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皆備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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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其心”、“養其性”是個人的道德修養，是我們可以決定的，而窮達禍福、壽命長短屬于命，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積極地培養我們的德，“盡人事以待天命”，這就是“立命”，也就是確立對于命運的態度。 繼續談知命、立命。孟子認為，人的窮達禍福壽夭等無不受制于命，但命有正當和不正當之分，人應該接受正當的命，而避免不正當的命。那么，什么是正當的命，什么又是不正當的命呢？孟子認為，窮達禍福壽夭等雖然從根本上講屬于命，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但在人力的范圍內，還是應該爭取好的結果，如避開危險的環境，不做違法的事情，這樣獲得的命就是正命。相反，如果因為有命的存在，便對自己的行為采取無所謂的態度，故意立于危墻之下，甚至鋌而走險，以身試法，這些都不能算是“知命”，所獲得的也都不是“正命”。但孟子又強調，當道義與個人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一個人為了道義“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這才是真正的“知命”，獲得的依然是“正命”。所以孟子的“知命”與“立命”一樣，都是要確立對待命運的正確態度，它不僅要求對于壽夭禍福這些根本上屬于命的內容，在人力可及的范圍內爭取最佳的結果，不可聽天由命，無所作為；更為重要的是，它要求超出窮達禍福之外，不以現實際遇，而是以是否“盡道”、盡人的職分看待人的命運。一個人為了道義、理想而犧牲了現實的富貴顯達乃至生命，仍可以說他獲得了“正命”。因此，命運雖然是人不能控制的，但如何面對命運卻是可以選擇的，孟子的“知命”、“立命”表達的正是對命運的選擇、評價、判斷，在人與命運的對立中確立起人之為人的價值和尊嚴。 本章論“求在我者”與“求在外者”。孟子認為，人生有兩種追求。其中，仁義禮智存在于我之中，只要去追求就能獲得，是“求在我者”；富貴權勢存在于我之外，雖然也可以追求，但要受到道的限制，能否得到也須聽從命運的安排，是“求在外者”。根據孟子的思想，前者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可看作是“性”；后者是不應刻意追求的，可看作是“命”。 萬物皆備于我”應是指一種與物同體或萬物一體的精神境界和體驗，而達到這一境界的關鍵是“反誠”和“求仁”，如程顥所說：“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遺書》卷二上，見《二程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7頁）故以誠心、仁心物，“我”與“物”便不是二分、“有對”的關系，“我”不再以對象、客體的眼光打量“物”，而是以滿腔關切與愛意投向“物”，潤澤“物”。“物”在“我”的關照下，不再只是一種物質結構，而開啟出了其自在的意義、價值的向度，作為一種生命存在進入了“我”的生命存在，與“我”共同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意義共同體。在這種“渾然與物同體”的境界與體驗中，“我”才能獲得終極的人生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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