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云

【寫在前面】下圖是1984年6月，外婆在綿陽商職校宿舍家中。外婆從我記事以來，一直是那種盤成髻狀的舊時發型。妹妹看見這張照片后對我說：這個短發是我給婆婆剪的，婆婆說短發洗發打理方便些。除了挽發髻外，外婆身上還有一些特定時代的人文痕跡：外婆讀過幾年私塾，初識字，可閱讀家信，寫自己的名字簡單的書信之類，這在她那個時代的女性，已經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外婆是小時被纏過腳的“小腳”女性，即那個時代以小腳為美的所謂三寸金蓮。記得那時外婆晚上洗腳時，我都不敢直視那雙小腳，感覺好畸形。外婆還抽煙，通常抽紙煙，偶爾也看見過外婆用銅制的水煙壺抽水煙，用一根草紙卷成的捻子點煙絲。后來外婆在綿陽時，我常常偷偷將父親抽的煙拿給外婆抽。小腳，成為了一個斷代史的特殊人文痕跡。外婆的發髻剪掉了，但外婆身上那雙上世紀初裹住的小腳，卻再也不能恢復如初，成為外婆身上永久的歷史印跡，也成為外婆在我心里一個抹不去的印象。過了外婆這一代，那種封建的對女性的束縛和畸形審美就再也不復存在了。外婆就是這樣一個，有著從舊時代到新時代過渡時期的二元歷史文化特征的女性。外婆在有生之年貴為曾祖母，圓滿了四世同堂。在世有兒孫孝敬，過世有后人惦念，也是平靜慈祥地落幕了她善良的一生… 我的外婆叫李增萼（音è），1908年冬月19日出生。外婆名字的最后一個字有點生僻，是花托的意思。以至于很多人，包括一些傳記大作家，也會把外婆的名字寫成李增峨或李增娥。外婆留給我的印象一直是端莊溫婉和善良慈祥的，到她很老的時候都是這樣。一，在羅江我第一次見到外婆應該是在羅江縣委的宿舍里，那天是1958年2月7號——我肯定不記得，因為我那天剛出生，但外婆肯定記得。聽我的孃孃說，1952年組織上將母親從安縣調到羅江后不久，也將外婆和年幼的孃孃從安縣接到羅江一起生活。孃孃說，那一年的某月某日，外婆帶著孃孃坐了很長時間的黃包車，然后到了譚家壩火車站，然后又坐火車到了羅江。我的孃孃，是外婆幺兄弟的大女兒。1954年，母親與山西偏關南下的父親在羅江相識相戀結婚（在一篇《咱爸咱媽的血色青春》有記錄）。母親在1958年2月生了我。那年外婆剛剛50歲，有了她第一個外孫兒。在羅江這段時間，我的大腦還是一片混沌，外婆是怎么給我把屎把尿，怎么為我換尿布洗尿布，怎么用奶瓶給我喂鮮牛奶，后來又怎么給我煮花生漿稀飯喂食，怎么一點點把我侍弄大的，我一星點兒都不記得了。 （走在青瓦房和長滿梧桐樹的老街上，感覺這就應該是我幼年時生活過的羅江。） （2022年6月拍攝的橫跨羅紋江的太平廊橋，始建于清嘉慶七年（1802年），重建于2006年，是羅江的文化歷史地標。羅紋江東岸是玉京山和李調元紀念館，西岸那一大一小的塔叫文瀾雙塔，是羅江的城市休閑區。） 二，在江油鋼鐵廠1959年羅江撤縣，父母被組織調到江油電廠和江油鋼鐵廠，外婆和我和孃孃也一同來到江油。這一年，也迎來了我的妹妹。后來我們住在江油鋼鐵廠的一幢小洋樓的一樓。這個時候我開始有些記憶了。住宿區離廠區還有段距離，周圍都是農田。春天油菜花開了，引來很多蜜蜂，我就常拿著個小玻璃瓶和紙折的指套捉蜜蜂玩，外婆總是時不時從房子里跑出叮囑一聲：明兒，小心點哦，莫被蜂子蟄到了！房子外邊有條小河溝，是男孩子們的天然戲水玩耍的地方。有一次，玩得興起，褲子也打濕了，就索興脫了褲子繼續玩。突然有小朋友說，宋明，你媽媽外婆來了！我一聽，提起濕褲子邊哭邊往家里跑。大人們看到這一幕，都打趣問道：明兒你哭啥啊？我答到：我婆我媽要打我！好多年后，外婆母親同我提起這事，還忍俊不禁。1962年在江油鋼鐵廠的日子很難挨，最主要是肚子吃不飽。那時我經常早上在陽臺邊候著，看見有人從食堂打飯經過，就對著屋里喊：媽媽婆婆，人家打饅頭了！媽媽認識周圍的一些農戶，有時農戶在晚上就把自家的一些蘿卜纓、紅苕藤之類的副產物，偷偷背到家里，賣給我們。外婆總會把這東西變廢為寶，或作成干鹽菜，或蒸在飯里邊，變著法子增加裹腹的食物數量。有一天，外婆終于病到了，好象還不輕，在廠里的診所輸液。母親帶著我去診所看外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輸液，一個木架上吊個大藥瓶，一根管子插進外婆的手背里，恍惚中好象外婆的手背血糊糊的，我當時哇地一聲就哭了起來。外婆見狀說，沒啥，又不痛。好一陣，我才緩過來。 （2024年6月28日，我和孃孃妹妹故地重游，來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居住生活過的江鋼干部宿舍。宿舍的兩棟樓房，已經在1994年原址重建，原來的三層小樓變成了六層小樓，周圍的農田全部被各種建筑和道路所覆蓋。但還能辯認出我們曾經住過的那套宿舍。我們敲開那套房主的房門，主人是一位攀長鋼的退休女醫生，開通地讓我們進到房內，房間的套內格局依舊，當年居住生活的感覺迎面而來。） （6月28日航拍：涪江右岸的長鋼宿舍區面貌煥然一新，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 三，在安縣1963年底還是1964年，婆婆和我及妹妹又隨父母工作調動來到綿陽，孃孃則留在江油讀書。在綿陽的這段時期，現在的回憶時空混沌，記憶中老是在綿陽安縣來回倒騰，記不清楚什么時間、因何故在綿陽或在安縣。那我就拋開時間順序，先說說和外婆在安縣的幸福生活時光吧。 2016年3月，我在參加了原安縣縣城所在地——安昌鎮米市街8號院的一次聚會之后，我深有感觸地寫了一段文字，記敘我對那段少年時光和感情，其中一段是這樣說的：“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因為父母工作變動和社會動蕩的原因，我大概變換了六、七個生活的地方。而原安縣縣城所在地的安昌鎮米市街8號大院，是我大約在8~12歲斷斷續續生活過的地方。盡管當年居住地變換較多，但這個院子真正說得上是我一直魂牽夢縈的地方。那個院子，最讓我魂里夢里記掛著的是院子西北角那間青瓦房。當年，在那間房里安放著三張床和一張大木桌，我的外婆和一個姑婆婆就帶著我和妹妹、表弟，住在那間逼仄但充滿溫情的房間里生活。今天回想起來，就覺得那好像是外婆魂歸的地方，是我家母系氏族的根。”上面提到的每一處場景，都會令我眼前出現外婆的影子，都會有令我想起和外婆在一起的故事。所以，一提到安昌，一提到米市街8號院，我就會自然而然想到我的外婆。最早想到用一篇文字來記敘外婆，便是從那時萌生的。 （從圣燈山俯瞰，山下就是那座詩歌般美麗的小鎮——安昌鎮與蘇寶河、茶坪河、圣燈山同框） （圣燈山） 印象里6、70年代的安昌鎮，是一個詩歌般優美的小城。四面環山，遠處較高的是圣燈山和九頂山，近處稍低矮一點的是翼泉山和北山。那時小城里，每個家庭煮飯炒菜都是用柴火灶，平常用柴都是逢場時，外婆花2~3元錢在市場上去買一挑，可以燒個十天半月；偶爾也會有鄉里的親戚從山里挑一挑柴來，外婆會給他們付錢，還會請他們在家里吃一頓飯。俗話說，靠山吃山，那時大院大一點的孩子便會去圣燈山撿干柴火，我們小一點孩子便在近一點的翼泉山和北山割茅草砍荊竹子。割了幾回茅草，便蠢蠢欲動想跟大孩子去山上砍材。那時外婆雖然也擔心安全，但拗不過我天天糾纏，加之比我年長三四歲的四伯兒、五伯兒給外婆拍胸脯保證安全，才同意讓我去圣燈山這樣的大山撿柴。有一次上圣登山去砍柴，走得比較遠，周圍都是黑森林，回到家時，都快下午三點了。記得那天外婆煮水豆豉，就盛了滿滿一碗煮得軟軟的黃豆，用外婆的秘汁醬料拌上，將一碗黃豆一大碗米飯吃得干干凈凈。小城還四面環水，從西面流過小城邊的是茶坪河，從北面流過的是蘇包河。兩條河流在城南一處叫兩河口的地方，匯成了安昌河，沿著城南流向了涪江。那時米8院子的孩子常邀約去蘇包河的“臺灣島”（因河岸邊上有大中小三塊巨石而得名）洗澡游泳，在河里摸魚撈蝦，在河壩里撿廣子石，砸碎石掙錢。有一年砸碎石驗方，我們掙到了五、六元錢，外婆給我們三兄妹一人扯了一條褲子。小城雖小，卻有一處公園。公園里有一個小山丘，山丘上長滿了各種樹木。那時我們一幫小孩子最喜山丘上的酸棗樹和拐珍（音）樹，都是可以解饞的野山果。有時吃過晚飯，外婆就會帶著我和妹妹表弟去公園，沿石階爬上山丘，那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鐘樓，每天到了時辰，便會有敲鐘人敲響鐘聲報時。因為外婆和姑婆都認識敲鐘人，有一次還允許我們進入鐘樓，沿木梯爬上鐘樓頂，近距離看見那口給縣城報時的鑄鐵大鐘。那時的安縣縣城，其實也就兩三平方公里不到，最熱鬧的地方是十字口，由東西和南北兩條主街交匯而成。說是主街，其實街面也就不過三米寬，是由碎石和石灰砌成的路面，街沿石的兩邊是清一色的青瓦房。記憶中，在十字路口的交匯處有一幢干欄式的三層木樓，那大概就是當年這座小城的地標建筑了，是縣城里最熱鬧的地方。吃過晚飯，除了公園的鐘樓，這就是外婆最常帶我們來玩的地方了。到了1967年，文革最鬧得最厲害的時候，外婆幾乎天天晚上帶我們來十字口。等到夏季8點多天剛擦黑，便會有紅衛兵、造反派來撒傳單、貼大字報。這時，外婆便叫我把各種顏色的傳單都撿一份，然后外婆就帶回家去一張張仔細地看。有時外婆看我有疑惑，就會對我說，我要看看你爺爺在成都遭（殃）了沒有。 四，在綿陽外婆從六十年代末到1986年去逝前，就基本上在綿陽穩定生活了。1968年，外婆剛到綿陽時，我們一家住在綿陽地委家屬大院，也叫紅星大院。這是一個真正的大院，大院子套中院子，中院子套若干小院子，林林總總住了有上百戶人。我們家住小院子。外婆剛從安縣搬來大院的那天，母親給我說：你去給大院子的劉婆婆說一聲，就說你婆婆從安縣來了，要在綿陽住一段時間。我就跑到大院子給劉婆婆說了，劉婆婆說，沒事，就好好住下吧。后來我才知道，劉婆婆是大院的居民小組長，外婆在安縣老家的成份（家庭出身）高，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人們遷徙流動是必須要給基層社區組織報告的。外婆來到綿陽后，很快就同大小院子的人稔熟了，一院子的人都隨母親的姓氏，管外婆叫楊婆婆。直到現在，在我們這個紅星大院群里談起當年大院的往事，還有發小說，楊婆婆那時一看就是大家閨秀出身，溫良端莊，說話輕言細語。那時文革正盛，有較長一個時期，父母無暇顧及我們，家里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都主要要靠外婆打理，洗衣做飯，針線補衣、打掃衛生，把一個家整得干干凈凈，井井有條。外婆的烹飪手藝是一絕，現在我只能說是外婆的味道。這烹飪不是像現在只是炒幾個菜，那個年代，但凡是吃的，十八般武藝，外婆似乎樣樣精通：泡泡菜剁辣椒醬，做黑豆豉水豆豉，做臘肉醬肉灌香腸，磨湯元粉子，做芝麻花生味和桂花味的湯元芯子，蒸饅頭蒸包子，蒸燒白蒸粉蒸肉，做酥肉做獅子頭丸子湯，等等，反正是那些工藝流程繁復的四川傳統烹飪，在我記憶里，外婆無一不會。外婆的針線活也是一絕。在安縣，我們日常穿的布鞋包括冬天穿的棉鞋都是外婆和姑婆做的。那時做鞋是全流程，從打布殼子、納鞋底、做鞋幫，全是一針一線手工做成。表弟小時候的穿的衣褲，用的小被子尿墊子，冬天御寒的棉裙裙（叉叉褲擋屁股的一種棉物）等等物件，也都是外婆和姑婆手工針線做成。直到到了綿陽，外婆也偶爾會給我和妹妹做做鞋，那縫補衣褲更是家常便飯，其針腳綿密均勻，堪稱工匠水平。僅這烹飪、針線兩樣活，在今天看來，恐怕也算得上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了吧？所以，所謂舊時的大家閨秀，不只是表面的說話舉止得體，其實大家閨秀最本質的內核應該是這些日常的持家技能。這，大概就是中國傳統婦女的基本功吧？ 在綿陽，我和妹妹也一天天長大了。外婆不知從啥時候開始，就有意無意地在我和妹妹面前，講些當年和外公的零碎瑣事。外婆說，你爺爺小時候是個匪頭子（方言調皮的意思），私塾讀書的時候，每當私塾老師不在時，他就領著幾個學伴跑到講臺上，扮著戲園子里學來的唱戲角色，有聲有色地扮演唱戲。妹妹也記得當年外婆擺起和外公在一起的往事。外婆說，嫁到楊家后，你爺爺對我很體貼。在那個舊時代，女人出嫁了也是不能隨便亂跑，要呆在家里足不出戶。那時年輕，也喜歡熱鬧，經常閑暇時就會在家門口看看市井人來人往，或上街走走，或在戲班子來了去戲園子看唱戲，你爺爺從來不干涉我。和你爺爺結婚在一起的那么多年，我們倆個從來都沒有紅過臉。1983年9月，我和妻子旅行結婚回到綿陽后，給爺爺寫了一封信，告訴了我和李捷結婚的事，并附上三張旅行結婚的照片。然后，在1983年10月24日，外公給我和李捷回了信（《聆聽外公在天上對我說話》一文中有記載），在外公信的結尾處，少有的提到了“問侯你們的婆婆”。在外公耄耋年老的時候，在他的靈魂深處，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感流露？1984年7月20日，外婆在綿陽商職校的宿舍里，迎來了她的第一個重孫子，一家四代同堂，住在一個三室一廳的樓房里。家里早就請了阿姨，外婆只是偶爾下廚炒炒菜，大部分時間就是逗逗重孫子，享受天倫之樂。1985年初夏的一天，我出差從外地回家，外婆正坐在床沿，抱著剛剛能站立的重孫子玩得正開心，我在門邊叫了一聲爽兒，虎頭虎腦的兒子看見我，張開雙臂就朝我樸來，差點掙脫外婆的雙手。外婆說，這娃兒力氣真大。不知怎么，這一幕就深深印在了我腦海中。1985年6月，外公最后一次返鄉安縣，途中在綿陽地委招待所住了兩個晚上。父母帶著我、妻子和未滿周歲的兒子去招待所看望了外公。這件事是瞞著外婆去的，可能是因為不確定告訴外婆后，會在外婆心里掀起怎樣的波瀾。但不知怎么，敏感的外婆還是知道了這事。回到家里時，外婆只是幽幽地對我說了一句話：我知道你們晚上去哪去了。看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其實隱藏著深深的憂傷和哀怨。今天想來，這對一個尚活著且清醒的垂暮老人，是一個多么巨大的遺憾和失望。每當想起這件事，我心里都會感受到的一種刺痛。關于這件事，吳福輝老師在《沙汀傳》里有這樣的記述：【他確實衰老了，勇氣也不夠。身在綿陽，剛俊陪他往返安縣，明明知道李增峨就在這個城市里，近在咫尺，也沒有勇氣去看她。她一定也垂垂老矣。像朋友一樣對待與自己已經終止了婚姻關系的女人，也只有下一代的青年才能做到。對他來說，太難了。】就這樣，外婆外公兩個老人沒有能在垂暮之年最后見上一面，讓人唏噓。1986年外婆病重，開始是便血，先找中醫診治，中醫誤診為痔瘡出血，兩付中藥尚未吃完，癥狀反而越來越重，便血越來越兇，就兩三天時間外婆就完全虛脫了。母親馬上安排住進中心醫院老年科。在病院病床上，外婆說后背疼痛像刀割樣，要吃止痛片。這時，飽受病痛折磨的外婆對我說，趕緊給你爺爺寫信，喊他寄錢來給我治病，他說過要管我生活的。這是二十多年來，我唯一一次聽到外婆帶著些怨憤口氣對我說外公。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外婆就是以這種方式，委婉地表達了想要得到外公關心慰藉的心里。現在想到這些，我的心里就隱隱作痛。 （1983年和外婆、父母在東河壩市委宿舍樓前） 五，在我的視角記述外婆，有一件事肯定沒法繞過，那就是外婆和外公的那段婚姻。關于外婆外公的那段婚姻，我看到比較嚴肅的文字記載有兩個出處：一個出處是傳記作家吳福輝的《沙汀傳》，另一個出處是，1950年母親在西川黨委訓練班，寫給黨組織的一個自傳思想總結。在吳福輝的傳記中，有好幾處都提到了外婆和外公的婚姻，實際上這也是外公一生中繞不開的一個話題。 在《沙汀傳》里，最早提到這段婚姻是這樣寫的：【1925年5月，楊子青被舅父和母親催著回家結婚。女方即是李豐庭之女李增峨。在鄭慕周當上旅長之后，他與李豐庭的關系發生了一些變化。四川防區制時代，凡能占據到現在專區那么大一塊地盤的軍閥，不僅可以任意決定防區內各級行政官員，還可以預征糧食，制造銅幣，作穩土皇帝。鄭慕周的防區也不算小了，松理茂汶，又兼漢漢軍統領，李豐庭就被他保薦去茂縣過縣長。但沒有多久，茂縣境內發生了一次教案，幾個基督教徒遭了搶劫，死了一個。責任追查下來，將李撤了。慢慢的李和他從前的下級鄭之間有了點隔閡。為了彌補這種縫隙，就有謝象儀力主保媒，讓楊家娶進這個李家小姐。其時，楊子青21歲，李增峨17歲。楊子青平穩的接受了這樁包辦婚姻。他沒有立時反抗，這是他與湯道耕（即艾蕪）的相異之處。……眼前的李增娥是母親給他的一件禮物（魯迅談他的舊式妻子朱安語），是舅父政治生活中的一場平衡交易。他對這兩個人的感情，他對母親的孝心，對舅父從小敬愛，很難使他違逆。…這樣非自由的婚姻所能引起的反感，被親情的層層繩索捆住，被對即將降臨的兩性神秘世界壓到，暫時潛伏深藏起來。】 吳福輝在傳記里對這段婚姻的記述，是將段婚姻的基調描述定義為：外公因被種種政治和親情關系所綁架，而無力抗拒的一場包辦婚姻。但在我看來，這段婚姻其實是那個年代最典型的明媒正娶，是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公開正當儀式結婚，說它是那個年代一樁體面的舊時婚姻更為準確。這樁婚姻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著政治的、經濟的、郎才女貌的完美的門當戶對的考量。最關鍵的，吳福輝的傳記中，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外婆和外公在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相識相交的情形，在我后來了解到的情形來看，我更傾向于外婆外公是一段有著“青梅竹馬”基礎的婚姻。 母親在1950年6月參加川西黨委訓練班時，按照組織要求寫的一份個人自傳思想總結，里邊這樣敘述了外婆出嫁的情形：【1927年的秋天，從安縣安昌鎮千字溝的李家大院，走出了一隊浩浩蕩蕩的送親隊伍，亦朱亦紅的幾十杠嫁妝綿延了很長一段村道，這十里紅妝顯示了出嫁的隆重與體面。出嫁的新娘是我的母親李增萼，迎娶我母親的新郎是我的父親楊朝熙。我的外祖父李豐庭，是安縣方圓幾十里有財有勢的人物，在千字溝擁有大片良田，在縣城安昌鎮有鋪面和商住的木樓。我母親出嫁時，正值李家鼎盛時期，因此，對他鐘愛的二女兒李增萼出嫁出手闊綽，他對外祖母說，「女兒要什么金銀手飾就給什么，沒了我再給你買。」我母親剛嫁到楊家時，楊家的家景還不錯，在安昌的楊家碾子有大片良田和房產。因此，在母親嫁到楊家直到我出世后三歲前的這段時間里，在楊家的生活還算是衣食無憂。】 關于外婆與外公的離婚，在吳福輝的《沙汀傳》是這樣記述的：【1950年四川解放，楊剛俊在羅江縣委當宣傳部長。父親路過該縣去看她，她已經把自己的生母從其娘家接了出來贍養。那一次，他見到了李增峨。剛俊說：“爸爸，現在是新社會了，你們分居這么些年也不辦個手續，我看不太好。”父親同意了，說：“那么，今后我來負責你母親的生活費用吧。”女兒沒有同意。就這樣，在自己女兒的提議和幫助下，在整整二十多年后，與李增峨正式離婚。這筆婚姻新賬舊賬的恩恩怨怨，是否就此了結了呢？只有歷史知道。】可以看出，在特殊的情勢下，外婆被動地接受了這段婚姻的結朿，母親在外婆外公之間所作的工作，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傳記引文中的最后那句話，其實也只說對了一半，這段婚姻的恩恩怨怨不只有歷史知道。 1964年年末，外婆不知怎么知道外公已經是只身一人生活了，就給爺爺寫了一封信。這件事，《沙汀傳》也作了記述：【到了年末，李增峨突然來信，聲稱與他并未真正離婚。現在年歲老了，她準備從安縣來成都看他。他覺得十分尷尬。大女兒剛俊又一次出面為父親解圍。剛俊來信的語言很直率，拒絕了父親出生活費養活生母的提議。她說，因城市“四清”，她不得不把地主出生成分的母親送回故鄉。但她認為，母親在娘家、夫家都處從屬地位，是舊社會的犧牲品。長達六頁信紙的剛俊批評，使他高興。他很滿意這個原則性很強的長女。但歷史已無法重新寫過。】看了這段記述，我去找來新版《沙汀文集》，仔細翻看全集中厚厚的兩集“書信集”。不知何故，沒有找到外公給母親的那封回信。我很納悶，這么一件重要的史料，編輯出版單位為何沒有收錄其中。是當年將這封信件丟失了？還是編輯忽視了？亦或還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懷著對外婆深藏多年的一往深情，以及一種難以述說的復雜心里，寫下了這段文字。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我在告慰天堂里的外婆。我只想借著這段文字，對天堂里的外婆說：婆婆，想你！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我的外婆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