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毛澤東致宋慶齡書信年份考證

何欣

毛澤東同志的親筆書信都是珍貴的革命文物，對其研究考證具有重要的意義。2013年中央檔案館編纂了《毛澤東手跡?書簡信函》卷，分上、下兩冊，共收入毛澤東書信手跡影印件243封。其中一封毛澤東1956年1月26日致宋慶齡的書信手跡引起了筆者的注意，書中同時還收錄了此信的信封（圖1、圖2）。筆者發現信封寄發郵戳的日期和信文落款書寫的日期不一致，相差整整一年，是信文和信封不是同一封書信，還是另有其他原因，為此，筆者進行了深入的考證。 首先考證信文和信封是否是同一封書信，為此筆者請教了此書信的編輯及收藏單位中央檔案館的研究館員，毛澤東手跡鑒定專家齊得平先生。齊先生從1950年開始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負責檔案工作，1959年，中央檔案館成立，齊得平和他所管理的中共中央檔案一同進館工作，1960年起專做毛澤東、劉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因此，齊先生對于鑒定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手跡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業內被認定為權威的鑒定專家。經齊先生認真核實，確認此件書信的信文和信封為同一封書信。 圖1 圖1郵票放大圖 圖2-1 圖2-2 　　一、信封的考證 這封書信于 1983年12月首次公開發表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的《毛澤東書信選集》中，是以文字形式著錄的，沒有刊登影印件。后來這封書信又分別收錄在《毛澤東年譜》《宋慶齡年譜》和《宋慶齡往事（續編）》等書籍文獻中，著錄的日期均為1956年1月26日。2013年中央檔案館編纂的《毛澤東手跡?書簡信函》卷，刊登了此信的影印件，為研究毛澤東親筆書信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筆者通過對其信文手跡及信封的研究，也就有了新的發現與考證。 此信信封是經郵政寄遞，北京寄上海，封為中式紅框封，用毛筆書寫收件人地址姓名“上海宋慶齡先生”，寄件人落款為“毛寄”，左上角貼紀37（3-2）“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8分面值郵票1枚，銷北京中南海所在地郵局“北京（17）支”三格式日戳，筆者熱衷收藏新中國郵票的首日實寄封，對紀37“中共八大”紀念郵票的發行日期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查閱《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可知，紀37“中共八大”紀念郵票的發行日期為1956年11月10日，而此票的最終圖稿于1956年9月底才設計完成，不可能在1956年1月26日使用。經過仔細觀察蓋銷郵票郵戳的日期，確定為“1957年1月27日”，而不是“1956年”，這就符合了郵票的使用日期，因此，信封不存在問題。 二、信文的考證 再看信文，全文如下： “親愛的大姐：賀年片早已收到，甚為高興，深致感謝！江青到外國醫療去了，尚未回來。你好嗎？睡眠尚好吧。我仍如舊，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幾年大概還不至于要見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寶養身體。毛澤東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信文落款書寫的日期“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很明確。信文提到了與時間線索的重要內容：“江青到外國醫療去了，尚未回來。”首先從這個內容的時間點開始查起。 筆者查閱了相關內容的史料，其中在江青的機要秘書楊銀祿著《庭院深深釣魚臺——我給江青當秘書》一書詳細記錄了江青到國外治病的內容，摘錄如下：“江青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從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四次到蘇聯，她不是出國訪問，也不是出國旅游，而是去治病。??第三次去蘇聯治病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宮頸癌，在莫斯科進行治療，不久回國。第四次去蘇聯治病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宮頸癌惡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醫院里。她這次的病很重，身體衰弱，情緒很不好，她的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險，在給她做放射治療時，一邊輸血一邊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脫離了危險。” 從這段記錄可以看出，接近信文提到的“江青到外國醫療去了”的應該是后面兩次，其中第三次是1955年7月出國治病，“不久回國”之語與毛澤東 1956年1月26日的信文“尚未回來”是矛盾的，因此，不會是這次。而“回憶錄”所提的第四次出國治病的時間是1956年夏天至1957年春天，雖然又與毛澤東信文落款的時間對不上，但若是1957年1月26日卻符合“尚未回來”信文的實際情況，且與信封寄發郵戳的日期吻合。那么，書信的落款年份“一九五六”是不是有筆誤的可能呢？ 三、其他相關書信的佐證 無獨有偶，與此書信同一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致黃宗溍的書信”也出現了年份筆誤，此書信收錄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68頁，其注釋更正為“黃宗溍，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的地理教師。毛澤東這封信落款署的日期為‘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其中的‘一九五六’系筆誤，應為1957年。”圖3為信文影印件。 既然毛澤東同一天書寫的信文出現了年份筆誤，那么，這封書信出現筆誤也就有可能了。 圖3 　　筆者還發現一封宋慶齡于1957年2月6日致毛澤東的書信并附信封（圖4、圖5），也為考證上述這封書信的落款日期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這封由宋慶齡在上海居所寄往北京毛澤東的書信，信封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式公函封，貼普8-8分面值郵票1枚，銷“上海（18支）箱甲 1957年2月7日”三格式點線日戳，背面有“北京（17支）1957年2月9日”到達戳。 信文如下：“敬愛的主席：承示敬悉，尊況佳勝，深為欣喜。我因關節炎經常腿痛，致夜間更難入睡，諸蒙關心，尤為感謝。耑肅奉覆，并致敬禮宋慶齡二月六日。” 從這封書信的內容上看，是毛澤東致宋慶齡書信的回信，經齊得平先生鑒定確認為宋慶齡手跡。 查閱《毛澤東年譜》及《宋慶齡年譜》，從1956年1月26日至1957年2月6日間，毛澤東致宋慶齡的書信僅有上述這一封。從而證實，這封書信就是上述毛澤東致宋慶齡書信的回信，不論是從寄信的時間節點，還是從書信的內容上看都是吻合的。 圖4 圖4郵票放大圖 圖5-1 圖5-2 　另外，從1955年12月16日至1956年2月4日，宋慶齡分別訪問了印度、緬甸和巴基斯坦，2月5日回到北京，至4月初，宋慶齡一直在北京。因此，毛澤東在1956年1月26日給宋慶齡寫信并寄往上海的可能性不大。而1957年1月宋慶齡則在上海，如果是1957年1月26日毛澤東給宋慶齡寄信，就有可能了。 四、結論 綜上所述，2013年中央檔案館編纂的《毛澤東手跡?書簡信函》卷收錄的“毛澤東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致宋慶齡書信”的信文和信封為同一封書信，信文落款書寫的年份“一九五六”系筆誤，應為1957年。 注：此論文在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2023年“集郵與新時代文化建設”集郵學術征文活動中獲得一等獎。 《中國集郵報》2024年第51期全文發表此篇論文 　　《毛澤東年譜》2023年12月版第6卷已將此書信的寄發日期更正為1957年1月26日。 宋慶齡逝世40周年紀念封中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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