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舅舅舅媽”

張斌

2009年5月，張慎言（右二）邵丹萍（右一）和王建平（左二）唐美英（舅舅的第二個妻子）在杭州。 1996年5月24日父母（右二、一）在上海張慎言舅舅家 我上海最后一位舅媽過世了， 2023 年1 月9 號，在上海陽光養老院。清晨，我乘坐高鐵去上海，去龍華陵園，送舅媽最后一程。出門時天上的星星還在，冷風凜冽。很久以前，我每周一都這么早起來去到火車站，坐火車去上海上班。從而見證了從上海站、到上海南站（梅隴）、到虹橋站的變遷。一晃竟20 年了，那時舅媽，正是我現在這個年紀。舅媽其實不是我的親舅媽，舅舅和我媽媽沒有血緣關系，他們從小就是鄰居，前后門。據說舅舅參加革命，也有我媽媽的引導和鼓勵。舅舅稱我媽媽為惠蘭大姐，于是，在我第一次見到舅舅的時候，我媽媽就命我叫“舅舅”。許是志向、理想的相同，媽媽和舅舅是很好的同志加兄弟。舅舅后來自學成才，成了上海市的先進科技工作者，還當上了全國勞模。他頭腦縝密出事嚴謹，為人又非常仗義，我媽媽大事小事都找他商量，對他幾乎是言聽計從。于是，舅舅于我，于我們家，真是比親人還親！2018 年12 月2 日，我媽媽走的那天早上，舅舅莫名摔了一跤，腦溢血，送到醫院搶救，甚是危險，差點隨媽媽一同去了。后來我想，這是不是受了桃源三結義中“不能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影響呢？舅舅后來又在床上躺了幾年，我去看他時，他吭哧吭哧說了幾個字：“女中豪杰”。這是舅舅留給我的最后的話。他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去世。那時正值因新冠“清零”要求封城期間，不能送別，不能開追悼會。當然，這也應允了他一直倡導的一切從簡的理念。我第一次見到舅舅舅媽，是在孩時。爸媽帶我去上海看望他們。他們住在高安路一座舊式小洋樓里，二樓的房間朝南，陽臺的落地窗灑滿陽光，紅漆地板擦得锃亮。我坐在地板上，抬頭看見天花板上吊下來一根繩子，繩子上掛著一只塑料的吹氣小鹿。舅舅發現我多看了它幾秒鐘，就立刻將那只小鹿解下來，洗干凈包起來塞給我。我不敢拿，舅舅大聲說，我這里的東西，凡是你喜歡的，看得上眼的，都可以拿走。我拿眼看著母親，母親笑著說，舅舅給你的，你就拿著吧。然后又朝舅舅嗔道：你就慣著她。舅舅說，我們沒有女兒，邵丹萍（舅媽）可喜歡女兒了。后來這句話他又對我說了多次。17 歲，我當了兵，部隊駐地在寧波。那時候，寧波到上海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輪船。晚上在寧波的江北碼頭上船，第二天一早就到了上海的十六鋪碼頭。不知為什么，那時我去上海的次數遠甚于去杭州。我部隊的很多戰友是上海人，平時我跟她們說上海話，很多人都以為我是上海兵。一到應市的季節，連隊常會采購一些寧波寧海產的桔子什么的，我上海的戰友就會一筐一筐地往上海托運，我也跟著她們學，一筐一筐地往上海運，通常就是運到十六鋪碼頭，然后舅舅就騎個自行車去馱。我在上海還有一個舅舅，叫王建平，他倒是和我媽沾點親，大概是表弟什么的，（我至今也沒搞清楚）他們住在陜西南路，于是高安路的舅舅會馱著桔子分給陜西南路舅舅。現在想起來，從高安路到十六鋪碼頭好遠，舅舅騎過去很辛苦的，而且我也不管是不是星期日，舅舅是不是上班，有沒有時間做這件事，也許那就是個麻煩。我母親大陜西南路舅舅兩歲，陜西南路舅舅又大高安路舅舅兩歲，他們仨是情義深重的“鐵三角”。陜西南路舅媽許淑寶是個紡織女工，也是個老黨員。她是我國第一例人造心臟爿膜的使用者。這是我國在上世紀 60 年代的一項重大的科技成果，所以，那時她像大熊貓一樣被保護起來。據說，在她前面進行手術的、后面進行手術的、比她年輕的、年長的都沒熬過三年，而她在術后還活了 28 年！并且，她的去世還不是因為那顆心臟的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奇跡也有賴于我舅媽的好脾氣，她慈眉善目，走路躡手躡腳，說話慢聲細語，任誰去她那兒她都疼愛得不得了。術后的許淑寶，由新華社記者在其家門口攝。高安路的舅媽邵丹萍是個科技工作者。她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從事生物制品的研究制作。高安路舅媽是那個年代少有的知識分子，她熱情爽朗，社會經驗豐富，加上旁邊還有一個頭腦縝密的舅舅，分析起事情來頭頭是道。我在部隊時頭腦簡單情商不高，一碰到問題我就往上海跑，如果“療傷”我會住陜西南路舅媽家。如果是“刮骨”，我就會住到高安路舅媽家。有一次我和高安路舅媽睡在一張床上，我哭哭啼啼絮絮叨叨地跟她說了一夜。第二天舅舅對我說，你昨晚上情緒不好，你舅媽一直摟著你，今天她的胳膊都抬不起來了。當時為什么事兒為什么哭我現在是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了，但舅舅說的這句話我刻在了腦子里。我跟我媽媽講的絕對沒有跟舅媽講的多，所以舅媽有時就成了我和我媽之間的傳聲筒。有一次舅舅高聲對我說：“我跟你講，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兩個人對你完全說真話。一個是你的媽媽，一個是你的爸爸。”他的意思是，你怎么能苛求所有的人都對你說真話呢？可是過兩天，他再說這句話時，變成了“三個人”，“那還有一個人，就是我！”他說。我美麗知性的邵丹萍舅媽上世紀 70 年代是國家物質最匱乏的時候，什么都要憑票證，什么都不好買，上海貨更是全國人民的追崇。每次我去高安路，舅媽都要問我，你需要什么東西？我說不要。她說，沒關系啊，你媽媽有錢放在我這里呢。后來我才知道，我媽媽在舅媽那有個存折，用來采購那些不好買的上海貨。我家的很多東西從上海運來，上至永久牌自行車，下到一條條肥皂。有時候，舅舅會深夜從上海坐著火車送東西到杭州（因為他有退伍軍人殘疾證，可以免費坐火車），然后返身趕回上海第二天上班。他們之間的情誼可見一斑。記憶中最深的，還有上海的大餛飩。我去上海時，舅舅舅媽因為要上班，沒法替我弄飯吃，于是他們一大早就去菜場買肉、菜，洗凈切好包成餛飩，囑咐我中午自己下了吃。我現在想起來，這也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但那時卻習以為常。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舅媽介紹她單位的同事小沈給我的戰友小紅，約在舅媽家見面。舅媽上班前，也是包好了大餛飩放在廚房。小沈小紅如期到達，小紅害羞，躲在廚房里不出，我陪小沈在堂屋里說話。待到吃飯時，小紅煮好了大餛飩“齊眉舉案”式地端進來，她自己則躲在廚房里吃，妥妥的一副賢妻良母的模樣。小沈喜歡得不得了。飯畢，我將他倆趕出門去“散步”，就這樣，一碗大餛飩成就了一段良緣佳話。2018 年底我母親去世后不久，我去上海辦事，晚上再一次和舅媽睡在一張床上。她喃喃地問，你媽媽燒退了沒有？我心里一驚，忽然想到表弟說的還沒將母親去世的消息告訴她，心里雖然難過，但嘴上說，退了退了。她說，退了就好退了就好。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舅媽。現在，我的父母和舅舅舅媽都離開了我們，雖然我是無神論者，但我衷心的希望愿他們，能在另一個世界匯合，再續前緣。上海兩位舅舅舅媽闔家留影。1996年5月24日父母在上海舅舅家。2009年5月3日上海舅舅舅媽來杭州看望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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