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

白白白

文/白漢杰 我的祖母生于1909年，卒于1985年。關于祖母，是我記憶長河中一顆永不消逝的、最璀璨的星。在我的腦海中，她總是天不亮就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一手拉著風箱拉桿，一手往灶膛里添著柴火，風箱“吧嗒吧嗒”的聲音節奏舒緩，灶膛里的火苗紅彤彤的，映照在祖母滄桑而憔悴的臉上，她那疲憊眼神中晶亮的希望之光便給我們一家以無窮的力量。 祖母出生于謝村鎮海蓮村，同這個古老的村落一樣，她也有一個花一般的名字，她姓董，名風仙。聞其名，自然就會想起山澗濕潤的巖壁上那一叢叢盛開的潔白的水仙花。在我孩提時代的記憶中，已到中年的祖母個子清瘦，中等身材，眼眸中總閃耀著慈祥、溫柔的光芒。雖然我沒有見過年輕時祖母的模樣，但透過她那張曾被歲月洗禮后依然無法掩飾的秀氣的臉龐，可以想象出祖母年輕時是多么的俊美。最讓我驚嘆的是祖母那一雙小巧玲瓏的腳，標準的三寸金蓮，修長的身材配著三寸金蓮似的小腳，透露著封建時代婦女的“貴秀之氣”。殊不知祖母小時侯為了裹腳淌過多少眼淚，忍受了多少痛苦呢!聽說，祖母家當年也算家境殷實。祖父白子元是讀書之人，志向高遠，當時已是洋縣馬暢鎮的鎮長。祖父一家人勤儉持家，頭腦靈活，曾建有一大院青磚灰瓦的房子，還有幾十畝良田，當時祖父和祖母兩家是真正的門當戶對，在當地都是相當體面的人家。祖母嫁過來后，從不顯擺身價，而是洗衣做飯，任勞任怨，接連生下三個男孩，父親便是她的第二個孩子。父親告訴我：他小時候是由他的爺爺白三鼎、奶奶李鳳鳳挑著籮筐從茍家村舉家遷徙到老廟村的。那時的祖母是幸福的，兩個表姑常常回憶起祖母每次回娘家的場景，身騎一匹棗紅色的高頭大馬，家里的長工在前面牽著馬韁繩，在路人羨慕的目光中，途經五間、江村回到娘家———海蓮村，這大概也是祖母一生中最絢爛的時刻吧。 1949年漢中解放，祖父作為國民黨黨員、政府縣長，要被羈押到新疆，統一接受勞動改造。那一年，祖母38歲，事發突然，祖母未能與祖父見上最后一面，只有15歲的父親一個人跑了十多里的路，在溢水鎮政府和祖父告別。1950年冬，土地改革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家里所有田地交公，大院的正房也分給了從東韓逃難來的王姓人家，僅給祖母留下四間偏房，供一家七口艱難渡日。屋漏又逢連夜雨，已成家的大伯和在池南上中學的小叔也相繼病逝，這使祖母陷入了極度的痛苦之中，命運就像惡魔，一次又一次撕裂著她滴血的傷口，而苦難卻剛剛開始。1958年春，曾當過保長的祖父的弟弟白應坤拿著公函急沖沖地跑到家里，捎來了祖父因勞累致病已客死他鄉半年已久的噩耗。這接連而來的“失子喪夫”之痛，沒有擊倒祖母，而是讓她毅然決然的挑起了生活的重擔，為了這個家砥礪前行……而今的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富裕已替代貧窮，是無法真切地感知祖母當年的悲傷，更難以想象在那個年代，作為國民黨家屬，一對孤兒寡母是如何生存下來的……祖父最終還是葬在祖墳里，雖然只是衣冠冢，寄托著家人無盡的遺憾與思念。祖母的侄子曾多次親口對我說過：“我很敬重你婆，她在那么艱難的條件下撐起了你們這個支離破碎的家，太難了……”。年歲漸長，我慢慢明白，祖母堅強的活著，便是對命運最好的回擊。人生數載，我們無法逃避苦難，難以選擇命運，許多事情也并非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才看到了希望。”轉眼到了1958年間，為了趕超英美，全國開始組織大煉鋼鐵的“大躍進”運動。祖母一家同社員們一樣，將自家做飯的鐵鍋砸碎用作煉鋼原料，然后全部集中到生產隊食堂吃飯。由于生態遭到破壞，糧食減產，加上自然災害，吃不飽、餓死人也成為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那時候，家里有六口人，祖母、父親、母親、大姐、二姐，還有不到一歲的哥哥。面對無米之炊的困境，祖母常常躲到沒人處偷偷抹眼淚。可不管多難，日子還得繼續，祖母是個精打細算的人，和母親忍著饑餓，背個大簍子，翻山越嶺挖野菜、摘槐樹花……只要是沒有毒的，連個菜根兒也不放過。災荒年間，好吃的是要留給孫子、孫女們的，祖母將僅有的一點點稻米裝在陶瓷罐里，放在灶膛里熬成稀粥，饑餓的孩子們跑到灶臺前，圍著她，罐子里一陣陣地飄出誘人、香甜的味道，看著孩子們期盼、饑餓，對食物萬分渴望的神情，祖母任由他們狼吞虎咽的吃著，每當此時，她的臉龐總洋溢著溫暖、慈愛的笑容。 祖母家有土地、還雇有三個長工，自然被劃為“地主”成分。地主作為五類分子是要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和再教育的，隨時聽候隊干部安排的勞動和學習，也時常被帶上“大尖帽”上街游行、白天勞動，晚上被批斗。依稀記得年少時，我和弟弟常常晚上陪著祖母去大隊部的院壩里接受批斗，祖母站在臺子中間，渾身上下拾掇得利利索索，面色平靜地似一潭秋水，抬著頭平視著前方，身板兒挺得比平時還要直，她看起來不像要被批斗，倒像戲臺上的女主角，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地說，我們一家人行的端、走的直，沒有做過虧心的事，什么也不怕！在那個年代，“地主”成分家庭的子女是沒有被推薦上學、招工、參軍的機會，甚至婚嫁也受影響。大姐、二姐、三姐是我們附近十里八鄉的“一枝花”，二姐還是村上的文藝宣傳隊員，每逢媒人上門提親，祖母總會念叨，我們家是地主成分，只要人家不嫌棄，我們沒意見。最后大姐和二姐嫁給了貧農家庭，祖母感到一絲欣慰和溫暖，覺得好像一下子有了靠山。大哥作為家里的長子，學習成績雖好，但也只能在家務農爭工分，農閑時就拜后灣村四川來的師傅學做木匠活。因他天資聰明，手藝精巧，也就成了謝村一帶的“大把式”，記得上門提親的人很多，祖母獨具慧眼，一眼看中了方圓百里漂亮、能干的嫂子，幾年后也成就了大哥“新理想裝飾設計公司”的成立。那時候，農村經濟條件比較差，生活艱苦，人們身上穿的、床上鋪的、蓋的基本上都是用老粗布做成的。打從我記事起，祖母一天到晚總是在那里紡啊、織啊的，沒個停歇的時候。當時我和祖母睡在一張床上，常常是我都睡了一覺了，醒來一看，祖母還在那里紡線、母親還在那里織布。多少個夜晚，我都是伴隨著紡線聲進入夢鄉，又在紡線聲中睜開眼睛。在我年少的心靈里，祖母搖動紡車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堅毅的身影；那紡車轉動時發出的“嗡嗡”聲響，是我聽過的人世間最動聽的旋律！ 1984年10月，冬日的陽光照在秦嶺的溝溝坎坎上，隨著統一摘掉“地主成分”的帽子，我終于有機會可以報名參軍了。從報名、體檢、政審，我一路過關斬將終于等來了入伍通知書。站在祖母的病床前，她從被窩里伸出枯黃如柴的手，把我的手捏在她的手里，喘喘噓噓囑托道:“出去了要好好干，要努力出息些”。這是我18歲離開家鄉時祖母對我說的最平常、最深重的一句話,它如山脈一樣托舉起我灰暗的未來。這也是祖母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直到有一天父親寫信告訴我，你婆不在己有半年了，她臨走時還念叨著你的名字......歲月的列車從來不為誰停下，命運的站臺、悲歡離合都是剎那。 歲月荏苒，祖母已離開我們整整40年了。過去的七口之家，已然成為有著40多口人的大家庭，家里的條件也在慢慢改善，大哥和弟弟新建了住宅，老屋的房子和“紅苕窖”因年久失修早已經坍塌。慶幸的是，祖母用過的紡車、獨輪車，還有我在河南漯河特意給祖母畫的畫像，它們都靜靜的、完好無損的安放在弟弟家的樓頂上；曾經燒火、洗衣、淘米坐過半輩子的青石墩，被弟弟用來壓在獨創“老白家牛肉干”腌制的牛皮上，見證著祖母苦難一生；還有祖母曾經磨面用過的石磙，它們雖然走出了歷史的舞臺，卻走不出我記憶的長河。 每次回來，我都要一個人靜默的繞著老屋走上幾圈，仿佛還能看到祖母在油燈下紡線織布的身影，她的面容依舊安祥，而那些沉甸甸的記憶，讓我感嘆歲月的溫度與厚重。對祖母的愛，任憑歲月拉扯、縱它苦難消磨，也永遠不會消失，因為它流淌在血液里，與生俱來、永生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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