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長城凝聚力

劉建國

人類是以結群方式生存的群體，從氏族部落、部落聯盟最后走上“國家”高級社會階段，人類群體就上升到了“民族”群體狀態，這里的“民族”就是一種“共同體”。 我國古代從先秦時期起就有“華夏”、“華夷”、“華夷五方格局”等表述，由于生活方式、文化習俗等不同，他們各自形成不同的群體，通過漫長的互相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一種既聯系又松散的群體組織，這些不同群體的聯系就像網絡一般編織成了緊密的“民族共同體”。 長城是中國古代一項偉大的軍事防御工程，在長達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防御外侮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促進各民族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長城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如果我們把長城比作中國的“中”字，那么中字中間的一道就是長城的“墻”，在墻的南北生活著兩個龐大獨立的民族，他們是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這兩個大民族由于“墻”的作用，幾千年來，雖然時有對抗、有沖突，但這種對抗沖突最后必然向互相依存依賴、共生共存、誰也離不開誰的方向轉變。 中國古代除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國長城修建于南方，從秦始皇統一六國諸侯開始，中原歷代王朝幾乎都在北方地區修建長城。作為北方內蒙古，這也是內蒙古地區能擁有各朝代長城最多、最長、種類最全、分布區城最廣的一個根本原因。內蒙古地區錯蹤復雜的多個朝代長城，非但沒有隔開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反而縱橫交錯的長城像鏈條般將內蒙古的各民族串連于一體，猶如石榴籽一樣緊緊擁抱，成為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聚匯點和聯絡紐帶。 長城的出現主觀上是防御外來民族的侵擾，但在客觀上長城的作用則縮短了長城內外各民族的距離，推動、強化了南北地區經濟與文化的交流發展，形成了各民族的凝聚意識。從而使冰冷的長城變得有了溫度。所以，歷朝歷代所建長城只是一種手段，其內涵是為了避免戰爭而建，是為長治久安的國家安全、邊疆穩定而建。長城的歷史貢獻就是為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便利、奠定了基礎，為中華民族的局部統一、最終完成全民族大一統創造了條件，從根本上實現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鑄牢。 實現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交流融合的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其中的和親、移民、遷都是最主要的方式。而長城在各民族融合過程中發揮了促進和保障作用。西漢的“漢匈和親”是中國古代農耕與游牧融合的發端，漢長城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漢匈融合的橋梁紐帶。亦如《漢書》所載：“匈奴皆親漢，往來長城下”。農牧兩族和睦相處帶來的繁榮躍然紙上。 明代長城在注重防御的同時，則突出了關城、馬市的建設。早期明長城沿線雖然有小規模的馬市，也是時開時閉。明中后期特別是實現了隆慶和議、俺答封貢后，長城沿線的民族貿易才形成主流，軍事防御則退居其次。隆慶五年（1571）在清水河縣明長城沿線相繼開放了殺虎口、迎恩堡、柏楊嶺丶紅門口、滑石口等官市和民間小市。長城馬市的持久穩定繁榮了長城南北的經濟文化，構成了長城地區各民族融合大格局。 長城對于維護王朝的國家安全、邊疆穩定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一個朝代是否走向滅亡，長城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明朝修建長城早期是防御蒙古，后期則防御不斷崛起的后金和紛起云涌的農民起義。但最后推翻明王朝的并不是長城以北的少數民族勢力，而是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起義。明朝的滅亡不是輸在了軍事上而是倒在了腐敗的政治上。政治腐敗是壓垮一個政權的最后稻草。 康熙建立了統一的王朝，雖然他不意修長城，但他十分重視“精神長城”的鑄造。他說，“滿、蒙、漢毫無異視，一以公正處之”。這是康熙治國方略的大智慧，這種智慧與胸懷把中國的大一統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在近代，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長城抗戰”使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凝聚成了強大的“長城精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將長城抗戰和長城精神結合起來，由此上升并凝聚成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2024年5月24日在內蒙古民委“長城黃河在內蒙古五次擁抱，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座談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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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