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嵐口

上官周美術館曹燮

憶嵐口（散文）曹燮接連下了幾天雨，獨坐書房突然想起了嵐口，想起在嵐口時與老余相處的那段時光。自從那次離開嵐口，我就再也沒有回去。突然追憶起那段往事，大概是因為最近整理書房，無意間看到那本寫老余的書，書的封面印著他那張熟悉的面孔。屈指數(shù)來，時間飛逝了二十多年。那時年富力強的老余，而今已逾古稀之年，很久沒有他的消息，也不知這些年他過得可好？老余當年是閩東福安一位企業(yè)家，早年經(jīng)營建材發(fā)家，后來經(jīng)營輪船跑海運，掙了些錢后，投身于慈善事業(yè)，是一位具有大愛的慈善家，曾前后收養(yǎng)過600位孤兒、數(shù)十位孤寡老人。當年采訪可謂一波三折，為避免引起麻煩，老余將采訪地點安排在福安飛鸞鎮(zhèn)的嵐口村，那是個偏遠的小山村。老余介紹稱，嵐口村僅1300余人，村里有座300多年歷史的老教堂，是當年白主教的避難之所，也是后人朝圣之地。教堂的吳神父為他的好友，在教堂對面的山坡上，他還在那蓋了一幢木屋。一輛小車把我們送到了那座教堂門前，我們被安頓在教堂旁一幢樓的第三層住下。嵐口村不大，但景色宜人。進入村口便有一掛瀑布從懸崖上飛瀉而下。水口上方筑有一道攔水壩，形成一方平靜的水潭，潭水幽深，溪水清澈見底，魚兒在水中成群結隊地穿梭。村莊就落在兩面聳入云天的高山峽谷中。沿水潭往上約百米遠，可見一座青磚砌就的老教堂聳立在小溪旁。教堂拱形門頂上方，立著顯目的十字架。我們到達時正值傍晚，教堂里傳來悠揚的歌聲。那幢三層樓依陡峭的山坡而筑，從教堂旁的水泥臺階往上走四五十個臺階，便可直達三樓入口。教堂的神職人員均住在這幢樓，我們被安排在三樓靠里面的第二間客房。客房外大廳中堂是一幅《最后的晚餐》的油畫，房間外墻是基督半身畫像。大廳里擺著一張大圓桌，那是我后來采訪和辦公的地方。走出大廳側門便是餐廳，我們的一日三餐便與吳神父同吃，他妹妹負責我們的伙食。老余有早起的習慣，而我則要睡得稍遲些。老余早起到教堂背后的樹林里打一陣太極拳，等他回來時我也起床了。山中空氣好，我們便一同從那林間小路繞到一公里外的主教洞看風景。那里的山上都是石頭，半山坡直到山頂均為不規(guī)則的巨石，山頂堆壘的也是形狀不一的巨石，遠看千奇百怪的。由于缺乏土壤，山上的樹木都長不高，但奇怪的是那些巨石底下的山澗里，卻有暗河涌動、泉流奔突。 主教洞是當?shù)刈蠲赖娘L景，類似于高山溶洞，是游客必去的絕佳去處。這里的村民皆為天主教信徒，尤其那座古老的教堂和主教洞，當年就吸引不少閩、粵、贛和港、澳、臺的信眾前往觀光朝圣。因此，余祖亮每次前往，不僅是一位旅游觀光客，更是虔誠的朝圣者。他稱，每次前往都能獲得靈糧。有時，他是獨自前往，有時，是應教堂吳神父之邀約。教堂的吳神父很平和，與人交談總是面帶笑容充滿喜樂的。他向我介紹，昔日在此傳教的白主教原名白桑實，洗名伯多祿，是西班牙人，1680年生于達拉我那省多篤撒亞斯谷村。母親何加大脅納在分娩白主教時，不幸與其胞妹母女雙亡，其后由父親安德肋撫養(yǎng)成人，并接受了舅父彌額爾神父的指導。由于其德行超群，17歲時就進了尼理納的道明會，18歲那年在院長的推許下，他拋開世俗，步圣會祖的芳蹤，毅然來華傳揚福音。1704年，他才24歲晉升為鐸品。 1712年一個秋天的傍晚，白主教與他的同伴離開故土乘船從大西洋進入印度洋、太平洋群島，在菲律賓登岸。在菲律賓逗留期間，他深入學習中國語言風俗及習慣，于1715年6月抵達中國，在福建廈門登陸。 其時我國正處于非常時期，官府四處拘捕外國傳教士。白主教來到閩東福寧教區(qū)，當時福安已是個繁華城市，由于水陸交通發(fā)達，又是福建天主教中心，教友多，故而白主教便在福安定居下來，開展牧靈工作。 雍正八年（1730年）白主教任福建代牧，同時兼任閩、浙、贛三省主教。乾隆十一年（1746年）白主教在福安穆陽被清廷拘捕入獄。白主教和其他四位神父被拘捕后，被送往福州后，被斬首于福州郊區(qū)西門外（現(xiàn)達道路口），時為1747年5月26日。 來到嵐口的當天傍晚，余祖亮手抓一本《生活之聲》的詩歌本，在嵐口村背后一條山溪的源頭處，坐在一塊巨大的山石上和著泉水聲和鳥鳴盡情地歌唱，他的歌聲融進美麗山鄉(xiāng)的天籟中。 當那座古老教堂的鐘聲響起時，余祖亮早早便坐在教堂的前排等待分享圣體的到來。 那是一座始建于乾隆年間的古老教堂，從門頂題著古意盎然的“圣旨”二字可見，該教堂是經(jīng)清代帝王恩準建造的。那是帶有徽式風格飛檐翹角的磚木結構。它恢宏的氣勢和高聳的十字架在村子里顯得鶴立雞群。教堂可容納千人。六根數(shù)米高合抱大的圓形石柱和兩根大木柱支撐著教堂的橫梁。圣壇下四排木靠背椅整齊地排開，圣壇中央是耶穌受難雕塑，兩邊是清康熙皇帝親撰的對聯(lián)：“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救大權衡”，匾額題為“萬有真原”。圣壇左邊立著一尊白色塑像，那是曾在主教洞避難過的白多祿主教。 當時白主教到嵐口傳道，正碰上非常時期，主教不敢公開布道，只能在隱秘的山林里進行。 有一天晚上，白主教在嵐口村車里灣山腳下一個巖洞中布道，忽然他聽到幾聲駭人的虎嘯，遂對身邊的修士說：“道明，此地不可久留。”于是第二天清晨，他們便動身往嵐口村走，這時恰巧看見一只白鴿噗的一聲在他們面前起飛，于是主教對修士說：“我們跟這只鴿子走”。那只鴿子也像有靈性似的，在他們面前時飛時停地引路，一直將他們帶到村西邊的一個巖洞，鴿子飛進山洞，突然消失不見了，于是主教便在那峽谷間的山洞里住了下來。 一天，主教在洞外晾曬衣物時，被村中一位老者發(fā)現(xiàn)，這位老者也是信仰天主的，他獲知住在山洞里的洋人是逃難的主教時，就竭盡全力地保護他，并提供他日用的食糧，直到主教離開山洞，嵐口的主教洞因此得名……解放后，教堂被沒收充公作電影院兼大隊會場，而教友沒有場所過宗教生活，于是村民紛紛跑到主教洞祈禱、誦經(jīng)。1983年，到嵐口的信徒越來越多，主教洞也由朝圣地變成潛在的旅游資源。 我們在嵐口待了近一個月，終于在那里如期完成采訪任務，十余萬字的初稿成型了。我們每天吃過早飯，便開始面對面地采訪。下午，我將上午的采訪稿整理并抄正，交給老余過目，等他下山時帶回福安賽岐請人打印，再把打印稿帶回山上修改。每天傍晚，我和老余、吳神父一起散步，有時往主教洞走，有時沿教堂前那條溪流往上走，有時也往老余木屋方向那條山路往里走。我們聊些生活中的話題，有時也談如何把信仰運用到生活中。那時，我剛讀了幾本《辯護真理》和《特蕾莎修女》，對書中的疑問便向他們請求。散步回來，他們便要到教堂里做彌撒了，我則回房間看書或構思第二天的采訪提綱。山村實在安靜。晚上都是鳥鳴和蟲鳴，村民都早睡早起。周末傍晚，老余又要下山了。我將抄好的手稿給他帶下山，并陪他走出村口，等他的背影消失在暮靄中，我才折返回。老余還有很多生意上的事情和孤兒院的事情要回去處理。過兩天，他再將打印好的稿件輸出一份帶上山來。時光如流水，二十余年匆匆而過，而那時在嵐口與老余的一個月相處，卻至今仍在我腦海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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