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火中的父親母親

劉春明

作者：劉春明 父親、母親離開我們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了，在離開我們的時間里，我時常思念著父親、母親。他/她們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我的腦海中閃過，他/她們的諄諄教誨時刻牢記在我的心間。雖然，父母早已駕鶴西去，可是父母留給我的精神財富，驅使我在他/她們革命一生的道路上，去尋找光輝的路程，和那些閃耀的星星，來激勵我和他/她們的子孫。一、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叫劉香山，（原名，劉樹俊，曾用名，劉友年）山東省文登葛家劉家上口村人，生于1916年9月，那是民國五年，軍閥混戰的年代，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時期。我的父親就是在生活困境中成長起來，直到1928年開始在本村私塾學堂學習四年，1936年20歲的父親離家來到青島利生鐵廠學徒，“青島利生鐵廠”是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統治青島后，在人民大眾強烈要求抵制洋貨、恢復行使主權的愛國浪潮推動下，民族機器和鐵廠工業發展起來的一家較大民營鐵工廠。父親就在“青島利生鐵廠”學徒翻砂三年，到1938年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島后，先后以強占、強買吞并和控制了利生鐵廠，改稱“豐田式鐵工廠”專事制造紡織機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轉向軍火生產。1939年父親憤然離開鐵廠，來到牟平劉家埠做工。 　　1941年1月8日，山東東海獨立團和五旅14團的配合下，圍剿了盤踞在昆崳山的“抗八聯軍”繳獲了有十幾臺簡陋設備的修械所，1941年2月下旬，東海兵工廠奉命接收，我的父親就是在這時參加了革命，跟隨五旅在東海兵工廠的基礎上，組建了八路軍山東縱隊五旅第三兵工廠。因為我父親在參加革命工作前，學徒冶金翻砂，懂得很多冶金技術，所以在組建兵工三廠時，任命我父親為冶金部部長（主任）。1942年7月膠東軍區成立后，番號改為“陸軍第十八集團軍山東膠東軍區第三兵工廠”。三廠剛成立，重點抓手榴彈的生產和輕機槍的制造，逐次抓槍彈、槍榴彈、地雷、擲彈筒等研制和生產。當時，環境極其惡劣，遍布東海區各據點的日軍，輪番騷擾、清剿、他們邊生產，邊斗爭。1941年，隨著敵后抗日游擊戰的迅速發展，抗日根據地和兵工廠的不斷擴大，令日寇大為震驚，圍剿、消滅兵工廠成為主要的目標。在兵工三廠組建不到兩個月，即1941年3月14日，接到上級指示，文登城的日寇要偷襲兵工三廠，命令三廠要在一天內疏散，轉移出山。當天上午九點前，將全部設備和物資在山溝，河流中疏散完畢，帶上輕便的設備和工具，然后把疏散的人員編成兩個分隊，疏散到文登侯家集以東。一分隊是女同志，30多人，晚上9點出發，全程50華里，要求翌日凌晨三點搶過宋村，以防文城日偽軍出動。到三點時，離宋村還有8華里，一些女同志極度疲憊，又怕拂曉與敵人相遇，就決定住下。二分隊是男同志，共18人，由我父親劉香山和周光路帶領，于夜11點出發，要求翌日凌晨4點搶過宋村，到四點，離宋村還有五華里，就聽見前面村里有狗吠聲 ，以為是一分隊進了村，就想加快步伐追上去。為了防止出問題，把隊伍拉開了距離，隊前放了兩個尖兵，隊尾兩人殿后，各拉開一華里的距離，并定下“遇事即返，無事就過”。結果兩個尖兵一進村就被敵哨兵扣住，原來敵人早已經埋伏在村頭路口，后面的同志誤認為前面沒事，就開始進村，當敵哨兵問過口令時，左右開槍，才知道進入敵人的伏擊圈，立即后撤突圍，敵人追擊了5里路才收兵，這時候，劉香山和周光路陸續匯聚起11名同志，有七名同志下落不明，商量后，決定派四名同志回廠報告，另派兩人化裝進村，探查情況。進村后，看到我六名同志被綁著，一名同志被鐵絲拴著兩側鎖骨，敵人十分殘忍，就在當天，敵人集合起隊伍奔襲昆崳山兵工三廠，因事先有準備，廠區一片“空城”。日寇惱羞成怒，威逼年僅11歲的兵工戰士小王，小王只講了一句話“工廠搬走了，搬到哪里，我不知道。”日寇又窮兇極惡地把用鐵絲拴著鎖骨的同志吊在了廠部前的桃樹上，直至打死。至死也沒有向敵人吐出一點情況。此次日寇設伏，偷襲兵工三廠，史稱“宋村事件”。是日寇有預謀的一次較大的軍事行動，其目的就是要把剛剛成立的兵工三廠扼殺在搖籃之中。之后的幾個月里，日寇經常不斷地突襲昆崳山兵工廠，多名兵工戰士及群眾死于敵人的刺刀下，就是這樣，我父親帶領著兵工戰士加勁生產，支援前線。地雷日產突破500只，翻砂的廢品率由40%減少到2%，手榴彈產量月產5000枚，當年，兵工三廠生產的輕機槍、擲彈筒等產品，送到延安參展，當毛主席和周恩來得知是自己制造時，夸獎膠東兵工“了不起”，指示中央科學院派人到膠東考察，總結推廣到各戰區。 父親所在的冶金部駐扎在無染寺，主要任務是鑄造彈皮等，有工人200多人，在設備簡陋，靠著當時僅有的翻砂爐、風箱、虎鉗之類和一些土造的設備生產。后來，隨著戰斗中繳獲了敵軍的設備得到了補充。尤其在1942年春，八路軍將膠東“抗八聯軍”總指揮趙保原的主力引入掖縣，大本營防守薄弱，兵工廠配合五旅十六團，出其不意，全殲守敵，繳獲了敵軍的報社、兵工廠、被服廠、印刷廠和部分輜重，機床有車、刨、鉆等幾十部。為兵工三廠發展注入了活力，在敵人頻繁“掃蕩”的環境中，我父親帶領他們既是兵工人也是戰士，成為一只既會做槍炮彈藥，又能持槍戰斗的抗日戰士。在反“掃蕩”日子里，他們轉移生產躲開敵人的圍剿，為前線急需的彈藥加緊生產，40年代初期，我軍槍械匱乏的情況下，手榴彈、地雷、擲彈筒是對付日寇的主要兵器之一。也是兵工三廠的主要產品，為了滿足前方的需要，父親所在的冶金部加緊生產彈殼、手柄，確保組裝需要，當時月生產能力達到5000枚左右。父親生前曾給我們講述兵工廠的戰斗故事，記得父親的身上還留有受傷的彈痕，那是1942年的9月，兵工三廠受命配合主力部隊攻打頑軍26旅盤踞在騰甲莊據點，據點是敵人的老巢，四周高墻，內設20多座崗樓、碉堡、蓋溝、鐵絲網等堅固的工事，據點內儲存有大量軍需物資，八路軍于9月8日發起總攻，兵工三廠戰士通過地道靠近敵人的崗樓、碉堡、將全部敵人的設施一一摧毀，敵軍陣腳大亂，我軍全面出擊，一舉攻克敵人老巢。俘虜敵人2000余人，繳獲槍支2000余支，大量的軍需設備充實到兵工三廠，開創了膠東抗日戰場，第一次成功利用地道爆破戰術。 經歷了多次抗日斗爭和在兵工生產中的突出表現，1942年父親由當時兵工三廠彈藥部主任孔憲文和子彈部書記牛文蘭二同志的介紹，在山東文登于家泊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培養下，父親從組建兵工三廠開始，為三廠抗日斗爭和解放戰爭做出了貢獻。1948年8月，接上級指示，父親調往兵工二廠，按照上級指示將兵工三廠的冶金翻砂并入二廠彈藥部和東海彈藥廠，加快生產手榴彈、地雷、擲彈的產量，來滿足前線的需求。同時我父親為配合沖壓試制銅合金彈殼，和同志們加班加時拼命地工作，多次受到上級的表彰。父親在戰火中得到錘煉。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山東軍區總后成立了膠東兵工總廠，為了組建和加強兵工四廠的力量，先后從一廠、二廠、三廠調派很多技術骨干力量，我父親和全國解放后，1951年8月 父親由山東省兵工局調到北京中央二機部，第二研究室主任，1955年父親在中央二機部石家莊工業干部學校學習，補充和更新知識，提高工業管理水平，為全面投入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做準備，父親的一生親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漫長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經歷了殘酷的戰火考驗，出生入死始終堅信共產黨能夠救中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我父親把全部熱情投入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中去，在擔任各級領導職務期間，兢兢業業，認真負責，以實事求是的原則，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工作。1974年離休，享受廳局級待遇。2000年12月20日病逝，享年85歲。 這兩本書都有描寫我父母參加革命工作的歷程。9 這張照片是1953年中央二機部二局二所全體干部的合影前排左三是我父親。 二、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趙希彩1924年3月生人，山東省文登市侯家鄉西泥溝村人，1941年2月參加革命工作，母親在家排行老大，姊妹五個孩子，那年頭家庭貧困，為掏口飯吃減少家里的負擔，母親17歲就獨自上昆崳山加入東海抗聯，后進入東海兵工三廠子彈部當工人。在兵工廠里，母親吃苦耐勞勤學苦練，漸漸掌握了許多兵工技能，在革命隊伍里又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41年5月就以骨干力量轉入膠東兵工二廠擔任彈藥裝填班班長，1941年10月在二廠（李老鋪村）經孫樹春、于仁日兩位黨員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擔任彈藥裝填大組長，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母親先后在東海膠東三廠、二廠、六廠、四廠工作。工作中，為了提高彈藥的數量為前線提供充足的子彈，加班加點，夜以繼日，既要安全裝填又要時刻防日本鬼子的掃蕩，常常白天裝填彈藥，夜晚一人進山趕著毛驢車將子彈藏匿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冒生命于不顧，保彈藥不能遺失，不能被日 本鬼子發現破壞。然后當部隊需要時，立即從山里取回，按時，按數量交給組織。在那艱苦的歲月里，母親經歷了日寇，和敵對勢力的掃蕩和封鎖，含辛茹苦，歷盡滄桑，在最困難的時候始終堅信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堅定不移地跟著共產黨。1945年5月，膠東軍區第二兵工廠奉命特制一批特種炸彈，主要是支援城市地下武裝斗爭，其中有偽裝成罐頭，秤砣，棒槌等物品的手雷，炸彈等。母親在組織生產裝填特種炸彈時，有一個新分配來的學生，（白忠義）不慎意外引爆一枚“罐頭”炸彈，造成兩間工房被毀，白忠義和胡玉敏犧牲，有兩人身負重傷，事發后，兵工人員情緒低落，生產一時受到影響。此時，裝配組長趙希彩，勇敢地站出來協同廠長呂希功查明原因，總結教訓，并制定了嚴格的操作規程和新工人教育制度，安撫彈藥兵工，提高了大家戰勝困難的決心，母親提出了“遇到這種情況我們革命戰士應報什么態度”的大討論。那年母親只有22歲，在母親的倡議下，全廠兵工展開轟轟烈烈的討論，并且，同時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兵工情緒有了很大的轉變，彈藥生產出現成倍增長，有力地支援了前線。在1946年1月10日召開的山東省軍區后勤第二屆英模大會上，母親受到英模的表彰，被評為山東軍區軍工一等勞動模范。母親一生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多次在軍工戰線上立功受獎，1955年6月由山東省兵工局調往中央二級部二所工作，后來又去中央二部北京干部學校學習。母親的一生親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出生入死，為我國兵工事業的建立和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1983年離休享受正處級待遇，2009年6月24日病逝，享年86歲 膠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孫英在英摸大會上報告，特別表彰了趙希彩 左一是我的母親載《大眾報》1946年2月10日報一版 第二排右二是我母親在中央二部北京干部學校畢業時的合影 父親和母親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戰火中得到鍛煉與成長，從一名普通老百姓變成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在戰爭中尋求真理，在戰爭中得到鍛煉，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解放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洪流中，無論承擔什么職務，無論在哪里工作，都兢兢業業，始終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嚴以律己，克己奉公。父親和母親的品德和孜孜不倦的工作態度，深深影響著我們并印記在我們的腦海，我們深情懷念親愛的父母，愿你們革命一生的光輝像一座燈塔，永遠指明和照耀子孫們成長的路程。 2024年4月寫于山東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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