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儒學的演變(隨筆90)

秋實

儒學的演變 秋實 　　說句心里話，儒學在我心中實在是一個不敢恭維的東西，說的更直白一些就是糟粕。但最近深入品讀先秦的一些文章，便忽然發現原來最初的儒學也是有許多文明思想的，只是后來被后人搞壞搞臭了。 不說別的，單就為政的思想說，孔子的真正為政理念是: “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他既不愚忠，也不犬儒。他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講每個人都應該按照自己的社會角色行事，即“君”應該像“君”，“臣”應該像“臣”，“父”應該像“父”，“子”應該像“子”。各自有各自的職責和義務。“君仁則臣忠，父慈則子孝，兄友則弟恭。”雙方都是相互的，沒有單方面絕對服從的義務。魯哀公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意思是:舉用正直的人，放置在不正直的人之上，民眾便服了。舉用不正直的人，放置在正直的人之上，民眾便不服。換句話說就是:如果皇上做的不好，那么百姓就有不服從的權利。對于孝，孔子也說:“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對自己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國無道，則退身以避子。”又說 “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慈，子奔他鄉”。孟子也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由此可見孔孟的“忠”、“孝”是講求對等的，雙向的，是建立在有獨立人格的基礎上的，并非是要一味地泯滅人性，無條件的愚忠愚孝。 　　再來看《左傳》中的一則故事:《晏子不死君難》: 崔武子(齊國大夫)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齊國國王)通焉，崔子弒之。晏子(齊國臣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踴而出。 《左傳》是儒家經典教材，儒家對于“君難”的看法是：“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 ”。就是說國君為了社稷國家去死，死得其所，我們就應該與之共同赴難，如果是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那么大臣們又不是他的奴才，誰該去死呢？這就是儒家對于君臣生死問題的態度。《孟子·萬章上》說：“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在君權之上，還應該有“道”。對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賢人，君主應該恭敬如師，不能以臣子對待。也就是說君權并非至高無上。 　　不幸的是，到了漢代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的“儒術”就開始變味。一個“君權神授”使皇帝的權威失去了制約，其君臣關系、臣民關系便不再對等。儒學變成了皇帝禁錮臣民思維的工具。什么“三綱五常”“四維八徳”便逐漸流傳開來。到了宋代，程朱理學更進一步，什么“存天理，滅人欲。”八股文也開始盛行。到元明清代，專制思想變本加利，日益殘酷。特別是清代君權、父權和夫權被神化，成了不可挑戰的信仰，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臣父子夫妻”被異化為了絕對服從的上下級關系。 先秦的君臣席地而坐，到宋代變為帝王坐，百官站。到元代之后就變為皇帝坐，大臣跪拜了。君臣關系、臣民關系徹底演變為主仆關系。直至清代赤裸裸的一句一個“奴才在”。同時，明清兩代又通過修書，將孔孟的有關“民本”思想、對等思想的文字進行了有目的的大量刪減。這樣儒學從思想到精神到文字自漢以后在帝王的壓迫和知識分子的逢迎在逐步被篡改、閹割的面目全非，徹底演變成了束縛人們精神的繩索，變成了禁錮人們思想的鐐銬。 　　面對后世的儒學，孔孟再世不知有何感想。敢茍同么？他們愿意為后世犬儒的歪論、謬論背黑鍋么？ 　　(曹柏廷寫于2024.6.2 修改、增補于20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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