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我一生中影響最大的幾位老師（副本，2024年教師節前）

生在黃浦江

人活一世會遇到很多人，有些人只是從你的世界路過，有些人會走進你的世界，甚至影響你的一生，成為你的伯樂。2024年教師節即將到來，一個人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畢業，甚至工作以后，一生中會遇到很多老師。其中有些老師對你的成長，對你一生會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在教師節到來之際，懷念一下對你此生影響最大，幫助最大的老師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如今我已虛度九十高齡，我的老師大多不在了。趁自己腦袋還清晰把一些有意義的人和事記述下來，既是感恩，也是紀念。 目錄：恩師篇：一，李錫胤二，熊映梧三，卓炯四，古念良附錄：一，人生感言二，從外專到黑大28年母校情三，退休好四，我的一生 一李錫胤（1926年5月—2022年9月5日）語言學家，詞典學家，翻譯家，黑龍江大學辭書研究所所長《懷念李錫胤》李錫胤，浙江紹興人，黑龍江大學教授、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李錫胤曾先后在復旦大學、浙江大學、臺灣省立師范學院學習英語；194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學習社會學；1950年轉學到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黑龍江大學前身），后歷任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研究員、辭書研究所所長等職；1987年任黑龍江大學博士生導師。李錫胤長期從事俄語詞典編纂工作。2022年9月5日，李錫胤因病在海南省萬寧市逝世，享年97歲。我這一生學過兩個專業，從事過兩個專業的工作，我的知識結構既豐富，又很雜。我的專業技術職稱是經濟學研究員，但是我經常問自已;“你的專業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俄語”。你這輩子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是在母校參與編纂的《大俄漢辭典》、《蘇聯百科辭典》、《便攜俄漢大辭典》。1975年李錫胤老師在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組閣成立詞典組，重新恢復停了很多年的《大俄漢詞典》編撰工作。這是繼劉澤榮主編的《俄漢大詞典》以后的最大最全的俄漢詞典。這部詞典早在哈爾濱外語學院時代就已經開始，當時領導這一工作的是哈外院的副院長趙洵。哈外院變成黑龍江大學以后這個工作就停了。全套人馬隨著趙洵校長去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后來又轉入情報研究所。1975年7月，我教的72級工農兵學員結業，就參加了李錫胤老師組閣的詞典組。在李錫胤領導下完成了《大俄漢詞典》、《便攜式俄漢大詞典》、《蘇聯百科辭典》三部巨著。1984年完成了《蘇聯百科詞典》的審譯工作，調離了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我有幸在李錫胤老師領導下一起工作九年，他的嚴謹的學風、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廣闊淵博的知識，尤其是他對工作，對同志的滿腔熱情是我難以忘懷的,對我影響非常深遠。李錫胤老師是真正做學問的人，他善于團結同志，1975年文革還沒有結束，老師們業務荒廢多年，聽說李錫胤成立詞典組紛紛投奔到他門下。那時的詞典組幾乎集中了俄語系所有老專家。他的用人標準是業精于勤。他對同志的關心無私真誠，1982年寒冬我身體不好，家人又都不在身邊，李老師踏著大雪抱著一盆熱氣騰騰的水餃親自給我送到五樓，李老師還給年輕同志選擇有關詞典學的俄語論文，指導他們翻譯，幫他們修改后，推薦給上海的《辭書研究》發表…… 這三部大詞典是在李錫胤老師的領導下用9年時間完成的，工程浩大，對我工作能力的培養和提高有很大幫助。這三部詞典是我這輩子學習俄語，從事俄語教學和詞書編撰的紀念，審譯《蘇聯百科詞典》經濟學詞目讓我重新復習了過去學過的經濟學、會計學和統計學，為了保證每一條釋義的專業性我把譯文和許滌新古念良主編的三卷本《政治經濟學詞典》進行逐條的比對，相當于從頭到尾把政治經濟學認真研學了一遍，并因此和古念良老師結下了不解之緣。 《大俄漢詞典》商務印書館出版，收詞 15.7萬詞條，1061萬字。 《蘇聯百科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條目8萬，925萬字。 《便攜俄漢大詞典》，商務印書館出版，收詞14.25萬條，324萬字。 二熊映梧（ 1929-2003），經濟學家，生產力經濟學奠基人，黑龍江大學經濟系主任《懷念恩師熊映梧》我來廣州40年了。年年虛度年年度，40個寒暑春秋。每每想起此事我必感恩我的兩位恩師，恩人—— 熊映梧和卓炯兩位知名的經濟學人。一個是黑龍江大學經濟系主任，一個是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卓炯（1908-1987）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行者。他，一個從國外回來參加革命，被國民黨列為黑名單的學者，就因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張，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遭受批判、文革中受盡凌辱。熊映梧（ 1929-2003）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生產力經濟學主要創始人。他主張《經濟科學要把生產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他公開向傳統政治經濟學挑戰，1980年他就提出"忽視生產力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致命弱點" ，"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走進了‘死胡同’。"這兩位經濟學人一南一北，他們的相知相遇反映了當代中國的一段重大經歷。南卓北熊兩大著名學者，因為觀點相同，遭遇相同，在一個特殊時刻相遇相知相惜。他們的相遇相知促成了我從冰雪覆蓋的松花江邊來到了春風蕩漾改革開放的珠江水畔。1980年代初期，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學術研究會在我國最大城市舉行。紀念大會，隆重又熱烈。熊映梧老師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在上海《社會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用發展的觀點研究〈資本論〉》的文章，公開宣稱，《資本論》也有歷史局限性。直截了當提出："《資本論》是科學著作還是天書？……否認它有歷史局限性，把它奉為永恒的絕對真理體系和萬古不變的信條，難道不是事實上把《資本論》當做天書了嗎？"他以學者的思維在四個方面論述了《資本論》的歷史局限性。此文發表猶如一塊天外隕石，引發了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國經濟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的一場最大學術風波。一場本該隆重紀念的大會驟然變成了批評的大會。熊老師從上海回來后，一個夜晚，我和他在校園散步相遇。談起了會上的批判"盛況"。他對此毫不沮喪，反而親切地問我夫人近況（她當時在經濟系工作，是熊老師部下），問我想不想去廣州和夫人團圓？他說他這次開會認識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卓炯教授。熊老師遭受如此巨大批判，精神壓力可想而知，可是他仍不忘關心手下一個普通教師的家庭。我三生三世也難忘??！在會議空隙的閑談之中他告訴卓老：經濟系有個老師夫人，廣東人，從上海調來，不適應東北嚴寒，下雪天摔斷腳骨，現回香港定居。你如有可能把他調去，以成全其家庭團圓。熊老師問我：廣東需要一名會外語的雜志編輯，你想不想去？當時我正在完成平生所參與編輯的第三部大詞典——《蘇聯百科詞典》的譯審定稿工作。"編委會委員"和既能俄語翻譯教學，又有經濟學基礎的雙重專業身份還是符合用人單位需要的。我答應熊老師不妨試試。就這樣在熊老師的推薦和卓老的親自關懷之下開始了我調來廣州工作的漫長歷程。如今我來廣州已經35年，我愛珠江水，我喜歡越秀山，我也懷念我學習工作生活了28年的松花江畔。我48歲來到廣州，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我決無借恩人之名為自己涂脂抹粉之心，我只是由衷地感謝師恩！以下是熊映梧老師的部分著作和他的照片以下是卓老的部分圖片卓炯教授與夫人合影 我到廣州之后卓夫人去了美國，家里只剩卓老一人。我每次去家看望，都見他伏案寫作。1987年他住進省人民醫院。我和許隆同志去醫院探望，他親切地和我談了很多有關生病的事情，最后…… 熊映梧圖片：選自百度卓炯圖片：選自專題片《普羅米修斯的微笑——卓炯啟示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廣東經濟學會、卓炯基金、珠江電影制片有限公司聯合攝制） 此文原載《沙曼楊柳》2017年第三期 熊映梧題字：年過半百欲何求，標新立異又碰頭。毀譽榮辱身外事，管他冬夏與春秋。浩成兄雅正 三卓炯（1908年1月24日-1987年6月24日），經濟學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奠基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懷念卓炯》（此文原載于《卓炯紀念文集》，廣東出版集團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2008年7月）卓炯（1908-1987）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行者。他，一個從國外回來參加革命，被國民黨列為黑名單的學者，就因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張，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遭受批判、文革中受盡凌辱。卓老是那個時期中國一代經濟學人的杰出代表。 2008年1月24日是卓老100周年誕辰，2007年的6月24日，是卓老逝世20周年的日子。 每當我想起卓老，在我眼前都會浮現20多年前卓老清晨在越秀北路慢跑去越秀山晨練的身影。有一天早上，我看到卓老又在跑步，我就問：“卓老你每天都堅持跑步嗎？”卓老說：“人老先老腿！每天跑跑步，能鍛煉腿力”。 那時卓老已經是77歲的高齡了，他還能如此堅持鍛煉，我十分欽佩。 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之后一年多時間，卓老走了，他永遠離開了我們。 卓老生病住院以后我和許隆同志去醫院看望。卓老見到我們十分高興，但是他又不無擔心地問我：“卜東新，他們說我是肺心?。?？”許隆和我當即安慰他說：“你就是一般的感冒，你放心好了！過些天就會好的！”看到他精神蠻好，加上來病房看他的人逐漸多了起來，我和許隆同志就和卓老道別，答應過幾天再去看他。 可是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幾天之后突然傳來噩耗：卓老走了。我再也見不到他了。 卓老逝世至今的20年時間，中國的發展實踐完全證明卓老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無比正確性。“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這個在今日之中國已經成為連小學生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卓老在當年竟為它的實現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和巨大的代價。 每當我想起卓老，我還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另一個人：黑龍江大學的老師熊映梧教授。這不僅是因為熊映梧老師介紹我認識了卓老，更重要的是熊映梧和卓老都有著共同的經歷，他們是中國一代經濟學人的杰出代表。卓老的一生因為堅持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經受了很多的磨難。熊映梧則是我國生產力經濟學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長期以來被當作是唯生產力論的代表人物，作為修正主義分子，經受了無數次的批判。熊映梧和卓老的交往和友誼是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真理的執著追求和共同的學術信仰之上的。 1987年的6月24日卓老走了，熊映梧也于2002年4月8日離開了我們。兩位老一代經濟學家的理論研究給共和國、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為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我是經由熊映梧老師認識卓老，并通過卓老調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如今我也步入了古稀之年。人老了經常會想起過去的事情。如果沒有卓老和熊映梧的友誼和交往，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就不可能有我后來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工作和生活的20多年經歷，我也就不可能親身經歷廣東改革開放后的飛速發展。 1982年，當時我在黑龍江大學辭書研究所從事《蘇聯百科詞典》的譯審工作。有一次熊映梧老師從外地開會回來，和我提起工作的事情，他問我：“你想不想去廣州工作？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需要一個編輯?！蹦菚r我已經是46歲，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別人一樣一家人和和美美團聚一起啊！熊老師對我家庭長期分割兩地，十分關心。他在一次學術會議上遇到卓老，就順便問起科學院要不要人的事。在卓老的關心之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在卓老卸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職務以后，曾牧野副院長接著為我辦妥了調動手續。1984年2月接到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調令，而我也正好完成了《蘇聯百科詞典》全部經濟條目的譯審工作，告別了我學習、工作和生活了28年的母校，告別了熊映梧老師來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工作。 來到廣州以后，卓老對我的工作、生活十分關心，他總是鼓勵我好好工作，問我有什么困難。 我來廣東不久，研究所承擔了一個可行性研究項目，我想找一些專家請教，但是苦于人地生疏。我去找卓老，卓老立即給我介紹了一些知名學者；連我的孩子大學分配要來廣州，我不知道需要辦哪些手續，也是卓老幫我找有關部門出具證明等等。卓老對我無微不至的關心，令我終生難忘。 1985年5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和香港浸會學院在珠海聯合召開第二次粵港關系研討會。卓老在會上宣讀了《從“一國兩制”的經濟基礎看粵港關系》的論文。而我有幸成為他的即席評論。 卓老在文章中指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有共同的經濟基礎，這就是商品經濟，特別是擴大商品經濟，我們在這個理論指導下順利地解決香港問題。我們的對外開放不是開放資本主義，而是開放擴大商品經濟，學習價值增量?！薄跋愀鄣纳唐方洕窃谫Y本主義制度下發展起來的，對于他們來說，并不認為這是商品經濟體制的優越性，而誤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lt;/p> 卓老的商品經濟思想實際上就是兩個不等式：一是商品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二是社會主義不等于計劃經濟。我在評論中還引用了列寧的一句名言：無所不包的計劃實際上只是一種空想。我的這個評述在會后得到了時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李中同志的贊揚。 卓老的這個發言距今已經20多年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最初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完全的市場經濟取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我國的國力大增，民心大快。卓老沒有能夠親眼看到香港回歸祖國以后的穩定、繁榮和發展，但是可以告慰卓老的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香港和祖國大陸的經濟關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今天我們懷念卓老，追思卓老，紀念卓老，就是要學習卓老不屈不撓，為真理而奮斗終生的治學和為人精神。 卓炯教授與夫人合影我到廣州之后卓夫人去了美國。家里只有卓老一人。我每次去家看望，都見他伏案寫作。1987年卓老病了，我和許隆同志去醫院探望，他親切地和我談了很多有關生病的事情，最后…… 四古念良(1918～1991年)，經濟學家，我國第一個港澳研究機構創始人《懷念我的好領導古念良老師》（此文原載《新經濟》雜志社出版的《名家精選》2024年5月） 一，我國第一個港澳經濟研究中心的創辦——我院港澳經濟研究中心的歷史沿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香港”問題提上了日程。1978年4月，國務院成立港澳事務辦公室，第一件大事就是籌備和召開第一次港澳問題會議。這次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月，對一些錯誤的極左的政策，進行正本清源。 1980年8月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許滌新在廣州設立港澳經濟研究中心。同時成立了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港澳經濟研究中心由古念良任第一任主任，兼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林泉水同志來廣州協助工作（　林泉水， 1939年10月生，福建安溪人，研究員。1964年7月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理事。主要代表作有：《內地與臺港澳經貿合作的若干問題》(論文)、《經濟特區的建立與發展》(論文)、《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證——“一國兩制”》(論文)等。） 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港澳經濟研究中心改屬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領導，中心主任仍由古念良繼續擔任。這一時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關于香港經濟成長的原因和前景；2.港英當局的經濟不干預政策；3.關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4.關于經濟特區與香港的關系，為我國的經濟特區建設和改革開放提供、介紹香港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當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港澳經濟研究中心是全國唯一的港澳研究機構。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是全國從事港澳經濟研究的人員和機構的聯絡平臺。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1月。唯一能和廣東省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相提并論的是1984年在上海市市長汪道涵關心下成立的由上海著名港澳問題專家楊小佛先生為第一任主任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加強了上海對特區和港澳問題的研究，成為中國研究特區、港澳問題的重要基地之一。上海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的成果為人們了解香港、認識香港，為香港的平穩過渡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84年末的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年會就是上海和廣東兩地合作在上海舉行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經濟研究中心有兩個出版物：《香港經濟剪報》和《港澳經濟》雙月刊，這一報一刊對了解香港，認識香港，溝通兩地學術交流曾經起過重要作用。（注：《香港經濟剪報》1987年更名為《亞太經濟時報》；《港澳經濟》后來變更為《新經濟》……）二，德高望重的革命者和經濟學家——古念良的光輝歷史：1，1939年后，在西南聯大邊學習邊參加革命活動，任中共西南聯大第一、二屆黨總支委員，兼文、理、法3個學院分支書記。2，1940年10月，皖南事變以后，古老受組織委派與妻子沈吾華（沈鈞儒侄女）一起到滇西北任武定地區7個縣的中心縣委書記，開展革命工作。（請注意：7個縣的中心縣委書記）3，1945年初，調到中共南方局機關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箲饎倮蟊慌赏虾；I辦現代經濟通訊。4，1947年9月他受中共中央上海局（原南方局）派遣到香港工作，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港澳工委的財經委書記，公開身份為香港《經濟導報》總編輯。（古老在香港的報界出版界《明報》《鏡報》……有很多朋友，這為他的港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條件。）5，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廣州財政局軍代表、局長，中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南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廣州市政府財糧貿辦公室副主任兼財政局長。參與起草廣州市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6，1957年參加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時，發表“重工業搞多了，不成比例”等言論，于1958年被劃為右派，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他的理論是“借鑒資本主義經驗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借鑒香港發展廣州” 。三，難忘和懷念——高風亮節的人格魅力自從1984年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上海年會上認識古老，和他也有過比較深入的交談，但是他很少涉及自己的光榮歷史。唯一涉及的一次是在1985年社科院在深圳小梅沙舉行的職稱評審會上，晚上古老和我一起散步。他問我過去的工作情況：我說我學過經濟、俄語兩個專業，我是上海銀行學校的首屆畢業生，后來學了俄語，教過書，還編過三部大辭典……沒想到這次談話勾起了古老的一段往事。他告訴我他和許滌新一起編過《政治經濟學辭典》。我問他是不是三卷本的《政治經濟學詞典》？這部三卷本的《政治經濟學辭典》我太熟悉了。我在審核《蘇聯百科詞典》經濟條目時，差不多每一條中文翻譯我都要用許老的《政治經濟學辭典》進行核對。許老的這部詞典陪了我整整兩三年。也許就是這次談話加深了古老對我的印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古老被借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參加《政治經濟學辭典》的編審工作。他離開廣州時，《羊城晚報》總編輯吳有恒同志題贈他一首詩：題詩我欲送君行，意態忽然甚縱橫。二十年來將冷眼，空無物處看浮生。不因成敗論諸葛，未肯著書比老彭。此去瓊林應奪席，莫教博士浪談經。這首詩到1980年5月29日才發表在復刊不久的《羊城晚報》上，吳有恒同志寫道：“我故作豪語，以壯其行，卻未敢輕易給別人看。我對這位友人（即古念良）說：‘過兩年發表。’我料兩年以后，右派問題，當會改正。”1979年老古的問題果然得到了改正。二十年的“冷眼”結束了，老古又可以施展他經濟工作的才干了。古老一生對經濟學專業很執著，很有根底。1959年，古老生母去世，“右派”帽子摘了，但是還要繼續在農場接受勞動改造。他在逆境中依然豁達樂觀，沒有放棄學習，沒有放棄他的學術研究。1962年后在農場的工余時間他又開始研究明清經濟史和明清經濟思想史。他認為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幾千年的文明沉淀必然會留下印記，影響后續發展的路向，“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就在這部詞典出版之后，古老的錯劃右派問題得到了改正。1980年3月，古念良作為“中國經濟專家代表團”成員，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研究所所長許滌新等同志到香港參加“80年代中國經濟展望”研討會。他講了中國技術引進問題，飲譽香港。回來后略作準備，8月份就帶了一個年輕的研究人員，從北京到廣州籌建研究中心。當時一無房，二無資料，三無人。兩個月里，他們編譯出版了《世界出口加工區概覽》一書，科研人員也從無到有增聘了一些有志于港澳研究的人員。搞港澳研究人脈和資源非常重要。香港的學術界有古老很多朋友。香港一些大學教師或出版界如果受港澳研究中心的邀請來廣州參加學術活動頗有過去進省城的感覺。香港《經濟導報》、《鏡報》、《明報》…… 都有古老的故知，《經濟導報》更是他在香港的辦公場所和家。北京的許滌新、方卓芬，上海的楊小佛，蔡北華……… 是他的知己好友。廣州本地的一些學術機構也都和他保持有密切的學術聯系，如中大的雷強，暨大的王光振、何佳聲，華師的李華杰……… 有一次廣東省委統戰部通知，要我去向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匯報在和港澳學術交往中的統戰問題。（這次匯報的效果很好。臨走中央統戰部部長不讓我走，留我一起共進晚餐。）古老一生廉潔奉公。北京、上海、香港有朋友來廣州，古老都是自己招待，沒有讓我簽字報銷。古老經常去香港，回來也從來沒有要我簽字報銷出差補貼。古老對我有一件事情是我永生難忘的。1989年我太太突然得病，全身癱瘓，住在香港銅鑼灣的東華東院。古老得知以后親自爬上山頂到醫院看望慰問。我回到廣州以后，古老又上六樓來我家探望，對我對病人無微不至的關懷。就在這之后不久有一次開會古老突然接到沈吾華老師的電話急匆匆提前退會………之后知道古老病了。我去東病區看過他幾次，有一次他非常遺憾的對我說“為什么別人得病都好，許世杰好了，鄭惠梅也好了，就是我不好？”我安慰他說你也會好的……… 過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古老不治終于永遠離開了我們。我家的病人也病入膏肓，越來越重…… 我最后一次去東川路古老家是給沈吾華老師送去《廣東百科全書》第一版（里面“古念良”的條目是我寫的）。古老的一生高風亮節，剛直不阿，我終生難忘。古老的遺骨埋在廣州蘭圃的一棵大樹底下，沒有墓碑，沒有任何標志，我每次去蘭圃都會在不知道哪一棵樹下憑吊我曾經的好領導好老師。一個人一輩子能遇到一個難忘的好領導是非常可貴非常難得的。參考文獻：1，《“拓荒牛”——訪社會科學院港澳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古念良》——作者韓天雨（搜狐網）2，《木秀于林——紀念我的舅父古念良逝世31周年》——作者曾筱鴻（清華校友網）3，中山市人物專題《古念良》（博雅文化旅游網）4，《難忘的回憶親切的懷念——紀念我的爸爸古念良同志逝世五周年》——作者古華《港澳經濟》1996年第4期（手機知網）5，《古念良與歐森的情誼》——歐東丁 2022.03.19 于廣州回憶（清華校友網）6，《往事怎能忘卻——懷念古念良》——作者方卓芬（知網） 古念良去北京，曾任廣州市委書記、時任《羊城晚報》總編輯的吳有恒賦詩相送，以壯行色：題詩我欲送君行，意態忽然甚縱橫。二十年來將冷眼，空無物處看浮生。不因成敗論諸葛，未必著書比老彭。此去瓊林應奪席，莫教博士浪談經。吳老的這首詩直到1980年5月2日才在《羊城晚報》發表，吳老在發表這首詩時寫道：“我故作豪語，以壯其行，卻未敢輕易給人看。我對這位友人（指古念良）說：過兩年發表。我料兩年以后‘右派’問題當會改正。” 古念良妻子是沈吾華，沈鈞儒老先生是古念良的叔岳父。1960年冬沈鈞儒老先生到廣州，古念良放假回家，一家人與沈老合照。 廣州蘭圃，繁忙喧囂的鬧市里的一片綠洲，面積不大，清靈秀雅、寧靜精巧。蘭圃絕對是一個值得細細游賞的好地方。蘭圃于我還有一層特殊的意義：在蘭圃的一顆大樹下長眠著一位經濟學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人古念良老先生。他是我的領導也是我的恩人，我曾有幸被他選為當時全國唯一的港澳經濟研究中心的"接班人"。他帶領我參加了一些重要的學術會議，他讓我結識了內地和港澳的一些經濟學名人。在香港，他獨自爬上銅鑼灣半山的東華東醫院探望我生病的夫人，回到廣州，他又登上六樓我家陋室探望病人。他給了我無微不至的關心和幫助。他作為一位副省級的老領導如此對待下屬對待工作，我終生難忘。我每到蘭圃都懷有一種感恩敬畏之心懷念已故的恩人。這里有很多參天大樹，古老的骨灰就埋在這里的某一棵大樹底下，無聲無息，沒有墓碑，也沒有任何記號，但是他卻長存于我的心里。 附錄一，《人生感言》《人生感言》2009年8月8日，是我成家五十周年的日子。寫下幾筆以志紀念：古稀已過又四年，經歷雖多亦平凡。國家“折騰”民不安，難得和諧度晚年。寫下一家經歷事，示兒示女莫忘懷：我家本住上海灘，生于一九三五年。日軍侵占遭淪陷，我隨母親去逃難。坐船遇上扔炸彈，一路提心又吊膽。泰興城里有故鄉，記憶猶新難再還。銀行學校畢了業，“革命”始于五三年。工作生活本安定，盼向科學去進軍。五六求學哈爾濱，結婚一九五九年。至今成家五十年，歷歷往事涌眼前。本想成家好回家，一枕黃粱美夢散。夫妻分離十三年，惠梅一人留上海。又做家務又上班，撫養子女擔重擔。有女有兒本是福，艱苦歲月養兒難。七一（年）團聚松江邊，省吃儉用心也甘。生活安定未兩年，奉命下鄉去鍛煉。養雞撿蛋學種田，天寒地凍腿摔斷。受苦受難整十年，奔喪香港把鄉還。長女從小會當家，洗衣做飯樣樣來。深挖地窖儲秋菜，不慎跌落窖里邊。某年送母回上海，小飯店里去吃飯。回家突然發肝炎，同事借錢住醫院。此生難忘兩恩人，學者熊映梧卓炯。為我全家能團聚，調我工作來嶺南。無欲無求勤學問，為人為事求安穩。天生我才必有用，巧遇伯樂不忘恩。女兒大學畢了業，分配廣州家團圓。社會刮起留學風，人心思變留家難。母親病重仍關懷，異國他鄉求學問。如今已過不惑年，只盼孫兒早成才。小兒自幼留上海，無人照顧少安排。爺爺有心力不足，伯爺夜晚來陪伴。中學畢業去香港，母子二人終團圓。豈料大學未畢業，母親病重手腳癱。一九八九六月七，我到香港銅鑼灣。惠梅臥床起不來，從此相守整五年。女兒九零出遠門，家中只有兩老人。艱難治病花大錢，以沫相濡也心甜。病妻一走我也衰，半夜常吃救心丹。有時一夜吃三次，鬼門關前轉幾圈。頭昏腦脹天地旋，胃病已犯二十年。愛妻憐我年紀老，勸覓新人莫避嫌。如今過了十五年，新人照料尚體貼。退休在家心地寬，身體已勝十年前。讀書看報游世界，只缺孫兒在身邊。乖孫說我活百歲，我才活了四分三。只求兒女能自強，生活安定保平安。莫望邪門發大財，踏踏實實把事干。要把子女教育好，學習進步早成才。家庭幸福得安康，老父再延福壽年。 二，《從外專到黑大28年母校情》我是1956年考入哈外院的。60年畢業留校任教。1984年離開母校。在松花江畔的沙曼屯校園里學習工作了整整28年。在哈外專校友里我們是屬于“小學輩”的。既沒有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光榮經歷,也沒有跟著蘇聯專家參如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規模建設的輝煌經歷。與后人相比,又未能親身體驗中蘇、中俄邊境貿易的火爆場面。但是我們親身感受過老外專留下的朝氣蓬勃的革命精神;也親耳聆聽過王季愚、趙洵兩位老校長的樸實無華諄諄教導，和她們對青年學生滿懷期望循循善誘的熱情講話。我們曾經親身經歷了驚心動魄的“反右整風”;也親身體驗過改為黑大的那個冬天,小高爐架滿校園，爐火通天大煉鋼鐵的壯烈煬面;我們更品嘗過在呼蘭縣康金井辦“炕頭大學”的滋味。至于文革中對所謂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殘酷批判更是歷歷在目不寒而栗。下鄉下廠下廚房，趕馬車下煤礦，上山辦學更是家常便飯……人們總說,歷史是不斷前進的?？墒侨藗冇植坏貌怀姓J,在中國，在一段不太短的時間里歷史被完全顛倒了。這種歷史的顛倒,是以粞牲了無數革命先輩的生命為代價的。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到我們的校長王季愚都未能幸免,更不要說一些本人歷史或家庭出身有問題的知識分子了。就連認認真真讀書,老老實實教書做學問也會被一些人斥之為“只專不紅”。王季愚校長常說的“出身看本人,歷史看表現”到后來也完全被扭曲。在那十年動亂的日子里,一次教研室的學習會上,王瑛老師提出一個問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可不可以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得到的回答是:“你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共產黨給碗飯吃已經很不錯了,你還想當接斑人!?”上海的老媽媽,千針萬線含辛茹苦親手縫制了棉鞋棉襖寄給遠方的兒子御寒防凍。作上述“回答”的那個人要他在鞋底里尋找資產階級烙印。如今,雖事過境遷,但是,母校，一個多么圣潔的名字，在我心中好似一個甜酸苦辣的混合體。在母校學習工作的28年中我感到最慶幸的是1975年,在我教的那一班工農兵學員畢業以后,李錫胤老師組閣成立辭典組,編纂早在1962年就已開始著手,受到趙洵副校長大力支持,后來又幾近夭折的大型俄漢辭典。就從這一年夏天開始,我有機會和李錫胤、陳楚祥、高森、潘國民、郭育英、何兆源、李蘊真、華劭等老師一起,投入了十分辛苦,但又十分有意義的辭書編寫工作。直到1984年由于家庭原因，承蒙熊映梧老師的關心,把我推薦給了時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卓炯教授。從此我離開了母校,開始了又一次新的創業,搞起了過去從未搞過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在新一輪的創業過程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的哈外專老校友劉仲亨、趙國琦、王興權、朱鐵聲等老師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幫助和支持。所幸的是上大學之前我學過銀行金融，又在上海財經學院專修過統計學，稍稍有一些經濟專業的基礎知識。我研究了世界經濟、港澳臺經濟，還擔任過報紙和雜志的總編輯。在松花江畔經歷過嚴冬鍛煉和考驗的人格外珍惜春天的可貴。我沒有忘記母校對我的教育和培養,我沒有辜負老師們對我的期望。我解決了母校28年沒有解決的組織問題,連續兩屆被選為機關黨委的委員,擔負一個研究所的領導責任，評上了高級職稱。這不是我到了廣州以后我的思想和學識水平有了什么“突飛猛進”,而是在松花江畔母校多年培養、教育和鍛煉的結果。時光荏苒,轉眼之間我也年過花甲。在這一生的學術生涯中我涉足過銀行金融、統計學、俄語、辭書編纂、情報學、世界經濟研究等學科,至今仍在擔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經濟的碩士學位研究生指導教師。但是我還是經常問自已;“你的專業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俄語”。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是在母校參與編纂的三部辭典《大俄漢辭典》、《蘇聯百科辭典》、《便攜俄漢大辭》。在和李錫胤老師共事編寫辭典的9年中,他那嚴謹的學風、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忘我的工作精神、廣闊淵博的知識和對工作對同志的滿腔熱情是我難以忘懷的,對我影響非常深遠。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曾經被顛倒了的歷史又重新顛倒了過來。如今在加強革命傳統教育的今天,重溫一下哈外專的歷史,重溫一下過去走過的路，不管是對年青人還是過來人,都是有益的。 此文原載于2001年黑龍江大學校友會出版的《往事——校友回憶錄》，里面有不少哈爾濱外專（前身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俄語大隊）的老領導老教師寫的回憶文章。其中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寫的回憶趙洵副校長的文章。60歲那年我給哈外專北京校友會《松花江畔》寫的這篇《從外專到黑大28年母校情》也被收集了進去。這篇文章記載了1956—1984在學校的主要經歷和后來的變化。20多年前寫的老舊文章，往事歷歷在目，讀來仍感親切。 三，《退休好！》2010年3月17日星期三十八開始去上班，六十四歲把家還。工作四十六年整，功勞苦勞難說清。年少不識愁滋味，不圖安逸求上進。白天算盤不離身，夜里財大求學問。大學考到哈爾濱，心向科學去進軍。人人都說讀書好，讀書越多越混沌。思想改造三十年，上山下鄉下礦井。覺悟總是提不高，路線斗爭分不清。夾著尾巴難做人，聽人吆喝看人臉。當個老九真可憐，提心吊膽“干革命”。 烏云遮日難長久，我乘春風到南粵。嶺南大地氣象新，發憤圖強報師恩。如今退休逾十載，不求名就與功成。從此不受人領導，我也不必管他人。不用聽人做報告，不用上臺發言論。不用備課寫講稿，不用貪黑做論文。不用年年定計劃，不用總結寫檢查。不用尋錢發獎金，不用擔心背罵名。退休生活好！平淡保安康。穿衣要穿布，吃飯多吃素。不為今日愁，不為明日憂。兒女能自強，老人有福壽。 四，我的一生　　卜東新，男，1935年11月出生，上海人，中共黨員。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曾任學術情報研究所所長、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1953年上海銀行學校（上海金融學院前身）首屆畢業，上海財經學院專修統計學課程。 1960年哈爾濱外國語學院（1959年10月更名為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并留校任教。1975年至1984年在黑龍江大學辭書研究所專職辭書編纂和辭典學研究，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蘇聯百科詞典》編委會委員。 1984年至1999年任職于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學術情報研究所，歷任編輯室主任、副所長、所長，《社會科學情報資料》雙月刊總編輯等職，1987年至1989年任港澳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港澳經濟》雜志總編輯、《亞太經濟時報》總編輯。廣東社會科學情報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情報學會理事、廣東經濟學會理事、香港經濟研究會副會長、廣東國際經濟研究會副理事長、廣東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廣東百科全書》編委會委員等職。 涉獵學科有銀行金融和統計學、俄羅斯語言文學和蘇東經濟、辭書編纂和詞典學、社會科學情報學、港澳臺和亞太經濟等。主要研究成果有：《大俄漢詞典》、《蘇聯百科詞典》、《（便攜）俄漢大詞典》、《詞書編纂工藝學》、《2010——廣東基本現代化》（廣東省社會科學“八五”規劃重點項目）；另有社會科學情報學、臺港澳、亞太經濟和跨國公司理論研究等論文70余篇。其中《大俄漢詞典》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首屆中國辭書獎一等獎，《跨國公司理論和我國的實踐》獲廣東國際貿易學會、廣東國際經濟研究會、廣東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征文二等獎，《社會科學情報為決策服務的模式》獲中國社會科學情報學會學術論文三等獎（1989—1993）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論文）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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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我一生中影響最大的幾位老師（副本，2024年教師節前）

生在黃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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