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不在，詩還在

顧桐

下邊正篇是“命題作文”，為文聯工作的友人所約。想是申請到了社科經費，廣請作者，撰述選題為《古詩詞中看太原》一類的書。因學識谫陋，我極少寫這種文字，但朋友力邀，又有“潤筆”誘使，就恭敬不如從命。這首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謁并州大興國寺》，十多年前，亦師亦友的太原史專家王繼祖先生，編《龍城三章·詠并詩詞百首》一書，輯入其中。我得一函，由是得閱。因是帝王所寫，又通篇散發著濃郁的禪佛意味，于是，不甚上心，只是泛泛讀過。而此次是寫“賞析”文字，這就不能不認真對待，打不成馬虎眼。初以為，書上查查，網上搜搜，“析”個八九不離十，也非為難事。不承想，費去兩三日工夫，竟找不到“權威性”的注釋與譯文。原因大概是，此詩題材屬“迷信”類，又無什么能量為“正”的宏旨大義，專家學者們懶去“普及”。而網絡空間于此詩雖不冷落，但多是裸陳和不求甚解、望文生義的臆造解析。無奈，只得埋下頭來查閱李世民年譜，和他的存世另作來觸類旁通，并從正解的禪詩佛語中找尋應證。總之，力求“賞”言“析”語，出之有據并離去不致太遠。如此，總算敷衍完成。但，可以肯定的是，未必就正確和不存錯謬。也只能這樣付之厚顏了。 超然離俗塵 ——《謁并州大興國寺》詩賞析 說到古代帝王，知名度、美譽度最高的，大約非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莫屬。有史論不吝評價，稱他為“千古一帝”。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代皇帝，626至649年在位，為唐高祖李淵次子。《舊唐書·太宗本紀》上說：“其聽斷而不惑，從善如流者，可稱千載一人耳。”在一個朝代里，大凡尊為太宗的帝王，多為有成之君，李世民可謂深孚此望。他即位后，以其“雄才大略而從諫如流，位極人君而兼聽納下”的作風，審時度勢，治世升平，無論于內政、于外交，都顯示出賢明勇武的胸襟與氣魄，超出先前歷代。唐太宗李世民年號“貞觀”，在其治下，經濟繁榮，軍事強盛，文化勃興，后人譽為“貞觀之治”，是眾所公認的史上罕見的盛世。李世民做為一代英主，其功業建樹非凡，厚積豐載，當時與后世，傳諸口碑與留諸史冊。亦使人津津樂道的是，做為帝王，他能詩善書，也帶動和促進了唐代的人文風華、思想馳游，詩心涌動各具魅力，詩情迸發呈現繁榮，交相輝映如星漢燦爛。太原，古稱并州，是李淵、李世民父子興兵起義，結束隋朝、建立唐朝的所在，有稱“龍興之地”。這首《謁并州大興國寺》詩，是李世民于貞觀十九年所寫。唐是漢下兩晉后，詩歌發展達至史上高峰的全盛時期，唐太宗濡染其中，為政之余，也多有吟詠。這首詩是他的即興而作，為“游記”性質，又題材局限于一時一地，在唐詩俊彩星馳的洋洋大觀中，并不太引人注意和不大為人知曉。但于太原，它就意義非同尋常，不僅生動側證了唐太宗的一樁游并史實，更折射了李世民向佛禮佛的情懷。全詩不飾雕琢，通篇曉暢如述，由衷而發的情感躍然字里行間，讀來如睹其心、如臨其境。全詩錄下。回鑾游福地，極目玩芳晨。梵鐘交二響，法日轉雙輪。寶剎遙承露，天花近足春。未佩蘭猶小，無絲柳尚新。圓光低月殿，碎影亂風筠。對此留余想，超然離俗塵。這是一首五言排律，寫景抒情，出于自然，語言清新，對仗精巧。首聯所寫，從相關史料看，“回鑾”應為紀實。貞觀十八年七月，李世民帶兵征伐高句麗，初戰連克十城，但后為不繼，加之天氣至寒，糧草窮竭，只能于昱年被迫撤回。途中，李世民特意取道定州，過太行山來到太原。在這里可以摹想到的是，征戰之苦并征戰不利，使他的身心極為勞累疲憊；所謂“游福地”，是他遙想當年起兵并州、創立勛業的地域感念，以期精神上的尋找依托和求得放松。“極目玩芳晨”，是前往寺院路上的寫景抒懷：春日的早晨芳草萋萋，放眼而觀，心境為之一開。唐代詩人杜牧有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延而下，唐代崇佛。李世民遵從佛教，入悟彌深。詩的次聯與三聯，所寫都是佛語佛解。“梵鐘交二響，法日轉雙輪”，“梵鐘”即佛鐘，“交二響”可以理解為鐘聲起落，但本意應是佛諦中的“開啟心智”與“破除煩惱”，由鐘聲交替鳴響；“法日”，為時序“立春”，是節氣之首，有萬物自此而始的吉祥之喻，故別稱“法日”；轉雙輪”，是指佛教中的智慧之輪與禪定之輪，雙雙轉動。這一聯所吟，是眼前實景引動下的意緒流淌，既為佛象的描摹，也為佛心的領悟。“寶剎遙承露，天花近足春”句，是走臨佛寺近前的情致敘寫，寶剎頂如同佛器，遙遙承接著來自天界的純凈露水；“天花”，為佛語中開在西方極樂中的仙界之花。著名的應縣木塔（本稱佛宮寺釋迦塔）有“花宮仙梵”匾額，同此一“花”，摘來可與應證。李世民在這里，拈花一笑，觸景悟禪，贊頌近在眼前的法相，足與春天媲美。四聯與五聯，是早春景致的描寫，“未佩蘭猶小，無絲柳尚新”，唐太宗觀察細致入微，對偶至巧，寫出春初的兩種物象：一小一新，蘭花剛吐嫩芽，柳樹未及垂絲；“圓光低月殿，碎影亂風筠”，這是進入佛寺后進一步的觀感，捉為佳對。“圓光”在佛語中是指佛、菩薩及諸神頭頂上的光環，此處代指整個寺廟；“月殿”即月亮，亦稱“月宮”。如南朝梁簡文帝《玄圃園講頌序》中：“風生月殿，日照槐煙。”又如《笠翁對韻》中句：“煙樓對雪洞，月殿對天宮。”詩中這上下兩句，俱為修辭倒裝，譯為今語是，清晨西垂的月亮還半掛在寺廟上空，風中之竹搖碎了一地亂影。這是寫景極為細膩、最為傳神的一聯：圓與碎，光與影，低與亂，月與風，構成一幅靜中寓動的圖畫，筆無滯澀，氤氳迷離，情境交融，佛心如儀，令人讀之感同身受。尾聯“對此留余想，超然離俗塵”，是謁佛寺后的心境總結。李世民征戰困頓，拂去紛亂，游寺而悟。在一派清凈的世界里，他沉潛其中，余想駐心，佛境的自在寧靜，自然的生機輪回，讓其于此放空一切，超然塵俗之外。據有關記載，唐太宗李世民存世詩作88首，《全唐詩》中收錄69首，做為帝王，也為罕見。元代辛文房在其《唐才子傳》序中寫：“唐幾三百年，鼎鐘挾雅道，中間大體三變。故章句有焦心之人，聲律至穿楊之妙，于法而能備，于言無所假。及其逸度標高，余波遺韻，臨高能賦，閑暇微吟，舊格新體、古風樂府之類，芳沃當代，響起陳人……（見貴州人民出版社《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唐才子傳全譯》）”。譯成白話是：唐代天下近三百年，顯赫的功業使詩道昌隆。其間詩風，大的方面有三次嬗變。因此，雕章琢句有殫精竭慮之人，音韻格律如百步穿楊之妙。手法上多樣完備，語言上自出胸臆。其成就則超越高峰，余波留有悠長韻味。詩人登高望遠，能出口成章，閑暇之余，常低聲吟詠。無論近體律詩、古風樂府，芳香熏陶當代士子，警醒老朽遲鈍之人……《唐才子傳》不僅是一部詳記唐代詩人逸聞趣事的精彩傳記，還是一部杰出的論唐詩風格流變并評價詩人藝術成就的專著。本書開篇，即作傳《六帝》（唐，太宗、玄宗、憲宗、德宗、文宗、僖宗），稱頌他們“俱以萬機之暇，特駐吟情”。其尤認為唐太宗為“天縱”，即在詩才上秉賦極高。雖然，作者視天子為貴，引為篇首，但也以此說明唐代詩歌的興盛，不能不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語）的必然；而李世民被列“才子”之“首”，也并非僅僅是對一個帝王“業余愛好”的褒賞過譽，而是折射這一時代中，所體現的自上而下文心一脈的精神稟賦。《謁并州大興國寺》詩，是隨寫，也是晚年唐太宗的心跡自然流露。他垂老之歲，遲暮中向佛而語，摒除俗念，將心放歸平淡。詩作三年后，一代君主走完他的帝王之路。而之后，歷一千三百七十五年迄今，詩中所謁“并州大興國寺”，花草幽徑，風雨塵煙，早已無存。據學者們考證，原址應在晉祠以東，現北大寺、南大寺村之間。寺不在，詩還在，并仍會一直延存下來，于我們的捧讀吟誦間，回味曾經，傳為久遠。 （說點題外話。中國是詩的國度，這種文化傳統，使歷代帝王中好詩者也多，但能達到詩（詞）人之稱的也就三五。唐太宗是一個；之前有魏武帝曹操和其子文帝曹丕，之后有南唐后主李煜及宋徽宗趙佶。應該說，他們的詩（詞）名都超過李世民。清中興后，乾隆一躍成為寫詩發燒友。據說，一生作詩四萬首，應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但這位自負的主，歷史與后人并不買他的賬，認為他是“蘿卜快了不洗泥”，或是“揀到籃子里便是菜”，其詩，一是架子“端”得厲害，二是面孔一同毫無生氣。可見，帝王職業與詩并不完全并行，龍椅上雖“威加海內”，但詩總歸是性靈之物，無論高亢與低回，無論喜悅與哀傷，都要出之“我”并我的真性情。唐太宗這首詩，是他“困境”中的逃離現實之吟，今天講算是“消極”，但不藏不掖，于詩反真。） （配圖為作者所攝晉祠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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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不在，詩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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