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渤海”

杜永杰

“每逢佳節倍思親”，是王維詩詞中婦孺皆知的名句，在我身穿軍裝的那些日子里，每逢過節，總會有不少戰友想家，甚至會哭鼻子。我和我的戰友們脫去軍裝后，則是每逢“八一”必思軍。思念戰友們一起走過的日子，懷念當年部隊的首長和戰友。懷念部隊駐地的風土人情。 24基地報話站女兵 　　近日，十年的通信兵生涯時不時地在我腦中閃現。曾記得，我和40多名來自東風和新疆農二師的戰友，于1969年年底入伍到達了新疆庫爾勒新兵連。三個月的新兵訓練盡管充滿了挑戰與艱辛，仍然感覺時間過得飛快。新兵連生活即將結束時，迎來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佩戴領章帽徽的儀式。這標志著我們即將成為一名真正的解放軍戰士。緊接著我們會被分配到各個團（站）以及醫院的各個崗位。其中有六位戰友將被分配到通信總站當通信兵。 69年冬一起入伍的5位戰友2018年再相聚 　　當時的我，對未來充滿了期待，對部隊工作充滿了好奇，至于自己想從事什么工作，似乎很迷茫。再說即使明白了自己想干啥，也不知道組織上讓干啥。何況：“革命戰士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政治教育已經深入骨髓。我被分配到了通信總站的通信連當話務員。 初至云南，鋪設通信電纜是全體通信兵的任務 　　我們六人都是從“東風”（部隊代號）入伍的，普通話基本合格。而有的戰友會有很重的鄉土音，記得有一個山西大同的戰友，雖然經過了較長時間的普通話訓練，“昆明”，二字的發音始終達不到標準，怎么聽也是“孔明”。“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大同戰友經過更刻苦的訓練，“昆明”終于不再被改名。 　　那時候沒有如今的科技手段，業務訓練基本靠口口相傳，以老帶新。直到5年后我們才有了用于普通話訓練的一臺電子管錄音機。經過短暫的訓練，由老兵帶著我們開始值機了。機器是一臺100門的磁石交換機（俗稱總機），單機則是那種帶搖把子，要電話首先需要搖幾圈的電話機。 同班戰友 　　半年后，根據軍委指示，部隊由新疆搬往云南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這個時期，部隊的任務是自建營房。記不清在當地村子中的大廟里住了多久，為了盡快展開工作，還沒等自建營房完全晾干，就搬了進去。機房是一棟活動木板房，此時我們也“鳥槍換炮了”，100門的磁石交換機，換成了200門的供電式交換機，打電話不用再使勁轉動搖把子了，而是摘機（拿起送受話器）即可和總機接通，但雙方通話仍需要話務員用塞子鏈接。 　　當時有一幅流傳甚廣，影響很大，表現女通信兵的油畫《我是海燕》，因畫作象征著女通信兵勇敢面對困難和挑戰的精神，而備受女兵們喜歡，便貼在了機房里 　　在這棟木板房里拉開了我們為部隊做通信保障工作的序幕。這種木板房，既不隔熱又不保暖，而且還十分潮濕。現在回憶起來，怎么都想不明白：那么艱苦的工作環境，戰友們是怎么堅持下來的呢？怎么沒有一個人抱怨呢？通信技術的發展相對是比較快的，大概是1975年，實現了市內（基地內部）電話自動撥號，也就是說，短途的電話不再需要話務員轉接。此時，電話分隊便一分為二，成立了自動電話站和長途臺，我有幸成為了24基地長途臺的第一任臺長。也是在這一年，我們搬進了正規的營房——報話站大樓。 通信女兵在報話站大樓前合影留念 　　70年代，出于保密的要求，軍隊只允許用代號，因我們駐地在云南，和昆明軍區的長途臺成為了友鄰臺。昆明軍區長途臺呼號為“東海”，按照屬地管理原則，我們被賦予的呼號是“渤海”，“北京”是北京軍區長途臺的呼號，“東風”是我們另一個基地的代號，也是該基地長途臺的呼號。那時候的通信和今日實在不可同日而語。長途電話的通話質量根本無法保障，我們話務員接轉長途電話，只占整個工作量的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是，填寫《長途電話登記單》，需要記清楚主叫單位電話、主叫人姓名、職務；被叫單位電話、被叫人姓名、職務；電話登記時間，接通時間，通話時間等內容。一個長途電話的接通往往需要多個長途臺密切配合，十遍八遍接不通是常態，很多時候是要交給下一個班的話務員繼續努力接通。 　　最頭疼的是另外的三分之二，——替用戶傳話。“東海，我是渤海，請接北京”，“北京，我是“渤海”，請接“東風”。這是我同我的戰友們曾經的工作狀態。而傳話時的狀態是腦、手、口并用，恨不能有三頭六臂。左手使勁按住耳機，右手作記錄，口中需要不停地重復著主叫被叫的通話內容，然后將主叫的話傳給被叫，將被叫的話傳給主叫。難度還在于不能錯一個字，也不能隨意增加或者減少一個字。部隊的干部戰士，來自五湖四海，遇上個不會說普通話的，腦子就得加速運轉，將方言變為普通話轉達給對方，那就難上加難了。傳話時需要可勁喊，一句話往往要喊好幾遍，對方才能聽清楚。也許我現在的咽炎也與那時的用嗓過度有關系呢。 　　夏季的一天，是靳國平和一個新兵在值班，我走進機房時她正在給用戶傳話，只見她嘴里重復著主叫說的第一個問題，同時將使勁按住耳機的手伸出了一根手指，第二個問題，她伸出了兩根手指，第三個問題，她便伸出了三根手指。我心想，千萬別再有第四個問題了，她嗓子都開始嘶啞了，但還必須把這個電話處理完才能喝水。而且按著耳機的手如果再伸出一根手指就無法按緊耳機了，一旦耳機按不緊，對方的話就更聽不清楚了，傳話任務將無法完成。我一直站在她身后，看著她的動作頗感好笑，聽著她逐漸嘶啞的聲音，又覺心痛不已。她完成電話的傳話，剛端起水杯喝水時，又來了電話，只好又將水杯放在了一邊。 這張照片我們的軍帽還是男款呢，74年才換上漂亮的無沿帽 　　我們每天坐在機臺前的六個小時里，眼睛必須時刻盯著交換機面板，耳機緊緊地壓在耳朵上，兩手始終提著電話接轉塞子。當時上級領導要求我們接轉電話要零秒響應，（用戶拿起電話，就能聽到話務員的應答聲）“提塞準備法”就是我們戰友中的智多星，“小老頭”為了達到零秒響應琢磨出來的。通信連、報話站基本年年都是“四好連隊”，毫不謙虛的說：我們“渤海”的軍花們絕對是功不可沒。 報話站主任趙方昭在長途臺檢查話務員訓練情況 　　每當回憶起那段時光，就會想起那些可親可敬的戰友，我們曾經一起成長，一起奮斗。如今，我們雖然分散在五湖四海，但那份情義依然如初，那份回憶依然清晰。每當回想起那些日子，心中都充滿了感慨和懷念。 　　2018年24基地通信兵在保定聚會合影 文中部分圖片來自網絡，特對原作者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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