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拉 總統閣下:<br data-filtered="filtered"> ……<br data-filtered="filtered"> 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font color="#333333">我一再地說,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因此,陸軍運用了任何想象得到的方法——在新聞上運作、聲明與暗示及各種有用的方法——袒護埃斯特哈齊,以便再判德雷福斯有</font>罪。共和政府應當帶把掃帚到耶穌會的巢穴掃個干凈!什么地方可找到剛強、明智又愛國且具有足夠膽量徹底改革整個制度、從頭再開始的內閣?我知道不少人只要想到戰爭便不寒而栗,因為他們知道國防是由怎樣的一批人操縱的一座神圣的教堂現在已變成了卑鄙陰險、散布謠言、背后中傷者的狡窟,而這就是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地方!人們從德雷福斯事件中那個人的犧牲看到了那恐怖的情景。對,一個不幸、“卑鄙的猶太人”犧牲了。對,幾名軍官運用了一連串瘋狂、愚蠢、放縱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段、審判官式與暴君式的手腕,卻沒有受到處分!他們用靴子踐踏國家,<font color="#333333">以國家利益為借口,將</font>國家要求真理及正義的呼聲塞入它的喉嚨。<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帕蒂上校,因為他是司法誤審中不知不覺地的兇暴主角,他更運用極荒謬與應受譴責的詭計,掩蓋他過去三年的惡行。<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梅西耶將軍,因為他是本世紀最不公平行動之一的同謀,但其所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比約將軍,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認的證據,卻將它隱藏。為了政治目的,他犯下這起違反公義、違反人道的罪行。他這樣做是為了挽回已受連累的參謀部的面子。<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布瓦代弗爾及貢斯將軍,他們是同一起罪行的同謀,其中一位無疑是出自強烈的神職信念,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陸軍部成為不可攻擊的至圣之所的團隊精神。<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佩利厄將軍和哈法義少校,他們指揮了一項低劣的調查。我指的是該項調查是絕對一面倒的,而哈法義所寫的報告是天真、無恥的不朽之作。<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三名筆跡專家,即貝洛姆、瓦里那與庫阿,他們呈交了虛假的報告——除非醫療報告顯示他們的視力和判斷力有問題。<div> 我控訴陸軍部在新聞界主導了一項可憎的運動,尤其在《閃電報》與《巴黎回響》,以隱瞞自己的錯誤,誤導公眾意見。<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最后,我控訴第一次軍事法庭,它違反法律,只依據一份目前仍為秘密的文件,即宣判被告有罪。我控訴第二次軍事法庭,它奉命掩飾第一次軍事法庭的不法行為,后來自己卻明知故犯,判一個有罪的人無罪。<br data-filtered="filtered"></div> 在提出這些控訴時,我完全明白我的行動必須受1881年7月29日頒布的有關新聞傳布條例第三十及三十一條的監督。依據這些條例,誹謗是一項違法行為,我故意使我自己置身在這些法律下。<br data-filtered="filtered"> 至于我控訴的人,我并不認識他們,我從未見過他們,和他們沒有恩怨或仇恨。對我來說,他們只是一種實體,只是社會胡作非為的化身。我在此采取的行動只不過是一種革命性的方法,用以催促真理和正義的顯露。<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只有一個目的:以人類的名義讓陽光普照在飽受折磨的人身上,人們有權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議只是從我靈魂中發出的吶喊,若膽敢傳喚我上法庭,讓他們這樣做吧,讓審訊在光天化日下舉行!<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在等待。<br data-filtered="filtered"> 左拉<br data-filtered="filtered"> 1898年1月13日<br data-filtered="filtered"> 左拉(1840—1902),法國作家,自然主義創始人。全名愛彌爾·左拉(Emile Zola)。少年時家境貧寒。中學畢業后做過打包工人和記者。1872年成為職業作家,以場景壯闊,氣魄宏大,文體粗獷遒勁,喜作夸張描寫和大量的細節描寫著稱。左拉是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領袖。19世紀后半期法國重要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自然主義文學理論的主要倡導者,但是他的優秀作品往往突破了他的自然主義框架,而成為現實主義的創作,被視為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遺產的組成部分。一生寫成數十部長篇小說,《萌芽》(1885)是左拉的代表作,小說以煤礦工人罷工為背景,描寫了礦工的悲慘生活。 左拉 - 流亡事件<br>1894年法國陸軍上尉,猶太人德雷福斯被法國軍事法庭以泄密罪判處終身流放。1896年,有關情報機關查出一名德國間諜與此案有涉,得出德雷福斯無罪的結論。但是戰爭部及軍事法庭不但無意糾錯,而且極力掩蓋事實真相,調離該情報機關負責人,公然判處真正泄密的德國間諜無罪。為此,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接連發表《告青年書》、《告法國書》直至致總統的公開信,即有名的《我控訴》,由此引發整個法國爭取社會公正的運動。軍方以“誣陷罪”起訴左拉,接著判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的罰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國,一年后返回法國。繼續與軍方斗爭。直到1906年,即左拉逝世四年后,蒙冤長達12年的德雷福斯才獲正式昭雪。<br><br>事件評價:左拉受到法國乃至全世界的贊譽是理所然的。因為他是如此不遺余力地為一個與自己毫無瓜葛,同整個軍隊和國家相比實在渺小不足道的人說話,維護他的權利、名譽與尊嚴;因為他敢于以一己的力量向一個擁有強大威權的陰謀集團挑戰,而正是這個集團,利用現存的制度,糾集形形色色的邪惡勢力,極力扼殺共和主義、社會正義和自由理想;還因為他不惜以拋棄已有的榮譽和安逸的生活為代價,不怕走上法庭,不怕圍攻,不怕監禁和流放,而把這場勢力懸殊的壯舉堅持到最后一息。為維護法蘭西精神而反對法蘭西,這是不同尋常的。馬克?吐溫寫道:“一些教會和軍事法庭多由懦夫、偽君子和趨炎附勢之徒所組成;這樣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萬個,而造就出一個貞德或者一個左拉,卻需要五百年!”如果目睹了人類生命質量的差異之大,應當承認,這些話也不算什么溢美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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