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原生家庭

郝斌

我的父親是郝希武，母親是徐子欣。父親生于1915年2月22日河北省薊縣下倉鎮后官井莊，母親生于1917年6月25日河北省清苑縣溫仁村。父親肄業于薊縣簡易師范，母親肄業于天津女子師范學院。 　　我的父親郝希武 　　我的母親徐子欣 　　父親的祖籍是山東，祖傳職業為鐵匠。據說父親的曾祖父當年從山東推著獨輪車來到河北省寶坻縣林亭口落戶，至父親祖父輩則將家遷到了薊縣下倉鎮。我的爺爺郝鐘琳1920年因食道癌去世，我的奶奶楊氏1943年因腦炎去世。 　　母親原姓張，家族世代務農，至我姥爺張輝堂時，加上姥姥徐氏（盛爾）帶過來的10余畝地，已有30余畝地。姥爺封建思想嚴重，對姥姥經常非打即罵，對媽媽上學也百般阻撓。姥爺1942年去世，姥姥是我唯一見過的祖輩老人，她于1955年去世。 　　我的姥姥徐盛爾 　　父親和母親是于1944年8月1日在河北省平山縣結婚的，結婚時父親29周歲，母親27周歲。父親早于1932年就參加了革命，母親于1938年參加了革命。父母相識于華北聯大，相戀于軍區醫院，完婚于晉察冀二分區駐地。 　　郝希武和徐子欣（1947年11月拍攝于調往東北前的薊東）。 　　父親在與母親結婚前于1931年曾有過一次婚姻，并育有三個女兒，父親的前妻于1938年難產去世。1945年父母被派往冀東區工作，父母把父親的三個女兒接到了河北省遵化縣城家中共同生活。我的母親僅年長父親的長女15歲。 　　（前右）大姐郝炯霞；（前左）二姐郝依群；（后上）三姐郝曉廷1945年在遵化家中。 　　母親于1949年9月6日在湖北武漢硚口軍工醫院生下了我。我是母親這一生留住的唯一后代（母親因44年一次夜間避敵摔至流產后，就成為習慣性流產）。同期，父母從醫院收養了一個男孩，這就是我的哥哥。 　　1949年冬母親抱我在湖北醫學院宿舍外。 　　我生活在一個由父母、三個姐姐和一個同齡哥哥組成的七人大家庭中。 　　（1952年元旦拍攝于武漢的全家福：前左郝小斌，前右郝鐵安；中左徐子欣，中右郝希武；后左郝炯霞，后中郝依群，后右郝曉廷。） 　　大姐郝炯霞1955年結婚離家；二姐郝依群1958年結婚離家；三姐郝曉迋1961年結婚離家；哥哥郝鐵安婚后在家生活至1982年搬離父母家；我于1989年最后一個搬離父母家，屆時我已經結婚11年，兒子已經10歲了。 　　此后，父母身邊就沒有子女同住了，七十余歲的父母重歸二人世界。但我始終堅持每周回父母家住3～4天以陪伴父母。 　　2000年，我申請提前退休，其時，父親已患腹主動脈閉塞性血栓病癱于床7年，為了協助母親照料父親，我和我的小家于同年5月搬回父母家為父母盡孝。母親于當年6月突發蛛網膜下腔出血，9月去世；父親于2002年10月去世。至此，我出生的大家庭就此解體。 　　回顧我的原生家庭，我引以為豪的還是我的家庭的革命背景：父母的革命經歷，大姐的年少入黨……；回顧我的原生家庭，我以為最有特點的乃是家庭的多元因素，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復雜家庭關系。我出生的家庭就是這樣一個大的家庭。 一、我與父母 　　在我的家庭關系中，最重要的就是我與父母的關系。回顧我與父母相處五十余載的光陰：幸福的童年歷歷在目，患難與共的文革歲月揮之不去，老家助小家的歷程溫馨可依，我伴父母走向終點的日日夜夜刻骨銘心。 （一）幸福洋溢的童年時光 　　從我一出生，從湖北到湖南，至北京，從幼兒園到小學、初中，直至高一，我的生活記憶都是美好的。從我落地五天，父母就為我請了一位阿姨專門照顧我，直至七歲才離開。父母一直是我最可依賴的親人。 　　我較早的記憶來自1953年隨父親來到北京后的幸福家庭生活。據我的記憶，那時，父母每個星期日都帶我和哥哥到北京各處去玩，我們曾驕傲地說：“北京所有的地方我們都玩過了！”眾多的留影映證了我記憶的真實性。 　　（北海公園是我永遠的打卡地，此圖是1956年夏在北海湖邊拍攝的。） 　　我們家基本保持著兩個家的格局：父親一個家，母親一個家。小學時我基本隨母親住在北京鋼鐵學院的家里，與母親相處的時間比較長。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媽媽午睡時，我們不能出一點聲響。 　　1959年，經歷了大煉鋼鐵和反右傾運動的緊張后，媽媽終于患上了家族病——高血壓。那時，媽媽很悲觀，認為自己活不了多長時間了，給我織了一件毛衣，告訴我：這件毛衣一定要保留好。 　　在鋼院時，媽媽每周中間都要到爸爸那兒去看望爸爸一次。我非常不愿意讓媽媽到爸爸那兒去。記得有一次，媽媽又要到爸爸那兒去了，我非常生氣，就悄悄跟在媽媽身后，一直跟到媽媽上了公共汽車，我感到非常失望。 　　到小學高年級以后，我開始學寫大字。正好那時，爸爸也開始在家練書法。爸爸就教我毛筆字的筆劃用筆、字的間架結構；媽媽給我講毛筆字的字體。在他們的指導下，我的作品獲得了小學大字競賽的獎項。 　　我初中又住在了爸爸家——海淀區萬壽路28號。從這以后，我一直承擔著一項家庭任務：定期負責給爸爸到城里采購一次食品，如果脯、點心、茶葉等。爸爸培養了我吃零食的習慣。但，爸爸對我管教很嚴，如嚴厲地拒絕我要到同學家過夜的請求。 （二）患難與共的文革歲月 　　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臨了。我作為紅衛兵激昂地參加了“八一八”、“破四舊”、“大串聯”等活動，但很快就發現，這場風暴的矛頭指向的是我的父輩這樣一些人，我也很快轉化為“可教育好子女”了。 （三）強勢主導的擇婿紛爭 　　我家有三個大我十余歲的姐姐，父母頗有一套嫁女之經：三個姐姐的媒人都是父母大人，三個姐姐都是在23歲完的婿。按照我父親的觀點：女人一定要在25歲前結婚，否則人就走下坡路，不好嫁出去了。 　　我的婚姻大事也是在父母的導演下演繹完成的。 　　19歲時，我與姨表哥（姐姐三姨家兒子）相識，并經常通信，后來父母非常認可這門親事，逼著我把婚約定下來。但我右思右想，不能接受他身上的某些烙印，終于在最后一刻拒絕了他，那年我24歲。 　　自從我拒絕了表哥，父母就為我撒網擇婿竭盡全力。媽媽曾整個下午等在郵電局給我打長途電話。他們曾給我介紹過諸如：部隊的成功人士，根紅苗正的工人子弟、知名人士的后代……，不勝枚舉。 　　父母雖然為我擇婿非常著急，但是，在關鍵時刻卻為我堅決把關。一次，父母通過他人給我介紹了一位漂亮的科硏人員，交往一段時間后，聽說他致人做了人工流產，我和他約好當面說清此事。父母知道后，堅決制止我與他再見面。 　　26歲時，我認識了二姐的一位學生，我為他的熱血沸騰、熱情主動所折服，很快陷入熱戀。但是，不久就聽說他在陜西農村插隊時的一些不堪行徑，而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父母冷靜地勸導我，耐心地等待我降溫。 　　父母很快通過老同志為我介紹了冀東老革命王大中的幼子——付錫桂。付錫桂是一個極正派、極上進的干部子弟，只不過整個人顯得幼稚了一些，與我的成熟顯得不夠般配。我最終選擇了付錫桂，于1977年“十一”完婚。 　　在長達七年的擇婿紛爭中，父母總是扮演逼迫的角色，使我感到了莫大的壓力。當我終于步入婚姻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獲得的最大幸福是心靈的寧靜。 （四）迷失親情的重聚之時 　　我自70年11月到河北省新城縣當兵之后，就離開父母獨立生活，直至78年9月轉業回北京，才又與父母同處一城，進而同家而居。我非常渴望重溫闊別八年之久的父母親情，但我發現我與父母的親情卻出現了新的不和諧。 　　78年6月份，我在父母家生孩子。我想請一個保姆伺候月子，但父母怕影響不好，讓家里原有的保姆捎帶手地照顧我。月子里竟沒有吃到一只雞，送來的經常是干菜。滿月后，我晚上因帶孩子睡不了覺，白天卻要承擔孩子的大部事務，累得我一瘦不可收拾。我人生第一次對父母傷心。 　　78年正是后勤學院復建的籌備階段，需要大批的干部。我看到父親幫許多人的孩子調入了學院，而我是多么希望借這個機會能穿著軍裝回北京啊！可父親卻根本置之不理，使我當時對父親產生了很大的怨恨。 　　當我終于把我對父母累積的不滿宣泄出來后，換得的竟是母親給了我一筆錢作為補償，這讓我更加氣憤，并徹底寒了心：我渴望的是父母無私的愛和親情，你們怎么就不明白呢？ （五）父母同助的園丁之路 　　我在30歲之時，走上了教師之路。在學做教師的發端，父親給了我很實際的幫助。他告訴我，你要計算好你一節課能講多少字的講稿，在每個講題的開始標上你的開講時間……，這些講課基礎技巧我受用至今。 　　我34歲時被提拔為北京市第一商業局干部學校副校長，分管教務工作。我切實地請教了曾是北京鋼鐵學院教務處長的媽媽，又到鋼院教務處實地考察，使我的工作上手快、起點高。我暗自慶幸自己近水樓臺先得月。 　　在我當副校長、校長的二十余年中，父母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如何處理好人際關系。例如：當副手時要堅持按正職意見辦的原則，當正職時要堅持黨政團結的原則等。每當我遇到具體問題苦悶時，第一個傾訴對象就是父母。 （六）反哺盡孝的日日夜夜 　　我是一個有孝心的女兒。當父親1993年病倒之后，我就意識到，我人生中為父母盡大孝的關鍵時刻來臨了。我于2000年舉家搬回父母家照料年邁多病的父母，當年送走了母親，2002年送走了父親，竭盡全力地完成了反哺盡孝任務。 　　我是在38歲時才搬離父母家，有了自己的獨立住房。我雖然離開了父母，但考慮父母當時已經七十有余，我要求自己平時單獨回父母家住兩晚，節假日全家回父母家住，以慰藉身邊無子女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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