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的日子（十）肖英的返城之路

（塞北豫翁）丁作義11759369

麥收剛過，九隊的同學肖英和鄭玉梅過來串門子看我了，這讓我喜出望外。 在我們這幫同學中，肖英無疑是我最佩服的最有才華的一個。她的父母都是上海人，好像是在五十年代支寧來到固原，在固原的第一中學任教。自打我們認識起，她總是與眾不同，高高的個頭，清秀的臉龐，又黑又粗的兩條辮子，不論是長相和身材都屬于優秀的那種。也許是由于基因的關系，她的一行一動、一顰一笑，都充滿著南方女子的那種溫婉和優雅。無論什么時候，她往同學中間一站，都給人一種鶴立雞群的感覺。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是我們學習朗讀的榜樣，在我們班以及年級里，她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她從上初中開始，就一直堅持著寫詩歌和小說，她曾經給我看過她刊登在某個雜志上的一首詩歌，是寫冬天的“雪花”的，時間過去太長，好多都記不清了，只記得有這么幾句： “我是一片小小的雪花 來自蒼穹云朵是我的媽媽 我有窈窕曼妙的身姿 晶瑩剔透的骨架 任風兒輕輕地托著 自由的旋轉瀟灑的落下 …… 我想落在他的手心 慢慢把自己融化 滲入他的毛孔融進他的血液 在他的心頭 留下一段青澀純潔的情話……” 我曾經非常喜歡她的這首詩歌，還想過，同是娘生爹養的，上帝怎么給了他一個如此聰明的腦瓜。 　　牛玲一看來了這么漂亮的兩個女學生，非常高興，中午特地留下她倆，專門到羅泉河村去請阿訇宰了一只兔子，用爆炒兔肉和黃米干飯招待她們。飯后，隊長還特意給了我半天假，讓我陪著她們在隊上的瓜田、菜園到處轉轉。 在瓜田，守田的蘭廣義遠遠看見我們，笑嘻嘻的走過來招呼我們坐在柳樹下的田埂上，一會兒功夫，就給我們摘了兩個還沒有熟透的“漲死狗”（一種香瓜的俗稱），草地上一放，一掌下去，四分五裂，脆甜脆甜的，非常好吃。菜園子周圍，有十來顆杏樹包圍著，果實累累，有好多已經泛黃，蘭廣壽給我們拿來了幾個草墊，摘了一些熟透了的杏子，還拔了幾根胡蘿卜，用蘿卜纓子擦了擦上面的泥土，看著我們吃的香甜，滿臉的皺紋都樂開了花。 　　在轉悠過程中，鄭玉梅的精神一直很好，有說有笑，而肖英則不同，情緒不高，不怎么說話。回家的途中，我問她怎么啦，她搖搖頭不肯說，后來鄭玉梅說“她是受不了農村這個苦，一心一意想回到城里去。”她沒有否認，告訴我在農村無論是勞動還是生活，她都受不了，勞動又苦又累，天天滿身是土，晚上收工還沒法洗澡，想燒點水洗頭吧，還要到村里的澇壩上去擔水，飯要自己做，水要自己挑，頓頓除了黃米就是豆面，吃多了讓人想起來就惡心。她對我說“農村我是一天都呆不下去了，現在只有求爸爸媽媽在各方面多活動活動，越早離開越好。”說著說著，她就抹起了眼淚。 回到我住的地方，牛玲都燒好了開水，熱情的招呼他倆快坐下緩緩，看見肖英紅紅的眼睛，就問怎么了？我把情況大概的給說了一下，牛玲想了想說，你看，如果九隊呆的不如意，我去給你跑跑，到我們七隊來咋樣？肖英搖了搖頭說，在農村，那個隊待著都一樣，我不想換地方，只想回城。 在肖英去廁所的功夫，鄭玉梅對我們說，她一點苦都受不了，一苦一累，就愛發脾氣，摔工具，哭鼻子，還經常和人吵架，和領工的吵，和隊長吵。天天給她的父母寫信，就這么短的時間，她爸爸媽媽來過好幾次，每次帶禮物，拉關系。次次都囑咐我照顧好肖英，我怎么辦，給她做飯，幫她洗衣服，可總不能代替她勞動吧。 　　我對牛玲說，嫂子，能不能想辦法幫幫她，看著也夠可憐的。牛玲說，讓我跑跑，換個生產隊倒是不咋難，但要幫她返城，恐怕做不到。 不過牛玲還真的幫她跑過幾次，去過大隊，找過公社，最后對我說，兄弟，實在太難，眼下要想回城，一是你得了重病，二是你的父母親人去世。首先衛生院、生產隊出證明，寫材料，然后大隊審核，最后到公社革委會上會研究。我到公社找了嬸嬸和管事的武鎮江主任，主任告訴我，他去過肖英她們的九隊，隊長說，九隊的四個知青中，肖英是表現最差的一個，不好好勞動不說，還經常鬧情緒，和社員們吵架，如果讓他出個返城的證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說，謝謝嫂子，你已經盡力了，她這種情況，誰也幫不了。 　　記得是一九七零年元旦剛過沒幾天，我突然接到了肖英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說：“我回城了，沒有當面告別，有負同學一場的情義，對不起。沒有辦法，農村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苦累是一個方面，感覺到連呼吸都沒有一天是順暢的。我這次回城，是用我一生都洗不干凈的恥辱換來的，雖然人走了，但是心里的血流在了九隊。不過老同學放心，我不愿意在農村，但不代表我不努力，我會用自己努力改變命運。我還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掌握了一定的權勢，一定要親自拿把刀，回到這里一刀一刀活刮了那頭畜生。” 接到信的第二天，我就請假去了九隊，見到鄭玉梅的時候，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陪著她的是一個和她年齡差不多的女社員。見我進了院子，她高興地站起了把我讓進了她住的窯洞，我看見炕上放著兩床被子，她告訴我，房東見肖英走了，怕我一個人孤單，便讓他的女兒過來給我作伴。看來，她和房東相處的很好，我聽了也很高興。談到肖英，她說著說著眼圈就紅了，事情的真實情況她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肖英在走的前些天，像丟了魂似的，不和任何人說話，飯也吃的很少，我不知道她怎么了，也不敢問。接著，她就有好幾個晚上沒有回到窯洞睡覺，我一問，她就哭。事后大概過了一個星期左右，她拿到了公社衛生院開具的“腎病報告單”和公社革委會同意返城的證明。臨走的頭天晚上，她像換了個人似的抱著我大哭了一場。說道這里，鄭玉梅哭了：“我現在明白了肖英到底做了些什么，她為了返城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我真為她感到不值。也為這里在朗朗晴空下有這樣陰暗、齷齪的行為感到十分的憤怒！”我當時的心情和鄭玉梅一樣，但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這些弱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即便是去大膽的揭露，證據在那里，搞不好反而會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讓自己陷入泥潭。就對鄭玉梅說：“算了吧，還是咬碎牙咽進肚子里，仔細想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她既然為了返城做了這樣的選擇，恐怕也是沉痛決心下的無奈之舉，我們也應該體諒她。” 　　我問鄭玉梅：“肖英的情況那兩個男同學知道不？”鄭玉梅說：“應該不知道，關于肖英的情況我一個字都沒有給他們說。這兩天，他們還一個勁的羨慕肖英的爸爸媽媽本事大，路子多呢。”我說：“事情雖然很嚴重，但已經發生了，我們沒有能力改變。為了肖英，為了我們自己，還是要守口如瓶，讓這件事情爛在我們心里是最好的。”鄭玉梅說：“我也是這樣想的，就把這件事當成自己的一場噩夢，除了你我，堅決不讓第三個人知道。”我伸出手指，和鄭玉梅緊緊地拉了幾下。 房東和其他幾個同學很熱情的留我吃中午飯，我婉言謝絕，鄭玉梅送我到村口，臨別，我緊緊的握了握她的手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護好自己，保重身體，不要怕苦和累，用真真實實的成績，換取自己想要的。她說，放心吧老同學，我會用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去實現自己夢想的。 　　肖英的事情在我的心底掀起了軒然大波，在新中國的農村，在知識青年到這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在肖英身上的這件流氓、令人發指的獸性深深地刺傷了我。然而面對這些，自己又是束手無策，無能為力，深感無奈和沮喪。好些天晚上都睡不踏實，有好幾次都被睡夢中肖英的哭聲驚醒。 …… 一九七零年的十月三日，我和鄭玉梅一同返城，到縣革委會知青辦報到后的當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去了肖英的家，小院里那兩間小房還是老樣子，但主人已經不是肖老師。房東告訴我們，三個月前，他們就舉家遷回上海了。那天起，千里迢迢，西東相隔，從此渺無音訊。 （圖片選自網絡，感謝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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