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的十年警世的宏篇

林正德

非常的十年警世的宏篇 ——讀《非常十年》? 鄭同 新寫實長篇小說《非常十年》是林正德先生耗費三十余載心血，傾力打造的一部地方文革史。它以親歷者的體驗，紀實性的形式反映了特定的一代人——老三屆以及同年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的真實遭遇。身為一名小說中作為背景的某校老三屆生，我也曾像小說主人公李晟一樣，親身經歷了小說再現的歷史事件，親身體驗過“狂熱的歡欣”、“受騙的憤怒”、“摧心的痛苦”……這段苦難的歷程是抹不去的記憶，殘留在一代人的心靈。拜讀《非常十年》喚起我們塵封的記憶，內心產生強烈的共鳴。 真實的歷史人間的煉獄 小說真實地記錄了文革期間發生在某校和F地區的一系列歷史事件。從某校的“4.24”第一張大字報，到破“四舊”、鼓吹血統論、“8.29”行動、圍攻××日報社、××急電、大串連、“1.26”沖擊F軍區、“7.20”火燒省交際處、“8.13”老區農民進城、文攻武衛、“9.22”市一中事件、“11.16”流血事件、“1.27”攻打華僑大廈等；從意識形態的批判，如何演變成派性斗爭；從唇槍舌戰如何發展成真刀真槍的武斗。作者以親歷者的角度在小說中作了詳實的記錄，為后人研究這一段歷史留下彌足珍貴的資料。 小說的開篇引用了狄更斯《雙城記》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候，這是最壞的時候；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前面有著各樣事物，人們前面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這段話精練地概括了文革時期中國社會的動蕩和亂象，國家、民族和人民承受的巨大災難。 作者的筆觸從批判《海瑞罷官》、東南師院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開始，以全國文革為大背景，如剝筍般把這場災難一層層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文化大革命猶如一臺巨大的絞肉機，地、富、反、壞、右等被專政的對象絞進來了，知識分子絞進來了，身居高位的大小當權派絞進來了，學生、工人、農民絞進來了。神州大地猶如颶風在肆虐，猶如洪水在泛濫，人們身不由己地在驚濤駭浪中顛簸、掙扎，沒有諾亞方舟，只有人與人之間的苦斗。“生潮中，業浪里，淘上又淘下，浮來有浮去。” 文革中天堂與地獄只有一步之遙。柯達和等青年教師在文革初期寫“4.24”大字報，初衷是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積極投身于火熱的斗爭，卻被藍峰為首的校黨總支打成反革命；藍峰等當權派以反右的老眼光看問題，以為抓到大右派，頃刻之間卻自身難保，成為走資派而被批斗；省、市委和馬為、曾濤等當權派從運動的指揮者，轉而淪為被炮打、被打倒的對象；文革初期不可一世的前線兵，在馬為倒臺后變成了保皇兵；響當當的造反派“九一五”、“紅九二”也在沖擊省軍區中犯了錯……“突然間的位置交換，時而上升，時而下降”。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場大鬧劇，社會天天在動蕩，隊伍時時在分化；有人得勢，就有人失勢。可謂：你方唱罷我登臺，城頭變幻大王旗。然而無論左派、右派；保派、革派都只是領袖政治斗爭的工具。各派之間一路斗下來，最終都是輸家，沒有贏家。從這個意義上說，就連李晟所屬的“八·二九”雖是比較理智、溫和的一派，卻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如果說文革初期領袖還能掌控局勢，然而隨著“文攻武衛”的出現，派性斗爭就演變成血腥的殺戮。“這場運動就像一艘失去操縱的萬噸巨輪在洶涌澎湃的海洋里飄蕩著，已不再聽憑權勢者的個人意志為轉移了。”于是，文革又從鬧劇變成悲劇，“以表面上的勝利，實質上的失敗告終。” 小說還真實地反映了一代青年學生在文革中從狂熱到迷茫，從沖動到冷靜，從彷徨到覺醒的心路歷程和悲慘的命運。我們每一個親歷者都能從小說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說我們就是小說人物的原型。 毋庸置疑，文革初期我們一代青年學生也與李晟一樣是懷著對黨的熱愛，對領袖的忠誠，積極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我們也曾狂熱過，虔誠過，即使處于被打壓、被歧視的境遇中，仍然渴望著參加火熱的斗爭。在困境中，在彷徨時，我們常常唱起“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心里仍然充滿對領袖的敬仰。然而現實卻一再讓我們失望，狂熱的心漸漸冷卻，許多疑問在腦海里翻騰。也許文革賦予我們的最大收獲，就是讓我們從盲目崇拜中解放出來，“學會用自己的頭腦進行獨立思考，自己去探索、追求真理，自己去發現新世界。”心灰意冷之下，我們也像李晟一樣如饑似渴地讀書，在書籍中尋找答案，用知識驅除心靈中的黑暗。必須承認，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學和俄羅斯文學對我們這代人影響很大，給予我們啟迪與思索，讓我們完成了從狂熱、懷疑到思考、否定的思想轉變。我們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注定是一場悲劇，同時也看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悲慘命運。 小說的第三部《淪落天涯》寫的是后文革時代老三屆生的遭遇。我們背負著時代賦與我們的十字架，聽從領袖的安排到偏遠的山區插隊，在勞役中虛耗我們的青春，續寫我們的苦難。小說中黃明芳遠嫁，曹月仙精神分裂，金從棟死于白血病，肖亮因一句玩笑話被上綱上線終自殺……這些都是真實的故事，并非作者杜撰。小說中有一個細節寫李晟在將洋縣城關公社積善村的豬圈里上廁所的恐怖感受，其實，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豬圈不僅是我們的廁所，還是我們的澡堂。然而，生活的艱苦還是次要的，最痛苦的是心中還有理想，還有追求，卻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知青的歷史留給我們的是難以愈合的傷痕。 人性的拷問和救贖 研究文化大革命離不開“人性”這個亙古的話題。高爾基說“文學即人學，人與人的關系之間，彌漫著人性和人情。”《非常十年》的作者似乎并沒有刻意地去寫人性，然而小說在敘事的過程卻自然地流露出對人性的彰顯和拷問。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過：“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也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只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于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在文革的大環境中，一股戾氣籠罩著神州大地，人性中丑惡的一面以革命的名義堂而皇之地表現出來。 一是不講人道和黨的政策，人格和尊嚴被無情踐踏，人性被壓抑。小說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前線紅衛兵把“牛鬼蛇神”剃光頭或“陰陽頭”，列隊向毛主席請罪，動作不協調還要被木槍捅屁股，同時，還要唱時代的嚎歌《牛鬼蛇神歌》；“黑五類”子女被斥為“狗崽子”趕回家；清理階級隊伍的“深挖”、“三查”搞得人人自危，許多老師、教授被游斗，董國欽老師被活活打死，陳均老師被打斷兩根肋骨，劉蕓老師自殺……可曾統計過文革十年，死于非命的人究竟有多少？ 小說中有一個典型人物的愛情故事。蘇鳳英原來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營業員，因其工作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對顧客服務周到，得到顧客的好評、領導的器重，被樹立為全省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和全省財貿戰線的標兵。為了維護她的典型形象，硬逼著她與相愛的丈夫離婚，只因她丈夫是資本家家庭出身。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版的《孔雀東南飛》。曾釗新先生說過：“人性是寄生在感情上的，他以動情為特征，以欲望和渴求為內容。沒有感情，人性就無從寄寓，自然也就沒有人性。”愛情是人類最美好的情感之一，蘇鳳英的愛情悲劇是對人性的壓抑。作為黨的馴服工具，她只能埋葬自己的愛情，聽從組織的安排和一位軍人結婚。 在現實中的蘇鳳英后來當上市××黨組書記，是我的上級領導并經常有接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最終選擇以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為她送葬時我感觸良多，我看到在勞模光環下她孤寂、無奈的內心世界，她猶如“套中人”沒有了自我，她的辛酸和痛苦又不能向外人道，長期的壓抑終導致崩潰。她完全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 二是人性的泯滅和瘋狂。筆者曾在《非常十年》的網絡評論中看到一段話：“當人剝離了道德與人性良知，單純地成為政治工具時，人類社會就難免呈現畸形的瘋狂……我們每個人的心底都隱藏著一個魔鬼，蠢蠢欲動著。扼住它，我們就是人；放任它，我們恐怕連獸都不如。”文化大革命就像潘多拉盒子把人心中的魔鬼放出籠，人性被教化成赤裸裸的獸性。“觀點高于一切，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比梳打餅干還脆弱”。因為觀點不同，夫妻可以反目，父子可以成仇，更不用說同窗之誼了。今日還是同班同學、同戰壕的戰友，明日或者已成為你死我活的對頭。魯禺因父親的歷史問題牽連到自己，就殘忍地打斷了父親的腿。攻打市一中的武斗中，居然有哥哥在外面攻，妹妹在里面守，上演手足相殘的悲劇。火燒交際處、農民進城、攻打警備區、圍攻人民大廈，哪一次事件不是真刀真槍？哪一次事件沒有流血？可記得重慶紅衛兵墓，五百亡靈當追憶？ 同室操戈尚且如此，對待被稱為“牛鬼蛇神”的階級敵人哪有人道可言？還不是魚肉與刀俎的關系，任其宰割！文革中我曾聽到一位施虐者真實的自白，承認打人上了癮，一天不打人就手癢癢。多么變態、瘋狂的人性！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長不也是被她的學生活活打死？不知當年的施暴者可曾真心悔過？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并不能摧毀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不能泯滅人們心中的善惡標準和對真、善、美的執著追求。小說中處處可見人性真、善、美的光輝和理性思考。 以李晟為首的東南師院附中高一（1）班同學堅持獨立思考，敢于講真話，冒著被打成右派學生、頑固堡壘的風險，寫大字報為班主任辯冤。“心靈像水晶一樣純真，義氣若肝膽相照”的尤品玲登門給老師打氣，甚至“徑直找顧時彬老師辯論去”，學生的支持如若一股春風溫暖著老師冰冷的心田。 政治老師湯兆生在“4.24”大字報事件中對高一（1）班同學“大施淫威，采取高壓手段，也要將我們班同學打成‘小反革命’”。藍峰倒臺后，湯兆生老師經受不住高一（1）班同學對他的批判，服過量安眠藥輕生，雖被救活，卻在同學心中引起巨大的震動，同學們結伴去探望湯兆生老師，承認批判有過火之處，鼓勵他正確對待。同學的道歉鼓起他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氣。 師院老教授范增雅嗜書如命，他“在運動一開始就被當作牛鬼蛇神揪了出來……在大大小小的批斗會上被斗了好幾場，戴過高帽，掛過牌子，挨過拳打腳踢，遭受了他一生幾十年來從未有過非人的迫害和侮辱。”然而他都忍過來了，但是當紅衛兵要抄他的藏書時，再也忍不下去了。他拼了老命護書，結果是書毀人亡，但他表現出的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錚錚骨氣，令人可敬可嘆。 在火燒交際處事件中，擔任勸說、隔離、搶救任務的解放軍官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軀保護學生。郭賢君犧牲，官兵重傷154人。這種無私無畏、舍己救人的精神難道不是人性的真、善、美？ 葉思聲和王鋼攻打市一中時“把沖鋒槍往胸前一甩，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是一梭子。”當他跳進房里一看，有幾十個赤手空拳的八.二九女學生全部趴倒在地上，“剛剛那兩梭子的沖鋒槍子彈若再掃射低一點，肯定有不少人將因此喪身！”“他們的心靈被震撼了，如同強臺風把大樹連根拔掉一般，驟然間，葉思聲好像良心被發現似的，不由自主地把槍放了下來。”這是人性的救贖。 總之，在小說的寫真中我們看到了形形色色人性表演，看到人性丑陋的一面，然而，邪不壓正，理性終歸會戰勝獸性。一場動亂之后，我們更需要人性的反思和救贖，更需要真、善、美的回歸和重構，用人性的光輝愈合歷史傷痕。 作者在小說結尾強調：“歷史是不該忘記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鄉這段歷史更是不應該被忘記……我不認為我的這部作品是所謂的‘傷痕文學’而認為理應是一部警世之作。”我認為作者的定位是準確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文革已經過去四十八年，現在的年輕人對這段歷史知之甚少，一味在歌舞升平中追星、媚俗。有必要讓子孫后代了解文革的歷史，否則，當我們這輩人也消失后，文革剩下的就只有演義，只有戲說了。同時，為了避免文革歷史的重演，真實地了解這一段歷史，反思、批判這一段歷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對中國當今社會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這是新寫實小說《非常十年》的警世意義，也是它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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