞的井下唯一的光亮。我們的班長姓郭，是個南方人，其余幾個工人都是當地的，還有一個工人叫常來，是密云人。我們和工人們相處非常融洽，勞動雖然艱苦但很快樂，我們幾個瘋瘋癲癲的女學生給他們艱苦枯燥的生活帶來很多歡樂。每次到一個巷道，我們按照要求挖洞，挖洞時多數要貓著腰甚至跪著，因為井下低矮、狹窄，然后工人放上炸藥，我們再躲到遠遠的安全的地方等候爆炸。爆炸過后，滿巷道都彌漫著濃濃的嗆人的煤灰，要等好長時間，煤灰大致散去之后，再把炸碎的煤裝上鐵溜子運走。每次礦工裝炸藥時，我們等著無聊就開始唱歌。我們喜歡唱二重唱，或者多聲部合唱，我的幾個好朋友大活寶——阿胖、丹妮，都來了。我們在煤煙彌漫的井下大聲唱歌真是傻得流鼻涕，大口地呼吸井下廢氣還挺高興。那個叫常來的工人和我們年齡差不多，他聽我們唱多聲部的歌很奇怪：“你們唱歌怎么那么難聽，像放焰口似的。”（“放焰口”是死人時唱的歌）我們就叫他唱，他就很原生態地唱：“密云是個好地方，山清水秀棗花香……”<br></br></h3></br><h3>我們每天乘吊車從幾百米深的井下升到地面，相互一看，整個兒一“非洲”，除了眼白和牙齒白，那叫一個黑，真是“賽過李逵，氣死張飛”。可等我們洗完澡再相互一看，那叫一個“漂亮”，原來都洗干凈了，只有雙眼皮里的煤灰洗不著，就跟現在紋的眼線似的，個個濃眉大眼，跟上了戲裝似的。</h3></br><h3>有一天我們在井下干活兒，看到運煤的鐵溜子磨得光亮亮的，像滑梯似的，不知道誰說了一句：“我們與其像狗似的爬來爬去，干嗎不坐鐵溜子滑下去呢？”話音未落，有三個同學就坐上去了，我只記得其中有一個是楊詩儀。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到幾聲慘叫，三個人頭朝下就栽下去了。原來鐵溜子只一段，下面是空的，煤塊兒在鐵溜子里只走一段就懸空掉下去。而我的幾個不知深淺的同學也懸空頭朝下栽下去了。幸虧下面不深，她們驚魂未定，連哭帶號：“我的鞋，我的鞋！”“我的燈，我的燈！”我們幾個在上面看到她們的慘狀，樂得前仰后合。那時的我們活得可真簡單，我們不想從前也不管以后，每天嘻嘻哈哈樂不思蜀，在煤礦一干就兩三個月。用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一句經典臺詞來形容我們當時的狀態再恰當不過：“年輕人，你可真年輕啊！”（意即單純到傻的地步）</h3></br><h3>后來礦工常來帶著土特產到學校來看我們，告訴我們，自我們走后，煤礦塌方，小郭班長的腰砸傷不能動了，善良的老班長得了矽肺病，另一個愛開玩笑的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因為那時煤礦主巷道里貼著毛主席像，那是供礦工們早請示晚匯報用的，有一天這個工人下班前給毛主席像鞠了個躬說：“毛主席，我下班了，您老人家在這兒待著吧！”就為這，他成了反革命。我們聽了，唏噓不已。</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賣貨郎</strong></strong></h3></br><h3>文革期間我的另一個不能不說的有趣經歷是到王府井東安市場賣文具。東安市場是現在王府井東風市場的前身。那時候東安市場沒有現在東風市場這樣現代這樣氣派，格局同現在也不一樣，但是有濃濃的北京味。一個一個隔斷分開，有賣北京小吃的：奶油炸糕、灌腸、油茶；有賣北京特產的：山楂糕、糖葫蘆、糖炒栗子；還有賣工藝品的：泥人、臉譜、風箏、空竹等；當然也賣服裝、鞋、布料、文具等。雖然剛經歷了文革破四舊的沖擊，許多老北京傳統色彩的東西淡化了不少，可是在我眼里還是滿有意思的。而我和同學就在這個特殊時期接受了這個特殊任務——賣文具。現在想起來我還不明白，那些職工到哪兒去了？干嗎讓我們賣貨？百思不得其解。</h3></br><h3>我們賣文具的大背景是全國范圍的革命大串聯正在如火如荼，每天有成千上萬的全國各地的學生涌向北京。除了等待毛主席能在天安門接見檢閱紅衛兵，到各大學看大字報外，大部分大中學生也為看看首都北京什么樣子，開開眼界，反正他們都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吃住乘車都不用花錢。那時候所有的宣傳用品都是毛主席、林彪的照片和八個樣板戲劇照，筆記本的插圖和文具盒蓋上也不外乎是這些。只有一種印有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劇照的筆記本和文具盒大受歡迎，供不應求。早晨商店一開門，大批的學生就蜂擁而入進來了，沒有人排隊，就那樣里三層、外三層地擠在柜臺前，手里舉著錢大聲地吵嚷，而我們就馬上進入緊張狀態，一邊收錢一邊賣貨，忙得滿頭大汗。好在一般半天多就斷貨了，我們得以喘一口氣，進入正常賣貨狀態。那也是我們最愉快的時候，各省市來的學生會好奇地問這問那，而我們也好奇地問他們的生活，就好像我們都是好朋友、老同學似的，一點不感到生疏。我最喜歡和邊遠山區的學生聊天，他們特別淳樸，連能和我們聊聊天都感到榮幸，認為首都的學生了不起，盲目地崇拜我們。為此我還鬧了個笑話：返校以后，有一天我們接到一封湖南山里學生的一封信，信封上注明收信人是北京女十二中在東風市場賣文具的學生，然后又描述收信人的長相、特點等，直到說戴著藍色的套袖（那時候時興像產業工人干活時一樣戴套袖），大家才知道收信人是我。我記得阿胖毫不留情地批評我說：“你他媽是不是太多情了，到哪兒都惹事。你干脆給人留個姓名，省得大伙兒跟著猜謎語。”信的內容是歡迎我到他的家鄉（忘記具體地址了），美麗的大山里看看，希望我們能互相通信，互相幫助，共同進步。我當然沒有回信，第一我連發信人是誰都搞不清楚，第二我怕阿胖把我吃了！</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看芭蕾舞劇</strong></strong></h3></br><h3>如果說前面講述的活動還多少是有組織的活動的話，那下面我們的活動純粹是個人愛好，是自發的了。八個樣板戲里我只喜歡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鋼琴協奏曲《黃河》。那時候我剛好認識中央樂團的人，因此連《黃河》的排練我都看過，正式演出我總有票，也沒少看。《白毛女》是上海芭蕾舞團的，我們看不到。但《紅色娘子軍》是中央芭蕾舞團的，我就癡迷地看了一場又一場。可看芭蕾舞并不容易，得自己去排隊買票。那時中央芭蕾舞團演出地點是天橋劇場，看芭蕾得整夜排隊，但我和同學們并不在意，甚至深夜排隊也成為我們的娛樂活動，樂此不疲。因為排隊人太多且大部分是中學生，大家就自動分組，十人一組，自己登記名字。我們就給自己胡亂起名，除了不改姓外，什么侉什么土起什么。比如：呂秀糞（芬）、劉翠花、程香草、喬大妞之類，然后大聲呼喊，相互取笑。晚飯大家分頭去買，囫圇吞棗，好替換別人。我和林伊總一起去吃晚飯，有一次，我們相中一家小酒鋪，里面喝酒的都是天橋住的老頭兒，彼此認識，吆三喝四的，我對林伊說：“興許都是蹬三輪的，老舍筆下的窮人都在里邊，咱倆體驗一把怎樣？”林伊欣然同意。我倆進去以后，買了二兩散裝白酒，在眾目睽睽之下，分成兩杯一飲而盡，然后在眾老頭兒的叫好兒聲中退場，心里好生得意。后來下鄉聽人說東北幾大怪之一：大姑娘喝啤酒，站著喝還不就菜！我心里頗不平：想當初咱當學生時站著喝白酒都不就菜，啤酒算什么？</h3></br><h3>我究竟看了幾遍《紅色娘子軍》都記不清了，只知道我但凡有點天賦也應該會跳了。戲里大段的樂曲我都會唱，甚至過場音樂我都會。我記得A角叫薛菁華，B角叫鐘潤良，C角叫趙汝衡。趙汝衡現在做了中央芭蕾舞團的團長。薛菁華個子高高的，腿特別長，非常挺拔，趙汝衡比她要小巧些。這幾個角兒我都看過。《白毛女》因為是上海芭蕾舞團的，是在八個樣板戲都拍成電影之后我才看到。其中“山洞里遇喜兒，又是喜來又是悲……”伴唱是后來紅透半邊天的女歌唱演員朱逢博。前兩年我又看了一次中芭復排的《紅色娘子軍》，我覺得大不如前，小字輩的演員是把這個劇當舞跳了，沒演出內涵，沒有她們前輩的精氣神兒。是啊，讓現在的孩子滿懷階級仇恨跳舞也太難為她們了。時光荏苒，一切都變了，不可同日而語了。</h3></br><h3><strong><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告別演出</strong></strong></h3></br><h3>大約是1968年春或秋天吧！學校組織了一次全校匯演，名目是什么我忘記了，無外乎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之類的。而那次演出也就成為我們告別母校、告別老師、告別同學們的絕唱。演出之后，我們分赴各地，天各一方，至今再沒團聚過。而這次演出也因此而永遠留在我記憶深處了。</h3></br><h3>這次演出，沒有人動員，我們班剩下的三十多人齊刷刷都參加了。我是編導之一。我們排練了一組各族人民熱愛毛主席的歌舞。令我驚奇的是，三十多人中居然拿出十一把小提琴。我用詩歌把所有節目串起來，班里兩個同學文慕潔和郭小燕朗誦。朝鮮舞前的串詞是：“金光照，銀光照，紅日出山光萬道，毛澤東思想照延邊，延邊人民心歡笑！”陜北民歌是汪汪獨唱：“寶塔山的那個寶塔喲，頂頂兒連著那個天，哎喲毛主席和咱戰士呀哎，心呀相連……”最活潑的是新疆舞，我們大個子扮男生，小個子演女生，一對對跳得特別投入。最可笑的是，大個子史小因和小個子郭小燕一對，因為史小因太過熱情，不斷對郭小燕拋媚眼兒，以致郭小燕總笑場，排練都排不下去，嬌滴滴的郭小燕還撒嬌說：“你倒是管管史小因呀，她也太熱情了，如果她是男的，還不成了流氓！”</h3></br><h3>……</h3></br><h3>寫到這里我已抑制不住滾滾熱淚，我才知道我是這樣留戀我的學生生活，這樣懷念我的班級，這樣想念我的同學們！我的淘氣可愛的同學們，你們過得可好？真想你們啊！</h3></br><h3>本文選自《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子蘊／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來源：私人史</h3></br><h3>精選文章推薦</h3></br><h3><a data-itemshowtype="0" data-linktype="1" href="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A3OTEwMA==&mid=2651566798&idx=1&sn=d819478bad6b3168e0d664ca0b73e915&chksm=8048485db73fc14b71830745b3b4902869faf671ea8879cb794541b3be4dce7f8ec82dbaf9a3&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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