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兵（15):“排部”

向天一戈

在軍隊里，通常將各級指揮機構稱為“連部”、“營部”、“團部”、“師部”、“軍部”……，并延伸到領帥機關和和首長所駐的建筑或營院。“X部”這個非正式定義的稱謂，其含義大約是“部隊級別+指揮部”。即使到了最低級別的“連部”，也是由連長、指導員、副連長、副指導員等連級指揮員，還有文書、通信員、司號員、衛生員和理發員若干工勤人員，共同組成一個小小的指揮機構。而再往下，到排、班就沒這個說法了。我就當了四年這個沒有“排部”的排長，全軍最小的指揮軍官。 我是1973年10月由步兵174團3營8連3排7班長調任1營3連3排長，由“兵頭”升為“將尾”。當時我部駐扎在杭州中村營區，這是五十年代修建的我軍第一代制式營房。格局是一個排一間大宿舍，3個步兵班每班9人，1個機槍班5人，加上排長，全排滿員時就是33個人。 這么多人擠在一間大宿舍里，夏天往上熄燈后，上上下下幾十頂蚊帳放下來，屋子里頓時顯得密密匝匝，空氣都不流通了。在那個年代電扇是“奢侈品”，這種去暑“大件” ，不要說基層連隊，就是在師團一級都是稀罕物件。我們解暑的利器就是一把大蒲扇。 連隊都是年輕人，步兵連的訓練強度又很大，所以汗臭和腳臭是這個空間氣味的主旋律，而到了夜里此起彼伏的呼嚕聲，還夾雜著磨牙、夢話聲，是充滿著荷爾蒙的“交響樂”。好在當時年力壯，缺覺是常態，即使在這個環境里，也幾乎不會有失眠。 作為與戰士同吃同住的排長，步兵排排長一般都是跟機槍班住在一起。所以，機槍班貌似排長的“親兵”，平時會有一個機靈點的兵“兼職”當通信員。排長的鋪位也是大房間里位置“最好”的，靠角落，靠窗戶，上鋪不睡人，還有一張兩屜桌和一把靠背椅，這個屋角被戰士們戲稱為“排部”。 那個時候，整天和戰士一起摸爬滾打，從早操開始，到晚點名熄燈，一天就是訓練、學習、開會和各種勤務，還必須要和戰士談話（當時叫談心)，開展經常性思想工作，所以很少有自己的時間。只有到了晚上，如果沒有夜訓，各個班在組織學習或開班務會時，我會有一些自己的時間，可以趴在僅有的書桌上，看看書，寫寫日記（在連隊時還能堅持寫日記，到機關后卻堅持不了了）。書桌的兩個抽屜是可以上鎖的，這就是我可憐的私人領地了。記得有一次師里一位首長到連隊來檢查，到各班排看一下內務。進了我們宿舍一眼看到唯一張書桌，旁邊鋪位上發白的被子和棕紅色腰帶，就知道是排長的位置。走近一看對被子疊的還挺滿意（其實平時都是“親兵”幫著疊的），就讓我打開抽屜給他看一看，好在我的抽屜東西很少，就是訓練教材、日記本和幾本書，而且擺的很整齊。首長順口表揚了一句，“這個排長還挺愛學習”。 　 中村的營房修建在一個大山坡上，依地勢呈階梯狀高低錯落布局。每排營房前有一個十來米寬的帶狀場地，可以進行班以下隊列訓練。我們三連在全營的最后面，再往后就是團衛生隊戰士和后勤勤雜人員戰士宿舍。前后兩排營房落差大約一人高，房子的間隔較大，后排房前砌石護坡到我們房子北墻有三四米的距離，中間種了一排枇杷樹。由于這排樹在我們這個平面上，所以樹的管護和權屬是我們連的。記得那一年是枇杷樹結果的大年，滿樹掛著金燦燦的果子，可是敵不過那些饞嘴的調皮兵，很快就所剩無幾了。唯有一根掛著一嘟嚕枇杷的枝頭直接伸到我窗前，這幾個“幸存者”位置很低很隱蔽，站在后面房前地面上不容易看到（我們一直懷疑樹上枇杷就是被后面那些閑得蛋疼的后勤兵“偷”的)。由于每年的枇杷都是沒到成熟就夭折了，今年很想吃一回成熟的。我特地交代排里的兵，誰都不準偷吃我這幾粒寶貴的果子，還要給我看好了，別讓外面的饞鬼“偷吃”了。眼見的枇杷越來越大、色澤越來越濃，身旁的戰士就勸我，“排長，咱把它吃了吧，要不留著太‘危險’！”我被他們說動了，打算第二天就享受這難得“碩果”，誰知“意外”還是提前來臨了。這天晚上我們有夜訓科目，23點才結束訓練，按常規第二天不出操推遲起床。可起床時間還沒到，就聽見下哨的機槍班長的驚呼聲，“排長，出大事了，枇杷不見了！” 我起身抬頭一看，每天躺床上就能看見的“寶貝”不翼而飛了，搞得大為光火。知道肯定是后面那些后勤油子昨晚趁虛而入，但沒證據也不好為了幾顆小果子“打”上門去。氣急之下，我掏出五塊錢，往桌上一拍，說道 : “三機班長，中午給我派人去服務社買幾斤枇杷回來，老子還非要把這枇杷吃到嘴不可！” 午飯后不久，我的小“通信員”就把枇杷買回來了，滿滿的一挎包，一股腦倒在臉盆里。排里的兵聽到動靜，呼啦一下圍上來，眼睜睜的看著我，催著我趕緊嘗一下，我順手抓了兩個，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塞到嘴里，說，“真不錯，你們也嘗嘗。”話音剛落，盆里的枇杷已顆粒無存，眾人大笑而散。 七十年代初的時候，部隊極少發生武器彈藥被盜案件，而且那個時候戰備的弦繃的很緊，要求“人不離槍，槍不離彈”。連隊并沒有兵器（軍械)室，戰士的武器和攜行彈藥就放在宿舍里的槍架上，而我這個排長的手槍就掛在床頭。平時宿舍的門窗是不關的，白天有連值日員，晚上有營區哨。但是我們的敵情觀念又是很強的，晚上站哨都是實槍實彈。連部每天都要去營里領團里下達的當晚口令，交接崗和查哨都嚴格執行口令問答。那時連隊干部查鋪查哨制度執行很嚴格，而且要求查哨時佩槍帶彈。我們連的哨位按月在團部大門崗和彈藥庫哨位之間輪換。彈藥庫的位置靠近山邊，位置比較偏遠，有一次夜里下雨，我穿著雨衣去查哨。彈藥庫哨位是一排一個新兵站崗，嗓門扯得很大問口令，我回答后問回令，他卻一著急說不出回令。我邊走邊說“你別緊張！” 他嘩啦一下拉了槍栓，喝道:“我還沒說回令，你不能往前走！” 我怕這二桿子真的會走火，趕緊說:“我是三排長，你別槍口對我，馬上把保險關了，千萬別走火了！” 看到他平定下來，磕磕巴巴說出了回令，我才走上前給他叮囑了幾句。第二天開干部會，我把這事說了，大家都樂不可支，都打趣說:“一排長，你的兵真可以，回令答不出來，還準備對查哨的動槍。” 1975年7月，我軍與武漢軍區1軍調防。我師對調的1師駐河南許昌地區，我團接手的是漯河3團營區。1師的部隊原來并不駐許昌，原駐地騰給xx軍后，才部署在這個地區。營房剛修好沒兩年，很多配套設施都沒有建起來。由于是在七十年代初“準備打仗”的大背景下開始興建的，所以營區的分布嚴格按“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則設計，一個營一個營區，營與營間隔都在三四公里以上。這樣給部隊管理和生活都帶來很多不便，團里開會組織活動動輒就得車接車送，不派車走路得要一個多小時。而那時團里裝備車很少，平時大部分都封存，生活保障車就是幾輛嘎斯卡車。大型生活設施如服務社、澡堂、禮堂等都只是團部有，但是大部分營離團部太遠，除了團直和2營可以去洗澡，其他的營都去不了。 1師的營房建設是“自己設計、自己施工”，壘墻的紅磚自己燒制，蓋屋頂的預制板自己澆筑，挖地基、砌墻、蓋頂都是戰士自己干，可想有多粗糙簡陋。我們一個營500多人，沒有自來水，全營只有一口機井，用水泵將井水抽到一個高架的蓄水池里，下面接了十幾個水龍頭。到了早晚洗漱、訓練后沖洗、飯后洗碗都要排長隊，周末要是洗衣服那就得小半天。要是碰到干旱天氣，水位下降井水很少時，得先緊著食堂做飯用水。而到了雨季，大量地面水下滲，井水就會發黃渾濁。冬天氣溫最低時，水池的水不能提前蓄水，每晚得把水池水管的水放空，防止上凍。 　　 原1師部隊的自建營房是非常低標的，24磚墻+水泥立柱+圈梁和橫梁，屋頂直接蓋水泥預制板，屋面沒有保溫層，就在預制板上做防水，再鋪一層紅瓦，這種房子典型的“夏熱冬涼”。室內所謂的取暖設備就是用磚塊砌了一個方臺子，中間留著窟窿（大約是盤爐膛的位置)，沒有爐膛爐條，沒有排煙管道，所以取暖爐子是不能用的。 我們離開杭州時，每個連都拉一車煤留下，讓兄弟部隊一到新營區就能開伙。而這個號稱“天下第1J”的老大哥部隊，不要說留下烤火煤，就連伙房的煤場都清理的干干凈凈，連一點煤渣子都沒有留下，好像他們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不僅如此，連籃球架和晾衣桿都拔掉了，堅壁清野搞得極為徹底。 到了漯河后的營房，宿舍是沒有大房間的，一個班九個人是兩開間的屋子，床鋪是在磚垛上搭鋪板。而機槍班則住在單開間小屋子，三張高低床，一張兩屜桌，就是“排部”了，辦公（其實無公可辦）和開會都在這里。只是每周的排務會（正、副班長參加）和黨小組會時，機槍班的戰士就得到其他班去“打游擊”。不過畢竟屋子里人少了，也安靜了許多。 大約我到三連不久，連里兩個干部子弟就很自然的跟我湊到一起了。他們都是班長，軍事素質和管理能力都比較強，就是有些“刺頭”，干部們都有些怵他們。但是他們都很聽我的，沒事就湊到我這里侃大山。到了河南后，我這個“排部”相對隱蔽了些，到我這里來玩的人又擴大到一些城市兵，這群小子一到課余時間就跑到我這里玩，要“煙票”（那時買香煙憑票，而干部每個月都有若干包煙的配額），喝點麥乳精（沒有咖啡，那是是極稀罕品），吹吹牛（交流一些所謂的內部消息），換換書（互通有無），也會發發牢騷，講些怪話。我一般不太多說話，看著他們在那里鬧，話說出格了制止一下。特別是我出去集訓或休假回來，一定會到的很齊，有時候其他連的也會來。 在我當兵前后那幾年，野戰部隊還是有不少干部子弟在基層連隊。但到了七四七五年，留在連隊的已經很少了。所以，在一個團里，干部子女基本都認識，到了營里就比較熟悉了。這個群體說實話，不是很受歡迎，特別是基層領導感覺頭疼。 我現在這里成了一個小熱點，一來二去就引起連里干部和營里領導注意，曾在干部會上或明或暗敲打我，說什么“要和貧下中農子弟打成一片啊”，“不要搞小團體啊！”，“不要犯自由主義啊，”…… 我不得不有個態度，就跟這幫家伙說，“以后沒叫你們，沒事別過來煩我。” 還算不錯，他們收斂了一些，但是還會時不時地來幾個，我也會叮囑他們注意別搞特殊化，平時要低調服從管理。后來這幾個人或是留在部隊，或是轉業到地方，都還跟我保持著聯系，很珍惜當年那份很純粹的友誼。 1975年8月5日，也就是我們調防到河南的一個月后，淮河流域連降暴雨，上游的板橋、石漫灘等大型水庫潰壩引發的多米骨牌效應，下游幾十座小型水庫也在短短數小時內相繼垮壩潰決。滔天洪水淹沒了有三十個縣市、一千七百八十萬畝農田被淹，一千余萬人受災。而我們團所在的漯河就在受災區域內，我們一營駐更是在洪水淹沒區。 大約是在8月2日夜里，我們接到命令到沙河大堤加固河堤。4日由于各條河流都溢壩了，我們連回撤至駐地。5日凌晨從上游潰壩的洪峰到達我們營區，我們轉移到一公里外的一個地勢高的村莊。第二天水勢繼續上漲，我們營區已完全被洪水淹沒，遠遠望去一片汪洋中只露出一座座尖頂。我們撤離時只攜帶了武器，其他個人物品都遺留在宿舍里，現在都泡在洪水里了。這個時候我很慶幸自己多留了一手，那天抗洪出發前，我把自己的幾本書和日記本用塑料袋包好，讓戰士站到高低床上鋪放到房梁上。當時幾個兵都覺得好笑，說，“排長，你這么小心啊，洪水還能淹到我們這里啊！” 可現在這個狀況讓大家都驚呆了，都夸我有先見之明。幾天后洪水退去，我們回到營房，營院到處是泥潭和水洼，房子里是厚厚的淤泥。好在我們撤離時把門窗都打開了，所以沒有大的破損。我一進門就抬頭看那藏物之處，好險啊！水線已經到了房梁下緣，多虧我們這排房子地勢略高一些，使我這點小東西成為留在營區唯一“幸存者”。我們留在宿舍里的被子蚊帳草席和儲藏室里的個人包裹，全變成泥團了。連部的戰士檔案水泡后，字跡全花了融了，只剩下鮮紅的印章還在。災后上級補發了被裝，重新補齊了個人檔案材料。可是個人的文字資料就沒辦法了。那幾本劫后余生的日記本，直到現在我還保留著。 長期的連隊集體生活，機械、單調、枯燥、清苦，還是會產生厭倦煩躁情緒。直到1979年4月，我從信陽步校畢業回部隊后，任命為五連副連長，才不住集體宿舍了。后來調到師司令部工作，更是離開了基層連隊。至此，我已經在連隊工作了整整十年。 本文插圖均為網絡資料，非內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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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兵（15):“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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