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心路六節

牛車載道

《論語.為政》記述了孔夫子的一段話：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段圣人名言很多人解讀為“孔子的生命軌跡”、“孔子的人生概括”或“孔子對后人的人生警訓”，我不以為然。理由是：人生（或人之命運）千姿百態各自不同，如要歸納概括至少可分為身與心或物質與精神兩種形態，兩者不可分離但可分視。例如：有人一生物質富有享用不盡，但精神上卻一直大不如意甚至抱憾終身；有人一生一貧如洗，但精神上卻頗為富足自樂其樂，如何一言以蔽之評價其命運呢？好乎壞乎？富乎窮乎？孔子在晚年說的這段話確有回顧和概括的意味，但其回顧的只是自己的心路歷程；概括的只是自己的精神境界，如果解讀為其整個人生或一生命運那就想多了，不準確了。孔子一生命運多舛，三歲喪父，十七歲喪母，老年喪子；上過朝堂，當過大司寇，也曾帶著弟子周游列國不受待見，顛沛流離，“累累然如喪家之犬”，最后是政治理想未能實現抑郁而終。這些有形的、物質的、身體的飽暖饑寒一一命運的外在形態，他在這段活里一字未提，他說的是有生以來所經歷的志學、立身、不惑、知命、耳順、從心這六種心理感受，也可說是他七十余年心路歷程中的六個階段或曰六個重要節點。所以，我大膽妄為地把這段話題為：孔子心路六節，以便于表述。但愿沒冒犯先圣和后來解孔的諸位大師。孔子這段話言簡意賅高屋建瓴，引發后人共鳴，產生了普世價值，解讀者如過江之鯽，解讀之文字如汗牛充棟。孔子是年過古稀說這段話的，作為讀者我們很可能感覺他老先生話沒說完，說到七十“如何如何”就打住了。人們不禁要問：那八十呢？九十呢……這個問題不難回答，孔子年壽七十三，說完這段話不久就辭世了。沒親身經歷過的，夫子不去說，看出夫子一向說話靠譜，言必有信。據傳，南宋儒圣朱熹上課講孔子這段話，講到“四十而不惑”便掩卷不往下講，學生們詫異，朱子說：“我年令尚不足五十，怎敢講孔子的“知天命”呢？” 看來，圣人皆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的節操，值得我輩學習。我今已年過古稀，孔子心路六節都已經歷，總算有資格解讀孔子這段話。我亦自知才疏學淺，恐貽笑大方。但想想又以為，解讀這段話重要的不是有才學，而是有親身感受，前面既然有眾多過江之鯽又奈何多我一個？如此便不揣膚淺，冒然下筆。我試圖從兩個角度來解讀這段圣人名言：一是盡可能從孔子本人本意的角度去理解孔子，即以孔解孔；二是從我這個年過古稀的現代人的角度去談自己的感悟。但愿能收拋磚引玉之效。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這一句的關鍵詞在于“志”。有人把這句話解讀為“我十五歲開始立志學習”，甚至有人解讀為“我十五歲開始學習”，都不準確。有史料記載，孔子生活的周代春秋時期，官辦學校已很普遍，中央朝庭和地方諸侯國以至鄉、里都開辦學校。一般八歲至十五歲讀小學（稱“庠”、“序”），十五歲至十八歲讀大學（稱“太學”、“辟雍”等），入學年令并無嚴格規定。學習內容以“六藝”為主，即：禮（禮儀）、樂（音樂）、御（駕車）、射（射箭）、書（識字寫字）、數（算術）。小學的層次較淺，主要學習這幾個方面的常識和基本技能。大學是“六藝”的“升級版”，著重學習這幾個方面的理論知識和高級技能，例如"禮”，小學學“禮儀”，大學學“禮法”。但這些官辦學校是為“士”及以上貴族子弟開辦的，一般庶民及奴隸子弟沒有資格入學。孔子祖上是宋國貴族，家道中落后遷居于魯國。孔子父親叔梁紇（孔紇）是魯國武士，并立有戰功。母親顏氏娘家也是士族。孔子三歲喪父，家境淪至貧寒，但士族等級仍在，所以孔子有資格入“官學”學習（當時尚無私學）。孔子十五歲時應為小學畢業剛入太學。孔子雖家境貧寒但自幼聰慧好學。孔子曾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 公治長》）意思是：周圍很多鄰居中，一定有象我這樣講究忠信的，但沒有象我這么好學的。“好學”必有興趣為前提。所以把“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解讀為“剛開始學習”或“剛立志學習”都講不通。古漢語“志”這個詞的最初本意是“心意”，如“詩言志”（《尚書. 舜典》）就是用的這個意思。后來又引申出“志趣、志向”等義。“學”這個詞在古漢語中由“學習”直接引申出“學問”。所以我認為，把“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解讀為“我十五歲時對學問發生濃厚興趣”比較準確，更符合少年孔子的實際情況和整個人生歷程。后來，孔子開創私學，他不滿足于象官學那樣教學生“六藝”，而是一邊研究、整理、編撰，一邊教學生“六經”，即詩經、禮經、書經、樂經、易經、春秋。其中《詩經》三百零五篇是孔子從古民歌中選編；《易經》的十種解說文字“十翼”據說是孔子著作；《春秋》是孔子編撰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其他“三經”也經過孔子親手整理。這些都是地道的“學問”。這些堪稱華夏人文經典的學問絕非孔子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一定是自青少年時代就發生興趣而終身努力研學的。“六經”除《樂經》失傳外，其他一直流傳至今。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 雍也》）孔子強調：做事也好，作學問也好，要有興趣，要樂在其中。孔子不愧為教育大師，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興趣教學、啟發式教學這種非常科學的教育方法。對比孔子，當今的某些教師和家長一味地對孩子實行填鴨式、灌輸式、拔苗助長式的教育方法是否該臉紅呢？面對至圣先師的治學精神和治學成就，當代的某些教授、專家們是否該心跳加速了呢？ 三十而立這一句的關鍵詞在“立”。什么是立？立什么？很多人把這一句理解為“孔子三十歲成家立業”或“人到三十歲得成家立業”。這么解讀與孔子的本意完全不搭邊。古人結婚成家比現代人要早得多。有史料記載，孔子十九歲結婚，二十歲生子孔鯉，二十一歲始，先后當“委吏”、“乘田”等小官，進入“公務員”系列，即在二十歲左右就已成家立業。那么三十歲的孔子“立”的是什么呢？古漢語“立”的本意是“站立”，引申出“立身、立志”。孔子“三十而立”是立身或立志么？以孔解孔，從《論語. 堯曰》中可找到確切答案。孔子說：“不知禮無以立。”意思是說不懂得“禮”這門學問就談不到立身。這樣我們就可知孔子是“以禮立身”或“以禮立志”。我們知道，孔子一生都致身于克己復禮一一復興周公的禮制。他的這個志向顯然是在三十歲之前逐漸確立而終身不移的。我們現代人亦應如此，三十歲之前學習掌握了那么多的知識和本領，三十歲或更早一點就應該選擇確立一個人生目標了。這里所說的人生目標并非是指想從事什么職業，例如教師、醫生、藝術家等等，這種職業理想是幼童都可能有的。這里所說的人生目標是指將來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即：修養成怎樣的人格，實現怎樣的人生價值，為實現什么樣的社會理想而奮斗終身。這樣說來，把孔子“三十而立”理解為他“三十歲立志”仍不夠完整，不夠準確。孔子要以其立身的“禮”不是簡單的學問或禮節，而是一整套以等級制為特色的社會制度和以“仁德君子”為核心的理想人格，一部《論語》說的都是這樣的內容。孔子一生多次進衙門當官且頗有政績；二十七歲創辦私學成為一名私塾先生，這些都不是他的人生目標，而只是他實現人生目標所采取的舉措，是舟車不是目的地。立志實現某種社會制度或達成某種人格就和人的“三觀”有關了，人的志向必然反映出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反過來說，如果沒有端正明確的三觀作為支撐，人是立不起來的，再好的志向也是實現不了的，這是古今一理的。孔子當然沒說過什么“三觀”，但細品孔子一生及其著述，他似乎經常論及三觀。三十歲的孔子已經確認：禮制社會符合天道（世界觀）；克己復禮是他的人生目標（人生觀）；做人應該重君子之德輕小人之為（價值觀）。孔子三十歲那年，齊景公到訪魯國，特地找到孔子探討“秦穆公如何稱霸”問題，可見，三十歲的孔子已經以其深厚的學問而取得相當的社會影響和地位，而自覺“立身”了。作為現代人，我們應該把“三十而立”解讀為“人到三十歲應該確立人生目標和“三觀”，簡單說就是“立身”，這樣才更有益于自己的人生。 四十而不惑這一句比較好理解。人性復雜，世事難料，面對繁復多變的社會現實，人們會因為對某些問題和情況看不懂想不通而心生疑惑，會因為對某些人和事不知所從而心生惶恐。年輕時因為經歷還少，知識不足，這種疑感和惶恐的心態常常出現，這很正常。到了四十歲，如果我們象孔子那樣，早已確立了人生目標和相應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又有了多年的實踐經驗和教訓，其對人與事的識別能力、判斷能力，決策能力會大大提高，那種疑惑惶恐的心態勢必會大大減少。我們會變得心安理得，自信坦然，呈現出一種成熟狀態。孔子說：“知者不惑”（《論語. 子罕》），意為：智慧增長了才能不惑。如果沒有人生目標和相應的“三觀”還談什么智慧呢？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不惑”的本意，也是我們在四十歲左右時應該達到的境界。所以，我把孔子這句話解讀為“四十歲隨著智慧增長不再有迷惑”。而智慧源于立志和不懈的學習、實踐與思考，如此方能達之“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這是這段話中含義最復雜、最難理解的一句，也是“孔子心路六節”中最關鍵的一節。何謂“天命”？從古至今眾說紛紜。在先秦諸子的著述中，“天命”及近似的詞匯如“天道、天運、天性、天時、天機”等等出現的頻率很高，秦以后的文人談天論命的也很多。直到今天，我們還常說“天賦、天資、天才”等與天命有關聯的話。縱觀古今所有這些“天”字頭的詞匯，我們可以發現都有“個人不可控制、不可改變、不可求甚至不可知”的含義在其中，這顯然就是“天”的文化含義。那么“天”究竟是什么？在古人心目中，天不僅僅是天空，天還是一種高高在上的神秘力量。“天”與“地”經常聯用，組成“天地”，用以表述人類賴以生存的世界、自然環境。老子在《道德經》中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引申出“天道”一詞，“天”的神秘力量來自于“道”，“道”是宇宙空間萬事萬物運轉必須遵循的根本法則和規律，人之命運也不能例外。這樣，“天命”這個詞匯就產生了。天命生于天道。在人的命運中有一些個人“不可控制、不可改變、不可求甚至不可知”而又必須遵循、順從的境遇和法則，例如春發、夏長、秋收、冬藏、月滿則虧、潮漲潮落、天災、人禍、偶發事故、生老病死、家國興衰、時代更替等等。孔子口中的“天命”至少包含上述這些內容。人是最復雜的生物，男女有別、秉性各異、先天遺傳與后天教化雜糅，所有的這些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交叉結構，使人們即便同在一個時空中，命運也是千差萬別。命運如同蒙著一層神密面紗，難知難料。知人難，知已更難。古人凡遇難知難料之事或求助于天神顯靈或占卜算卦。孔子不是這樣，“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他不信神，他一生關注的只是人。在《論語》中可以看出，孔子對人性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研究，對人之命運也十分關注。他曾說過：“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 堯曰》）孔子四十七歲開始研究《易經》，對《周易》產生濃厚興趣，深入解讀《周易》之易理，并寫了十篇解讀《周易》的文章（后人贊為“十翼”），給《周易》插上了翅膀，讓這部“天書”降落到了人間，并使這部上古占卜算命之書升華為中國最古老的哲學經典。但史籍中從未有孔子占卜算命的記載和傳說。基于對人性和易理的深刻研究，他不認為天命有什么神秘，天命是可知的，因此才有“知天命”這一說。孔子雖不信神明但敬畏神明，因為在他心目中，所謂的神明無非是應該遵循的自然法則一一天道，與神無關。他認為對天道必須有敬畏之心才能認真遵守，對天命亦是如此。他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論語. 季氏》）那么孔子是否認為天命就是命運的全部、一切聽天由命呢？顯然不是，他一生為恢復禮制東奔西走上蹦下跳；他當老師對學生誨人不倦用盡心機，這些“人為”顯然不是聽天由命。他后來已認識到恢復周禮根本不可能卻依然不甘心不罷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奮斗終生，死而后已。這說明，在孔子心目中，人的命運是由兩種基本因素合成的，即：天定與人為，“天人合一”。同時，孔子及儒家又尤其強調"入世"和“人為”。在孔子及儒家觀點中，人之命運在天定與人為之間是有一條“模糊地帶”的，即：人若努力奮爭，對天命可能做有限的改變；也就是說，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運。儒家經典《周易》有言：“勞謙君子，有終結”，意思是：勤勞謙虛的人有好命。另一本儒家經典《尚書》里有句名言：“天道酬勤”，也是說勤勞努力的人可以改變天命。有很多人拿《論語》中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句話為證據，認為孔子是宿命論者，認為孔子是“一切聽天由命”的。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孔子從來沒說過這樣的話，這句話出自孔子的學生子夏之口，是子夏聽別人說過的一句話，在《論語. 顏淵》中記述得明明白白，不值一辯。作為現代人，我們更不應該迷信天命，隨波逐流。現代哲學認為：人的命運是由內因、外因或主觀、客觀兩種因素決定的。人受客觀環境制約但又不應該囿于客觀環境，而應努力發揮主觀能動作用，促使不如意的命運向好的方向發展。在現實生活中，挑戰命運終獲成功的實例很多，不勝枚舉。此外，我聽到有位教授把“天命”解釋為“天賦使命”，把孔子的“知天命”解釋為“孔子將克已覆禮視為上天賦于自己的使命”。我認為這么解釋亦欠妥。天有意志么？天會主動賦于人什么使命么？如果這個道理成立，“皇帝、國君為天子”、“君權神授”就合情合理了。這絕非孔子的思想，而是漢儒董仲舒為迎合漢武帝的統治而提出的，并為后世各朝代統治者所推崇，與孔子無關。孔子口中的“五十而知天命”是說他在五十歲時已看清了左右自己命運的客觀因素和自己命運的大致走向，世道每況愈下，前景也許不太樂觀，但他仍會積極努力地去實現既定的人生目標。 六十而耳順有人解釋這句話說：人到六十，老而有尊，聽到的刺耳的話就少了，此謂耳順。還有人解釋為：人到六十歲無論什么話都應該聽得進去，并且應站在對方立場上想問題。我以為，上述解讀或不夠準確或不夠充分。何謂“耳順”？一一聽著順當，這是望文生義的解讀，太淺了。古語里耳聽為“聞”，后來又引伸為“見聞”。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孔子又不是盲者，他得知外界訊息的渠道只有耳朵么？人所接觸的訊息多半是既有聲音又有圖象，文字也是一種圖象。所以，我認為把孔子所說的耳（聽）解讀為“見聞”或“得知”更貼近原意。古人寫進書的文字極盡簡略，能省則省，這里顯然省略了“眼見”這層意思。何謂耳順？實際是說“心平氣順”，“順”是一種心境，并非是耳朵的感覺。據此，我對這句話的解讀是：六十歲左右，耳濡目染的事多了，就心平氣順了。六十歲已過不惑和知天命之年，經歷的多了，也明白得多了，甚至也可在相當程度上預知未來命運了。因此，再遇到任何事情、得知任何訊息都會心境平順無所驚奇見怪不怪了。正是年當六十這一年，為推行禮制帶領眾弟子到處奔跛的孔子被人罵作“喪家之犬”，孔子聽后不急不惱，還連聲自嘲地應答“是的！是的！”（《史記. 孔子世家》）這也許是對孔子“六十而耳順”的一種很形象的注解。能修練出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都能保持心平氣順的境界實在是人生的福報之一，但不到一定的年令很難有這種收獲。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自由自在是一種多么美妙的人生境界啊！從古至今，有太多的人把這種境界作為夢寐以求的人生目標，那位常作“逍遙游”的莊子該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吧？但是有多少人能真正達到這種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呢？可以說幾乎沒有。莊子沒達到，孔子也沒達到。人心中的欲望太多，如果都得到滿足，這個世界將混亂不堪無法運轉，所以人類必須有規則來限制欲望，這是天道，不可或缺。孔子一生志向遠大，精神生活富足高雅，聽一段《韶樂》競然淘醉得“三月不知肉味”（《論語. 述而》），但對物質生活的欲望卻很低。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 述爾》）意為：我吃粗糧，喝涼水，彎著胳膊當枕頭，快樂也就在其中了！他還曾對自己的得意門生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簡樸生活大加贊賞。到了七十歲，孔子心中還有哪些欲望呢？他沒說，就沒人說清楚了。但是縱觀孔子一生所言所行我們可以得知，孔子的所有的欲望都裝在“君子”或“禮”這個壇子里。合于禮做君子是孔子給自己及學生們打造的人生模板。整部《論語》其實都在說君子該如何如何、君子不該如何如何。歸納起來可用一句話表述，“不知禮無以立”（《論語. 堯曰》）。就是說，不按“禮”說話做事，你就不是君子，也不能安身立命。在《論語. 顏淵》中，孔子甚至對學生強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差點就說：“非禮勿想”，所以沒說是因為他知道說也白說，別人心中的想法是沒辦法約束的。到此我們可知，孔子“從心可欲”的“欲”本來就是有限的，言行上更是要中規中矩的，“不逾矩”對孔子自己來說幾乎是廢話。有人把這句話解讀為人過七十就會很自由，規矩會越來越少，過去不可以實現的愿望現在可以實現了，這是想多了，異想天開。老年的孔子心中的確可能有越老越自由的感覺。這是因為經過大半生的磨礪，年輕時的銳氣及楞角已磨光，過去要自覺地遵守禮制、要“克己”的行為都已經變為習慣，已感覺不到克制和約束了。現代社會，很多“規矩”來自于社會和人際關系。七十歲早已退休，遠離了社會紛爭，人際關系簡單了，不必打卡上班了，相比于年輕時自由多了。但還有一定的社會責任不可推卸，還有朋友，還有家庭，那就還得守一定的規矩。結論是：人世間只有相對自由，沒有絕對自由。絕對自由只能在夢里，所以莊生夢蝶。孔子大概率不會“夢蝶”。孔子六十七歲，妻子亓官氏去世；六十九歲，唯一的兒子孔鯉（四十九歲）也先他而去；七十歲，最得意的弟子顏淵去世。一個個悲劇接踵而至，加之此時的孔子看到諸侯爭雄、禮崩樂壞的世局愈演愈烈，他恢復周禮的政治理想已肯定不可能實現，我們體諒一下，七十歲的孔子心境究竟怎樣呢？可以肯定地說，失望、悲涼與痛苦是其揮之不去的底色，“從心所欲，不逾矩”只不過是他說給自己的一句輕輕的撫慰；是他留給自己的最后的一線希冀之光；也可說是他留給后人的聲嘶力竭的一聲悲鳴！七十歲之后，孔子不再接續編撰《春秋》，而致力于把畢生學問傳授于他所信賴的弟子曾參，并將年幼的孫子孔伋托孤于曾參。七十三歲，孔子逝世。曾參不負師望，作儒學經典、四書之一《大學》，并將孔伋（字子思）撫育成才。子思作儒學經典、四書之一《中庸》。子思學生的學生孟子是全面繼承和發展孔子學說的“亞圣”，其著作《孟子》亦是儒學經典、四書之一。至此，孔孟之道一脈相承，發揚光大，后繼有人。先圣孔子終該含笑九泉矣！ 解讀完“孔子心路六節”，我發現，表面看這段話是孔子在七十歲時對學生隨意而言的，其實這六節之間有著嚴密的邏輯關系，這是一條因果鏈，各個節點之間是前因后果的關系，也是諸因累成一果的關系，即：志學為因，立身為果；志學一一立身為因，不惑為果；志學一一立身一一不惑為因，知命為果；志學一一立身一一不惑一一知命為因，耳順為果；志學一一立身一一不惑一一知命一一耳順為因，從心為果。環環相扣，不可或缺亦不可顛倒。人生之路只能這樣一步一步地走過，人的心路歷程也必然隨之一幕一幕地變幻。如此，謂之天命。 （2024年6月15日于牛家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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