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館參觀紀實（一）

菜鳥

在“5·18國際博物館日”到來之際，云南老年大學組織師生400余人赴云南省博物館開展研學活動，感受云南本土厚重的歷史積淀、豐富的文化內涵和醇香的人文氣息。 師生們湧躍參加此次研學活動，早早的從四面八方趕到省博物館門口。 宏偉的博物館及館前的雕塑吸引著大家的眼球！ 漢代樂舞的銅俑們用歡快的舞蹈，展開雙臂熱情的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賓客及云南老年大學的師生們！ 同學們迫不及待走進博物館，隨著講解員娓娓動聽的解說聲，博物館的20多萬件館藏品，跨越5億多年的歷史長河，向老年大學的同學們講述了云南歷史文明軌跡： 五億年前的云南蟲奏響了地球生命的華麗樂章，百萬年前的元謀猿人演變出人類進化的跨越標記。一枚金印揭開了塵封千年的文明之光，三座古塔喚醒了遠逝已久的佛國記憶……云南是亞洲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中原漢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和東南亞、南亞佛教文化在西南絲綢之路上交匯、碰撞，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多文化形態共生帶。二十六個民族在這里繁衍、生息，成為中國世居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千百年來，在秦皇漢武遠眺西南的目光中，云南與中華的血脈緊緊相連。《德化碑》以千秋妙文，訴說著南詔與唐王朝的一段是非曲直。松花壩引潺潺碧水，見證了云南行省創建的始末原委，護國橋碑的萬千怒吼，擊碎了洪憲帝制的復辟美夢。五華山上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了紅土高原最美好的希望，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引領著我們走向復興之路，前赴后繼，風雨同舟，實現最美的中國夢、最真的云南夢！ 我們當天參觀博物館的《云南歷史文明陳列》，共分六個部分：一、遠古云南——史前時期的云南；二、文明之光——青銅時代的云南；三、南中稱雄——東漢到初唐的云南；四、妙香佛國——唐宋時期的云南；五、開疆戍邊——元明清時的云南；六、百年風云——近現代時期的云南。本篇先記載前三部分參觀內容。 【一】遠古云南——史前時期的云南數十億年的滄海桑田，將時空烙印在被稱作"地層"的史書中。翻開這本史書，我們可以窺見地質歷史的一個個瞬間。遠古云南，是遠古地球的一個縮影，承載著地球的記憶和云南的地方特色。 澄江古海洋 澄江化石地是中國西南部云南澄江縣境內40多處散存的寒武紀多門類古生物群遺址，距今約5.20億到5.25億年，主要集中于帽天山的頁巖，開始發掘于1984年。它的特點是動物體內沒有礦物質的軟組織部份保存得非常好。2012年，澄江化石地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澄江動物群比加拿大的布爾吉斯動物群豐富，而且在年代方面更早于它一千萬年，使得我們可以優先窺見到寒武紀生物大爆發時代的海洋景觀。 最早的魚類最早的魚類曾生活在5.3億年前澄江海域，昆明魚和海口魚是世上已知最原始的魚類。它們由軟骨構造的頭顱骨及骨骼組成，表皮無骨骼和鱗片，身體呈紡錘型，可分為頭部和軀干兩部分。 澄江生物群的門類組成和豐富程度迄今為止澄江生物群已經有200多種物種被描述，歸屬于30多個門類，現生動物所有門一級分類階元的祖先類型均包括其中，為研究地球早期的生命演化及生態等理論提供了珍貴的證據。 夢幻鬼魚，世界上最早的保存完整的硬骨魚。 三葉蟲 古生物鐘﹣-珊瑚 在遠古溫暖的淺海中生長著無數色彩斑斕的珊瑚，組成了絢麗多彩的海底景觀，遺留下來的化石成為一座座神奇的古生物鐘，古生物鐘類似于樹木的年輪，遠古生物的生長紋理能夠反應遠古時代每年的天數。珊瑚表壁上的生長線代表著海水的季節變化，可用珊瑚化石發育情況恢復古氣候帶，將珊瑚硬體構造與時間概念聯系起來也可以用于計算一年的天數，其中顯著的生長帶常被認為是一年的生長周期。云南的古生代地層中發現了許多古珊瑚化石。 植物登陸和維管植物在云南的大爆發 距今約4.7億年前，最古老的陸生植物出現在地球上，開啟了植物從水到陸之旅。到了距今約4.3億年（志留紀中期）維管植物出現，至泥盆紀時期（距今約4.2-3.6億年）維管植物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出現高大的樹木和森林，多樣化的植物類型構成復雜的陸地生態系統。云南是現代的植物王國，在數億年前的泥盆紀是"古植物王國"。原始的維管植物在這里爆發式地出現，并擴散全球，繁衍至今。 中國恐龍緣起處在全球的恐龍愛好者中，云南因為許氏祿豐龍而被人熟知。因為它不僅是中國大地上時代最早的恐龍，還是中國人自己發掘和研究的第一批恐龍化石，也是中國人自己裝架和展出的第一具恐龍骨架。云南的巨厚紅層是遠古云南恐龍時代的地層遺存。從距今1億9千萬年前的侏羅紀早期到距今1億2千萬年前的侏羅紀中期，以祿豐龍、雙脊龍、川街龍為代表的多種恐龍以及中國最早的哺乳動物，就生活在今天云南的廣大地區。楊鐘健先生發現并命名的許氏祿豐龍1937年，楊鐘健先生來到昆明，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昆明工作站站長。1938年他領導進行云南紅層研究，在元謀馬街調查古近紀和新近紀地質，回程途中路過祿豐。在祿豐沙灣村找到一串出露的頸椎化石，這是一條比較完整的動物化石，經過挖掘、采集與核對地層時代，楊鐘健先生和助手對化石進行研究和確認。兩年后，楊鐘健先生記述沙灣發現的恐龍骨骼化石，把其命名為許氏祿豐龍。同年，許氏祿豐龍在重慶北碚裝架展出，這是中國第一具裝架展示的恐龍骨架。許氏祿豐龍的發現奠定了中國恐龍研究的基礎。 中生代的哺乳動物 在約2億年前的三疊紀晚期，早期的哺乳動物與恐龍幾乎同時出現了。早期的哺乳動物主要靠昆蟲等生息在叢林中的小型獵物維生。到6600萬年前的白堊紀末期，恐龍絕滅了，而具備恒溫特性的哺乳動物在氣候變化中存活了下來。圖為一直存活到現在的小白鼠。 地質史上五次生物大滅絕 云南晚新生代古猿生存演化的"天堂" 恐龍的滅絕宣告了中生代的結束。地球歷史進入新生代之后，隨著板塊的不斷分離和重新拼合，氣候帶逐漸分明，生物演化也開始加速，哺乳動物靈長類開始在全球迅速分異。青藏高原的隆升則改變了世界氣候格局，東亞季風氣候逐漸形成。位于青藏高原東南方的云南得益于東南季風和西南季風的交替影響以及自身生態環境的多樣性，為哺乳動物及人類遠祖﹣﹣古猿提供了生存、演化的"天堂"。 古猿與古人搖籃青藏高原的隆起造就了云南特殊的地形和氣候。這是非常適合古猿和原始人類生活和繁衍的生態環境。因此，從距今1000萬年前開始，云南就成為亞洲從猿到人的演化中心，孕育出開遠古猿、祿豐古猿、元謀古猿、昭通古猿等多種猿類，和中國大陸最早的直立人﹣元謀人。幾十年來，中國及全世界的人類學家一直沒有停止在云南的尋找和研究，以進一步揭示這個全球少有的古猿與古人搖籃的真實故事。 從猿到人的過渡 古人類學家認為在距今七八百萬年以前，人類和類人猿的共同祖先﹣﹣古猿開始向不同的方向演化，這個過程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進行的。在新生代的古近紀和新近紀，世界范圍的造山運動很活躍，相繼出現喜馬拉雅山、阿爾卑斯山等。由于這樣大規模的地殼運動，致使世界氣候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新生代的第四紀，出現一系列的冰川期。在地形和氣候巨大變化的影響下，原先一些連綿不斷的森林逐漸變得稀疏，林中空地不斷擴大，生活在這里的一些古猿逐漸由樹棲生活轉到地面上生活，最終演化成人類；而留在森林中的那部分古猿則演化成了類人猿。 大約兩百萬年前，人類祖先第一次站立，成為直立人。直立人解放了雙手，為制造和使用工具創造了條件，成為能夠勞動的人。因為勞動所獲食物的改善，腦容量顯著增加，站立起來的人開始抬頭仰望星空。 人類直立過程人類演化起源于類人猿，從靈長類經過漫長的演化過程，一步一步發展而來，經歷了古猿、直立人、智人和現代人幾個階段。人類演化的歷程經歷了直立的過程，經歷了幾十萬年的漫長適應性變化過程。圖為直立的元謀人。元謀人是迄今中國發現的最早的人類。中國目前是歐亞大陸直立人化石發現最多的國家，有確切直立人化石的地點多達15處。元謀直立人是學術界公認的中國境內時代最早的直立人。 石斧石斧是遠古先民用于砍伐等多種用途的石質工具。在鮮有文字、繪畫和雕塑的遠古時代，石器和陶器代表了人們的藝術創造力。云南新石器時代各地使用的石斧既有特色，又有重疊。我們很難找出一種石斧獨立代表某一個文化類型，但每個文化類型中都有典型的、主要使用的石斧形制。長條圓柱形石斧是滇西北新石器文化（戈登村類型）的典型代表。洱海地區的典型器物為圓角長條形石斧、石與新月形石刀，以賓川白羊村為代表。圓角梯形與圓角長條形石斧石鑄流行于龍川江流域（即金沙江支流），以元謀大墩子為代表。瀾滄江中上游如忙懷地區的有肩石斧分鉞型、靴型二種。在滇東南區域，如麻栗坡小河洞，人們喜歡使用通體磨光的有肩石斧，其中平肩、斜肩雙肩斧較多。在滇東北區域，梯形石斧、石鑄、有段有肩石銹較為流行。在滇池區域（以石寨山類型為代表），人們主要使用有段石銹，和有段有肩石銹。 耿馬石佛洞遺址石佛洞遺址是瀾滄江下游地區一處較為重要的先秦時期遺址，是了解淵滄江下游地區居民生產生活的依據，對了解云南西南部與東南亞地區之間的古代族群分布及相互關系有重要作用。石佛洞遺址的主人早在三千年前就已掌握牛耕、種稻、燒陶技術，他們的石器精致，陶彩精美，造型精細，創造了西南最先進的新石器文化。石佛洞先民使用的石器以磨制石器為主，僅見少量打制石器。打制石器多為大型石制品，周身遍布打制痕跡，多用自然巖石打制成型。這些石器以生產工具為主，其次為漁獵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和禮器等，最有特點的是星形器。這些石器磨制精細的程度、特殊形制和造型充分顯示出了同流域同時期遺存的差異性和特殊性。粟米遺存的發現，揭示了早在3500年以前，粟米就已經在瀾滄江下游地區種植。粟種的來源與瀾滄江流域上游地區距今5000年的卡若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可能是西北高原地區族群移動或文化交流的結果，揭示了早在3000年以前生活于此的居民族群的多樣性與文化的復雜性。 石佛洞外景石佛洞位于亞熱帶地區河谷地帶，屬典型的南亞熱帶山地季風氣候。石佛洞周圍森林茂密，雨量充沛，野生動植物資源豐富，為人們狩獵和采集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因此成為早期人類的重要棲息地。 石佛洞人的尚紅習俗 石佛洞遺址出土了紅色石塊、大量赤鐵礦粉末和赭紅色顏料，反映了石佛洞人鮮明的尚紅習俗。鐵紅顏料是中國古代，特別是石器時代人們較多使用的一種天然原料，大量赤鐵礦粉末和赭紅色顏料被廣泛運用于繪制崖畫。石佛洞先民已經會加工制作并使用鐵紅顏料，用于作畫，或撒于某些特殊位置。 河湖臺地上的平頂屋聚落元謀大墩子遺址建筑的建造技術與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基本一致。大墩子先民的建筑是長方形地面建筑，屋頂稍有傾斜，平頂結構。房屋均有排列密集的木柱作骨干，再編綴樹條，兩面涂草拌泥而成木胎泥墻。房屋面積大，還有儲藏谷類的公共窖穴。窖穴在房址附近，有圓形、長方形和不規則形，穴內存放谷類、獸骨、牛牙、陶器和生產工具。 "貝丘遺址" 貝丘遺址多位于海、湖泊和河流的沿岸，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新石器時代的先民近水居住，主要取食當時盛產于滇池中的螺螄和魚類，食用后的螺螄殼大量堆積在房屋四周，成為"貝丘遺址"。貝丘遺址是在文化層中包含人們食余棄置的大量貝殼為顯著特征的古代遺址類型。年代主要為新石器時代，有的延續到青銅時期。貝丘遺址分布在沿海、內陸濱湖和臨河地帶，所含貝類基本上分為海生和淡水兩大類。其堆積層中往往發現有文化遺物、魚骨和獸骨等，有的還有房基、窖穴和墓葬等遺跡。這種遺址反映出漁撈活動在經濟生活中占有相當的比重。 云南先民喪葬禮俗云南先民喪葬禮俗和靈魂信仰喪葬禮俗，凝聚了人們對生命的思考和對靈魂的信仰。遠古先民大都相信靈魂不滅，死亡只是從一個世界通向另一個世界的過渡儀式。圖為彝族畢摩在為逝者指引從生前的瀾滄江通往另一個世界青海湖的路徑。 【二】文明之光——青銅時代的云南考古發掘證明，3000多年前，云南開始冶鑄銅器，徐徐拉開了青銅時代的帷幕。戰國末至東漢初是云南青銅文化發展的高峰期。以"滇國"青銅文化為代表，包括滇西、滇南、滇東等地，青銅器在社會中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異彩紛呈，千姿百態。 云南人在充分汲取多種文化精華的基礎上，用卓越的創造力，鑄造出大量珍貴的藝術品，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物質、精神財富。他們采用失蠟法，以現實主義的筆觸，描繪了云南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堪稱世界青銅藝術史上罕見的、不可復制的精彩華章。 祥云大波那銅棺 1961年發現，位于云南省祥云縣大波那村，年代約公元前4世紀前后。該墓為土坑豎穴，有長方形木槨，用長約5米的巨木疊架成。槨內放置銅棺及隨葬品。銅棺長2米，寬0.62米，側壁高0.45米，頂高0.64米，腳高0.11米。頂作人字形屋脊狀，棺身為長方體，由7塊銅板組成。頂部及四壁鑄有人字形帶紋、云雷紋、虎、豹、豬、鹿、馬、鷹、水禽等圖案。隨葬品有青銅器、錫器、陶器等。青銅器造型、紋飾粗糙，表明冶鑄技術還未臻于成熟，其中屋宇、家畜模型以及農具的出現，表明其主人已經是定居的農業民族。 云南青銅器的鑄造加工工藝 早在商周之際，云南就已經出現了青銅器鑄造技術。戰國秦漢時期，云南的青銅器鑄造、加工工藝日臻成熟。范鑄采用單面范、雙面范；施行分鑄、渾鑄；鑄造的范型材料則有石范、泥范、陶范、銅范等。值得一提的是，戰國時期，云南已經出現了熔模鑄造法（失蠟法）。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剽牛祭祀銅扣飾就是用失蠟法制成，這在全國范圍內也屬于較早的范例。云南青銅器表面加工工藝很發達，有鎏金、包金、鍍錫、線刻、髹漆、鑲嵌等，甚至還出現了人工在青銅器表面施以氧化涂層的技術（俗稱"黑漆古")。云南古老的青銅器制作歷經2000多年的演變，發展出白銅、斑銅、烏銅走銀等工藝。白銅、失蠟法從云南流傳世界各地，為世界文明發展做出了偉大貢獻。 鎮館之寶牛虎銅案戰國江川縣李家山出土 銅鼓 "滇王之印"出人間 浩瀚的滇池東南角有一座平地突起的小山，高僅33米，山形呈棗核形，西面巖石陡峭，東面較為平坦，就是這座亂石遍地、雜草叢生、其貌不揚的小山，竟埋藏著一個2000多年前驚天的秘密﹣﹣這座山名叫石寨山。1955年3月的一天，云南省博物館的考古學家來到滇池邊上的晉寧縣石寨山上，進行第一次試探性發掘就發現了兩座墓葬，出土了紡織貯貝器、殺人祭柱貯貝器等珍貴的青銅文物，被郭沫若、鄭振鐸先生譽為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1956年進行了第二次發掘，在6號墓出土了"滇王之印"等大量反映古滇國社會面貌的珍貴文物，文獻隱約記載的消失王國赫然展現在人們面前，人們被古滇國的財富和它曾經的輝煌文明驚呆了。云南并非蠻荒之地，她曾經擁有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 名稱："滇王之印"金印時期：西漢材質：黃金出土：1955年，在云南晉寧縣石寨山6號漢墓中出土收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出兵征討云南，滇王拱手降漢，漢武帝在其故地設益州郡，封滇王國國王為滇王，并賜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用純金鑄成，金印重90克，印面邊長2.4厘米見方，通高2厘米；蛇紐，蛇首昂起，蛇身盤血，背有鱗紋。漢武帝賜滇王之印后，對云南實行羈縻統治。 漢武帝賜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漢武帝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人出使西南夷地區，王然于等人來到滇池地區時，得到了滇王嘗羌的友好接待。王然于等人返回京師后，向漢武帝稟報了滇國的情況，說滇國是西南夷中的大國，"足事親附"，這引起了漢武帝對滇國的重視。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擊破南越，平定南夷地區，在今天的貴州西部、云南東部設立了戕舸郡，繼而滅南越、巴蜀。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軍兵臨滇池之際，滇王主動投降，"請置吏入朝"，漢武帝于是設立益州郡，賜滇王王印，令其復長其民。 滇人的宗教和祭祀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滇青銅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青銅的使用和宗教、戰爭緊密聯系在一起。宗教與祭祀活動是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滇人信仰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大量保留了中原文化的內容，中國古代一些重大禮儀在滇人的宗教活動中都得到詳盡的展示，令人嘆為觀止，這是先秦時期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區延伸的自然結果。 三支俑銅燈·西漢 該器高42厘米，出土于個舊市黑螞井，狀為一裸體男俑跪坐，雙手平伸，頭頂、雙手各有一燈盤。該俑燈分四部分范鑄后再拼合而成，手臂、頭部均可與軀干分離，拼縫整齊，造型準確，線條流暢。在范鑄的基礎上，男俑的眉毛、短髓須，還用線刻手段加以細致刻畫，臍部也有線刻的斜帶交叉為飾。男俑表情恭謹嚴肅，大眼闊鼻，神態古拙，饒有"胡風"，頭部纏繞一圈絲帶，在額前結成豎立小髻。俑燈雖是漢式題材，但跪俑形象卻具有明顯的地方民族特色，是漢文化與地方文化結合得較好的產物。 鎏金騎士貯貝器西漢晉寧縣石寨山出土 戰爭場貯貝器蓋西漢晉寧縣石寨山出土 殺人祭鼓銅貯貝器西漢晉寧縣石寨山出土 祭祀場面銅貯貝器西漢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 滇青銅文化中的動物搏斗扣飾 滇青銅文化中的動物搏斗扣飾與北方草原文化中的動物搏斗銅飾牌在題材選擇上存在相似性。但就具體器物而言，滇青銅文化中的動物搏斗扣飾與北方草原文化中的動物搏斗銅飾牌在表現手法、藝術風格上存在著差異，特別是滇國動物搏斗扣飾善于表現動物爭斗中的悲劇氣氛，與北方草原文化中程式化、夸張化的風格大相徑庭，具有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例如在"虎牛搏斗扣飾"中，本該諾諾認命的牛一反常態，以無畏的勇氣與老虎搏斗著。雖然狡猾的老虎鉆到牛腹下用利爪撕裂了牛的腹腔，但它也用鋒銳的犄角挑穿了虎身，玉石俱焚。這種弱者面對命運的陰霾不甘屈服而奮力抗爭的場面，充溢著悲壯激越的氣氛，具有崇高的悲劇美感，讓人見之動容，甚至引發出對人類社會某些相似現象的聯想。 云南青銅文化的特征雖然云南青銅文化的區系劃分中帶有不同地域特點和其他的文化因素影響，但這些不同的青銅文化區系基本上都能在當地新石器時代文化中找到淵源關系。它主要文化特征還是在本地新石器時代文化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從時間來看，云南青銅文化是一種晚熟早夭的區域性青銅文化。晚熟，是指它的成熟時間較之中原地區相對滯后。在中原已經進入鐵器時代之際，它的高潮才剛剛拉開帷幕；早夭，是指它正處在發展的巔峰時，因為西漢帝國的大一統政策，迅速地被漢文化所替代。 滇人與昆明人的戰爭 滇人和昆明人是云南青銅時代的兩大族群，從地域上說，昆明人主要居住在以洱海為中心的滇西地區，滇人主要居住在以滇池為中心的滇中地區；在文化上，這兩個族群也具有不同的特點。據《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滇人是"耕田，有邑聚"的農耕文化，而昆明人是"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的游牧文化。由于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個性和雙方利益訴求上的巨大矛盾，導致滇人和昆明人之間經常爆發激烈的戰爭，這種狀況通過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滇中地區青銅文化﹣滇國 據《史記》、《漢書》等記載，在戰國末期，楚人莊硚率領部隊來到滇池地區，開疆拓土。后來因為秦國的軍隊阻斷了歸途，莊硚就留了下來，改變服飾，遵照當地習俗，成為了一代滇王。莊硚王滇之事，還有許多謎團，不過滇國崛起在戰國時期，卻是不爭的事實。【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硚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硚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硚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 滇國青銅兵器 青銅兵器的使用，對古滇國戰爭的結局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那個戰爭頻發的年代，滇國青銅器中兵器數量特別龐大。滇國青銅兵器可分為六類：一、勾刺類兵器：戈、矛、叉、啄、劍；二、砍劈類兵器：斧、鉞、錘、戚；三、奇特兵器：狼牙棒、八棱形銅棒、鏤空銅錘；四、遠射類兵器：弩、銅鏃；五、防護類兵器：盔、甲、盾牌；六、特制的儀仗器：雙鉞形銅儀仗器等。 銅鏡銅鏡是古人用以照容貌、正衣冠的重要生活用品之一。鏡的別名又叫"鑒"，亦為"監"，甲骨文中的"監"字就像水盆旁邊有一人臨盆照容的模樣，《說文解字》中說："監可取水于明月，因見其可以照行，故用以為鏡"。銅鏡是以銅、錫、鉛合金鑄造而成，銅鏡之美，主要是欣賞銅鏡的造型、紋飾和工藝。 滇王玉衣 玉衣隨葬是中原習俗，漢代的人們相信"玉能寒尸","金玉在九竅，則死者為之不朽"。玉衣隨葬有等級區分：皇帝使用金縷；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用銀縷；大貴人、長公主用銅縷。玉衣主要流行于西漢，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它就逐漸消失了。玉衣的制作是一項很復雜的工程，制作一件中等型號的玉衣所需費用相當于一百戶中等人家的家產總和。6號墓出土的"滇王玉衣"由166片玉片構成，其中包括69片規整的邊角地帶有穿孔的玉片，97片未穿孔玉胚片。它并不完整，僅覆蓋了人的臉、前胸部位。穿孔玉片中未發現金縷的痕跡，當時大概是用絲線、麻線等穿綴成型的。 滇國的神秘消失 滇王受印和益州郡的設立意味著云南正式走向中華文化多元一體過程的開始，同時也是滇國走向衰亡的起點。在漢武帝的邊疆政策中，滇王雖然一度受到寵愛，但在"大一統"的文化背景之下，滇王也無法擺脫被廢黜的命運。漢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頭、姑增民反，殺長吏。祥軻、談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萬余人，皆反"。西漢王朝費時5年才鎮壓平定，滇國南面的"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獲畜產十余萬。"在這次益州郡人民起義當中，曾經的統治者滇王卻不見蹤跡，所以學者們估計滇王在公元前86年以前就已經被廢黜了。曾經顯赫一時的滇王與滇國就此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 云南青銅時代的落幕《史記．平準書》記載漢武帝"通西南夷，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大量移民的涌入，為云南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經驗。牛耕的推廣、水田的開發、陂池的修筑都標志著生產力的迅猛發展。漢族移民入滇以及漢族官員在云南采取的漢化政策極大地推進了云南地方文化的漢化速度。漫長的青銅時代徐徐拉上了帷幕。漢以后，城市及交通干道上的云南人已經逐漸適應中原文化的方式，而高山峽谷中的一些民族，仍堅守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形成了所謂的"上方夷"、"下方夷"。曾創造出輝煌一時的青銅文化的滇人，逐漸遠離了原來的生活地域，開始向南遷徙，歷經漫長的歲月，與西南邊地民族融為一體，成為一些現代云南少數民族的祖先。 【三】南中稱雄——東漢到初唐的云南 前言東漢至初唐的七百余年，中原政局動蕩、朝代更替頻繁。混亂引發了人口流動的加劇，隨之而來的是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這七百年也是云南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轉型時期，在經濟上，大量漢族的遷入，帶來了先進的耕作方式，社會生產關系也隨之發生了一系列變革；在政治上，各種地方勢力關系錯綜復雜，既有民族內部的斗爭與聯合，又有民族之間的分化與融合。本土的首領"夷帥"與較早進入云南的漢族"豪民"在相互的排斥與契合中，逐漸發展成為影響政局、獨霸一方的勢力﹣﹣南中大姓；在文化上，盛極一時的滇王國逐漸走向衰落，導致了青銅文化的沒落，大量漢族的遷入，帶來的是漢文化與云南民族文化之間的碰撞與滲透。在南中地區，漢文化的浸潤不僅催生了滇南碑刻文化的神來之筆，也改變了云南"墓而不墳"的喪葬習俗；但漢文化的春風很難普及到被群山分隔得支離破碎的小壩子中，在偏遠的山區，少數民族還是保持了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這使云南民族文化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緩慢前進，為多民族云南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無形中也加速了中華民族文化一體式發展步伐。 東漢章帝時，蜀郡王阜任益州郡太守，開始創辦學校，"始興文學，漸遷其俗"，這是云南教育史上劃時代的大事。漢字的引入、學校的建立，結束了云南的無文字時代，使文化得以普及，南人可以直接獲得內地文的信息。三國至魏晉時期，中原動蕩導致了云南各種地方勢力乘機崛起。他們之間關系錯綜復雜，既有民族內部的斗爭與聯合，又有民族之間的分化與融合。本土的首領"夷帥"與較早進入云南的漢族"豪民"在相互排斥與契合中，逐漸發展成為影響政局、獨霸一方的"大姓"勢力﹣﹣南中大姓。他們不僅包括漢族移民中的上層人物，也包括被漢化了的"夷帥"。南中大姓以漢文化為主體，結合當地土著文化，構建了獨特的文化系統，最典型的就是"爨文化"，即自東晉經南北朝至唐的四百余年間，南中大姓爨氏統治云南曲靖陸良等地區所造就的文明。這一時期也是云南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時期。 梁堆墓 在西漢以前的滇文化墓葬，都是掘坑埋葬死者，不加封土，即所謂的"墓而不墳"；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就已經出現修筑高墳、立碑刻銘的習俗。隨著漢族移民的南遷，把這種習俗也帶到了云南。"梁堆"的出現，是受外來文化影響后，云南喪葬習俗產生變遷的重要標志。梁堆東起昭通，西南經曲靖、昆明，西至保山地區，主要集中在昭通、魯甸、曲靖、陸良、呈貢、昆明、晉寧一帶，數量近千，因其突出地表，易受盜掘，今存已不多。從墓主姓氏多為爨、李、孟、霍、毛、王、呂等，這些都是當時的"南中大姓"遺留下的。現已得到的考古資料可以印證，當時滇池地區和滇東北地區是漢族移民的重點，移民范圍還一直延伸到瀾滄江西部。從滇東北、滇中以及滇西，分布著大量東漢至南北朝時期的"梁堆"。 梁堆是云南昭通地區的土語，指地面隆起的“似冢而大”的封土堆。所謂“梁堆”，實為西漢末至唐初流行于西南地區的一種具有高大封土堆的墓葬，其鼎盛期為漢晉時期。后來的田野考古學也就借用“梁堆”這個詞匯，專指封土堆下的墓葬。云南地區發現“梁堆”墓最多的地方是滇東北及滇中區域。“梁堆”墓體現了漢夷文化的融合，是西南地區漢晉時期民族大融合的產物，也是中國歷史上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見證。 昭通位于云南省東北部，地處云、貴、川三省結合部，東側與貴州省毗鄰，西側與北側緊鄰四川省。歷史上，昭通曾是云南通向四川貴州兩省的重要門戶，也是中原文化進入云南的重要通道，素有"鎖鑰南滇，咽喉西蜀"之稱。自西漢建元六年至唐天寶年間，昭通以"朱提"冠名，或為縣治，或為都治，或為健為南部、鍵為屬國都劇治所，前后達800余年，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昭通先后發掘了魯甸縣馬廠新石器時代遺址，昭陽區酒淮營盤村戰園西漢土坑墓群、張灘壩戰國西漢土坑蔓群、大關縣岔河崖墓群，昭陽區象鼻嶺蜜草群等古代遺址，這些考古發掘出土了許多珍貴文物，對研究云南、昭通的歷史，甚至在中國考古學上都有重要意義。 【漢孟孝琚碑】此碑是東漢時孟璇"字孝琚"的墓碑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0一年】九月在昭通縣東鄉白泥井附近楊家沖子馬姓舍旁梁堆前出土，移置城中風池書院，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月】建亭保護，將碑嵌在亭中壁間。出土時上截已缺，現存高1.4米，寬1米，邊文直行隸屬二百六十字，碑側浮雕龍虎，惜不全。正面小腳完整刻有龜蛇。立碑的年代可能是東漢桓帝年【公元157年】，碑文敘述孟璇的曾祖和他的父親都在四川做官，璇少時隨父在川受《韓詩》兼通《孝經》，與間郡和氏通婚。碑的形制文辭書法也都是東漢同行的格式和風尚。它反映了南中大姓和漢族之間的關系。為研究西南古代民族史珍貴的實物資料。 爨氏的統治爨氏本為中原移民，并通過通婚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夷化"，成為南中的豪族和實際統治者。公元339年，霍、孟二氏火并而同歸于盡，南中大姓僅存爨氏一家。隨著東晉伐滅巴蜀李氏繼而偏安江左無所作為，爨琛"遂王蠻夷"。此后，雖歷經西晉、南北朝，中原王朝"遙授刺史"實行名義上的統治，官職任由爨氏自己任命。從西晉咸和八年（公元333年）爨彪、爨琛任交州刺史起，直至唐天寶蒙詔滅爨，爨氏父子世襲相傳，實際統治云南達400多年。但爨氏十數代中，始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多民族的團結，從未出現過割據稱王或改元稱號的現象。兩爨碑中，按其太守和刺史的官職身份不同，對碑主爨寶子和爨龍顏分別采用了"府君"和"使君"的稱呼，這與當時中原地區的官制稱謂是相吻合的。 【爨寶子碑】《爨寶子碑》全稱《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墓碑》，此碑刻于東晉太亨四年，即義熙元年（公元40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南70里揚旗田，后移至武侯祠，現存曲靖市第一中學“爨碑亭”內，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碑高190厘米，寬71厘米。爨寶子（380-403），建寧同樂（今云南陸良）人，年僅23歲。19歲時即“弱冠稱仁”，就任建寧（今云南曲靖）太守。時值爨氏統治南中的強盛時期。 【爨龍顏碑】爨龍顏碑全稱為《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　《爨龍顏碑》始建于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距今近1600年。與爨寶子碑相比，此碑較大，高3.88米，寬1.46米，字數亦多，除碑陰題名外，僅碑陽即存文900余字，故稱“大爨”而稱《爨寶子碑》為“小爨。二爨是現存晉宋間云南最有價值的碑刻之一， 1961年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漢夷交融中原漢族移民帶來的先進生產方式以及先進文化在云南逐漸普及，漢文化的影響日漸深重，但云南人在接受了中原先進文化之時，也保留著自己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甚至還影響了當時上流社會的一些習俗。《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而云南現代一些彝族火把節時攤戲驅疫的面具，竟然是孟獲、諸葛亮和關羽。漢夷之間的文化互動，交融而和諧。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就已經出現修筑高墳、立碑刻銘的習俗。隨著漢族移民的南遷，這種習俗也帶到了云南。東漢以后，地表有巨大封土堆的磚石墓逐漸在云南主要交通干道周邊出現，因形如糧垛，被當地人稱為"梁堆"。"梁堆"的主人，以漢族移民中的豪強為主。"梁堆"是云南喪葬習俗受外來文化影響后發生巨大變遷的重要標志。從"梁堆"出土的漢式器物，如壺、尊、洗、搖錢樹、印章等看來，墓主人的生活與四川乃至中原封建地主階級的生活已無所區別。從東漢至初唐，云南雖偏隅一角，但文化脈絡的發展在滯后之中卻依然與內地息息相通。 東晉霍承嗣墓壁畫霍承嗣墓于1963年春在昭通縣城西北后海子中寨發現。1965年冬拆遷至縣城原孔廟內，建室保護。從已有的實物資料看，晉代壁畫墓，在云南是首次出土；像這座具有確切紀年和地志的東晉壁畫墓室，國內亦屬少見。 霍承嗣墓 霍承嗣墓位于今昭通市昭陽區西北20千米處之北海子中寨。1963年當地農民燒磚取土時被發現。1965年，墓室被整體遷建于昭陽區城內今昭通市第三中學校園內。壁畫繪于東西南北四壁，壁畫所繪，既有神的世界，也有人間生活；既有蓮花、超度亡靈的參毗儀式，也有四方神等道教神靈，還有土著文化中靈魂不死觀念的反映。可以說，整個壁畫就是一幅宗教畫。這也說明，在這個云南文化的轉型期內，南中大姓所秉承的漢文化并非其全貌，外來移民、大姓、夷帥、土著間的文化互滲形成了"儒學"、"巫鬼"共存、漢夷并重的特征。壁畫中還有反映墓主人霍承嗣生前生活情況以及死后升入天國的景象。霍承嗣墓西壁壁畫所繪之三排人物像，即為死者生前統屬的部曲形象。壁畫所繪的人物，穿著的服飾均清晰可見，他們身著披氈、額前發髻突出如角，與近代涼山彝族地區的"擦爾瓦"和"天菩薩"相同。由此可知，霍氏大姓統屬的"夷漢部曲"中有今昭通地區的彝族先民，壁畫為研究三國至兩晉時期云南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霍承嗣墓八行題記】 在墓主人坐像的右上方有八行墨書銘記：寧二州諸軍事建寧越嵩興古三00守南夷校尉交寧二州刺史成都縣侯霍使君之像君諱口字承嗣卒是荊州南郡枝江牧六十六歲薨先葬蜀郡以太元十00二月五日改葬朱提越渡余魂來歸墓八行題記共計九十一個字，告訴我們墓主人姓霍字承嗣，曾官居東晉建寧、越舊、興古三郡太守，南夷校尉，交、寧二刺史，使持節都督江南交、寧二州諸軍事，進封成都縣侯，卒時任荊州南郡枝江牧，享年六十六歲。霍承嗣去世以后先葬在蜀郡（成都），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改葬朱提越渡（昭通后海子）。從最后一句"余魂來歸墓"中可以看出，該墓屬于招魂葬。 該墓壁用石條鑲砌，平面呈正方形，頂為覆斗狀。墓石頂棚與四壁上繪制了豐富的彩色壁畫，并分別題有隸、楷、行三體的款識多處。四周的壁畫，又分上下兩層，中間有帶形圖案為界，下層圖畫內容，多反映現實；上層多屬神話。 搖錢樹 作為殉葬品，搖錢樹常見于漢晉時期的磚石墓中，因葉片上鑄有各種錢幣圖案（主要是五銖、新莽錢）故被成為"搖錢樹"。樹崇拜多源于上古建木神話，古人相信它是交通天神的渠道。作為冥器在墓中出現，隱含了希望死者藉以升仙的祝福，樹枝上的錢幣除夸示富貴外，亦有賄神之用。 昭通桂家院子出土的東漢時期搖錢樹底坐、樹桿及錢幣殘片。 結語 由于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漢文化的普及程度在地區之間仍有很大差異。曲靖、昭通等受南中大姓直接統治的地區，漢文化發展水平較高，甚至形成了漢夷聯姻的"百世遑耶"。但在比較邊遠的山區，漢文化很難在被群山分割得支離破碎的小壩子間普及，很多少數民族仍然保持著其固有的生活方式，滇人創造的青銅時代的輝煌因漢文化的南傳落幕了，在主要城市和交通干道上的人們已經邁入了更先進的鐵器時代，但在遠離城市的地區，地方民族的傳統文化仍然根深蒂固的保留并發展著，甚至形成了在歷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少數民族地方勢力，如哀牢和鉤町。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在不均衡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持。歷史前行，隨著唐朝的崛起，中央王朝對邊疆的統治又開始加強，盛極一時的南中大姓也逐漸走向衰落，到唐朝中葉，隨著南詔政權的崛起，云南又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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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博物館參觀紀實（一）

菜鳥