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瓷華彩（一）

卷毛??????

【字上圖下】 前言畫琺瑯起源于歐洲，十七世紀末由歐洲商人及傳教士傳入中國。畫琺瑯雖然大多以金屬為胎，但其質感與瓷器頗為相似，又因為是歐洲傳來的工藝品和技術，所以中國人將其稱為西洋的瓷器—“洋瓷”。廣州作為清朝初年的通商口岸，最先掌握了畫琺瑯的制作工藝，并將之與中國傳統相結合，逐漸發展出可與西方媲美的廣琺瑯。大洋彼岸，十八世紀的歐洲正掀起一股“中國風”，從中國進口的瓷器、絲綢、漆器、琺瑯等，正是中國風的源頭。廣琺瑯銷往歐洲時，器型上借鑒了歐洲流行款式，裝飾上仍以中國傳統紋樣為飾，西方人認為極具中國特色，稱之為——“華彩”。源自西方的“洋瓷”，融合中國工藝重新創造后，又被西方人視為“華彩”。同樣是廣琺瑯，卻擁有“洋瓷”與“華彩”兩個不同的名字，文明間的交往與對話由此展開。本次展覽由世博會博物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共同主辦，希望藉此展現廣琺瑯工藝之美及其融匯中西的恒久魅力。 什么是廣琺瑯？“廣琺瑯”一詞出現于十八世紀的清宮文獻檔案中，特指廣東制造的琺瑯器。它以銅胎為主，包含畫琺瑯、透明琺瑯、掐絲琺瑯、鏨胎琺瑯等多個工藝種類。遺憾的是，清代廣東的琺瑯工藝，目前僅畫琺瑯得以流傳下來，其余皆已失傳。畫琺瑯，是一種用琺瑯釉料直接在胎體上彩繪的工藝，成品具有油畫般的立體效果與色澤。畫琺瑯按照胎體材質，可分為金屬胎、瓷胎、玻璃胎等。本次展覽展出的是以康雍乾為代表的清代廣東產的銅胎畫琺瑯。 掐絲琺瑯（七寶燒）瓶日本，十九世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七寶燒是日本對金屬琺瑯器的稱謂。由于七寶燒的燒制工藝源于中國的景泰藍（銅胎掐絲琺瑯），故有“日本的景泰藍”之稱。） 掐絲琺瑯云龍紋碗清同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琺瑯是一種將玻璃質的彩料熔于金屬表面的工藝技術。在其諸多工藝中，最早被發明出來的是掐絲琺瑯。它的制作工藝是在金屬表面焊接銅絲花紋，再填入琺瑯釉料后燒制。） 透明琺瑯嵌寶石手鐲印度，十九世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透明琺瑯的透明度高，以紅、藍、綠三種顏色最為常見。制作時先在金屬表面鏨刻紋樣，再施加釉色透明的琺瑯料，有時還會鑲嵌寶石作為裝飾，色彩透亮，華貴異常。） 鏨胎內填西番蓮紋如意云頭足花盆二十世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鏨胎琺瑯，制作時以鏤刻取代格絲，余下工序與掐絲琺瑯基本一致。二者呈現的藝術效果相近，時有鏨胎兼掐絲兩種工藝精制而成的作品。） 玻璃胎畫琺瑯花鳥紋鼻煙壺清乾降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北山堂惠贈（畫琺瑯，是一種用琺瑯釉料直接在胎面上彩繪的工藝。按照胎體材質又可分為金屬胎、瓷胎、玻璃胎等。玻璃胎燒制難度較高，因為琺瑯釉料的熔點與玻璃胎體相近，控溫須極為精準。） 銀燒藍帶鋬杯俄羅斯，二十世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俄羅斯掐絲琺瑯，與中國景泰藍（銅胎掐絲琺瑯）不同，掐絲時不用扁銅絲，而是用兩股圓銀絲，搓成一股麻花狀的花絲后，再進行掐絲。） 右：銅胎畫琺瑯牡丹花紋碗清乾隆懷海堂藏左：瓷胎畫琺瑯花卉紋碗十八世紀下半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承訓堂惠贈這兩件展品均為畫琺瑯器，不同的是，一件為銅胎，一件為瓷胎。雖然胎體不同，它們卻有意彼此模仿。銅胎的這一件，在碗口邊沿施暗紅色釉，掩蓋原本的銅邊；而瓷胎的這一件，卻在碗口邊沿描金，制造一圈“銅邊”，并在碗內壁施銅胎畫琺瑯器里常用的湖綠色琺瑯釉。不同材質之間的互相模仿，使廣琺瑯呈現出多樣面貌。 上圖2個碗的側面圖紋 掐絲琺瑯花卉紋壺十九世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掐絲琺瑯作為最古老的琺瑯工藝，自元代傳入我國，在明代景泰年間發展到第一個高峰，“景泰藍”即代指中國銅胎掐絲琺瑯。 交往來自西洋的『瓷器』清朝初期，海上貿易一度是被禁止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海，清政府在廣州等地設立海關，限令外商只能與清政府指定的行商進行交易。雖然這種對外交往是一種有限的交往，但每年依然會吸引大量西方船舶停泊在廣州口岸，各種西洋貨品經由廣州轉送朝廷及全國各地。康熙開海次年（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五位“國王數學家”前往中國，以擴大其在東方的影響力。這五位“國王數學家”，肩負傳教和科學考察的雙重使命，在海上輾轉兩年，終于得到康熙的召見。“國王數學家”進獻給康熙的禮物眾多，其中就有畫琺瑯。這些來自西洋的畫琺瑯，散發出瓷器般的瑩亮光澤，引起康熙極大興趣。盡管康熙多次希望西方派來懂得制作畫琺瑯的匠人，但直到三十多年后，第一位歐洲畫琺瑯匠人才終于抵京。然而，當歐洲匠人進入宮廷時卻發現，中國已經有人掌握了畫琺瑯的制作工藝。 風自西來清朝時期的廣州是中西交往的第一站，當時歐洲的繪畫與工藝品均從這里卸船上岸，通過十三行商批發轉銷至全國。廣東工匠是中國最早接觸和掌握西方畫琺瑯工藝的人群，廣東燒制畫琺瑯的最早記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優秀的廣琺瑯匠人多次被舉薦至宮廷，參與宮廷畫琺瑯的制作。所以，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歐洲匠人發現中國宮廷里已經有人會燒制，也就不足為奇了。 西洋印象“洋瓷”既然來自西洋，少不了以西洋圖像作為裝飾。采用西洋圖飾并非只是為了外銷，即便在中國國內，西洋圖飾也頗具市場。或許是因為人物是最容易體現異國風情的元素，當歐洲在十八世紀掀起“中國風”的時候，中國人也透過廣琺瑯上描繪的西洋人物想象著遙遠的西方世界。不過，廣琺瑯上的西洋人物通常形貌奇特、似中又西，主要是因為廣匠對其進行了一種公式化的處理。 開光西洋人物倭角杯清康熙或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承訓堂惠贈西洋人物是廣琺瑯最具創意和表現力的裝飾圖案。中西合璧的人物及構圖方式同時出現在這件單把小方杯上。這種小杯通常在晚餐后端出待客，用來飲用濃縮咖啡等濃重口味的咖啡。 上圖的背面圖紋 西洋人物圖倭角碟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承訓堂惠贈此碟搭配方杯用于飲用咖啡。此碟描繪的女子雖然身著中式裙衫，但其手中的棍杖、頭頂的大檐帽、披散的長卷發表明這應當是一名歐洲牧羊女。牧羊女圖是當時歐洲流行的繪畫題材。 上圖的背面圖紋 山水西洋人物圖茶壺清康熙或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西洋人物是廣琺瑯上常出現的紋飾。此件為早期作品，繪有兩組西洋人物，人物衣著選用胭脂紅色、黃色等艷麗色彩，試圖仿效十七世紀下半葉歐洲琺瑯的流行色彩，但技法尚不成熟。 上圖背面圖紋 錦地開光西洋人物圖倭角茶壺清康熙或溝雍正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隱名氏惠贈廣琺瑯早期受西方傳教士影響，常以天主教題材為飾。此件即為早期代表，以中國繪畫的方式在壺身四面分別描繪了圣母與圣子、嬰兒受洗以及在山野間游玩的西洋人物。 上圖背面圖紋 錦地開光山水西洋人物圖蓋碗清康熙或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此套蓋碗上繪有六幅西洋人物圖，每幅圖均包含裸體男童，這一形象可能模仿自天使或丘比特。西洋人物圖的背景則完全是中式場景，山石、樹木的表現手法明顯采用了中國畫技法。 上圖蓋杯底紋 上圖背面圖紋 西洋人物蓋碗（缺蓋）清康熙或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 上圖背面圖紋 云龍紋西洋婦孺圖高足碗清雍正或清乾隆早期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碗心繪有西洋婦孺圖，碗外壁施胭脂紅釉。胭脂紅色的起源可追溯至十六世紀的歐洲，但廣琺瑯的施彩方式采用了景德鎮瓷器吹釉工藝。仔細觀察釉面，有無數細小顆粒均勻分布其上。 上圖碗內紋樣 上圖碗內紋樣 1701年法國傳教士張誠寄回國的信函康熙皇帝對歐洲林美的藝術品極為好奇，他熱切地希望擁有精通這些藝術的人，想采取各種合適的辦法找到這些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朱批奏折目今已值西洋船抵廣東之際，倘到，速問，一井將伊等信函繕折具奏。勿耽延。西洋來人內若有各樣學間或行醫者必著速至京中。 遠渡重洋康雍時期，廣琺瑯已遠銷至歐洲。1728年，英國大使菲利普，斯坦霍普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在這里買了一些瓷器………它們都是金屬制品，里外涂滿各種‘華彩”’ 瓷料”。這封信可能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關于外銷廣琺瑯的文獻記錄。中國制造的“洋瓷”遠渡重洋成為歐洲人眼中的中國“華彩””，不同的稱謂仿佛是一次中西之間的對話，回響在廣琺瑯貿易的航線上。 1816年美國海員及商人查爾斯。廷的航海游記瓷器街的店鋪十分寬敞，你可以在這里買到幾乎所有的中國商品。…事實上，它就保是一個博物館，沒有一件物品是我以前見過的。 自建品牌十八世紀晚期，由于清宮傳做銳減以及歐洲市場的菱縮，工匠、作坊或商家轉而創建自有品牌，民間署款廣琺瑯因此興起。琺瑯工坊主要坐落于商業貿易最繁華的地段，通常與銷售店鋪相結合，呈現出“前店后坊”的形式。商人會通過在鋪面展演琺瑯制作過程來吸引往來顧客。鴉片戰爭后，廣匠、商人流動至上海、香港、澳門等地，廣琺瑯的制作、經銷也不再限于廣州一地。 蝴蝶紋盆清乾隆或清嘉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香港中文大學購藏以寫實風格繪制蝴蝶，常見于十九世紀外銷畫，廣琺瑯上頗為罕見。本品用密集的點和線表現蝴蝶翅膀上的鱗片，用貝殼、花朵、相互交錯的葉片裝飾盆沿，顯然受歐洲藝術風格影響。 花蝶瓜果紋盤清乾隆或清嘉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鐘棋偉先生惠贈此盤邊沿繪有一圈矛尖紋。矛尖紋自十七世紀末隨歐洲外銷瓷訂單引入中國。通常年代越晚，矛尖紋居中的線條越長，類似此盤的窄長矛尖紋多屬1790年以后的作品。 開光花卉蝙蝠紋海棠式花盆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上半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隱名氏惠贈藍地反白色紋飾，且白色紋飾上又以藍色渲染。十七世紀晚期法國納維爾生產的錫釉陶器有類似的藍地白花效果，且在歐洲銅胎畫琺瑯上也多有出現。 上圖內樣 折枝花卉紋杯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上半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以藍色琺瑯為地，上繪白色花卉，白花表面亦有淺藍色敷色，這種用色手法與仿青花的白地藍色圖案完全相反，推測源于十七世紀晚期法國納維爾生產的錫釉陶器。 西洋風景人物圖渣斗清乾隆或清嘉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鐘棋偉先生惠贈渣斗是用來盛裝食物殘渣的器具。此件渣斗描繪的圖案是歐洲十八世紀常見的繪畫題材。西洋圖像出現在渣斗這種中國傳統器具上，說明不單是外銷，西洋圖像亦頗受國內市場歡迎。 上圖背面圖紋 開光山水西洋人物圖手爐清乾隆承訓堂藏爐身兩側繪有歐洲港口貿易圖，以西方繪畫的焦點透視法、全景視角描繪城市景觀。這類圖像是1720年代德國邁森瓷器早期流行的裝飾圖案，后傳至中國被瓷器和畫琺瑯器所仿繪。 來自中國的「華彩』交流入貢宮廷和外銷，是廣琺瑯最重要的兩個流向。入貢的機制頗為嚴格，通常由清宮造辦處先畫樣呈御覽，待皇帝批準，再發樣到粵海關。如果成品與樣稿不符，廣琺瑯工匠和粵海關相關人等都會遭到懲處。從畫樣呈覽，到造好送至北京，整個流程耗時約一年。入貢宮廷的廣琺瑯承繼宮廷格調，成色鮮艷純凈，描畫精細入微，尤顯端莊渾厚。外銷廣琺瑯則體現出完全不同的特點，它的興起和暢銷得益于十八世紀盛行歐洲的“中國風”的影響。五位“國王數學家”撰寫的與中國有關的著作后來成為歐洲啟蒙思想家的案頭讀物，對“中國風”的流行也起到了推動作用。外銷廣琺瑯大多不會采用中國傳統器型，它們是符合西方市場需求的定制品，一般由貿易公司把圖紙和款式寄送給駐扎在廣州的商務代理人來完成。外銷廣琺瑯在使用功能上符合西方家庭生活的需要，而在裝飾風格上則仍然以中國傳統紋樣為飾，以迎合人們對遙遠中國的好奇和想象。 1728年英國外交官菲利普?斯坦霍普寄發的信函我在這里買了一些資器…還有一套喝熱巧克力和茶的杯具、一套帶盆的執壺，它們都是金屬制品，里外涂滿各和華彩盜村。 奉旨成做廣東和清宮造辦處，是清代金屬胎畫琺瑯的兩個重要制作中心。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清宮造辦處的檔案中，做時常可見造辦處工匠無法負荷大量燒造畫琺瑯的要求，而廣匠人多，工價也便宜，請求發到“粵海關成做”。粵海關是設立在廣東的對外貿易管理機構。“粵海關成做”是廣琺瑯技藝全面成熟的標志，意味著供御金屬胎畫琺瑯制作中心由紫禁城向廣東轉移。 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宮《活計檔》記載傳旨：此琺現表套做法不像西洋做法，像廣東做法。廣東既做得來，為何不做大瓶大罐呈進，欽此。 開光花鳥圖壁瓶清乾隆或清嘉慶懷海堂藏壁瓶，原是一種書齋花器，因背后有孔可懸掛，也稱掛瓶。乾隆皇帝對壁瓶尤為喜愛，出游時掛于轎中，因而也稱轎瓶。此瓶頸處的飄帶和瓶腹上的貝殼圖案，均表明受歐洲紋飾影響。 廣彩開光花鳥人物紋潘趣酒碗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沬文堂惠贈 宮廷之韻在畫琺瑯的發展過程中，廣東與宮廷的交流頗為密切。僅十八世紀就有二十位廣琺瑯匠人被引薦入宮，參與宮廷畫琺瑯的制作。他們各有所長，有的擅長畫，有的擅長燒造，更有甚者能夠煉制特殊顏色的琺瑯料。在裝飾風格上，宮廷畫琺瑯端莊大氣，廣琺瑯則靈動灑脫。廣匠的出現為宮廷制作帶來新風尚，而當他們返鄉省親或從宮廷退役后，又將宮廷之風帶回廣州。 碧筒杯清乾隆或清嘉慶懷海堂藏碧筒杯被文人尊為最雅酒具，其花莖內空，直通底部，以作吸水之用。碧筒杯多仿制荷葉形狀，此杯變荷葉為牡丹，匠心獨具。蘇軾有詩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 上圖側面圖紋 折枝桃花紋洗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洗，是一種文房用品，用來盛水洗筆。這件洗的口沿處作三只互相勾連的紅色蝙蝠，一同望向器底的牡丹花。這種設計頗具匠心，與清代一些玉洗相同，反映受宮廷官樣的影響。 上圖俯視紋樣 雙耳壽字杯十九世紀上半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 折枝花八寶紋攢盤清乾隆或清嘉慶懷海堂藏 花蝶紋攢盒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夢蝶軒惠贈 纏枝西番蓮紋盒清乾隆或清嘉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承訓堂惠贈類似本品的寶藍地花果紋廣琺瑯自十八世紀中晚期出現，十九世紀時成為廣琺瑯的重要品種之一。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祖父1870年購自中國的畫琺瑯盒亦屬此風格。 花果昆蟲八寶紋象耳尊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伓海堂藏尊，盛行于商周的青銅制的大型盛酒器。本品仿青銅尊的造型，作陳設或祭供器。仿青銅畫琺瑯器的出現是為了迎合宮廷品味及實用所需。 左：冰梅紋杯碟清嘉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冰梅紋創制于清康熙年間，頗受歡迎，不限于外銷或御用，例如此套杯碟底部即有款“嘉慶年制”。此套杯碟以寶藍色琺瑯為地，冰梅紋作飾，器型上則采用咖啡杯型。 右：描金冰梅紋杯清乾隆或清嘉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冰梅紋，以仿宋代官窯冰裂片紋為地，在其釉面上繪制朵朵梅花，是一種將冰裂紋與梅花紋相結合的特殊紋樣。冰梅紋在瓷器、畫琺瑯器及掐絲琺瑯器上均可見，且沿用歷史較長。 以下這組5件展品均以西番蓮紋為飾。西番蓮紋是一種中國傳統紋飾，從花形上看，既似蓮花又似牡丹，花瓣多層次地排列，使圖案具有雍容華麗的美感。乾隆皇帝尤為喜愛西番蓮，曾為其作《西番蓮賦》。賦中有云：“考花譜則類屬之荷，非水植而名乃曰蓮。弗經見于中國，誰與號謂西番”。自然界中的西番蓮 1.纏枝西番蓮紋碟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 2.開光西番蓮紋梅花式盤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 3.八寶西番蓮紋連盤瓶十九世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承訓堂惠贈 4.八寶西番蓮紋烏水罐十八世紀晚期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5.西番蓮紋烏水罐十八世紀晚期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 以下這組5件展品均以纏枝卷草紋為飾，但具體樣式又各有不同。廣琺瑯上的纏枝卷草紋來源可能比較多樣，比如傳統纏枝卷草、纏枝蓮，或歐洲卷草紋樣。因其來源多樣，又常作簡化或變形，因而最為變化多端。有規整者，有無序者；或抽象，或具象；纏枝間或飾以花頭，或無花頭。其中，紅、藍、黑三色纏枝卷草紋最具代表性，是廣琺瑯的標志性邊飾。廣琺瑯最具代表性的黑色描金纏枝卷草紋 1.四曲山水圖茶壺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鐘棋偉先生惠贈 2.花果昆蟲紋水丞清乾隆丙午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 3.花卉紋如意云足蓋碗十九世紀中晚期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隱名氏惠贈 4.開光花卉紋杯盤清康熙或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香港中文大學購藏 5.卷草菊花紋線圈十八世紀晚期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 交融“洋瓷“上的中畫交融當廣匠掌握了畫琺瑯這門西方技藝后，便很快在“洋瓷”上作起了中國畫，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風尚。畫琺瑯工藝對工匠的繪畫技能要求非常之高。特別是中國畫，講究筆觸質感。要想在銅胎上畫中國畫，必須十分熟悉琺瑯釉料的特性，知道如何用其表現筆墨線條和渲染層次等細致的效果，并且還要把這些效果從平面的紙本原模原樣地呈現到曲面的器表上，可想而知其中難度。廣琺瑯匠人大多具備畫家的繪畫功底，尤其是舉薦至宮廷的匠人，工閑時甚至被調派至他處，協助宮廷繪畫的制作，由此可見其繪畫功力之高超。廣琺瑯匠人善于吸收各種圖像、造型和技法，融合后加以活用。早期廣琺瑯的中式題材，大多效仿自名家繪畫，特別是清初宮廷畫壇的名作。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廣泛流行的裝飾紋樣也會被廣匠運用在廣琺瑯的器表裝飾上。 中國風尚“洋瓷”上的中國畫主要是花鳥畫、山水畫，以及表現庭院人物、戲曲歷史人物的人物畫。匠人在繪制時，既會采用平涂、皴法、沒骨、線描等中國傳統繪畫技法，也會效仿西方運用點畫法表現繪畫主體。折枝花鳥昆蟲題材，貫穿廣琺瑯發展始終，其繪制最能體現匠人手藝高低。廣匠會繪制牡丹、梨花等歐洲不常見的花卉滿足異國想象，也會繪制佛手、香櫞等具有廣東特色的南方水果。 山水圖盤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相對宮廷畫琺瑯，以山水為裝飾主題的廣琺瑯更為多見，最早可追溯至康熙晚期，其藝術水平達到清代廣琺瑯的高峰。雍正、乾隆時期的廣琺瑯雖也流行山水裝飾，但漸呈衰落之勢。 山水圖盤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相對宮廷畫琺瑯，以山水為裝飾主題的廣琺瑯更為多見，最早可追溯至康熙晚期，其藝術水平達到清代廣琺瑯的高峰。雍正、乾隆時期的廣琺瑯雖也流行山水裝飾，但漸呈衰落之勢。 山水圖盤清乾隆懷海堂藏 山水圖盤清乾隆懷海堂藏 八仙過海圖盤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八仙過海是八仙主題中最流行的題材。畫中藍采和手挽花籃，鐵拐李身背葫蘆，何仙姑擎荷玉立，漢鐘離手持扇子，呂洞賓攜劍背立，曹國舅懷抱玉板，張果老身攜漁鼓，韓湘子斜背洞簫。 龍紋盤清乾隆或清嘉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鐘棋偉先生惠贈此盤為龍紋盤，正面繪戲珠龍，盤沿在西番蓮之間點綴“暗八仙”。八仙所持法器從人物分離出來即為暗八仙紋。八仙及暗八仙紋皆為平安吉慶、福樂長壽的吉祥紋樣。 龍紋盤的插圖解釋 八仙圖盤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香港中文大學購藏以故事人物作為裝飾題材宋元時期已然流行，并伴隨明代版畫藝術的出現而蔚然成風。此盤所繪八仙有別于八仙過海等常見題材，仙人們或飲酒、或吹奏、或酣睡，極具生活氣息。 人物故事“仙姬送子”圖鏡十九世紀下半葉懷海堂藏董永與織女結為夫妻，百日后分別。后董永持織女所織龍鳳錦獻于朝廷，被選為進寶狀元。董永游街之時，織女抱一子相送。此圖描繪的正是仙姬送子這一場景，傳達多子多福的寓意。 觀太極圖盤清乾隆或清嘉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觀太極圖可能由北宋周敦頤攜友研討《太極圖說》的故事演變而來。周敦頤晚年隱居山林，與友人探討世界本原，精神生活達到極致。后人故將此景納入祝壽圖中，寓意安享晚年。 錦地開光花果紋課子圖盤清雍正或清乾隆早期賀祈思藏清代子弟一般在六七歲就學，在此之前多由母親課讀。士子官宦家庭常聘請畫師將其母親課讀的經歷繪圖記錄，即所謂婦人教育孩子的“課子圖”，感念母親教養之恩。 清供圖碟十八世紀晚期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清供指在書齋、庭院中陳設瓶花、古器等點綴空間、營造氛圍的清雅之物。清供題材的繪畫在宋時興起，至清代盛行。明清多數畫作在宋元基礎上增加多種象征符號，寓意富貴吉祥。 清供圖匙十八世紀晚期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 開光花卉紋容鏡清乾隆承訓堂藏容鏡以寶藍色琺瑯為地，其上裝飾各式花卉，種類不盡相同。背景為纏枝花卉紋，花頭各異，其間點綴三個開光，開光內于白色琺瑯地上繪牡丹、菊花、水仙三種花樣。 花蝶雉鳥壽石圖碗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碗外壁繪雉烏、太湖石及牡丹、梅花、飛蝶，寓意長治久安、花開富貴。碗心繪月季、雛菊、飛蝶、柿子，底部飾香櫞與蝙蝠，口沿及足部繪描金纏枝葉紋，均為典型的廣琺瑯風格。 同上 花蝶雉鳥壽石圖碗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碗外壁繪雉鳥、太湖石及牡丹、梅花、飛蝶，寓意長治久安、花開富貴。碗心繪月季、雛菊、飛蝶、柿子，底部飾香櫞與蝙蝠，口沿及足部繪描金纏枝葉紋，均為典型的廣琺瑯風格。 上圖的內紋樣 花鳥昆蟲壽石紋盤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鐘棋偉先生惠贈盤內壁口沿飾有五只蝙蝠，取“五福”的寓意。盤心為白地花鳥紋，其一繪梅花、喜鵲，點綴月季花，代表“喜上眉梢”；另一則繪壽石、海棠、牡丹，代表“滿堂富貴”。 花鳥昆蟲壽石紋盤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鐘棋偉先生惠贈盤內壁口沿飾有五只蝙蝠，取“五福”的寓意。盤心為白地花鳥紋，其一繪梅花、喜鵲，點綴月季花，代表“喜上眉梢”；另一則繪壽石、海棠、牡丹，代表“滿堂富貴”。 上兩盤的背面紋樣 錦地開光花蝶蝙蝠紋盤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盤底為五蝠環繞團鳳。黃地藍彩的五蝠紋經常在清宮的銅胎琺瑯裝飾中出現，例如“五蝠捧壽紋”，此盤將中間壽字換為藍彩團鳳紋，體現了廣琺瑯對宮廷畫琺瑯的模仿和改制。 上圖背面紋樣 開光花蝶紋盤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錦紋是早期廣琺瑯的常用紋飾，其紋樣是對當時流行的各種織錦紋路的直接摹繪。此盤由外至內分別繪有綠色八方錦紋、粉色四方錦紋、藍色鎖子紋。這些紋樣形態各異，都屬于錦紋。 上圖背面紋樣 開光荷塘鴛鴦圖菱花式盆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隱名氏惠贈此盆口沿為菱花式，折沿背面繪冰裂紋，外壁飾有藍色螭龍紋，盆底亦繪團螭紋。此盆的菱花式器型與藍色螭龍紋的裝飾都顯示出清宮器物對廣琺瑯的影響。 花蝶昆蟲紋水丞清雍正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水丞是硯臺研墨時的注水工具。本件分別繪有虞美人飛蝶、月季飛蝶兩組圖案。諸如折枝花果、賞石花鳥、飛蝶等繪畫主題遠承宋代寫生花鳥畫傳統，亦流行于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畫壇。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廣東巡撫楊琳的奏折紡得廣城能燒法藍人-，各潘淬，原精福連，住統產樂，實驗所制物件，顏好..令其制造法藍金組欲連人進呈內廷效力。 花果飛蝶紋荷葉式盤清乾隆或清嘉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鐘棋偉先生惠贈此盤作荷葉狀，這類象生形廣琺瑯較為罕見。相對白色、寶藍及黃色，綠色地杖的畫琺瑯器出現時間較晚，也并不多見，推測受宮廷影響而產生，傳世數量不多。 錦地開光花蝶紋盤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 纏枝西番蓮紋蓋罐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明黃色琺瑯地是皇家畫琺瑯的標志色。這件蓋罐小巧精致，在明黃色琺瑯地上繪多色花卉，推測與筆掭等文房雅器收納于“百什件”（裝小件古玩的箱盒，搭配多種抽屜與匣）中賞玩。 玉堂富貴云龍紋碗清乾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香港中文大學購藏此碗胎體厚重，明黃地杖鮮亮，外壁繪有粉紅、藍、綠三色云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為皇太后七十大壽進貢的壽禮中便包含廣琺瑯五彩云龍碗，推測與此碗近似。 上圖側面紋樣 上圖碗內紋樣 蝙蝠西番蓮紋碗清乾隆或清嘉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莊貴侖先生惠贈此碗內壁施松石綠色釉，外壁以明黃色琺瑯為地，松石綠色與明黃色是宮廷畫琺瑯常用的內外壁色。碗的外壁亦用粉色描繪西番蓮和蝙蝠，這種粉色或許受西洋影響而出現。 上圖碗內紋樣 “壽”字盤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隱名氏惠贈盤邊一圈壽字，盤心繪有“人之子”、“貴心慈悲”、“忠心父之所”、“君之”、“富貴”等字樣。盤底有“粵東大新安和生造”款識，大新即十三行附近的商業街大新街。 上圖背面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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