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楊中學七七屆七班

范哥

張楊中學七七屆七班是由原黃浦區第二中心小學73年級二到六班的同學組建的，（73年級一班同學及二班的部分同學居住天后宮或明德里被分到洋涇中學）。張楊中學的原址在張楊路、浦東南路口，現是第一八佰伴商場位置。 我們是1974年春節后進中學的，因為都是一個小學的同學基本都認識。 七班共有學生48名，我的學號是41號，入校注冊交了學雜費，學校給我們發了學生證。 圖為我的學生證 圖為保存了50年的七七屆七班學生名單 七班相對其他三個俄語班來講應該是個亂班（五班——八班）是俄語班，但相比一班——四班英語班還是比較好的。我們首任班主任是李育康老師，李老師個子不高，胖乎乎的，戴著一副眼鏡，是個好好先生的模樣。他教我們語文及歷史課，一次李老師要求我們將白居易寫的《賣炭翁》寫成現代白話文，我寫的白話文有幸被李老師作為示范文在其他班級朗讀。特別是他教的歷史課，淵博的歷史知識使再搗蛋的學生都能靜心聽他講課。他用二十四字概括中國歷史主要朝代變遷口訣表至今使我都記憶猶新。為生動形象地講述中國青銅器，我被李老師選為講解員先行去位于金陵東路、河南南路口的原上海博物館實地考察。我們讀中學時正是“文革”后期，批“師道尊嚴”泛濫，老師對學生的某種出格的行為也不敢多管，怕不知那天被學生貼了大字報。從抓班紀律的方面說，李老師也只能得過且過，但對我確比較用心，因為我是個搗蛋鬼，雖不參加群毆可偶爾也會有與同學發生肢體沖撞事。最主要的是上課亂插話頂撞老師是天天有的事。也是個讓任課老師見了頭痛的“剌頭”。對自己不喜歡的課，我均在課堂看其他書籍，其他老師管過幾次無效也就隨我去。針對我的情況，李老師沒有一味的管教我，他掌握我吃軟不吃硬的性格。知道我喜歡閱讀就主動提出由我開出書單，他利用業余時間去福州路上的上海書店幫我買書。幾次下來我也不好意思了，李老師就因勢利導以談家常的形式幫我逐漸改正一些不良習氣。1974年5月4日青年節，我作為差生轉變的典型在全校大會上發言，被批準加入紅衛兵。后來紅衛兵團一名高年級的學姐告訴我：我加入紅衛兵時他們的意見也不統一，認為我參加紅衛兵的時機尚不成熟。 圖為我的紅衛兵臂章 那天慶祝五.四青年節活動結束后，我剛走到張楊路、浦東南路不到的地方，被一名英語班的同學攔住，并動手打了我。當然，一場相互間的肢體沖突不可避免，好在其他同學及時勸阻。（1983年在嚴打中那位與我打架的同學被槍決了）。1974年的第一學期我被評為三好積極分子。 圖為三好積極分子獎狀 1974年6月我從紅衛兵團團部路過，被主管紅團工作的張帆老師叫住，問我是否愿意在署假里參加由黃浦區文化館（當時叫黃浦區文化科技館)舉辦的故事班學習。我當然愿意。七班是我和白風鳴同學、八班的楊思奇、另一名是嚴海燕同學，還有一名是七五或七六屆的女生名字記不清了。 圖為參加故事班的學員證 　　我基本與八班的楊思奇同行。從浦東楊家渡輪渡乘船，到復興東路上坐16路無軌電車至江西中路下車，然后步行到位于南京東路上海時裝公司樓上的黃浦區文化科技館培訓。給我們授課的都是上海寫故事或講故事的佼佼者。上世紀九十代初我曾向原上海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副會長黃宣林老師談及故事班培訓之事，（他也是我加入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的介紹人）。 參加故事班培訓好象是一星期二次，車渡費可報銷。 1974年12月張楊中學召開了首屆學生代表大會（印象中只有這一屆）。我們七班也有八名學生當選代表，我是代表之一。二天會議結束后，全校同學去浦東工人俱樂部禮堂看了動畫片電影《帶響的弓箭》。 圖為代表證 圖為學生代表會的學習資料 七班男同學的搗蛋在俄語班是出名的。1975年第二學期錢麗霞老師給我們代上一節政治課，我們這些男同學以為“新客”好欺負，一節政治課在搗蛋哄笑中度過，錢老師沒說一句話。我們的擾亂課堂秩序并沒嚇怕錢麗霞，她主動向年級組長提出要擔任七班的班主任。四十年后七七屆七班同學首次聚會，邀請錢麗霞老師、李芬華老師參加，錢、李老師告訴我們：當時錢老師請纓擔任七班班主任，其他老師都搖頭，認為七班紀律太差了很難改變。錢老師任班主任后，開始她并沒有立即抓課堂紀律，而是對學生進行家訪，我們七班每個學生家中都留下她的足跡。她顧不上倆個女兒尚年幼，硬生生將我們七班的紀律起了變化，而有改觀則是1976年赴青浦參加“三夏”學農后。（后續將有“學農記事”一文詳述）。 1976年從青浦參加學農回來后，也不知那位領導腦洞大開要進行教育體制改革，請工人師傅為我們上課。李育康老師被發配到上塑四廠參加勞動（勞動結束后他調到光明中學任歷史老師），上塑四廠一名師傅給我們上語文課。那位師傅姓林，留著分頭，戴副眼鏡，嘴唇向外微凸，典型的“書呆子”模樣。于是我給他提起了個綽號“小分頭”，漸漸在班級同學中叫開了。上課的教材是另外增補的，都是些說教的內容，七班的課堂紀律是好轉了，但上課時打諢說笑話的事還是有。因此錢老師給經常說怪話的同學起了個“奇談怪論委員會”。有委員長，我是副委員長，委員若干人，都是男同學。我曾在班級群同學聚會時談到此事。用現在的語言說就是講冷笑話。1989年我在上鋼三廠轉爐分廠工會工作，午飯后在工會美工組都會聚集些講笑話的職工，也被外界稱為“撬邊公司”。或許我無能待離轉爐分廠工會時我還是“撬邊公司”的高級職員。至今我還會說些令人發笑的冷笑話，而自己卻一本正經無笑容。 圖為“奇談怪論委員會”正副委員長 那位工人師傅教語文課也真的搭僵，后任給我們上語文課的是丁志妹老師。丁老師上課有個特點，肢體語言非常豐富，她給我們講魯迅先生的《故鄉》一文，說到“豆腐西施”肢體的動作令人發笑。丁志妹老師或許喜歡評彈，偉人去世后她給我們上課，那天她沒有照課本教授，而是讓班級同學跟她學唱余紅仙的評彈《蝶戀花——答李淑一》。當她剛用蘇州方言唱了第一句，我立即用蘇北話跟唱，結果引起班級同學哄堂大笑。其實張楊中學是以蘇北籍學生為主的，無論在?；蛟诩叶际侵v家鄉話，上海話都不怎么會說，何況學唱評彈。對丁老師上課印象較深的還有一件事，有名“奇談怪論委員會”的成員在上課時說笑話，丁老師讓他站起來檢討，結果該同學用“文革”中放映的電影《歡騰的小涼河》臺詞作了檢討。臺詞大意是：我把隊里的魚拿到市場上賣，這是不對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此話一出又是全班同學大笑，氣得丁老師夾起教材離開教室，好在下課鈴聲響了鬧劇才算結束。 1976年冬錢麗霞老師有張中共一大會址的集體參加券，12月27日七班大部分同學去參觀。由于星期一是閉館不對外開放，在錢老師的通融下我們得以進館參觀，但無講解員。 圖為七七屆七班大部分同學在一大會址留念 我在一大會址前 我們在中學時有過二次學工學農。第一次學工在上塑四廠，第二次學工在毛巾七廠。第一次學農在青浦白鶴公社陣岳大隊蒼西生產隊，第二次學農在張楊中學旁邊的川沙縣嚴橋公社光輝大隊。 圖為我在毛巾七廠被評為“學工積極分子”獎狀 理論上講我們應該是1977年畢業，但實際是在1978年秋季才畢業。 圖為我的高中畢業證書，國家是不承認1980年前的文憑，以后的文憑還是在企業工作時從初中文化學起。 粉碎“四人幫”后，學校的教育逐步走上正軌。1978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張楊中學七七屆也辦了高復班。我沒參加高復班，認為自己在學校所學的知識達不到考上大學的分數，同時國家有了子女頂替父母工作的政策，還是369拿工資好，雖然那時的學徒工資只有17.84元。那年高考成績公布后，張楊中學七七屆學生考上大學的不超過5人。離開中學學生時代50年了，在班級我從沒擔任過班干部或課代表。我應該感謝李育康老師、錢麗霞老師對我的幫助教育。若沒有倆位老師或許我也會成為社會上的小混混。 圖為張楊中學的借書證，張楊中學曾搬遷到浦東東方路，后來又并到其他學校。 圖為張楊中學七七屆七班同學幾次聚會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